公正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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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較系統、具體地論述了現代意義上的公正觀,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同時,的公正觀中存在著重整體而輕個人、或過于理想化、或過于注重實用等局限。的公正思想對中國社會具有積極和消極雙重影響。

【關鍵詞】;公正觀;評價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國的現實狀況,曾經對公正問題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觀。的公正思想,已成為思想體系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曾經對中國社會以及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認真梳理有關公正問題的思想,總結其中的得失,對于確立中國現代

的公正觀有重大的啟發意義。

一、貢獻:六個方面的內容

比較具體的論述了現代意義上公正的基本內容,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1、主張人民應當具有基本的權利。在看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由此必然得出進一步的結論,即:應當尊重和保護人民群眾的基本權利,“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

人民的基本權利包含廣泛的內容,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首先,生存權是最為基礎的。“一個人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應該都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這就是生存權。”其次是勞動權。“一個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氣有力的時候,除開他自己發懶不做工可以讓他餓死不算數外,在理都應該把工給他們做,工人就有種要求做工的權利。”[3]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權利。如,人民群眾應當擁有“人權,”政治權利,“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應當擁有“休息權,……教育權、老病保養權”等等。4另外,還特別看重勞動者參與管理的權利。他指出,勞動者應當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2、主張一個國家應當具有獨立、自主、平等的權利。從鴉片戰爭直至1949年,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遭受著外國侵略者的剝削和壓迫。“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后的新變化的又一個方面,就是把一個封建的中國變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的血跡斑斑的圖畫。”因此,對于國家主權與獨立問題是極為重視和敏感的,認為當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我們中華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國主義的束縛與壓迫。……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就要打碎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為爭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與平等而奮斗”。建國后,隨著國際交往活動的增多,特別強調平等、互惠互利。他指出:“國家不應該分大小。我們反對大國有特別的權利,因為這樣就把大國和小國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國高一級,小國低一級,這是帝國主義的理論。……既然說平等,大國就不應該損害小國,不應該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不應該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

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力主性別平等,婦女解放。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生活極為悲慘,正如指出的,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權、族權、神權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經濟上,婦女沒有財產所有權和繼承權;政治上,不準婦女參政議政;生活上,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必須遵循“三從四德”的規矩。指出,“這種歧視,是社會的歧視,而不是兩性間的問題;這種壓迫,是社會的壓迫,也不是兩性間的問題”;“婦女要同男子一樣,有自由,有平等”;“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要發動婦女參加勞動,必須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他還進一步指出,婦女解放應當同現實的社會改造結合起來,“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地聯系著的,婦女解放運動應成為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離開了社會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時,沒有婦女運動,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們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

4、主張代際之間的公正。在傳統社會中,個人的發展往往受到資歷的限制,而資歷往往又同年齡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齡老齡便是某種“等級”特權,因此年長者對于年輕者的發展往往起著一定的抑制作用。“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會的苦太大了”;“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較多的,他們往往壓抑青年人的進步活動”。[11]這既不利于人力資源的開發,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十分重視代際之間的公正問題,對代際關系進行了全新的詮釋,認為青年是社會的新鮮血液,是世界的未來:“有兩種人:一種是老資格,……一種是新生力量,這是年輕的人。這兩種人中間哪一種人更有希望呢?……當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不要將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點”,因此,對于年輕人應當予以重視,鼓勵其迅速成長。

5、注重大眾教育。對高等教育不夠重視,甚至輕視,這是其思想中的一個缺陷。但同時也應看到,對于大眾教育十分看重,他認為,“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無類,孟子的民貴君輕,……談中國教育史,應當提到他們。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側面說來,幾千年來的教育,確是剝削階級手中的工具,而社會主義教育乃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工具”。[13]出于民眾化的的立場,對于帶特權色彩的教育很敏感、很警惕。建國之初就提出:“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的大眾教育思想有兩個特征:一是廣泛性。1960年對于中國人的文化程度有一個基本的估計,認為占人口10%的“地主、富農、城市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國有文化的主要是這一部分人。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識字的,就是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富裕中農。百分之八十的人過去都是文盲”。[15]顯然,這種狀況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必須予以解決。另一個特征則是實用性。非常重視教育的內容和方式能夠同實際勞動結合起來,使教育一開始就具有實用的價值,以滿足現實的迫切需要。他指出,“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農村應當制定“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農民的學習技術,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由青年團負責一同管起來。技術夜校的教員,可以就地選拔,并且要提倡邊教邊學”。、反對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特有的時代條件,使得中國社會存在著有損于公正原則的兩極分化和平均主義這樣兩種比較典型的現象,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17]其一,擔心中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例如,在農

業合作化問題上,認為,“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間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的擔心不無道理,但解決問題的藥方顯然是開錯了。例如,他認為防止農村中出現兩極分化的途徑在于“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其二,對絕對平均主義進行了深入批判。從紅軍時代直至六七十年代,經常批判絕對平均主義;建國以后,對于各種“共產風”的批評也是絡繹不絕,其中,1959年他在《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指出:“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由上可見,對于公正問題的見解不僅比較全面,而且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同傳統的公正觀截然不同。

二、局限:三個方面的表現

在理論淵源上,的公正思想深受馬克思主義、五四精神、中國古代大同思想以及傳統平均主義觀念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和五四精神使的公正思想具有現代意蘊,而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傳統平均主義觀念等因素則使的公正思想包含了一種向類似于“等貴賤、均貧富”公正觀回歸的傾向。現代意義上的公正觀是建立在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只有現代化進程和

市場經濟才能孕育出現代的公正觀。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其一,現代化進程使得由近代啟蒙思想家倡導的平等、自由、社會合作等基本理念為社會成員普遍認同并得以進一步豐富,使之內化為社會機體的基本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例如,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是民主化,民主化的進程促使平等和自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平等和自由

的理念正是在民主化進程的推動下滲入全社會的。民主化強調公民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決策,強調個體人“公民意識”的重要性,強調在社會生活中爭取一個公民所應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權利。其二,市場經濟使得競爭、理性選擇、機會平等以及公正對待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重要準則。這些,毫無疑問地有助于平等、自由的基本理念以及相關的具體公正規則在民眾層面被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從而有效地植根于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顯然,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的現實依據。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國比較落后的社會土壤里形成的,而且,又努力要讓自己的觀念適應于中國社會的現狀。于是便出現了這樣的情形:一方面,中國某些落后的觀念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于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特定的具體狀況也不可避免地

成為影響公正思想具體演變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變數,從而對的公正思想產生了有害的影響。具體地說,的公正思想中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局限:

1、重整體而輕個人。也經常談到要兼顧好國家、集體和個人這三個方面的利益,認為這幾個方面的關系如若處理不當就會對大局造成不利的影響,但他所理解的“兼顧”并非平均顧及。事實上,是將重心放到了整體的一方,即重整體而輕個人:其一,在整體和個人關系的順序上,始終強調整體第一。“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二,強調個人對整體的服從。“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其三,限制個人的需求。注意到,如果個人的需求“過強”,勢必會與整體利益產生抵觸,所以,把個人的需求嚴格限制在基本的、能夠維持正常生存的層次。他認為,不能像蘇聯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由上我們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市場經濟的現實依據,因而在的公正思想中個體缺乏獨立的地位,只是作為整體的依附物而存在。在這里,的階級觀點有著重要的影響,過于重視階級利益,對于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然也就會看輕。思考問題的邏輯是,社會(國家)主體主要表現為階級的狀況,而階級狀況又決定著集體的狀況,然后,集體再決定個人。這是一種單向的決定,而不是雙向的互動。在這樣的輕重程度依次遞減的邏輯線索上,顯然,人的“個體”意義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應的,個人的能力、個人的獨特要求、個人的多個層次的需求也就沒有多大的意義了。顯然,的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是以偏概全,這與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理念是有很大差距的。

2、理想成份與現實成份的混合。在的公正思想當中,既有理想的甚至是激進的理想成份,也有非常現實的成份,這兩者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只能說是一個兩極分明的混合體。而且,從這一極到另外一極的跳躍性很強,跨越度很大,有時甚至缺乏最起碼的必要過渡。這是公正思想的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施拉姆的見解不無道理

:“當形勢變得異常嚴峻時,……他在避免感情用事的問題上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然而,一旦形勢好轉,如象1962年秋,毛就立即一反小心謹慎的理智態度,轉而再一次使他的烏托邦幻想任意馳騁,并為實現這一空想制定了非常激進的政策。”

公正思想中的理想成份就其基本的時代屬性而言,顯然是屬于平均主義的范疇,盡管有時在其表現形式上同現代意義上的公正原則有些相似。有時,在民眾平等權利方面很激進,走得似乎很遠,最為典型的事例恐怕便是對于“四大”的鐘愛。他認為:“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我們找到了這個形式,適合現在這個群眾斗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斗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后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事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這種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

再如,有時很喜歡“大民主”的作法。他認為:“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當對于社會重大的現實任務進行了錯誤的判斷并試圖實現某種空想的目標的時候,這種帶有理想色彩的“大民主”的社會行為必然具有巨大的破壞意義。如在“”和“”運動中,的平均主義理念相對來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也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也有很現實的方面,尤其是當面臨許多壓力或困難時更是如此。對于“資產階級法權”的態度頗能說明其現實的一面。認為:“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

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關系,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入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

對于農村政策的看法也說明了其現實的一面。50年代,有人提出農民的收入比工人低、農村政策“左”了,針對這種看法指出:“工人收入一般比農民多,但是他們生產的價值比農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農民多。農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農民自己努力發展生產。”

3、公正的現代色彩日漸消退。應當承認,在那里,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理念與原則的根基并不深厚,其發育還不能夠說是充分的。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理念與原則本應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對于現實社會具有特有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于現代公正的理解帶有明顯的實用性,往往是為現實任務服務的,過于服從現實需要。他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有關民主教育談話的批評就說明了這一點。當時,認為諸如民主、自由、權利等等都應為抗戰服務,談話的錯誤在于:“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與有利于文化、科學的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干涉。”

既然認為公正原則應當為現實工作中心任務服務,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又認為中心工作應以“以階級斗爭為綱”,因此公正的內容就應當從屬于這項任務。這樣一來,的公正理念與原則的現代色彩也就難免日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義色彩在逐漸地加重。對于一些正確的公正原則,開始產生疑慮,認為“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三、評價:復雜的雙重影響

毫無疑問,的公正思想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留下了許多值得后人借鑒的經驗和教訓。這種影響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個方面。公正思想的積極方面主要體現在:有關人民基本權利的思想推動了中國人民反對封建剝削與壓迫的進程;關于國家平等的思想激勵著中國人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捍衛民族尊嚴的斗爭;有關性別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想在中國的實踐獲得成功,這不僅是真正人道主義的體現,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現實社會中的實現,同時也是對中國人力資源的巨大開發;大眾教育思想促進了大眾教育的發展,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并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發展、為中國整個教育事業的協調發展奠定了比較踏實的基礎;有關代際平等的思想對于解除中國幾千年來青年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壓抑,對于鼓勵年輕的人才脫穎而出,對于提升社會的活力,均有積極的影響;有關反對兩極分化的思想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如何建立一個發達而健康的社會、對于確立以人為本位的社會發展宗旨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有關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不僅為當時中國社會避免陷入徹底的平均主義劃定了最后的底線,也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清除平均主義的痼疾提供了依據和有價值的借鑒等。對于公正思想的積極意義,就連一些外國學者也看到了。美國的研究專家R·特里爾認為,在的領導下,“新中國比舊中國有更多的社會平等”,主要表現在“按勞取酬———身份,或擁有土地和資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國的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徹底貧困和死于身無分文的人極少。并且,進步的基本手段———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數人才支付得起得了”。

當然,也不能無視公正思想中的不足。這些不足的形成是受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的影響,但同時這些不足也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得政治運動的不斷升級有了某種理論依據,兩者相互促生,不斷升溫,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就理論本身而論,的公正思想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教訓。其中可能最為重要的教訓是,現代公正理論應當建立在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否則,就難免否認個體人的存在,否認個體人對于整個社會的價值。而一旦否認了個體人的意義,那么,現代意義上的平等、自由、社會合作等等也就無從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