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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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的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從來就沒有，將來也不可能與馬克思主義完全斬斷聯系。在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依然在迅猛發展，成為近年來西方學術中最具活力的推動力量之一。

198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我國得到了全面的譯介。其譯介和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為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盧卡契、布洛赫，布萊希特、薩特、麥舍雷、戈德曼、安德森、伊格爾頓、弗洛姆、馬爾庫塞、阿爾都塞、本雅明、阿多諾、霍克海默得到了大量介紹和翻譯，中國學術界對這些名字已耳熟能詳。1990年代中期以來到近年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對詹姆遜、哈貝馬斯等人的翻譯研究和現代性、后現論的討論探索。詹姆遜常來中國，其所思所想恰如風行水上，所到之處激起層層漣漪（對他的介紹和翻譯1980年代就一開始，但真正大量的譯介和研究仍在1990年代）；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其后崛起的斯皮瓦克的理論創見則引發國內學人對后殖民理論的持久的關注；威廉姆斯、斯圖亞特.霍爾、理查德.霍加特和湯普森等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后來居上，連帶引起國內對葛蘭西“霸權（領導權）”理論的“再”發現；而批判理論的幾位不可遺漏的法國理論家鮑德里亞、福柯、布爾迪厄等曾經的或半截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國內引起了跨學科研究的熱情；哈貝馬斯則獨占鰲頭，相關譯事與研究均保持了持久的熱度；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所表現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向又引起學界驚異的注視，特別是兩位巨擘先后訪問中國，引發了一輪新的思考與討論。

與國內情形的低迷截然不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則在許多學校堂皇占據經院的高位，風頭一直強健。1980年代以來出版了大量的相關著作。如馬丁•杰的《辨證的想象》以及沃爾夫•威格紹斯的《法蘭克福學派》全面梳理了批判理論發展的歷史線索。尤金.倫的《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弗蘭克.莫萊蒂的《被當作奇跡的符號》對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文化進行過細致探討；還有一些概述性的著作，如戴維•海爾德的《批判理論導論》、茲奧坦•塔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學者們所寫的批判理論家的傳記，如蘇珊•貝克莫斯對瓦爾特•本雅明的介紹，丹尼爾•波斯頓對恩里克•弗洛姆的介紹，道格拉斯•凱爾納對赫伯特•馬爾庫塞的介紹，阿帕德•卡達肯對喬治•盧卡契的介紹，吉林•羅斯對西奧多•阿多諾的介紹等等。但是，這些著作都存在著共同的缺陷，沒有著重分析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理論，也缺乏對其理論傳統中的相互關聯性的探究。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社會文化理論中的未來前景。西方原有的工業化勞動的舊的世界體制讓位與服務部門，讓位于中心——邊緣式的雇傭模式以及種種新的身份形式，這些身份形式不再圍繞工作、階級和社團建構起來的，它們包括身體、性別、種族、時尚、圖像甚至亞文化等。安吉拉.默克羅比指出，“在過去的幾年中，文化研究發生了相當富于戲劇性的變化，因為現代性問題與后現代性問題代替了更為熟悉的意識形態概念和霸權概念，而這些概念從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把文化分析牢固地植根在阿爾杜塞和葛蘭西所界定的馬克思主義領域里。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遠遠超越了媒體和研究的范疇。它們無所不在……不管是好是壞，是受歡迎還是受批判，這些名詞充分體現了文化知識分子和藝術工作者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對世界的體驗和理解方式所發生的深刻變化。”這樣，后現代主義內部生長起一種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就是順理成章的。歐內斯特.拉克勞的《對我們時代的新的革命的沉思》（1991）安吉拉.默克羅比的《后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研究》（1994）還有美國的“中國專家”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的研究《后革命氛圍》（1999）都可以算作是后馬克思主義時代的新批判理論。

另外作為后馬克思主義時代的批評家，費斯克和托尼.本尼特則都關注后現代消費時代的大眾文學與大眾文化。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傳播學教授費斯克（JohnFiske）寫下了《理解大眾文化》、《解讀電視》、《解讀大眾》、《傳播研究導論》、《澳洲神話》、《電視文化》等著作，受霍爾等英國文化研究、葛蘭西霸權理論和福柯影響，發展出一套“權力——抵抗——快感”的文化平民主義。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社會和文學理論教授托尼.本尼特，著有《形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1979）、《邦德和邦德之外》（1987，與珍妮特.烏勒克特合著），是一位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后）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

值得注意的是，堅持法蘭克福學派思想的新一代批判理論家逐漸浮現出來。如德克薩斯大學批判理論網站就對批判理論重新進行了代際劃分。他們不再執著于對法蘭克福學派內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細致區分，而將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弗洛姆和哈貝馬斯列為老一代批判理論家，而將美英等英語世界的批判理論家本.阿格、斯蒂文.貝斯特、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芬.布隆納列為新一代批判理論家或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當然，還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論家。如理查德.沃林、馬克•波斯特等人。理查德.沃林作為當代著名社會理論家和法蘭克福學派重要的美國傳人,在批判理論界享有相當聲譽，美國加州大學批判理論研究所所長馬克•波斯特則以將批判理論與當代媒介革命結合起來而蜚聲我國學界。

批判理論（criticaltheory）或批判的社會理論（criticalsocialtheory）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狹義的批判理論是指法蘭克福的社會理論；而廣義的批判理論則包括：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研究等。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背景，具有理論批判的基本品格。

在西方，作為一種特殊的思維規范與學科建制的社會學理論，已經逐漸讓位于社會理論。這就是所謂從“社會學的”到“社會的”的轉型。作為一種跨學科的規劃，社會理論影響并包含了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眾多學者的獨立活動。福科、德里達、法蘭克福學派、法國女性主義深刻地啟發了這些學者的學術思想，而這些理論的綜合則“代表了當代知識生活的最令人激動的進展”。相比之下，專門化了的社會學理論越來越受到學科框架的限制。

20世紀許多引領潮流的歐洲理論視角，如新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等，都擁有不少相同的理論前提，都具有反思現代性的特點，正是基于這些相同的假設，人們才能夠將它們綜合為“批判的社會理論”。

對于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質疑是各種批判理論的核心而持久的特點。啟蒙時代以來，實證主義的傾向逐漸在社會學中占統治地位。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就明確認為，社會學應該成為一門“社會物理學”，它像自然科學描述“自然規律”一樣描述所謂“社會法則”（sociallaw）。在批判理論看來，這種觀點把“社會現實”凍結為“本體論的冰塊”，把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sexism）以及對于自然的統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與必然的。馬克思則嘗試通過他所說的“意識形態批判”對于這些關于“社會本質”的表征進行“解凍”。馬克思以后一些最重要的批判理論的發展都吸收了20世紀后期來自文學與文化理論的洞見（尤其是法國的“后理論”），使得原先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評發展成為對于整個意識形態話語的批判分析——從大眾媒介到教育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化門類。

馬克思作為批判的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地位始終沒有動搖。他用以洞穿“法定的”社會世界的靜態表征的核心術語是歷史性（historicity），即社會模式的歷史流動性。社會的歷史性意味著過去的與現在的社會模式是可以通過受壓迫階級或階層的協調一致的政治行動與社會努力來加以改變的，不存在像“自然法則”一樣不可改變的“社會法則”。而且愛因斯坦與海森堡以后的后實證主義的自然科學哲學也證明，即使自然科學也不能不是一種哲學的建構，研究世界就不能不改變世界。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建基其上的自然科學模式并不是天經地義的，“批判的社會理論牢固地建立在后實證主義關于科學是一種徹底的歷史的、哲學的、政治的活動這樣一種觀點上”。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批判的社會理論必然放棄客觀性。馬克思就是一個既客觀地、又批判地描述世界的社會分析家。

無疑，批判的社會理論稟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否定的傳統，批判實證主義的形而上學歷史觀，把歷史描述為可能性的領域。歷史雖然受過去與現在的制約，但不受過去與現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礎是人民對于歷史性的意識，而對于歷史性的意識即對于統治的非永恒性的意識。當然在一些學者看來，馬克思主義自身也存在一些實證主義因素。

總之，這里有一道閃爍著創造性的思想輝光的精神長廊，這里有一批密切關注著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探索者。這里先介紹下面幾位。

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

理查德.沃林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現代歐洲思想史教授。西馬批判理論家。著有《存在的政治》（1990），《文化批評的觀念》（1992）、《本雅明：救贖的美學》（1996，第二版）。通過這些著作，理查德•沃林確立并鞏固了他作為當代著名社會理論家和法蘭克福學派重要的美國傳人的權威地位。在其代表性的論著《文化批評的觀念》中，沃林審視了當代思想界四個主要流派，即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新實用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文化批評觀。他試圖揭示這些理論在什么地方發展了現論和價值的重要批評方法，在什么地方它們的貢獻退居自由主義、啟蒙運動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之后。沃林的立場是新馬克思主義的，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哈貝馬斯的影響。他尋求通過與其它理論的磨合建立更加強有力的現代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地位。他反對將法蘭克福學派解讀為一種統一的運動，指出該學派不同人物實際上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概念，而且在整體上，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對理性本質的看法懷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對阿多諾、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所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僅僅表現出把理性與支配結合起來的態度（在此種情況下）的一個側面。沃林指出，在30年代末，為了回應每況愈下的政治形式和正在崛起的實證主義，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發起了一次“理性主義的轉折”，從而在西方理性主義中找到了重要的批評源泉。沃林同意阿多諾的藝術具有重要的認知和烏托邦功能的觀點，但他認為阿多諾將美學體驗降低為實用主義功能，因此對藝術的看法帶有過分的傾向性。沃林同時對阿多諾理論中的精英特性進行了批評，認為藝術不僅應該對哲學家和批評家有意義，而且還應該為形形色色的受眾敞開大門。在此，沃林將阿多諾的現代主義框架拋在腦后，而傾向于認同一種后現代觀點，以尋求藝術與日常生活和大眾更深的交融。但沃林也注意到這一立場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有可能在將藝術融于當代生活中時，完全喪失其潛在的對現存社會的批判作用。所以，他認為阿多諾的“否定美學”對于當代文化的理想的發展，仍是一個有效的安全閥。

本.阿格（BenAgger）

本.阿格，德克薩斯大學阿林頓校區社會學系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理論中心主任，著有《享樂資本主義：一個意義批判理論》1989，《話語的衰落：后現代資本主義里的閱讀、寫作和抵抗》1990，《統治的話語：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后現代主義》1992，《公共社會學：從社會事實到文學行動》2000，《自我與網絡社會》2002等著作。

批判理論、后結構主義理論和后現代主義理論是哲學、美學理論、文學批評和女性研究領域的研究者最為熟悉的知識傳統。今天，相當多的美國社會學家開始通過數量豐富的論著表現出他們對這三種理論學派的純熟運用，文學闡釋中也對之頻繁應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后結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法國女性主義和文化研究的闡釋性著作充斥人文類的書店。德里達本身實際上已成為一種學科。

批判理論、后結構主義及后現代主義對人文學科的疆域提出了挑戰，包括它與其它人文科學的差別以及它對解決智慧性問題的方法論的嚴重依賴。這三種理論視角通過使得傳統學科的邊界變得模糊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人文科學和文化研究。它們通過解構主觀的學科差異對學科間性（interdisciplinarity）都有所貢獻。德里達關于閱讀的策略強調了試圖將自己與其它版本、作者及學科的浸染性影響隔絕的作品的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他指出所有文本都被其它文本扭曲到名副其實的學科間性的程度。

本.阿格還提出，要劃分建樹型后現代主義者和批判性的后現代主義者。前者支持以意識形態為目的的哲學，是肯定論的后現代主義者，后者則以對現代性的強烈批判為特點。

馬克•波斯特（MarkPoster）

馬克•波斯特，美國加州大學厄灣校區歷史學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批判理論研究所所長。著有《福柯、馬克思與歷史》、《批判理論與后結構主義》、《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時代》等，編譯著作有鮑德里亞《生產之鏡》、《鮑德里亞文選》、《政治理論與當代文化》等。受到馬克思“生產方式”概念的啟發，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的概念。表明電子媒介及其所產生的影響正日益成為我們社會關注的中心問題：“在把馬克思的‘生產方式’與我的‘信息方式’相提并論時，我有幾個方面的意思。首先，我想通過這一概念表明，在當今的社會，尤其是在美國和其他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符號的文化交流日益居于中心，日益成為社會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甚至成為生產過程本身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今天，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已經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彼此怎樣地變換符號。”

波斯特還深入批判了那種將賽伯空間并入現有的民主形式的主張。他認為，在賽伯空間中，身體與精神的關系、主體與機器以及新的時空適用域的關系已經改變，這暗示了互聯網中的政治不會只是作為舊的統治方式的增補，而是標志這新的權力關系將在電子社會中建立起來。波斯特發問，進入了數字時代的賽伯空間，人們還能繼續保持先前植根與地域的種族身份？他認為，有了互聯網，就可能出現一種全新的全球政治。那么因特網是什么？它不是笛卡兒所謂的“廣延物體”，而與以往的任何形式都不相同。

馬克.波斯特還在他的《網絡民主：互聯網與公共空間》一文中發表了一通榔頭與德國的高論，蠻有意思：因特網與其說是一種東西，毋寧說它更像一個社會空間，因此它的作用與其說是榔頭意義上的，毋寧說是德國意義上的。德國對于其國內人民的作用是讓他們成為德國人（至少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如此）；盡管海德格爾的追隨者和其他一些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榔頭的作用并不是使人們成為榔頭，而是要把金屬的釘子敲進木頭里去。只要我們把因特網看作是一把榔頭，我們就無法將它的方式認為是德國意義上的。問題是在現代性的宏大敘事中，因特網是一種高效率的傳播工具，現代的觀點傾向于把因特網貶低為一把榔頭。

斯蒂文.貝斯特（SteveBest）

斯蒂文.貝斯特，哲學博士，德克薩斯大學埃爾帕索校區人文科學與哲學教授。西方“后”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貝斯特與凱爾納這兩年在國內風頭正健，他們合寫的兩部重要著作《后現論：批判的質疑》（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和《后現代轉向》（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都在國內正式出版，產生了較大的反響。貝斯特認為過去的數十年，無論在理論、藝術和科學中都發生了一個后現代轉向，它主要是一種范式的轉變，如有些人所認為的，是從現代到后現代的劃時代轉變。生活中各個方面的巨大動蕩與變化使許多人認為，我們已經跨越了現代時期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后現代時期。①這些觀點激起了過去20多年中關于后現代問題的爭論（參看貝斯特SteveBest、凱爾納DouglasKellner的著作，1991），引發了現代與后現代擁護者之間的理論論爭。由于各種文化、技術、經驗的新形態及經濟、政治、社會的驚人變化，使得當代社會與它之前的生活形態出現了明顯的斷裂，從而帶來了現代時期的終結。在文化領域，最近的十幾年中出現了對現代主義的否棄，同時各類藝術中的后現代主義遍及從電影到新興多媒體的各個美學領域。此外，后現代主義的理論也波及學術界的各個領域，對包括科學在內的眾多領域中的知識傳統提出了挑戰并且已經改變了它。

我們把這種表現在社會生活、藝術、科學、哲學中的巨大變化稱為“后現代轉向”理論。在這本書中我們提出，我們已經進入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一個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現代轉向包括在廣泛領域中從現代到后現論的轉變及向一個新范式的趨動，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觀察和闡釋世界。后現代轉向還包括后現代政治的出現，后現代特征的新形態及文化、技術的新結構。特別是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即我們已跨越現代主義，進入一個新的（后的）帶來挑戰、危機與可能的歷史空間。

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Kellner）

道格拉斯.凱爾納，哲學博士，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哲學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凱爾納的《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的錯位》和《波德里亞：一個新麥克盧漢？》兩篇文章。前者探討了批判理論的兩個重鎮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聯系與區別，凱爾納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英國文化研究傾向于極度藐視或丑化法蘭克福學派所提出的大眾文化批評。[1]法蘭克福學派一直被譏諷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責為忽視了對文化研究方法和事業的關注。這的確是一種令人遺憾的誤解。因為在凱爾納看來，盡管兩派在研究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仍然有許多推動兩派之間對話的共同之處。同樣，這兩派之間的差別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產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實際上，兩派某種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雙方的接位能夠產生新的視角，并將有利于推動一種新的朝氣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對立，而是相互補充的，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凱爾納還對當代批判理論的“最先進的媒介和社會理論家，一直被推崇為新的麥克盧漢”的波德里亞進行了論述。波德里亞的新后現代社會理論認為：媒介、模擬以及被他叫做“賽博閃電戰”的東西構成了一個新的經驗領域、新的歷史階段和新的社會類型，我們必須對此作出理論上的反應。凱爾納認為，我們已經跨進新世紀，進入到一個嶄新的文化時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計算機技術正產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需要一種文化研究，來分析當前全球化文化產業中政治經濟因素、新媒介技術、產品的大量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大眾消費方式。凱爾納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對于當前的文化和社會形勢分析尤為重要，因為該流派聚焦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技術、文化產業和經濟形式之間的相互滲透的研究。既然當前的時代受到新媒介和計算機技術的強烈影響，所以，我們需要發現或找到某些新的視角來研究技術、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這種滲透。凱爾納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不是對立的、沖突的，而是有共同基礎，可以相互溝通的并互補的。二者為我們提供的研究資料能夠批判地分析和改變我們當前的社會形勢，來發展一種新的，不同于以往批判理論的具有實踐性的社會批評理論和文化研究。

斯蒂芬.布隆納（StephenBronner）

斯蒂芬.布隆納，魯特格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著有《批判理論及其理論家》，作者寫作這本書的目標不是要提供該理論的詳盡發展史，而是力圖重建批判理論的激進目標，評估其當前合法性中的不足。作者采用了批判理論中“解放的迫切性”這一核心術語來審視批判理論自身。作者認為，批判理論不是一個體系，也不能被簡約為一個排斥他者的封閉系統。可能正是基于此點，批判理論傳統中的重要學者們均采用了一種特殊的文體表達方式。這種文體，因其內在的未完成性，而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邏輯形式，具有反系統和自我反思的特質。《批判理論及其理論家》力求恢復批判理論最初的跨學科性質，因而其討論涉及到哲學、美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等諸領域。從新一代研究批判理論的著作中我們看到，批判理論本身是流動的，它已不再可能歸屬于某個既定學科或思潮，這種學科間性的發展，取決于它能否根據新的現實條件來超越諸種舊的觀念。當然，這并不能證明無須為批判理論提供一個一般的定義或理解（后者只能導致反啟蒙主義）。所以，本書試圖把批判理論界定為在解放觀念鼓舞下的一種理論大集合。

批判理論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消除社會不公的濃重的批判意識。它努力揭示出，在科學貌似中性的表述中，人性被壓抑的狀況，并不少于潛藏在本體論中的。因之，批判理論一直執著于建構知識社會學和“意識形態批判”。但是，它對現存秩序的固有的或內在的批判中也保留了一瓣超越的或烏托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