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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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一度被認為是為社會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受到種種的責難，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馬克思主義也隨之一去不復返了。法國的社會學大家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一書中就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存在于19世紀的思想中，就像魚生存在水中一樣。這就是說，在任何別的地方它都要窒息。

果真如此嗎？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誕生于資本主義社會，它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的深入分析。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馬克思主義就有它的生存意義。正如詹姆遜所指明的，“在我看來，最令人發笑的沒有條理的表述就是，同時聲稱資本主義取得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已經終結。馬克思主義最早對資本主義及其特性與矛盾進行了研究，如果說資本主義現在已經遍布世界，那么，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比以往的意義更大。”（注：阿里夫·德里克：《彈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載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從歷史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意義就在于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就在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馬克思主義論爭的創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問題的能力”（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載《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由于馬克思主義是對于資本主義的科學分析，因而“它具有描述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無限能力”（注：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載《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同時，馬克思在批判當時的資本主義的同時，還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作了相當準確的預見，英國的政治學教授格雷說：“長期以來《共產黨宣言》中似乎與時代最不合拍的東西，現在看起來顯示了其預見性。”（注：約翰·格雷：《徒有其名的勝利》，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特別是，“他寫下了關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敗、壟斷化、技術進步、高雅化的衰落、現代生存的萎靡不振的性質等動人的段落，現代經濟學家們又碰到了這些問題，他們有時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步馬克思的后塵。”（注：約翰·卡西迪：《馬克思的回歸》，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當然由于馬克思本人生活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也基本上成型于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因此，資本主義的一些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地展開。隨著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滲透，資本主義事實上已經或者說正在達到一個新的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開放性，能隨時吸收時代的新內容。因此，本文就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來解讀全球化現象，并對當今全球化表現出的新特點作些初步分析和探討。

一

雖然關于全球化的討論是近年（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才突然增多的，但全球化的趨勢不是現在才有的現象。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的范疇，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工業革命和世界市場的出現而出現的。一般認為全球化的發展從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起，經歷了四個階段，而馬克思本人其實就生活在全球化發展頗為迅猛的第二階段。因此，作為偉大的歷史學家和現實分析家，馬克思當然不會不關心全球化這一問題。

首先，馬克思清晰地把握了當時全球化的特點并對它的發展趨勢作了前瞻性的預測。他清醒地看到，發生在他周圍的現象不同于以往任何歷史上發生的現象。他寫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77頁。）。“它創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十字軍征討的遠征”（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5頁。）。長此以往，結果就將是“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用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

其次，馬克思認識到當時的全球化發展的結果將是資本主義制度推行到整個世界。他寫到：“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日本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認為，這一論述可以原封不動地適用于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經營的作用（注：伊藤誠：《現代世界和〈共產黨宣言〉》，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事實上，當前的全球化與《共產黨宣言》的時代相比，只是在內容上加進一些新的進展，這是因為企業的世界活動性不僅體現在產品市場、原料和資源的購買活動方面，而且進一步擴展到投資、金融和合作關系等方面，尤其在信息技術的沖擊下得到飛速的發展。

馬克思進一步認識到，“對外貿易的擴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進展中，由于這種生產方式的內在的必然性，由于這種生產方式對不斷擴大的市場的需要，它已經變成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產物”（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7頁。）。由此我們來理解目前的全球化，它就是最有競爭力的某些強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壟斷，它們力圖將它們自身的生產方式逐漸擴展到所有國家。美國的歷史學家德魯克（注：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與激進政見》，載《全球化與后殖民批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也承認，對全球化最熱情的宣傳是來自舊的權力中心，尤其是美國。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大師吉登斯更明白無誤地指出，“美國企圖把（它的）憲法條款推及全球”（注：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08頁。）。

再次，馬克思主義認為全球化趨勢首先源于經濟上的必然性，從本質上說，它是資本的無限增殖和擴張本性的外在表現。如他寫道，“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機和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價值”（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頁。）。“利潤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推動力，只有那種在生產上有利潤可得并且有機會提供利潤的東西才會被生產出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因此，當前“全球化的根本驅動力是資本積累的內在沖動”（注：宿景祥：《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9期。）。

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經濟上處于支配地位的大資產階級主導國內外的事務。因此，自然的就是“跨國公司的頭面人物操縱了全球化的進程，并使之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他們還成功地傳達了一種謬誤：全球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這正如美國的財政部長薩默斯一語道明的，“美國公司在每一個領域都確定了世界的標準”（注：袁冬梅、廖進中：《經濟全球化與美國經濟增長》，《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如軟件方面的微軟公司，快餐方面的麥當勞公司等。 

其四，馬克思不但分析了全球化趨勢的實質，而且指出了大資本家在全球推行資本主義制度所運用的手段。他在分析當時資本主義對外殖民的手段時，寫道：“衛克斐爾德的殖民學說，那種在英國有個時候企圖用立法手段來實行的殖民學說，力求在殖民地制造出工資雇傭勞動者來，他把這個叫做‘系統的殖民’”（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在殖民地“有一種激烈的要求，要求比較低廉和比較順從的勞動，要求有一個不是向資本家提出而是從資本家手里接受條件的階級。……在舊文明國中，勞動者雖然是自由的，但按照自然規律，就是從屬于資本家的；在殖民地，這種從屬必須用人為的手段去創造出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在當前，發達國家則通過各種軟硬手段推行它的全球擴張，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事實上，當前世界上大多數熱點都是發達國家制造或推波助瀾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所期望的最終全球化并不是當今的全球化，而是共產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出現。他認為，只有狹義地域性的個人被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無產階級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就像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

二

首先看全球化進程中失業的發展趨勢。馬克思認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一方面，在積累進行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和它的量相比而言，會吸引越來越少的勞動者。另一方面，那種周期按新的構成再生產出來的舊的資本，也會愈益把它以前使用的勞動者排擠出去”（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結果就是失業率的增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

馬克思又認為，“勞動的生產力越是大，勞動者對他們的就業手段所加的壓力就越是大，他們的生活條件就越是不安定，他們就越是沒有把握可以為增加別人的財富，增殖資本的價值，而出賣本人的力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不爭的事實是，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是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的結果。在德國，1996年有600萬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聯邦共和國高級企業顧問羅蘭德·貝格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萬勞動崗位將被消滅。根據奧地利官方機構消息，該國平均每年有1萬個工業勞動崗位被消滅，1997年的失業率為8％，是1994年的2倍。（注：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7頁。）其它發達國家也大致如此，以致一些西方人士驚呼，世界正走向無勞動的社會。

顯然，由于全球化而導致生產效率比經濟效益增長得更快，結果將發生“非就業性增長”，即這種增長并沒有帶來工作崗位的增加（注：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154頁。）；有學者甚至預測，未來世界的模式將遵循“20比80”的公式，80％希望工作的人將沒有勞動崗位而只能“靠喂奶生活”（注：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1～6頁。）。

其次，我們來看看全球化進程中貧困化的趨勢。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積累規律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是資本積累，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但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積累。馬克思借孟德維爾的話問：“在所有權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可以，沒有貧民可就不容易活下去，因為還有誰去勞動呢？”（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目前全球化的發展則印證了馬克思有關兩極分化的論斷。如1978年，一個典型的在大公司工作的總經理獲得的收入約為一個典型工人的60倍；在1995年，他的收入是后者的170倍。股東的收入也是如此。在1979年，公司部門收入的16％是利潤和利息，今天這一數字是21％。可見，“在過去20年里最大的贏家顯然是那些控制了生產資料的人——總經理和大股東”（注：約翰·卡西迪：《馬克思的回歸》，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為什么呢？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日益造成了強資本弱勞工的局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資本跨國流動能力愈來愈強，它不僅能擺脫國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與國家的談判關系中具有更強的討價還價的能力，資本要挾能力的提高迫使國家為了留住資本而降低關稅，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出臺優惠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勞工利益為代價的。據調查，德國股份公司的稅收在全國的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由1960年的9.5％到1998年的3.8％。而工資收入稅所占的比例則由12％上升到28％（注：楊雪冬、王列：《關于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中國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同時，相對于資本實力的增強，勞工作為一種集體力量出現了分散化的跡象，難以組織起來與強大的資本抗衡。由于勞工抗衡資本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還受到移民和發展中國家成本比較低的勞動力的影響，結果導致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的拉大。如1980—1996年間，美國最富裕的5％的家庭在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5.3％上升到20.3％；而最貧困的60％的家庭在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則從34.2％下降到30％。（注：約翰·卡西迪：《馬克思的回歸》，載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當時的調查資料揭示到，“生產效率較大的民族的勞動，就會在世界上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社會國內的剝削正日趨加重。因此，“盡管1973—1995年美國的生產率增長了35％，但社會中層人們的實際平均工資率在最近幾年還是很低，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結果，在美國，反庫茨涅茲“倒U型分配曲線”規律的現象已經初現端倪了。“縮減的中產階級”日漸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門話題（注：卡爾·海因茨·巴奎：《世界經濟結構變化與后果》，載《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其它發達國家也大致如此，結果“甚至在整個工業國家，出現了新的階級——‘有工作的貧民’，即有工作、但工資幾乎與第三世界相差無幾”（注：《明鏡》雜志記者：《渦輪資本主義改變著世界（一）——全球化，世界范圍內圍繞勞動崗位與工資的競爭》，張世鵬、殷敘彝編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

最后，看一下當今世界平均利潤率的變化。根據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規律，平均利潤率有下降的趨勢。但我們顯然發現，全球化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都一般地上升了，這是為什么呢？其實，馬克思對此現象已經分析得很清楚。馬克思曾列舉了幾種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因素：勞動剝削程度的增進、工資被壓低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不變資本要素低廉化、相對的過剩人口、對外貿易和股份資本的增加。馬克思還特別論述了資本的跨國流動所起的作用。

在對外貿易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家“會把他所用的勞動的比重較高的生產力，當作剩余勞動來增殖”（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8頁。）。因此，當前發達國家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將全世界納入自由貿易體系之中，以在交換中獲取超額利潤。至于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因為在殖民地那里，“勞動的剝削本來也較高”，故“那些投在殖民地等處的資本，它們能提供較高的利潤率”（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3、844、691、849～850、675、709、675～676、610、258頁。）。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順其自然地，發達國家就會采取種種手段來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它們在各方面的投資領域。

當前，不言而喻的是，美國的公司在90年代以來勢力大增（注：據1998年10月英國《經濟學家》報道，按股票市值排名，世界最大的15家公司中，美國占了13家，并占據了前7位，而且前兩名為通用電氣公司和微軟公司。）。美國公司之所以能如此顯赫、如此甚囂塵上的原因是什么呢？顯然是與它從全球化中得利分不開的，因為它在海外的收益要遠高于國內的收益。據美國商務部的報告，1989—1991年間，美國工業在亞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23.3％，高于它們在24個發達工業國家平均收益率12％的一倍（注：愛德華·S·赫爾曼：《全球化的威脅》，《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可以說，“經濟全球化”是支持自90年代以來美國歷史上少有的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注：陳寶森：《論美國“新經濟”》，《世界經濟》1998年第6期。）。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甚至感慨道，“全球化這個詞不是被看成是客觀實際的描述，而是一種掠奪性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注：陳魯直：《金融危機與全球化》，《世界經濟》1999年第8期。）。

三

我們知道，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最基本的分析就是階級分析，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經濟地位的不同，階級分化是必然的，而且還有加速發展的趨勢。我們把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引入到蔓延全球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分析當今的全球化，可以看到這樣三點新的趨勢，全世界范圍內將形成新的階級劃分。

首先，隨著國際資本的優勢地位的產生，資本的跨國流動，就出現了一種所謂的“跨國資產階級”。這一階級服務于國際資本，為資本的全球化運作提供便利，并且使資本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普遍化。因此，今后的資產階級就不再是局限于一國的現象，而是一個全球范圍的概念。

其次，全球化的結果是，一方面發達國家絕對地獲利。結果正如馬丁和舒曼所說的，“由于全球化所釋放的力量，它不久就會有全新的解釋：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國家決定著全世界84.7％的社會總生產，他們的公民所從事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84.2％，占有世界各國國內儲蓄額的85.5％”（注：馬丁、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42頁。）。而另一方面則是發展中國家相對地甚至絕對地變差。第一、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加速擴大。據統計，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占人口同樣比例的最貧窮國家的30倍，30年后（即1990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60倍，而1996年則進一步擴大為78倍（注：有的資料顯示，1995年時差距已擴大到82倍，甚至是86倍；同時，在1965年，世界上最富的7個國家和最窮的7個國家人均收入相差20倍，而現在卻擴大到了39倍；又有資料表明，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工業化國家的2.4％，1994年這一比例則降到了1.6％。）。第二、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絕對收入在下降。如在過去15年，100多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減少了（注：另有的數據是，在過去的20年，70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降低了。），60多個國家的人均消費以每年約1％的速度遞減；1998年世界貧困人口又增加了4億，共達17億。

結果就是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形成中心——邊緣的世界格局，世界財富向中心轉移，發達國家的居民越來越富，而發展中國家相對越來越窮。作為全球化的經濟體制，以發達國家大企業為中心的財富的積累和第三世界各國龐大的貧困積累，作為世界規模上的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理論，再現了《共產黨宣言》的兩極分化論的正確性。

最后，全球化時代，創造財富的資源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資源。結果，資本的全球化改變了勞動的性質。

顯然，目前的趨勢是，發達國家越來越重視教育，它們越來越決定成為新的全球分工的優勢占據者。如日本政府認為，一個國家擁有設計和銷售產品的知識工作者，就能輕易地實現產品的低成本和高質量；把發達國家花在創造藍領工作崗位的錢用于推進該國的教育，從而確保年輕人學到足夠的知識以勝任知識工作或至少勝任高級服務工作，將會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注：彼得·德里克：《后資本主義社會》，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顯然，發達國家意欲在世界范圍內推行一種分工：發達國家的人民是管理者，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邊緣化的國家的人民將成為底層勞動者。我們可以把這種分法對應于世界，在全球經濟中的階級分析就對應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劃分，而這兩者都依賴于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注：阿里夫·德里克：《彈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載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明鏡》雜志的記者也如是說，“全球化的世界將分化為勝利者和失敗者。勝利者是未來的知識工人：企業顧問、工程師、經理人員，他們得到很高的工資；而失敗者首先是沒受過教育的輔助勞動力，很廉價”（注：《明鏡》雜志記者：《分離的社會》，張世鵬、殷敘彝編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因此，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并采取積極主動的對策，在未來的全球化世界，就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發達國家占據全球資產階級的主導，而發展中國家整體上成為無產階級國家。

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前瞻性分析是提出了異化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現代工業以前所未有的“邪惡方式”，不斷制造出現存的分工，把人變成其活的附屬物。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工人的貧困與它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成反比……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增值與人的世界貶值成正比……工人在他的產品中的外化，不僅意味著他的勞動成為對象，成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著他的勞動作為一種與他相異的東西不依賴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為同他對立的獨立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42頁。）

其次，馬克思認為，全球化在另一方面還有助于異化問題的解決。因為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巨大的歷史進步，“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而且，全球化趨勢的發展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

當然，馬克思所講的全球化有助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是指普遍交往的擴大和全球化趨勢的發展能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創造前提條件；否則，“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到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結果只能是，全球化趨勢作為一種盲目的、自發的和異化的力量而與作為主體的人相對立。而當前的全球化趨勢越來越背離了有助于異化解決的方向。

當前，對人類異化程度產生更重大影響的是知識分工。哈耶克說，如果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已經成為經濟學的基石，那么由勞動分工所引起的知識分工實際上應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知識分工對分工的深化對異化的發展也帶來雙重效應。

首先，知識分工深化了異化的程度。隨著全球化形成的知識數量的大幅度增加，結果形成的新的分工——知識的分工——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點：一方面分工能夠加快知識積累的速度；另一方面分工使得沒有人能夠知道全部的知識，即在人類的整體能力得到加強的同時，個人的相對能力卻越來越弱，個人越來越離不開他人的幫助，因為個人知道的越來越多的同時也知道的越來越少。再加上，人的追求越來越高，人的欲望也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的起飛階段，由于社會的轉型，一切都處于不定狀態，人因此而產生焦慮和煩的感受（注：關于對焦慮和煩的論述可見別爾嘉也夫的《人的奴役與自由》一書的論述。）。焦慮、煩正是不自由的表征，是異化加深的表現。

馬克思明確指出了分工對自由的關系，他認為如果分工是自愿的，則是自由的，相反如果是被迫的，則是不自由的。在當今的全球化浪潮中，顯然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是被迫卷入的，因而它們的異化程度越來越深。著名哲學家雅塞也認為：最好的選擇與次好的選擇之間的差距最好不要過大，否則是不自由的。可見，在全球化時代，享受較高教育的發達國家“資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弱化異化的趨勢，因為可以有更多的選擇機會；而越來越處于低層的發展中國家的“無產階級”則加劇了異化的程度。

其次，從另一方面看，知識分工也有弱化異化的因素。著名哲學家伯林將自由分為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消極的自由指在什么樣的限度以內，某一主體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別人的干涉。積極的自由指什么人有權控制或干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知識越來越重要的全球化時代，信息可能越來越分散，這樣個人自由創新的權利可能愈益受到重視。而積極的自由本就是少數特權人士所獨享的，是建立在其他人自由損失的基礎之上的。消極的自由是基于對道德秩序的遵守，這是社會合理道德發展的基礎。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方面，原本不合理的積極的自由在相對減少，另一方面，消極的自由在大量增加，如果我們應用“卡爾多補償原則”，就會發現，整個社會的自由程度在增加。其實這也可從擺脫的自由和自為的自由來分析，在知識經濟時代，無論從選擇集、選擇能力、知識的隱秘性及政府作用的弱化來看，個人更有能力擺脫外來壓力而自為地行事，這也是自由度增加的表現。

再從人的社會性來看。其實，人的自由不僅是基于個體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團體的能力。別爾嘉也夫說人是社會的人，人要獲得自由，就得與人合作，為他人著想，擺脫自我中心主義意識。在全球化時代，分工的協調性更高，社會的合作性更強，整個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大，人類的自由度更高，個人的自由相對也就高。

可見，全球化時代的知識分工將對異化問題研究提出新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