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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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人類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有組織的社會實踐活動。人類自產生之初就有了管理，管理是人類社會生活一刻也不能離開的，否則人類的社會生活就是混亂無序的。隨著科技水平的提高，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出現，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人類的管理活動也進入了一個更高更新的歷史階段即管理的現代階段。現代管理的發展表現為系統化、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人本化等特征，也就是說，現代管理已不是單純依靠技術的管理，而是依靠技術、制度、倫理這“三駕馬車”共同拉動的管理。如果說技術是現代管理的物質驅動機制，制度是現代管理的活動框架機制的話，那么倫理則是現代管理的人文驅動機制，這三者是現代管理“一個都不能少”的內在因素。現代管理發展的民主化、人本化趨勢實質上是倫理化趨勢，正是這種倫理化趨勢說明了倫理是現代管理的應有追求，決定著現代管理境界的提升。

一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管理起源于人類的共同勞動，凡是有人類生活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通過管理，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其他活動才得以有目的、有秩序地進行。那么，究竟什么是管理呢？目前有影響的管理學書籍大都給管理作如下定義：

(1)管理是組織的某一專業職能或綜合職能。如美國著名管理學家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1](P.10)奧地利的米歇爾·霍夫曼認為“管理是為達到定義明確的目標而承擔的個人最終全部責任”；[2](P.77)法國管理學大師H·法約爾給管理下了一個對后世影響深遠的定義，“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3](P.5)

(2)管理是一個能發揮多種作用，具有一定持續性的動態過程。美國管理學家哈羅德·孔茨、海因茨·韋里克在其第九版《管理學》中說：“管理就是創造一種環境，使置身于其中的人們能在集體中一道工作，以完成預定使命和目標”；[4](P.2)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編的《管理科學》認為“管理是一個決策、控制和創造自組織學習的過程”；[5](P.23)樂笑聲編著的《管理學》認為“管理是一種兼具科學性、藝術性的社會活動，其活動形式表現為決策、計劃、組織、控制而達到既定目標的過程。”[6](P.4-5)

(3)管理是一門藝術。美國管理思想史家丹尼爾·A·雷恩把管理稱為人“對利用自然和人力資源實現目標的指導藝術”；[7](P.12)戴維·R·漢普頓認為管理“是藝術的藝術，因為它是智慧的組織者”[8](P.9)等等。

(4)管理是對組織資源或要素進行協調以達到目的的活動。如美國管理學家小詹姆斯·H·唐納德等人認為：管理是“由一個或更多的人來協調的人的活動，以便收到個人單獨活動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進行的活動”；[9](P.18)丹尼爾·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變》中認為：“管理是在人們謀求通過集體的行動來滿足其需求時所產生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活動，它有助于實現個人和集體的目標。”[7](P.13)戴維·B·赫爾茨則從心理學角度給管理下定義，他認為，管理是“由心智所驅使的唯一的無處不在的人類活動”；[10](P.89)我國的陳子良先生在其編著的《管理通論》中把管理界定為“為了完成組織的共同目標而從事的對人、財、物等資源的協調活動”；[11](P.7)周三多先生認為，“管理是社會組織中，為了實現預期的目標，以人為中心進行的協調活動”；[12](P.10)等等。

上述列舉的是中外幾種有代表性的定義或闡釋。這些定義或闡釋都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管理的內涵、本質和特征，指出了管理的功能性價值、效率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為人們開展管理的研究和探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指明了方向，具有一定普適性意義。但是，這些定義或闡釋也有一點不足：僅僅考慮了管理的技術和制度因素，而沒有考慮倫理因素，沒有把倫理作為管理的應有追求。如果說丹尼爾·A·雷恩、戴維·B·赫爾茨和周三多的定義中暗含的有“倫理”意蘊的話，那么其他幾種定義中則毫無“倫理”的蹤影。事實上，如果我們從理論上審視一下管理的話，就會發現倫理實在是管理的應有追求，或者說管理中本來就包含有“倫理因子”。

1、作為管理技巧的制度以倫理為基礎。

從哲學倫理學角度來看，管理是人的活動和行為，作為人的活動和行為，它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和推動的。所謂人的需要，是指人對外部世界的缺乏和等待狀態，反映的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依賴關系和特性。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人必然開展活動和交往，活動和交往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社會關系，而社會關系本來就是人們集體勞動、相互合作的產物。在人們的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之間既有合作也有沖突和對立。為了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圍內，人們逐漸把自己的行為和活動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模式化、固定化、程序化，這就形成了制度和規則。這些制度和規則實質上就是人類的一種管理技巧和管理方式。而這些制度和規則不僅包括法律、政策等體現為文字的管理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監獄，軍隊等國家機構，而且還包括宗教、藝術、倫理和道德等人文力量。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制度“是一個價值實體，它包含著一整套關于人的本性及其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價值觀”。或者說，每一種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同時，任何一種制度“都需要一套規律，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來為它辯護，并且需要一種個人的良知促使他去努力實踐它們。”[13](P.322-324)

2、管理以人性假設為前提。

由于管理是人的需要所驅動和引起的，而人的需要本身就是人性。所以管理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管理學家麥格雷戈曾在《企業的人性面》中說過：“在每一個管理決策或每一項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關于人性本質及人性行為的假定。”[14](P.223)正是秉持著這一種看法，管理學史上曾有許多管理學家提出了“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的人”、“復雜人”等關于管理的人性假設，而在這些人性假設的基礎上制定了許多富有特色的管理學理論和模式，如“X理論”、“Y理論”、“X-Y理論”及“Z理論”等，這些人性假設及其相應的管理理論對人類的管理活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極大地推動了管理的發展。

3、人的行為受倫理的制約和影響。

管理作為人的活動和行為，的確離不開人的價值觀特別是善惡、是非等倫理道德觀念的支撐和推動。心理學中有一個行為主義學派，過去的行為主義科學家們堅持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認為人是由低等動物偶然進化而來的，因而有意無意地奉行人的認識愈客觀、準確、科學，就愈遠離道德和價值觀的信念。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對此種信念不以為然，他經過深入地研究和多方面的實驗，認為我們不僅不能撇開價值觀來研究人類，而且應該把價值觀作為行為科學的精髓，真、善、美、正義以及歡樂等等都是人類的內在本性，是人類生理特性的一個組成部分。”[15]馬斯洛的觀點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人的任何行為都會受到價值觀特別倫理道德觀的制約和影響，人們必定會把自己的價值觀灌注到自己的行為包括管理行為之中。因而在人的各種管理行為包括對自身的管理、對自然的管理、對社會的管理等行為中都不能不涵括倫理、道德問題。

二

倫理是現代管理的應有追求的觀點，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可以找到豐富、堅實的思想文化依據。中國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和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家關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充分證明了倫理是管理的應有追求。而現實社會的諸多壓力則迫使現代管理走向倫理化境界，現代管理尤其是經濟管理中的種種經濟丑聞、社會壓力增加、競爭加劇等因素都直接推動現代管理走向管理的新的歷史階段——合乎倫理的管理階段，走向管理與倫理的統一。

1、中國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說明倫理是管理的價值目標。

中國儒家倫理在我國數千年的社會發展歷程中起到了深刻的影響，其中有著豐富的維護社會穩定、管理國家的治國思想。治國其實就是管理國家的意思，而儒家的管理國家的理論就是合乎道德的管理理論，儒家管理的思想基礎就是管理應是合乎道德的管理。”[16]自從孔子提出“為政以德”[17]的主張后，儒家的各代傳人都先后論述了道德在國家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孟子提出“以仁得天下”，[18]董仲舒提出“以德為國”，王充主張“治國之道當任德”等等，這些都充分證明儒家對合乎道德的管理，合乎道德的治國一直是十分重視的。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實際上就是其“德治”思想。所謂德治，“德”就道德、倫理，“治”就是管理，就是以道德教化為主要的管理國家的手段，利用道德來協調和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使管理合乎道德，以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因襲于夏至周逐步形成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禮治思想，也吸收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家之精義，尤其是管子的“德治”思想。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其一，施政以仁義為原則。孟子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8]“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興廢存亡者亦然”。[18]這就是說，儒家把仁愛原則作為管理國家的基本標準。其二，管理以和諧為理念。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17]孟子則把“和”抬到比當時人們都極為看重的“天”還高的地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8]正由于此，后世儒家學者都極為重視“和”的重要作用，強調管理要符合和諧理念。其三，養民也惠。儒家學者都非常重視對老百姓的管理，認為在管理百姓時，最重要的、也最根本的措施是惠民、富民。孔子提出的富民、惠民主張，包括“富之”、“使民以時”、“因民之利而利之”、“斂從其薄”、“博施于民而能濟眾”[17]等內容。而孟子則繼承這一思想并作了進一步發揮，孟子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百姓時要“制民之產”。他認識到人們如果沒有“恒產”就沒有“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18]所以，統治者應該使百姓的產業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養妻兒。好的年成可以豐衣足食，壞年成也不至于餓死。在制民之產時，施行“不違農時”、“勿奪其時”、“薄稅斂”[18]等措施。其四，管理者以德才為標準，治吏以道德為圭臬。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主張管理國家的人應是賢人，要求治國應該做到“尊賢使能，俊杰在位”，[18]要做到這樣，就要以德選人即以德行、學識為標準來選拔人才，儒家一貫強調，“有德無才是庸才，有才無德是害才”，管理者的標準應是德才兼備。同時儒家還強調以德管人即以德治吏，要求管理者為政清廉即公私分明、見利思義、清正廉明、以誠從政、以德修身等。總之，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實即以道德為圭臬來進行管理的思想，他們認為倫理與管理就是直接同一的，倫理是管理的價值目標，是管理追求的應有境界。

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具有豐富的內涵，但是我們對其也必須進行辯證地、歷史地分析。從理論上看，一方面，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思想中具有許多合理因素，如前文所述。這些合理因素對調整過去中國社會政治關系、經濟關系和人際關系起過重大作用，在當前的社會管理中，只要我們根據道德生活實際，賦予新的意義，對提高我國人民道德水平，協調人際關系，管理國家，穩定社會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儒家合乎倫理的管理思想中也有許多糟粕，如重德治輕法治傾向就是其重大缺陷。在國家管理實踐中，道德和法律從來就是兩種不可或缺、不可偏廢的手段，孟子曾正確地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17]正是因為法與德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管理手段和標準，所以它們才能在發展上相互轉化，在內容上互有重疊、相互滲透，在功能上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也才導致它們“一個都不能少”。在當前，我們必須既堅持依法治國，也堅持以德治國，把合法制的管理與合道德的管理很好地結合起來，依靠科學技術，德法并舉，如此，我們的管理水平才能得到很大提高，從而走向管理現代化。

2、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關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說明倫理具有管理價值。

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關于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亦是我們把倫理作為管理的應有追求的重要理由。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盡管是一個經濟學流派，它所研究的主要是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它所提供的許多結論則對人類的各種活動包括管理活動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當代管理主要是通過規章制度運行的，而規章制度實質上就是一種管理活動或技巧，它是管理活動得以開展的物質載體。新制度經濟學所說的“制度”就是規范與管理人的行為及人與人關系的規則系統，由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規則實施機制所組成，其中倫理道德觀念和規范涵括在非正式規則之中，甚至是其核心構成。諾思和劉易斯等人認為，以產權制度為核心的正式規則對人們的經濟活動的激勵和限制雖然是強有力的和更直接有效的，但卻并不意味著它在本質上比倫理道德等意識形態因素更為根本和重要。倫理道德等意識形態因素，不僅是正式規則形成和得以確立的價值根基，而且還為正式規則的存在和發揮作用提供義理性辯護和精神支持。進一步說，正式規則的運行所需成本遠遠高于倫理道德等非正式規則的運行所需要的費用。當正式規則運行成本大于收益的情況下，社會就只能依靠倫理道德等社會約束力量來進行社會調控，以保持其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在正式規則運行成本小于收益時，倫理道德的力量也會發揮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它還可起到減少正式規則運行成本的作用。”[19]這樣，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是運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成功地解析了倫理道德作為社會管理技巧的優勢所在：倫理道德作為管理方式，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而且能促進社會秩序走向良性循環。

新制度經濟學通過對“制度”的分析，認為制度有降低“交易費用”、促進合作效益、激勵經濟努力、克服“搭便車”和機會主義等經濟功能。”[19]倫理道德作為制度的重要組成，也具有同樣的經濟功能。倫理道德所發揮的這些經濟功能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其所發揮的管理功能。因為管理與經濟都是人的行為和活動，就人的活動和行為來說，管理與經濟通過利益的中介而達到直接同一，同時，從系統論角度看，管理實質上是一種控制系統，它具有激勵、引導、約束、組織、指揮、凝聚、整合等功能，而上述倫理道德的經濟功能中的“降低”、“促進”、“激勵”、“克服”等詞匯恰恰就是管理的意思。根據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倫理道德的經濟功能，我們同樣可推斷倫理道德的管理功能包括：(1)降低社會管理運行成本；(2)促進社會合作；(3)激勵人們積極進取、奮發努力；(4)為個體行為提供約束力量和導向機制等。當代新制度經濟學的這些結論充分證明了倫理具有管理價值，是管理的應有追求。

3、各種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迫使管理應追求倫理。

在當代管理學界，人們已普遍意識到倫理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深刻地認識到倫理是管理應追求的境界。美國管理學家R·愛德華·弗里曼和小丹尼爾·R·吉爾伯特在《公司戰略與追求倫理》一書中指出：管理正在發生一場追求卓越的革命，“這場卓越革命的基本倫理是對人的尊重”。而“追求卓越實質上就是追求倫理”。[20](P.67,P.5)美國蘭德公司、麥肯錫公司、國際管理咨詢公司聯合撰寫的《關于企業增長的研究報告》甚至制訂了管理追求倫理的具體內容，即“團結協作精神”、“以客戶為中心”、“平等對待員工”、“激勵與創新”等。[21](P.1)這雖然主要側重于企業管理和經濟管理追求的倫理，但筆者以為，這些倫理于所有管理都是有普適性的。人們之所以認識到倫理是管理的應有追求，與諸多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有關。周祖城博士認為，這些社會因素除了一系列經濟丑聞外，還有社會壓力增加、競爭加劇等深層因素。[22](P.205-206)筆者同意這種觀點。

第一，經濟管理中丑聞的接連不斷地出現直接推動人們重視管理的倫理追求問題。

20世紀70-80年代，世界特別是美國一系列經濟丑聞事件不斷發生和頻頻暴光。如美國洛克希德飛機公司為爭奪日本市場的賄賂案，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海灣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格魯曼宇航公司、默克公司等在國外的賄賂事件，海灣石油公司、布蘭尼弗和美國航空公司非法捐款資助尼克松競選連任，美國牛奶生產商為提高聯邦牛奶價格而賄賂前總統尼克松等等，除此以外，還有非法操縱市場和股票交易，隨意處置有毒化學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生產有毒或危險產品、無視工人和顧客生命安全，甚至致使化學工廠有毒氣體大爆炸等事件。[23](P.18-22)這些丑聞直接導致經濟管理中的企業倫理危機、公眾信任危機和企業生存危機，迫使管理者們開始清醒地思考棘手的倫理問題。誠如阿基·B·卡羅所指出的：“回顧過去30年來人們對企業倫理的興趣，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對企業倫理的興趣不斷加深；二是對企業倫理的興趣看來是由重大丑聞曝光引發的”。[24](P.85)由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理論界和實踐中紛紛采取各種措施把倫理和管理結合起來。如理論方面，人們大力開展管理倫理的教學與研究，出版管理倫理著作、教材、案例選輯，創辦管理倫理刊物；或者提升倫理在管理學中的地位，一些有影響的管理學家在他們流傳甚廣的管理學著作中設立“道德決策模型”、“管理人員道德準則”、“管理中的倫理問題”等內容。實踐方面，許多管理者把倫理融合到管理實踐之中，或者制訂倫理守則，或者設置倫理機構、主管，或者開展倫理培訓等等。[22]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管理走向倫理化。

第二，社會壓力增加迫使管理走向倫理化。

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信息社會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使社會輿論的監督力量大為增強，管理行為的一舉一動都被置于公眾的眼光之中；人們對高質量的生活環境的追求強烈要求組織切實履行起保護環境的責任，因此組織的管理行為必須符合道德，以滿足人們的愿望，否則，組織的管理行為將遭受人們的道德制裁，甚至法律制裁，而導致管理的效益追求得不償失；同時，現代組織對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大，享受了許多權利，社會有理由要求組織承擔起與其享受權利相稱的責任和義務，如此，管理才能體現其基本的公平理念。

第三，競爭加劇使管理不能不走向倫理化。

現代社會是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等價交換、平等競爭，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的驅動下，競爭日益激烈。而競爭既是資源的競爭，更是人才的競爭，組織的管理也實質上是對人的管理。因而現代社會對人才的爭奪已成為競爭的主題，管理上要占居優勢就必須有高素質的人才。而人是有利益需要的，因此，管理上必須以人為本，重視人的需要和利益，尊重人、關心人，創造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氛圍。這些都與倫理息息相關。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倫理在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使倫理成了管理追求的應有境界。正如弗里德里克·B·伯德和杰弗里·甘茲所說：“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識到他們的價值觀、社會準則和倫理規范，……能考慮到社會分析和倫理選擇，那么對管理者本身、企業和社會都是有益的；各種倫理分析工具能幫助管理者做出更好的決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關者解釋其行為的理由”。[22](P.207)

三

既然現代管理應追求倫理，或者說把倫理作為其應有的追求目標，那么，現代管理應如何追求倫理，或者說追求的應是哪些倫理呢？筆者以為，以下五點應是不可缺少的。

(1)積極負責。具有健全的責任意識是組織的管理行為中必不可少的道德觀念，管理者必須把這種積極負責的道德觀念貫注于自己的管理實踐之中。傳統的責任觀認為，組織的責任僅在于為組織成員謀求利益，而不需承擔此責任以外的其他義務。這種觀點在企業管理理論中較為盛行，如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就是代表。但現在這種觀點已遭到很多有識之士的批評。人們現在已認識到，組織的管理行為不僅要為組織成員謀求利益，還必須承擔與其享受權利相稱的責任和義務，在管理行為中貫徹合理的道德規范。這些責任主要包括參與保護環境的活動，協調組織與所處環境相異的目標，以實際行動調和組織、組織成員和社會大眾之間的利益，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規范當作自身的責任而不是當作一種謀利的手段等等。把履行合理的道德規范當作責任充分反映了組織的管理行為中積極負責的健全態度，因為許多組織為了謀利，考慮到遵守道德規范對自己有利，因而也會履行道德承諾，考慮到對自己不利時，則不一定遵守道德準則。這是把道德規范當作一種手段，還算不上積極負責的健全責任意識。只有把遵守道德規范，履行道德承諾當作自身管理行為的應有責任，無論在組織有利還是不利的情況下，都按道德準則進行管理，才是一種積極負責的健全的責任觀念。管理按道德準則行事，即使是不利也是暫時的，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規律終究會把暫時的不利變為有利。從終極的意義而言，遵守道德規范對管理是有利的，許多管理案例已從實踐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2)秉持目的人理念。“目的人”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一條絕對的道德律令，他認為：人只能作為目的，而不能作為手段。馬克思認為，人是手段與目的的統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這種思想在管理領域的體現就是“目的人”理念，即在管理中以人為本，把人既當作目的，也當作手段，但不能僅僅當作手段。“目的人”理念在管理中的具體要求是：尊重人、關心人；滿足人的正當需要和利益，既滿足人的正當物質需要和利益，也滿足人的正當精神需要和利益；時刻堅持“目的人”理念，不能把組織成員當作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更不能把組織成員當作在實現利益不利情況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將管理行為的有利的外部效果擴展到所有社會成員，使“善果”實現社會共享，而不能僅僅局限于組織內部成員。這就是說，“目的人”理念是面向全社會的，而不是僅僅面向某一組織內部成員及其管理。

(3)推崇合理的價值觀。價值觀是指人們對事物或行為的是非、對錯、善惡、正負等的價值評判及價值大小的衡量。從性質上看，價值觀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分；從共享程度上看，有個人價值觀和群體價值觀。管理領域應推崇合理的群體價值觀。20世紀80年代以前，管理領域是不太重視價值觀的，直到美國管理學家帕斯卡爾和阿索斯發表《日本的管理藝術》，以及彼得斯和沃得曼發表《追求卓越——美國最佳企業的經驗》兩本堪稱研究組織文化的代表作后，價值觀管理理念才在管理領域風行開來。這兩本書的作者分別采用了著名的“麥肯錫7S框架”作為分析的基本結構。這7個因素包括：戰略(Strategy)、結構(Structure)、制度(System)、人員(Staff)、風格(Style)、才能(Still)、崇高目標(Superordinategoals)或共享價值觀(Sharedvalues)[14](P.258)。任何一個組織及其管理行為都秉持著一定的價值觀，價值觀對管理行為是有深刻影響的，它是管理行為的內在血脈。如我國著名的海爾公司，持守可持續發展理念，實施品牌文化戰略，其品牌文化包括質量意識——有缺陷的產品就等于廢品；市場意識——品牌無國界；用戶意識——用戶永遠是對的；品牌意識——先賣信譽后賣產品；服務意識——星級服務。正是推崇這種價值觀念，海爾公司才從一個16年前只有800人、虧損147萬元的集體企業，發展成為全國500強中名列30位、銷售收入162億元、利潤4.3億元、品牌價值265億元的特大型企業。[21](P.3-9)其他許多世界著名企業如摩托羅拉公司、IBM公司、惠普公司、索尼公司、微軟公司等，中國的北大方正、清華紫光、廣東科龍等都持守著自己特有的管理價值觀念。因此，推崇合理的價值觀對組織的管理是非常有利有力的。合理的價值觀不僅使組織順利實現其利益需要這一管理的根本目的，而且使組織成員奮發向上、積極進取、團結協作，更重要的是為整個社會樹立典范，引導社會進步，從而為社會道德發展作貢獻。

(4)注重自律。所謂自律，是指自己給自己制訂道德準則，自己訂立的道德法則自己遵守。現代管理在追求倫理境界時，必須注重自律。管理的自律是指組織要給其成員訂立道德法則，讓其成員了解到針對組織內外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不應該做的；哪些行為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使其成員不僅遵守國家法律，遵守組織的制度規章，而且遵守管理道德，用“管理良心”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從而使其成員認識到自己的行為不僅應該合法，而且應該合德。

(5)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指組織的管理應該超越法律（不是掠過法律），追求倫理。有許多組織的管理者認為只要自己的行為合法就行了，這種認識是不夠的。管理者應該認識到管理不僅要守法，而且還要符合超越于法律的道德，而不是停留在合法求利的得過且過的思想上，有這種認識才能使管理“名利雙收”。正如哈佛商學院的林恩·夏普·佩因所說：“法律不能激發人們追求卓越，它不是榜樣行為的準則，甚至不是良好行為的準則。那些把倫理定義為遵守法律的管理者隱含著用平庸的道德規范來指導企業。”[22](P.64)的確，法律只能“禁于已然之后”，而不像倫理那樣能“禁于將然之前”。管理者如果能在遵守法律這一“底線倫理”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求卓越，追求倫理境界，能使管理者在管理活動中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這一點已為管理實踐所充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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