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概論:與《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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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個什么人？如果讓人們選擇，大概很多人會在“秦始皇”這個名字下打鉤。但尼克松可能不這么想。1972年2月，為準備中美關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據說，尼克松早早就作了很充分的準備。作為這個世界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他建議，與的會談最好是富有哲學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2月21日他們見面的時候，一開口就自稱是“土匪”！并開門見山地提出了“臺灣問題”。給裝滿了一肚子“哲學”的尼克松來了個措手不及。自己怎么會被這個“造反派”“玩”了一把？尼克松到了可能也沒有想到，或許是他的外交部資料庫里，少了一件中國“國寶”？而在此之前，據的圖書管理員回憶，1972年2月1日，正好點名要看《水滸》……。?

究竟從《水滸》得到了什么啟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們已經知道，他直到死，一直把這本書放在自己的身邊。而且在離開這個世界前，發動了一場以它為中心的世界最大規模的“書評活動”。?

在這場批評活動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難道政權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嗎？……?

半部《水滸》打天下?

在的讀書評語中，《水滸》是一部政治小說。?

的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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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讀《水滸》記載，出自自己的自述。在1936年，他同美國記者斯諾說：?

“我讀過經書，可是并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

中關于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岳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游記》等。那是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禁書，并把他們說成是邪書。我經常在學校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我）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可以背出來，而且反復討論過許多次。關于這些故事，我們比村里的老人們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而且經常和我們互相講述。（《一九三六年同斯諾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他還說：“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里讀的。”在他主持新民學會期間，還曾建議同學會友讀一讀《水滸》。（同上，第73─74頁）?

在從事農民運動時，書籍奇缺，但他仍不放過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戰利品”的機會尋找這本書。據的機要秘書黃鳳友回憶，在長征路上，有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萬事不作，仍然是急著要找一本《水滸》：“……我們進駐了一個地主莊園。戰士們高興地聚在一起，用歌聲驅趕著整日行軍的疲勞。這時走了過來，只見他環顧一下院子四周，把警衛員叫到跟前說：‘小鬼，這家人看來蠻富有，你四處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滸》來，我想用用。’”結果，那個戰士給他找來一個大水壺，令此事在紅軍中傳為笑談。（載《機要秘書的回憶》，《黨史文匯》1986年第3期）在這方面，與有同好的，是。?

在“大革命”高潮中，說農民的“造反有理”，因為這是“逼出來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亂子鬧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此外，還經常引用《水滸》典故和人物，處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紅軍游擊隊里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的人稱為“李逵式的官長”。1939年7月在陜北公學做題為《三個法寶》的演講時稱：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是“沒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給斯大林祝壽的時候，還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極簡單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這種“中國的具體實際”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經典，在以后的“”中，再次被運用發揮到極至。?

同時，他還以《水滸》的經驗、教訓與他的革命相參照。1939年12月，就這樣評價農民起義：“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頁）?

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更是系統地總結《水滸》，他說：“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餉是沒有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滸》里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的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但也有毛病，他們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整風，那個盧俊義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梁山。因為他不是自愿的，后來還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國后還頗有感觸，說：革命家是怎樣造就出來的呢？他們不是開始就成為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員，我是被逼迫這樣的。反動派殺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滸》的故事歸納成一句話：“每個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轉引自《哲學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58頁）?

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水滸》對于來說，第一是啟蒙的“基本讀物”；第二是征戰的“經常伴侶”；第三是革命的“實用指南”，它宣揚的“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思想，可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據；它記述的“逼上梁山”的情節，形象地解釋了其道路選擇的原因；它主張“劫富濟貧”的思想，可作為動員人民，指導革命的綱領；它傳授的歷代農民造反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作為革命的借鑒。?

不僅如此，在他的個人生活中，《水滸》還是一個決不含糊的“媒介”。據《賀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記載，在井岡山寒冷的冬夜，與秘書賀子珍海闊天空的議論中，《水滸》就是一個話題。盡管作為一個女人，賀子珍不喜歡《紅樓夢》令有點遺憾，但她和一樣，也很喜歡《水滸》。（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賀子珍之后，受到的關注，直接原因也是因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滸》故事《打漁殺家》。看后，給延安平劇院的編導們寫了那封熱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治國經緯賴《水滸》?

中共建國以后，在中南海豐澤園的書房里、臥室的書柜里一直放有幾本不同版本的《水滸》。據逄先知記載，1964年8月，在北戴河的時候，還要過《金圣嘆批改水滸傳》。到了70年代，他們先后又送過12種不同版本的《水滸》。依照當時登記的順序，這12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是：?

《金圣嘆批改水滸傳》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影印，1─24冊?

《水滸傳》順治丁酉冬刻本，1─20冊?

《全像繪圖評注水滸全傳》上海掃葉山房1924年版，1─12冊?

《五才子水滸傳》上海同文書局版，1─16冊?

《水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冊?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冊?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上海中華書局1966年版，1─20冊?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華書局1975年影印，1─8冊?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冊?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華書局1975年影印，1─32冊?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冊?

《水滸全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冊?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滸》，后來一直放在他的書房里。其中李贄作序的《明容與堂刻水滸傳》（線裝大字本1─20冊）和金圣嘆評點過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是使用頻率最高的版本。1975年8月，他發動“評水滸”運動之后，還指名要看“李本”。?

與戰爭年代一樣，建國以后的需要《水滸》，同樣因為它能夠為他的“內部整合”、“反修防修”和“繼續革命”提供經驗。?

譬如，從《水滸》學到了要警惕“腐敗”，以及如何處理共產黨隊伍中的“山頭主義”的問題。據薄一波回憶：?

“我就聽過同志介紹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占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后匯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兵。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但是統帥得好。他從這里引伸出我們領導革命也要從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回憶片斷》，《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1955年10月，在七屆六中全會上，談到犯錯誤的干部時，說：“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準許他繼續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選集》第5卷，第207頁）?

在的晚年，《水滸》更是他意欲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維拐杖。在事件、逝世等“重大歷史事件”前后，《水滸》都是他不可缺少的朋友。在談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個話題時，再次談到了“三打祝家莊”：?

“《水滸傳》上的祝家莊，兩次都打不進去，第三次打進去了，因為搞了木馬計。有一批人假裝合作打宋江，祝家莊便歡迎得很，……革命沒有內部變化是不行的。中國的三打祝家莊，外國的新木馬計，都是這樣。單單采取合法斗爭這一形式就不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一打、二打，為什么打不進去，《水滸傳》的作者寫得非常好，寫得完全符合事實。我們對敵人如此，敵人對我們也是如此。”（《與文藝傳統》，第161─162頁）?

──這些，都是自居“造反者”繼承人，從他的先輩那里吸取教訓的“鐵證”。?

但是，論證并沒有完結，因為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反證”：不僅喜歡看《水滸》，談《水滸》，而且同時也喜歡看《三國》、《紅樓》、《孫子兵法》，借用其經驗和文學形象進行比喻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更何況，一部優秀文學作品，各階層的讀者均有，喜愛者未必都是“造反者”。?

敏銳的讀者在上文的敘述中或許也找到了反證：當時，和每打下一座地主莊園就要找書看，說明《水滸》不僅造反的農民領袖愛看，革命的“對象”也愛看。那個小警衛員只知“水壺”，不知《水滸》，說明貧窮人家的孩子能讀到《水滸》的并不多。?

的確，僅僅從傳播和收藏來看，并不能說明的本質。?

《水滸》傳播的各種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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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學史研究資料，我們知道，民間流傳的“水滸”最早的小說藍本是《大宋宣和遺事》。從這個“藍本”到明洪武初年初具今日規模的“羅本”（羅貫中的一百回本），前后歷經二百五十年。明代嘉靖時，郭武定（武定侯，郭勛）“重刻其書”，形成了后來人們所說的“郭本”。由于“郭本”刪去了“羅本”各卷之首的“致語”，加之此后一段時間民間“村學究”五花八門的抄本大亂于世，不僅對原本有所“損益”，而且附會了不少“赭豹之文”、“畫蛇之足”，所以，為了正本清源，汪道昆決定再次“重刻”（元·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卷首，明萬歷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閣補修本），形成人們今日所說“汪本”。而且事情也遠沒有到此為止，明代萬歷三十八年，李贄又按照“汪本”重刻《水滸》，在原書名前冠以“忠義”的稱號，形成“李本”；萬歷四十五年楊定見在繼承李卓吾版本的基礎上，又把“羅本”的一百回加以擴充，奠定了今日一百二十回版本的基礎；到了清代，金圣嘆號稱是得了“東都施耐庵”的原本，又把一百二十回腰斬成了七十回本。而且有清一代，只流行這個版本，其他的版本幾至湮沒。（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1929年6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

《水滸》為什么能獲得如此傳播效應？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書的本身，認為它內容“精彩”，所以廣為傳播，而忽略了《水滸》實際上是在傳播中，在獲得民間和文化界的廣泛參與之后，才變得“精彩”起來的。后來人很少注意到，皇帝的“上有所好”，富商大賈們的大力支持，在一個大眾傳播手段還很落后的時代，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推動。?

關于這方面的記載，筆者只看到三條文字：?

第一，是“天都外臣”汪道昆的記載。他在現今保存的《水滸》最早版本──明萬歷十七年原刻《序言》中透露，水滸故事的流行，最早是出于“太平皇帝”的嗜好。他說：“小說之興，始于宋仁宗。于時天下小康，邊釁未動。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樂部，纂取野記，按以歌詞，與私戲優工，相雜而奏。是后盛行，通于朝野。蓋雖不經，亦太平樂事，含哺擊壤之遺也。其書無慮數百十家，而《水滸傳》稱為行中第一。”?

第二，是侯會的考證。經過對郭勛的身世考訂，侯會說：“郭勛是明嘉靖朝的勛戚大僚，他世襲武定侯，后來又爬上公爵高位。在當時的公卿士夫間，他口碑不佳，被視為政治投機的老手。但同時又有‘好文’之名，是有名的藝術贊助人。郭勛府中刊刻的文藝作品，除《忠義水滸傳》外，尚有《三國志通俗演義》、《英烈傳》及散曲選集《雍熙樂府》，都是紙墨精良、校讎精審的書籍精品；當時即有‘武定善本’之號。可以肯定，郭勛斥資精印大部頭的文藝作品，當然不是為市井讀者提供娛情悅目的通俗讀物；恐怕正是用以迎合士大夫們的一時之好，借以獲取‘好文多藝’的令名……”（《水滸源流新證》，華文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

他注意到《水滸》價格實際上決定著這本書的讀者群和擴散面的問題。那么，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什么樣的人，才買得起這樣的書呢？沒有直接的資料可以佐證，但有相關的材料可以提供參照：?

現藏日本內閣文庫的明刊《封神演義》封面上，標有“每部定價紋銀二兩”字樣。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明代米價表載，萬歷時平均米價為每石七錢二分七，即一部小說的價格可買米兩石多。而明代的教授學正，每月俸祿不過支米二石五斗，典史月俸不過三石。（李時人《明刊朱鼎臣西游釋厄傳考》，原載《明清小說論叢》第三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這就是說，在明萬歷年間，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的價格，相當于一位學正或典史──也就是我們現在“教育部長”和“中央文史館館長”的月薪。?

第三，燕南尚生的自述。這位晚清光緒三十四年《水滸傳》新刻本的主持人說：“仆自初知人世，即喜觀《水滸傳》之戲劇，取其雄武也。八九齡時，喜觀《水滸傳》，取其公正也。……數年以來，積成批評若干條，不揣冒昧，擬以質諸同好。格于金融者又數年，今乃借同志之宏力以刷印之。適值予備立憲研究自治之時，即以貢獻于新機甫動之中國。”?

──由此觀之，推動《水滸》傳播的重要力量，不論是帝室王家，還是勛戚大僚，抑或是早期抱民主立憲理想“下海經商”者，都是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人物。⊙關于《水滸》的“誨盜說”?

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歷史上的帝王、統治階級和文人雅士都是喜歡《水滸》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請看：?

明崇禎十五年六月嚴禁《滸傳》的命令：“……著地方官設法清察本內，嚴禁《滸傳》，勒石清地，俱如議飭行”；“大張榜示，凡坊間家藏《滸傳》并原板，盡令速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為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

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風俗》的命令：“滿洲習俗純樸，忠義稟乎天性，原不識所謂書籍。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識漢文之人，通曉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為惡。……似此穢惡之書，非惟無益；而滿洲等習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于滿洲舊習，所關甚重，不可不嚴行禁止。……俱著查核嚴禁，將現有者查出燒毀，再交提督從嚴查禁，將原板盡行燒毀。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是問。”（《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二百六十三。）?

在這些禁令中，咸豐皇帝的《靖奸宄》令提供了家鄉湖南湘潭的一些背景：?

“……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皆以四川峨眉山會首萬云龍為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為甚。并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版盡行銷毀。”（《大清文宗顯皇帝圣訓》卷九十。）?

曾經當過曾國藩的幕僚，后任江蘇、福建巡撫的丁日昌說：“《水滸》、《西廂》等書，……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由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以致盜案奸情，紛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里，近來兵戈浩劫，未始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丁日昌《撫吳公牘》卷一《札飭禁毀淫詞小說》）????曾國藩的部將胡林翼也說：“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撫鄂督書牘。致嚴渭春方伯》，同治六年刊本）?

那個被清順治皇帝殺頭，并在《水滸》傳播事業中發揮過最大作用的金圣嘆，也認為明代以來的各種《水滸》有“誨盜”之嫌，他尤其批評李贄等把《水滸》冠以“忠義”之名：?

“其書曰《水滸》，惡之至，進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義者，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圣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

正因為如此，他要“腰斬”一百二十回《水滸》，把一百零八人被“招安”改為被“斬盡殺絕”，并以“天下太平”四字作結。他所欣賞的，只是《水滸》的文學成就而已。?

──既然從階級趣味和審美意象都不能解釋《水滸》傳播的奧秘，那么，什么是解開這個歷史之謎的鑰匙呢？?

細心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上述資料的論列，已經揭示出某種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水滸》的走紅，絕對有一些歷史的機緣。?其一，為上述汪道昆所說，是出于太平盛世的藝術和消閑需要。而這種需要，是以市民社會的崛起和對消閑文化的需求為基礎的。這類需要的特點，從當時流傳的“楊志賣刀”、“武松打虎”、“宋江殺惜”、“智取生辰綱”等劇目與故事的性質，也可看出端倪：或敘述王孫遺孤、忠烈后代（柴進為周世宗柴榮后代；關勝為關羽苗裔；楊志為楊令公重孫）的遭遇故事；或搜集民間英雄歷險奇聞；或申訴貪官污吏的橫暴；或表現“小人物”的命運無常──基本是在不妨害基本政治制度和統治階級利益的范圍內運行的。?

其二，《水滸》的成書在“異族統治”的元代，它的出版和大規模刊刻，則是在有明一代，這個朝代，正是一個靠農民起義建立的朝代。而當明室衰微，新的農民起義再次威脅政權時，當清朝異族統治感覺到《水滸》對聚集漢族民間能量的作用時，他們都毫無例外地采取了“封殺”的措施。產生于明末清初的“金本”，正是適應這種需要出籠的。然而也正是靠了這一“腰斬”，《水滸》得以在有清一代“傳薪不絕”。?

其三，前面提到的侯會所言，是出于勛戚大僚們掙錢和“博雅”的雙重需要。由于其故事獲得了一定的社會市場，于是推動了它的傳播；又由于它的傳播，更提高了它作為文學的內在品質；由于其文學品質的增強，更加劇了人們為掙錢而傳播的動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水滸》有三大歷史價值。與這三大歷史價值相對應的，是三類讀者和傳播者：?

第一類：為藝術或消遣的讀者和傳播者；第二類：為金錢和名聲的讀者和傳播者；第三類：為道統和政治的讀者和傳播者。?

關于《水滸》的“載道說”?

上面說的是把《水滸》作為藝術品和掙錢、博名寶庫的情況。那么，把《水滸》作為“載道”工具的情況又如何呢。綜而觀之，它們的觀點大致有如下兩大類：?

其一，把《水滸》看作一部在變態社會中，傳續儒家“道統”的著作。?

其二，把《水滸》看作是一部伸揚“民族大義”和“民權主義”的宣言。?

其具體言論略展如下：?

（1）“載儒道”說?

這種觀點的代表者，有明代的汪道昆、張鳳翼、余象斗、大滌余人等。其貫穿的核心，是儒家“禮失求諸野”的思想。?

他們把《水滸》比作孔子的《春秋》、莊子的《盜跖》、司馬遷的《史記》，認為它是一部變態社會條件下，寄托作者關于中華文明傳統價值“道統”的作品。它的主角雖然被視為一群“盜寇”，但與那些“竊國大盜”相比，他們卻是真正的“忠義”之士。汪道昆在萬歷十七年重刻的《〈水滸傳〉序》中贊譽水滸人物說：他們“既蒿目君側之奸”，又能“審華夷之變”；“雖掠金帛，而不擄子女；惟翦婪墨，而不伐良善。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他說：“有世思者，固以正訓，亦以權教。如國醫然，但能起疾，即烏喙亦可，無須參苓也”。此說顯然認為《水滸》是一種治“亂世”的“權宜”教范。作者寫此書，好比醫生治病，不一定要用貴重的補品。?

余象斗在《水滸志傳評林》中則說，先儒把“盡心”叫做“忠”，“心制事宜”叫做“義”，他認為，“盡心為國”才是“忠”，“事宜在民”才是“義”。水滸人物在宋代末年，貪官橫行、乾綱不振、國失其度、下民咨咨的世道中，能夠鋤強扶弱，削富濟貧，伸冤解囚，可謂“桓文仗義，并軌君子”的事業。他說，如果《春秋》是“史外傳心”的重要經典的話，那么《水滸》則是“紀外敘事”的重要作品。（見明萬歷二十二年雙峰堂刻本）?

大滌余人在明末重刻的《水滸傳》卷首文字《刻〈忠義水滸傳〉緣起》中說：“自忠義之說不明，而人文俱亂矣。……識者有憂之。”“故欲世知忠孝節義之事，當由童而習之。”他認為，《水滸》就是生于“亂世”，當“正史不能攝下流”的時候，用“稗說”來“醒通國”的一種深思熟慮的作品。說作者“用俗以易俗，反經為正經”的方法，用心在于“化血氣為德性，轉鄙俚為菁華”。（見明末芥子園刻本）?

──這派觀點的特點，在于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的道統，是獨立于皇權和國家而存在的。它可以在上、在朝，也可以在下、在野：“治世”在上、在朝，“亂世”在下、在野。所以，《水滸》是可以與《春秋》、《史記》比擬的經典作品。?

（2）載“民族、民權大義”說?

持這一派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贄、袁無涯、清代的燕南尚生、陳忱，以及嚴復、夏曾佑、俞萬春、梁啟超、王鐘麒等大批文化名流。他們認為，《水滸》是三大“劫難”──國家傾覆于胡元、社會糜爛于貪腐、人民淪陷于牛馬所催生的作品。它不僅寄托了作者的哀慟、知識分子的良心，甚至展示了人民的理想，是一部蘊含了反抗異族統治，光復漢室，伸漢人的人權、建立人民政權愿望的作品。?

李贄在《忠義水滸傳》敘中說：“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圣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當“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致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幣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之時，“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茍安，則稱滅方臘以泄其憤。”?

他還認為，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率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并非一種愚忠，而是“忠義之烈也”。他認為，當國者如果讀了《水滸》，“則忠義……皆在于君側”；賢宰相如果讀了《水滸》，“則忠義……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如果讀了《水滸》，“則忠義……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見《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首，明萬歷三十八年容與堂刻本。）?

據《興化縣續志·施耐庵傳》的作者李恭簡說，施耐庵是元朝至順辛未年間的進士，曾與同鄉、元末起義首領張士誠相識。張自立為“吳王”后，曾造訪施耐庵家，請他出山，但被謝絕。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也多次下詔書請他任職，他也“堅辭不赴”。?

那么，施耐庵究竟是在什么情況和心情下寫作了《水滸》的呢？據《施耐庵墓志》的作者王道生說：?

“耐庵……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公歿于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其門人羅貫中（說）……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即《水滸》。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于羅貫中者為尤多。”?

一位“佚名”作者所作《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說：?

“莊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國之人心，死于羅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教之義，日奉其性命財產，以獻于羅馬之教。中國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學家（與明學有別），死守尊皇之義，日奉其性命財產，以獻于胡元之君主。斯時之民，冥冥沈沈，殺之剮之不知痛，犬之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筆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國得一人焉，以沙爾十二之傳記，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祿特爾。吾于中國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傳記，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

更重要的是，這位“佚名”作者還說道：“相傳其書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語，躍躍然如見焉。”──這是筆者看到的記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應該是十分珍貴的文學史料！?

“佚名”作者認為：“天氤地氳，思想乃發。”中國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國圣哲”，但又“自無不合，則公理為之”，施耐庵就是一個明證。他說，《水滸》借李逵之口，說出：“晁蓋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說出：“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闡發中國古代“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思想，是中國的“民約論”。所以，耐庵可比盧梭；《水滸》有民權之思想。????他認為，“元亡于《水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元末人民大起義的著名頭領：韓林兒、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都是“《水滸》之產兒”，“而朱元璋尤其著者耳。不數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產出無量劫無量數之英雄，而朱元璋為魁。”?

他的結論是：“世以耐庵為誨盜，金圣嘆氏又從而回護之。余以為不必回護也。耐庵固誨盜，抑知盜固當誨耶？盜而不誨，則……擾亂治平，為天下害。盜而受誨，則必為漢高祖之盜，為朱元璋之盜，為亞歷山大之盜，肅清天下。”（原載《新世界小說社報》第八期，據1959年10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近代文論選》轉錄。）?

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也說：“施耐庵之著《水滸》，實具有二種主義。”其一“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沈之禍，……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其二，“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叛宋而自立，豈得謂之忠乎？不忠矣，豈得謂之義乎？雖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據亂之時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時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豈得謂之忠乎？”（據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轉錄）?

王鐘麒在《中國三大小說家論贊》中說：“施氏少負異才，自少迄老，未獲一伸其志。痛社會之黑暗，而政府之專橫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構成此書。……其人類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復大仇，犯大難，獨行其志無所于悔。生民以來，未有以百八人組織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滸傳》。使耐庵而生于歐、美也，則其人之著作，當與柏拉圖、巴枯寧、托爾斯泰、迭蓋司諸氏相抗衡。觀其平等級，均財產，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其復仇怨，賊污吏，則虛無黨之小說也；其一切組織，無不完備，則政治小說也。”（同上）?

對《水滸》的定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水滸》的評論，似乎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好一個“雜”字了得！?

這顯然是由于《水滸》這部書的成書特點引起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水滸》，是一部集宋、元、明、清四代民間傳說與文人手筆，集體創作而成的文學作品。?

首先，在故事構成上，它具有多樣性的來源。根據歷代文人雅士的考證，它是借山東宋江36人起義的外殼，實際綜合了有宋一代上下一百多年發生在陜西、山西、河北、山東、淮南、洞庭湖的農民起義故事。正因為它有這樣的復雜來源，所以才有我們后來看到的書中明顯的地理知識錯誤、體例矛盾、故事銜接失榫和人物形象分裂的問題。但也正因為它有這樣豐富的來源，它成了凝聚中國古代造反經驗的寶庫。?

其次，在觀念賦予上，它反映了歷代參與創作者的不同需要。而這些人有皇帝的“御筆”，也有民間的著作家，儒、道、佛、俠，百家參雜，但主要是該時代的知識分子。正因為有這樣復雜的源流，幾百年來，圍繞《水滸》的評論，才會那樣地精彩紛呈，人言言殊。?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論人們的分歧有多大，《水滸》作為一部為“造反者”樹碑立傳的文學巨著，這個定位是沒有疑義的。不論是官方的“誨盜說”，金圣嘆的“禁盜說”，以及李贄為代表的眾多聞人的“載道”說，不過是人們根據自己看問題的立場，對同一事物的不同價值判斷罷了。敏銳的讀者或許已經發現，古代的所謂“衛道”與“誨盜”，在今天的“唯物史觀”看來，恰好是“反動”與“進步”，“誨盜說”與“載道說”都對，因為他們心中的“道”和“盜”，正好是相反的。?

因此，看究竟自我定位于什么，只要看他屬于《水滸》的哪一類讀者。而看他屬于哪一類讀者，只要看他心中的“道”是什么。?

事實證明，也和皇帝一樣看戲、看電影，但他看了《清宮秘史》不是感嘆帝王生活的不幸，而是認為它在宣揚“賣國主義”；他看了《逼上梁山》并沒有發出貴族們通常用以“博雅”的對于百姓的同情，而是看到“被顛倒的歷史被顛倒過來”。他也和胡適們一樣喜讀金圣嘆，但他讀到的并非文學的精彩與精致，而是歷史的“不真實”。同樣，他不喜歡“羅本”并不是因為它狗尾續貂、拼湊嫁接的技法不純，而是因為它與施耐庵繼承的司馬遷的傳統不同，他具有“帝王正統思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投降了又去打方臘，是繼承了“宋儒傳統”。?

顯然，并不是“為藝術和消閑”而欣賞《水滸》的，也不是“為金錢和名聲”而傳播《水滸》的，他是第三類讀者──為道統和政治而需要《水滸》。他在這本書里滿眼看到的是經驗財富，是自我的得力辯護；即使對后人刪訂的批判，也不離原創的大旨。這個大旨便也是心中的“大道”──逼上梁山、造反有理、替天行道、劫富濟貧。?

如果晚清的那位“佚名”作家活到現代，他一定會將自己的判斷改為：“朱元璋，一《水滸》之產兒也；而尤其著者耳。”但他或許不會知道，成也《水滸》，敗也《水滸》。筆者以后還要談到，正是他的這個自我定位，釀成了他個人晚年的特殊心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