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專科目錄的近代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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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目錄，是專載某一特定知識部門圖書資料的目錄。它是和綜合目錄相對稱的一種目錄，是專為某一專門學科而編的有關圖書資料目錄。近代著名目錄學家姚名達定義專科目錄及其作用：“專科目錄為記載各種學術之書目，必自成系統之學科始有獨立之目錄。”同時指出其“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作用。

“音樂”作為專門學科，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歷經100余年。在當代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對于“音樂學”的學科歸屬問題，始終沒有定于統一：各類音樂學學位，是隸屬于文學（學科代碼750）門類，但在一級學科藝術學（760）中，也有二級學科音樂（760.1510）類。直至2010年底，國家教育部才將“藝術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門類，與“文學”等門類相并列，“音樂”始成為一級學科。

溯及近代，中國“音樂”專科目錄的產生和應用，是在當時世界科學化思潮影響下，中國學術分科而治的結果，特別是清末民初，專科目錄學發展興盛，成果豐碩。音樂一科，也相應產生了部分符合當時學術理路的專科書目。

一、近代學術分科及“音樂”在學科中的歸屬

（一）中國古代文獻中的“音樂”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料主要存見于二十六史樂志、律志和藝文志、會要會典和類書等各類文獻中。“音樂”一詞的使用，極其有限。

其中零星使用“音樂”一詞的，主要有：《呂氏春秋•大樂篇》：“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楚辭•遠游》：“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漢應劭《風俗通義•聲音第六》：“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后漢書•八九•南匈奴傳》：“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指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等等。

而帶有“音樂”學科分類意識的典籍，主要有：《隋書•音樂志》、《舊唐書•音樂志》；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在經部取消了樂類，在子部增加了“音樂”類；明代董說編《七國考》中的“音樂”門，等等。但從作為古代樂類圖書的歸目來看，幾種主要的志書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清《四庫全書總目》等，都是以“樂”為類目的。

（二）近代“音樂”一科的沿革

中國近代學術分科意識的興起和學科體制的形成，是受西方科學主義思潮影響，伴隨西學東漸進程而逐步完成的。

1876年，美國杜威的《十進分類表》，其中之第8類為“美術”（FineArts），下列“音樂”目；189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分類法，共分20部，其中之第11部為“音樂”（Music），第12部為美術(FineArts)；1897年，康有為撰《日本書目志》，按西方學科分類，中列“美術”門；1911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新書分類目錄》，中列“美術”部，內含“音樂”、“美術”等子目。

與上述西學分科體系相適應，中國近代的學術分科，大致經歷了“四部”分類——經世“六部”——“七科”分目——“八科”分類的演變過程，最終在1912年定型為“七科之學”。

但是，晚清及至民國前期，作為學科名詞，歌樂、樂歌、樂法、唱歌、音樂、藝術等語匯，在較長時期內，使用領域廣泛。如：

山東登州問會館的樂法課（1872）；上海益智書會的音樂科（1877）；澳門-香港馬禮遜學堂的音樂課（1842）；北京匯文書院的藝術科（1890）；廣州時敏學堂的唱歌課（1898）；康有為《請開學校折》中的歌樂課（1898）；上海啟明女校的音樂專科(1904)；上海城東女學的文藝科（1904）等等。

上述這些近代音樂學制史料中的各科稱謂，其意義與西方的“音樂”一科大致相似。此段時期，政府頒布的各類有關教育制度的章程、法令、綱要、規則、標準等等，名目繁多，它們對“音樂”一科的歸宿和命名，有樂歌、唱歌、音樂等，未成統一標準。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中，并未有音樂科，但在該章程之“學務綱要”釋稱：“今外國中小學堂、師范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一門，并另設專門音樂學堂，深合古意。惟中國鼓樂雅音，失傳已久。此時學堂音樂一門，只可暫從緩設，俟將來設法考求，再行增補。”

自1905年后，大多數教育機構采用“音樂”和“樂歌”并稱，民國開始，基本上統一用“音樂”一稱。

同時，晚清民國的學術界，對“音樂”的學科歸屬問題，也尚未形成共識。如1905年創刊的《國粹學報》，將音樂論文列入“美術篇”；1921年蔡元培的演說詞《美術的進化》中，將美術分為“靜的”和“動的”兩類。“靜的”美術：建筑、雕刻、圖畫等；“動的”美術：歌詞、音樂等。介乎兩者之間的，是跳舞。

中國近代學術分科意識的覺醒，得助于20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的推進。1918年，史學家傅斯年發表《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誤謬》一文，列論中國學術界之基本誤謬計7點，其中之第一點就是談“分科”問題的：“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后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西洋近代學術，全以學科為單位，茍中國人本其‘學人’之成心以習之，必若柄鑿之不相容也。”

按照西方近代學科分類編目典籍，其學科體制的形成，主要是在“五四”以后“整理國故”的過程中完成的。1928年，北海圖書館的王重民編成五冊《國學論文索引》出版，這是當時研究國學的重要工具書。該書中將“音樂”與“文學”、“藝術”并列，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科目。自1920年代以后，中國音樂學術的發展，亦開始步入現代分科治學的學術軌道。

二、中國音樂專科目錄的近代面貌

中國近代早期的音樂書目，基本上秉存了古代學術分目理念。如：王國維的《曲錄》（1909年），它主要是一部傳統戲曲目錄，也是中國近代第一部劇目匯編性專著；周慶云的《琴書存目》、《琴書別錄》（1914年），匯集了歷代著見琴書書目，和音樂書目共300多種；以及稍晚時期的楊樹森編《雅樂講義目錄四冊》（1922年）、伯英編《曲海總目提要拾遺》（1936年）、?子褒編《大戲考索引》（1937年）等；劉復、李家瑞等編著的《中國俗曲總目稿》（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該書著錄五四以來流行于全國各地的俗曲共6000余種，按照傳統目錄學體式，分別著錄俗曲種類、流行地區、卷頁及收藏單位各項內容。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現代著錄形式的目錄學成果逐漸成為主流，傳統目錄則漸始式微。B11正是在1920年以后，中國相繼出現了一些具有真正近代學術分科意義的“音樂”專科書目，今見者主要有：楊昭恕的《音樂與圖書》，《音樂雜志》（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第2卷第7號，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