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臺灣民主亂象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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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的民主進程一直被大陸許多學者甚至官員視為是此岸同一進程的先行者。從這一角度講，它的經驗與教訓都會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以1987年開放黨禁、報禁為發韌的臺灣民主進程，迄今已有20年歷史。期間的執政黨輪替大概是最震撼的成果，但也被視為民主制度的正常現象。但是，自民進黨二度執政后，陸續暴露出其民主制度下的種種弊端，諸如上至“第一家庭”、下至方方面面的弊案連連，現行制度對“總統”腐敗的無能為力（“立法院”“三罷”不成，代表社會良知的政治家與百萬“紅衫軍”群眾的悲情抗議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以及執政黨在政績乏善可陳、全面腐敗、其領導人人格破產的情況下，居然基本盤穩固，仍然贏得高雄市長的選舉，等等。

臺灣的民主進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現象，雖然已經走過了20年，但我們可以說它仍處在民主制度建設的“初級階段”。因此，對于它的種種“亂象”，此岸的我們宜以冷靜客觀態度對待之。不過既然我們認為它是“先行者”，就應該認真地分析其經驗教訓何在，以在此岸的必然的民主進程中避免重蹈覆轍。當前有兩種觀點是需要克服的：一是一味淡化臺灣民主亂象的負面影響和重大教訓，認為即使如此也比某某好了許多；二是全面否定臺灣的民主制度建設，睥睨哂笑道：“你看它亂了吧”，從而為維護此岸的現狀制造依據。

從臺灣民主亂象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呢？

我以為可以有以下幾點：

一、民主制度是防止腐敗的最好方法

許多人為臺灣在民主制度下出現如此程度的腐敗及政府效率低下而錯愕，從而對民主制度在保證政府廉潔方面和體現人民根本利益的作用產生懷疑。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說，也許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才使得臺灣的腐敗被揭露，被遏制，并且促進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臺灣地區上至最高領導人、下至各個層面官員的腐敗確實令人觸目驚心，這種現象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傳統專制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的一個附帶品。從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過民主方式第一次進入權力中心的政黨和其領導人，特別是原來的在野黨和其競選人，也并不一定具備或能堅持真正的責任意識和契約意識（從一定意義上說，在民主制度初期通過民主方式取得領袖地位的可能是投機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楷模），相反，由于其政治“暴發戶”的特點，必然會更快速地被權力所腐蝕。從制度的完備性看，這個初生的民主制度也缺乏對其領導人的有效的監督與腐敗后的制裁的完善的制度設計。以“清廉”為旗幟贏得人心、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如此迅速地腐敗變質，再次證明了事物發展往往出現的那種理想、愿望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一種令人警悚的邏輯——天使變成了撒旦。這是這個黨和臺灣人民的悲哀，但它也表明了一種在兩種制度轉換期間必然傳承的歷史胎記，一種可以降低卻不能沒有的歷史代價。

但是，正是由于民主制度，臺灣地區的人民才能更快、更準確、更充分地揭露這種腐敗，從而使這種伴隨新生制度而來的丑惡和危害性降到最低。如果不是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不是在野黨的監督和對抗，不是司法的相對獨立，或者從根本上說，不是人民當家作主意識的提高和這種權力的行使，臺灣的腐敗就不會被這樣迅速地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會這樣得到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價后，必然會上升到新的水平。

相形之下，此岸的人們不必以“風景這邊獨好”的優越感和幸災樂禍的心態嘲笑彼岸。如果我們不那么自欺欺人，其實此岸的腐敗程度是遠遠超過彼岸的。當這種腐敗逼迫得中國大陸人民再次發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怒吼之時，任何對臺灣的嘲笑都不過是“百步笑五十步”。

臺灣的民主政治制度會通過這一輪反腐敗得以健全，人民會對此有一個比較樂觀的預期。比如“機要費”和“特支費”的使用必然更加規范，官商勾結必然有所收斂，黨產來源和使用必然更加嚴格，臺灣的司法獨立會更加突出，而且我們可以預料臺灣“立法”機構對于地區領導人的彈劾與罷免規定會更加完善。而此岸的腐敗甚至還在種種包容與隱藏之中，那些劣跡斑斑的腐敗官員也還仍然道貌岸然地招搖過市，既沒有媒體對政府的監督，也沒有不同政黨對執政黨的監督，更沒有司法的獨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反腐敗及其成果的預期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臺灣人民政治上的成熟。龍應臺女士在臺灣第一次罷免案表決日撰文，指出：今天，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將來的歷史會寫到，在2006年6月27日這一天，臺灣人行使罷免權，督促一個總統下臺。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臺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臺灣一片動蕩；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鋪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夸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丑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見，在這喧囂混亂的同時，人民在集體補課，補修在威權時代里不準你修的公民課。

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對金融勾結的報道，都使人民對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倆，看穿他的破綻，認清他的品質。不要小看了臺灣人民，臺灣人民在弊案中累積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喧囂中磨利他對政治人物的判斷，在紛紜中加深他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養他對真偽價值的辨識。他掙脫了權威的束縛，實踐過選舉，實驗過公投，現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嘗試罷免。罷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經給政治人物一個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選你，就可以罷免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臺灣有的，是整個華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

龍應臺女士的論述是精辟的。但是，面對中國國民的精神特質，我們如果在大陸這邊實行民主，考慮到大陸的情況更加復雜，就不能不在起始之時就更加小心。這就帶出下面第二個啟示。

二、中國國民的劣根性使得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必須慎重穩妥

魯迅先生早就深刻地批判中國國民的劣根性，他筆下的阿Q、吃革命英烈人血饅頭的看客、祥林嫂和潤土兄等，都從不同側面表現了這種劣根性。無獨有偶，臺灣的著名作家栢楊著有《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同樣痛切地揭露著包括臺灣人在內的中國人的劣根性。“大師”李敖尤其看不起臺灣人，不斷地用種種嬉笑怒罵的方式，批判臺灣人的劣根性。其實臺灣人的劣根性也是全體中國人的劣根性。

這種國民的劣根性，不僅僅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不幸”而“不爭”所表現出來的權利意識和斗爭精神的缺乏（我們可以簡單地將其歸納為“公民意識”），而且包括了更多的內容，如自私、冷漠、麻木、偏執、粗俗、淺薄、勢利和缺少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等等。

在討論中國民主改革時，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問題是中國人民的民主素質。贊成改革者咸以為中國人民不存在民主素質問題，反對改革者則往往以中國人民民主素質低為理由反對改革。

從臺灣的經驗看，人民的民主素質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我們不能否認它的實在性。

這從民進黨的基本盤也就是綠色選民的特征可以得到佐證。這些選民雖然對民進黨特別是陳水扁的腐敗不滿，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規則是：寧可要腐敗的本土政權，也不要清廉的外來政權。因此就出現了常人難以理解的群體政治行為特征：不是以個人利益或“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和標準，而是以類似于宗教的偏執和狂熱情緒為驅動。這種非理性，占據了臺灣地區人民的相當多的比例。

這使我們想到大陸的“”時期人們的狂熱。為了一種所謂的崇高的理念和主義，人民既被統治者當成操弄的工具，反過來，在臺灣選舉民主的環境下，這種狂熱又逼迫統治者或領導者更加極端化和權術化。民進黨雖然黨格盡失，威信掃地，但這部“選舉的超級機器”就是搖搖欲墜而不倒，泥牛過海無大失。

雖然臺灣“深綠”群體的本土意識有著某種歷史和文化的根源，呈現出一種復雜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民的劣根性，造就了民進黨這種操弄民心于股掌的劣質黨格和丑陋的選舉工具理性。上一次高雄市長選舉前夜的國民黨候選人的誹聞，兩年前“總統”選舉前夜的“兩顆子彈”，此次高雄市長選舉前夜的國民黨候選人的“走路工”錄像，等等，這些令世界理性和善良人大跌眼鏡的花招、小動作，都會給民進黨帶來反敗為勝的奇跡。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勝利者身上的卑污，造成了全社會公共精神的錯亂和道德水準的下降。如果這一切的卑鄙，都是假專制之名而行之，人們尚能理解。但如果這一切都以民主之名行之，那么，全社會、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損失將是何等創深痛巨！

又豈止是變質沉淪不思悔改的民進黨，泛藍集團表現得又何嘗令人滿意。以清廉、“不沾鍋”為特征的馬英九出任國民黨首，本來應當被視為是臺灣人民對國民黨長期貪腐、黑金政治的一種否定，一種新的希冀，一種理性的選擇。但是，無論是島內的某種輿論，還是以客觀見長的鳳凰臺諸多資深評論員的意見，都表現了對馬英九的一種拒絕，一種刻薄和世故，即認為馬英九太過清廉和理性。當然，馬英九作為一個政治家，有他不成熟的方面，但是，做為一種理念和人格象征，他被許多人否定，也就是以“馬英九太清廉”而被這些人否定，這是一種文化的悲哀，一種中國群體人格的悲哀，一種政治的悲哀。另外，同是泛藍陣營，在人民利益和政治大局的形勢下，卻出現諸多不和諧的動作。國民黨和親民黨都表現出對一黨私利和個人私利的過度算計，從而難以完成整合，宋楚瑜甚至在臺北市長選舉中打橫炮，自相殘殺，結果以不自量力的慘敗宣布要退出政壇。這種迷戀于自我利益的狹隘器局，使得臺灣的民主制度付出了進步的更大代價。其根源，無不在于國民的劣根性。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待臺灣無論藍綠其惡劣、可悲或可笑的表現，就不妨回顧龍應臺女士在反省臺灣那位“元首”惡劣表現時說出的這樣的話：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么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1200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130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后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熏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臺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拼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么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里,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么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么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么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遺憾的是，龍應臺女士所指出的臺灣社會的缺陷，在此岸不但全部存在，而且更加嚴重。

在今天，如果此岸的我們不顧國民和社會這種基本的道德水準和素質，不顧政治人物極大可能的品格和道德的缺失，不顧整體社會環境的惡劣，貿然地、急速地進行民主政治，恐怕會帶來比陳水扁和民進黨與國民黨、親民黨更加嚴重的問題。這種冒進，給中國大陸人民帶來的損失，甚至會讓我們遭遇不可挽回的歷史悲劇。

讓我再來回憶當年也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中國大學校園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為親歷人，我不得不說，那次民主化運動中，雖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幟，出現了少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當多地出現了類似陳水扁的投機分子，出現了許多陰謀詭計，出現了個人利益的太多算計。二十多年后，再看當年的風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風吹去。我們可以嘆惋中國的一次民主運動的夭折，但我也在想，從某一角度我們也許應該慶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經驗缺乏、有種種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機遇上臺得逞，必然的結果是造成中國的大亂，人民的沉重的損失。

中國經不起一場大的政治動蕩，在這種政治動蕩中上臺執政的可能是陳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會遭受種種損失，國家命運難測。臺灣因其地小人寡，情況較為簡單，社會同質化程度較高，動蕩尚可控制，成本也較低。大陸這邊情況不同，地廣人多，國情復雜，社會同質化程度較小，一旦動蕩，極難控制，國家和人民為動蕩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太大。

閑言先生在《“大國崛起”之憂思》一文中說：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險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華背后，危機隱患不少。……今日中國的處境其實是左右皆難。改變政治制度有風險，不變也有風險，差不多是沒有可行的選擇。這種“兩難”說明中國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種困境。

我想從另一個方面來概括中國的“兩難”處境：政治體制不改革不能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操作不當，將帶來整個社會的動亂。我個人以為，在實際的國情下，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從兩方面入手：一是開放言論，二是在基層實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開放黨禁，將民主選舉上升到縣以上層次。由于這個思路涉及的兩個具體內容許多專家已有專文闡述，此不贅述。

三、中國大陸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需要堅持并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對于中國大陸的現實，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批評。但是，無論我們多么義正詞嚴，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在中國，目前尚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才能保持基本的穩定，才能在這種穩定中尋求改革與進步，也才能最終實現民主政治。

堅持黨的領導與改善黨的領導，是一個命題的兩個方面。如果共產黨不能改善領導理念與執政方式，這種領導也不能持續下去。所謂改善，不僅僅是一種黨的領導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整個時代與整個社會進步的潮流中，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允許公民力量、社會力量、其他政治力量的成長與壯大，允許國家機器中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獨立運作，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規范下開展活動，發揮作用。共產黨即便保持執政黨的地位，也不再以黨代政，凌駕于公民、國家與法律之上。

當前，中國共產黨處于一個特殊的歷史發展階段：一方面，它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八年中，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大的經濟發展，國力增強，國際影響力增大，從而保證了它的統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由于它僵化地堅持黨的絕對統治，造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種種弊端，從而使它的統治合法性受到質疑。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它的領袖都認識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它的既得利益使得任何一個黨的領袖都對這種改革采取了一種猶豫和拖延態度。

閑言先生對中國現狀改變的可能性很悲觀：

從可以預見的時段看，中國改變現行基本路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條路的未來境遇如何，它將把中國人帶向哪里？仍然只有天知道。當下對中國最有利的信息是：美國的單邊主義進程已經遭遇重大挫折，在短期內難以重整旗鼓；美國新保守主義所熱衷的“自由擴展”，也不得不放慢步伐。雖然美國仍免不了要盯緊中國，并且聯手日、印制中；但就象9.11時一樣，中國又再一次獲得了喘息之機。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鄧小平“韜光養晦”戰略的英明——多國演義

與閑言先生的悲觀不同，我倒與李銳老先生的態度一致：對中國前途不悲觀。我特別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國的失誤和世界局勢的風云莫測上。我特別感受到了中國這一代領導人正試圖走出一條新路，這就是和諧社會的提出。我在舊文中曾說：構建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集體的施政綱領。當然，這是一個充滿未知因素和后果并不肯定的嘗試。但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它表明以胡溫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正在以理性和信仰進行一個偉大的新長征。讓我們給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一個機會。如果有偉大的信仰，有偉大的人格，有清醒的認識，有恰當的策略，有堅定的決心，我們完全可以期待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以后，中國政治會展現一個新的面貌。

這樣說，并不是把我們的命運交給少數領袖人物。讓我們每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和有覺悟的中國公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中國的改革與進步作出努力。這種努力，不但會促進局部的進步，而且會影響和促進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在中國這樣一個有數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哪怕很小的進步，也是需要付出極大努力甚至代價的。我們既不能操之過急，又不能不立即著手循序漸進；既不能否定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必要性，又不能不對黨的領導進行改革與完善；既不能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的偉大嘗試給予肯定與支持，又不能放棄自己的也就是作為黨員和公民的應有作為，為促進中國政治的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如果我們不談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的這種可喜的變化，我們對于真正的民主化的進程也需要清醒的認識。即便按照享廷頓對“第三波”的總結和歸納，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也需要諸如經濟發展、城市化、中產階級力量的壯大、知識與教育的普及與提升、公民價值觀和態度的發展等普遍的因素。顯然，在現在的中國，這一切都還不完全具備。這就與當年臺灣實現民主的社會條件不同。臺灣可以說基本具備了享廷頓所說的各種社會因素，再加上當時世界的政治變局與中國大陸的“一國兩制”的政治攻勢，促使臺灣地區的領導人進行政治改革，以奪取政治的制高點。

也許當前擺在中國共產黨領袖面前的一個問題，與當年臺灣國民黨與蔣經國先生面前的問題是一樣的，這就是：起碼從兩岸統一和兩岸競爭的角度看，此岸的政治制度也必須有一個改革。如此才能爭取臺灣的人心。形勢的嚴峻性在于：即便主張臺獨的民進黨如此腐敗無能，但是主張或強烈持有臺灣本土意識的臺灣人民，并沒有減少。在此次北高市長選舉中，在傳統藍色的臺北，謝長廷居然破紀錄地拿下40%的選票。這是一個警訊，表明即便是在學歷較高、中產階級勢力雄厚、“外省”出身居民較多的臺北市，也增長著與我們的愿望不同的一種政治意識。而在傳統綠色的高雄，國民黨的黃俊英僅以1000多票敗選，似乎是主張統一的國民黨的一個勝利。其實，投向黃俊英的選民，也許并不是政治態度的轉變，而是對民進黨貪腐的懲戒。

中國人民對于中國共產黨實在有太多太大的期待。中國人民也對中國共產黨有太多太大的忍耐。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但是，我自己做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愿意向本黨領袖進一衷言：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不意味著我們黨不需要改革。與時俱進是一個好的提法，關鍵是向何方進。中國當前其實是面臨著又一個歷史的變局。要真的達到和諧社會，當前的任務是必須謀劃真正的政治改革。

而當中國政治進步到民主化之后，大陸與臺灣的統一之日也就到來了。也許那時的臺灣的民主制度已經有了更大的完善，而中國大陸的政黨和人民會更心平氣和地與彼岸的人民共享制度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