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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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某些西方學者在思想的研究中，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偽裝的民粹主義。本文概括出這種觀點得以提出的四個主要依據，即所謂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論、所謂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與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關于革命道路上對農民革命的偏愛和所謂對落后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賞，并逐一對它們進行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正文】

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維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思想保證。同時，思想作為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日益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但是由于觀點和方法的偏差，有些學者對思想有種種曲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曲解就是認為思想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因素，并有斷言，正是這種民粹主義因素在某些方面左右著中國革命的進程。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論著《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說：“民粹觀念的沖動曾是革命時代的主義的特點。”（［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167頁）同時他又認為，在革命勝利后，民粹主義還存在于思想中并影響社會的進程。因此他斷言：“不僅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偽裝下民粹主義者而且民粹主義思想和要求還深刻地影響了他修改和運用馬克思的方法。”（同上書，第51頁）有些日本學者也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俄國民粹主義者”，象“群眾路線這個后來由定型化的革命觀和人生觀念，可以從俄國民粹主義中找到它的背景”，“在思想背景下有俄國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作為他終生不變的思想上的潛流在持續不斷地流動著。”（《日本學者視野中的》第26-30頁）

這個觀點涉及一個根本的原則問題，即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運用和發展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扭曲或變形、甚至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本身相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出現在俄國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其一系列觀點的形成和演變始終反映出小生產者的目光短淺、互相隔絕，對自己單獨經營的田園生活方式的依戀心理，它充其量是一種狹隘的、落后的社會主義思潮，是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哲學上，民粹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地把適合“人類天性”的社會理想等主觀意識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在歷史主體問題上，民粹主義斷言英雄創造歷史，而視群眾為“群氓”；在歷史進程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和歷史作用，主張在小生產基礎上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革命力量問題上，民粹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而斷言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只要喚起農民、發展農民“村社”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但是，民粹主義并不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正如列寧所說的，它只是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對民粹主義的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做了大量的工作進行批判，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掃除了障礙。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根據之一，是所謂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梅斯納說，“強調覺悟在創造歷史和革命方面的作用，這反映出主義長期存在的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傾向”。（［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55頁）他說：“主義者認為‘主觀能夠創造客觀是首要的信念’”，（同上書，第337頁）“對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而且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們的思想和他們從事革命的意愿。”（同上書，第55頁）

我們先來看看，思想究竟有沒有把精神性的意識、意志和覺悟看作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曾清楚指出，“感覺和思想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哲學批注集》第145頁）“世界是物質的，不是精神的。物質決定精神，不是精神決定物質。”（同上書，第296頁）“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選集》第1卷第384頁）“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同上書，第302頁）

當然，思想并不是一種機械唯物主義，在堅持物質因素的首要作用的前提下，思想的確具有重視精神、意識、覺悟作用的特點。例如1936年在總結戰爭的經驗教訓時就說過：“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于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他又說過，“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同上書，第182頁）還從哲學理論的角度指出：“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同上書，第326頁）

這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關于物質的作用和精神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齊觀的。思想將物質的作用看作本原性的、第一性的作用，而精神的作用、甚至決定作用是在一定的具體條件下、就一定意義上講的。如果堅持了物質決定作用就不能肯定精神的巨大作用，那就貶低了人的主體價值和作用，最終必然陷入宿命論。假如強調精神、意識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作用就是民粹主義因素的話，那么恩格斯的“贏得戰爭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槍自己是不會動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強有力的手來使用它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頁；第16卷第211頁）的論述也是民粹主義的了。

毋庸諱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的某些階段，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的確犯過某種主觀主義、唯意志論的錯誤，但是我們認為，這些錯誤并不是民粹主義潛流的顯現，而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的挫折和偏差，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復雜的社會原因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挖掘。然而從根本上說，思想關于歷史發展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展開。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二是所謂它對職業專長的敵視，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極不信任態度和對群眾特別是農民自發意識的推崇。（［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48頁）梅斯納說十分欣賞農民天生的“智慧”而很不信任城市知識分子所帶來的知識。（同上書，第192頁）永野英身把與巴枯寧作類比，斷定是個民粹主義者而不是馬列主義者。他說，說的“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與巴枯寧的“農民是不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是一致的，甚至他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與巴枯寧說的“只有人民自發的行動，才能創造人民的自由”是相似的，（《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思想》第30頁）的群眾路線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路線。

我們認為，這些觀點中存在著很多誤解。長期以來，我們黨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極為重視的。早在抗戰時期就指出：“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選集》第2卷第618頁）“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同上書，第620頁）因此，提出，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加強革命知識分子隊伍的建設。之后還指出：“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選集》第5卷第227頁）“為了建成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必須有自己的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同上書，第462頁）“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龐大的技術隊伍和理論隊伍，社會主義是不能建成的。我們要……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同上書，第472頁）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就是群眾史觀。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選集》第3卷第103頁）并確立了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與巴枯寧推崇人民自發意識的思想相反，在肯定人民歷史創造作用的同時，思想也強調教育群眾的重要性，克服群眾行動的自發性，增強其自覺性。說，“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為解放自己而斗爭”。（《選集》第4卷第1322頁）

事實上，思想與民粹主義的本質區別在這里特別突出。民粹主義否認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它認為創造歷史的是“個別杰出人物即‘英雄’；群眾、‘群氓’、人民、階級是盲目地跟著英雄走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2-13頁）而思想堅持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認為，“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并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選集》第4卷第1260頁）

對于誰是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西方一些學者認為特別推崇農民階級而完全不重視城市工人階級，從而把思想與民粹主義扯上關系。然而實際上，及其戰友始終把無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基本骨干力量，革命的領導者和生力軍。說：“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選集》第1卷第298頁）“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選集》第4卷第1479頁）雖然中國無產階級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例如人數較少（和農民比較），年齡較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和資產階級比較），然而他們終究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同時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他們雖然是一個最有覺悟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但是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選集》第2卷第645頁）而作為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和中農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動力的重要部分。“貧農和中農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才能得到解放；而無產階級也只有和貧農、中農結成堅固的聯盟，才能領導革命到達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同上書，643-644頁）這與列寧的工農聯盟觀點是完全一致的。列寧曾深刻指出：無產階級要弄真正成為“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在推翻剝削者的斗爭中作為他們的領袖來出現和行動”，就必須“把農村群眾團結在城市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周圍”。（《列寧全集》第31卷第132頁）而且，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即使如此，思想也并不回避農民的弱點和缺點。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選集》第4卷第1477頁）才能走向社會主義。顯然這是與民粹主義的農民是本能的社會主義者和天然的革命者觀點大相徑庭的。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三是所謂思想對農民革命道路的偏愛。梅斯納認為，領導農民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思想的民粹主義觀念，它與俄國民粹主義的“到民間去”，通過發展農民“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觀點是一致的。

的確，馬克思等對農民“革命”的局限性曾進行過科學而深刻的分析，但他們是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進行分析的。由于中國革命在對象、性質、內容上有著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特點，因而照搬馬克思等的結論顯然是愚蠢的，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原則。正是在對中國革命發展階級進行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基礎上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乃是農民革命”的。

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廣大農民正是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的直接對象，因此中國農民革命必定是對封建制度的致命打擊。誠然一般來說，農民革命本身并不代表先進的生產方式，但是，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其自身的軟弱性而不能完成本應由它來進行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而農民革命在得到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無產階級的領導的特殊情況下，農民革命完全可能成為一種解放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進步的民主革命。并且，中國農民革命由于所處的時代及革命的內容，它也完全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

民粹主義則相反，它是在俄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的條件下，企圖用農民落后的生產方式來抗拒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所以它所倡導的“農民革命”不僅不是革命的而且是保守的，因為這種“革命”是在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

可見，思想關于農民革命的理論與民粹主義的“到民間去”、通過農民“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思想的這個理論正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大貢獻。

關于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克思、列寧曾認為革命一般是通過城市武裝起義然后以城市為中心推及農村的道路進行的。而中國革命則是從農村入手，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這到底是不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的理論呢？是不是民粹主義“到民間去”，用農民“村社”抵抗城市資本主義觀念的表現呢？

列寧指出：馬克思是嚴格根據他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一切前提確定無產階級策略的基本任務的。只有客觀地考慮某個社會中一切階級相互關系的全部總和，因而也考慮該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考慮該社會和其他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成為先進階級制定正確策略的依據。思想關于革命具體道路的理論正是依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在對中國國情科學分析和對革命經驗教訓的科學總結基礎上提出的。

指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占據著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愿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斗，那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不僅指出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必要性，而且還分析了這條革命道路在中國的可能性。他說，第一，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使一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選集》第1卷第49頁）。第二，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只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就能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就能獲得戰勝一切敵人的人力物力等各種力量，從而形成強大的革命戰爭態勢。第三，中國是一個富有農民革命戰爭傳統的國家，歷來農民戰爭都是首先在農村開始和發展，最后奪取城市，這就為民主革命提供很好的經驗。第四，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從而可以使農民具有嶄新的內容即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同時，中國共產黨選擇這條道路決不是以農民革命對抗城市經濟的發展，相反，它正是為了驅逐外敵壓制，清除封建桎梏，為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開辟道路。例如解放戰爭時期就再三強調保護好城市民族工商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事件的回顧》上卷第7頁）可見，這與民粹主義的以農民“村社”抵抗城市近代經濟的發展是根本不同的。

認為思想中存在民粹主義因素的依據之四是所謂它對落后的優越性的浪漫主義贊美。在1958年4月曾說過：“除了個別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梅斯納認為，“從‘一窮二白’這一論點中的含義看，它是一個與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思想中心論點有驚人相似的概念，即設想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不會有那種已經扼殺了西方先進國家革命精神的歷史‘過分成熟’和道德墮落之弊病，因而比其他國家更有革命的潛力。正如俄國民粹主義聲稱的，工業化前的俄國比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更接近社會主義，因為它們比較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同樣宣稱中國革命有一窮二白的特殊優點并看到工業化前的中國正在開辟通往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之路。”（［美］莫里斯·梅斯納：《的中國及其發展》第238頁）

的確談到過“一窮二白”的特點，即窮則思變，激勵人民革命，但是這與民粹主義沉湎于落后的優越性情感有原則的區別。并不認為貧窮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更近，相反他認為，工業化是建成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建國后，提出，我們“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著作選讀》下卷第849頁）“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國家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根本上建成了。”（《選集》第5卷第462頁）一貫認為革命就是為了改變貧窮落后。他說“一窮二白”的優點是窮則思變，努力朝著富裕方向前進，他絕對不是在提倡窮則安逸，這里體現的是對貧窮的辯證理解，它與窮則沒有希望的悲觀思想是相對立的。從事實看。建國以后，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致力于經濟建設，努力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雖然其中也有曲折和挫折，但是其思想一直未變，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的理論結晶，而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偽裝下的民粹主義。誠然，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革命的實踐中曾犯有一定的錯誤，走過曲折的道路，但這只能說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工程。西方有些學者喜歡用或其他人在某種特定場合、針對某個特定問題的某些話來猜測他們思想中具有什么“潛流”，并把中國革命與這種“潛流”主觀地掛起鉤來，而不研究他們一貫的基本的思想特征。這種做法——如果不從學者們意識形態方面的虛假性和片面性講——也許很新奇，但并不全面；也許很獨特，但并不客觀。科學的研究必須以嚴肅的態度面對對象，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