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體驗類型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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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文學”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一舉轟動全國，創造了億萬各階層讀者競相閱讀和爭論“傷痕”的盛大奇觀，也把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作用演繹到一個后來難以超越的輝煌頂點（文學從那以后就在與影視等新銳媒體的交戰中逐漸退居藝術家族的邊緣了）。在事過境遷的今天回望，“傷痕文學”之所以產生強大的社會修辭效果，靠的是什么？其中牽扯出什么樣的社會修辭與美學問題？答案當然不是惟一的，我這里僅僅從文本的體驗類型劃分入手去談。“傷痕文學”的社會效果的產生，與其中表現的特定個人體驗契合了特定社會需要密切相關。人的生存體驗往往與生存的時間維度相關：過去、現在與未來三重維度交織、滲透在體驗結構中，形成復雜多樣的體驗景觀。相比而言，具體的“傷痕文學”文本對過去、現在或未來各有偏重，從而呈現出三種不同的體驗類型：第一，指向未來維度的文本，常常在“傷痕”袒露中敢于想象令人樂觀的生活圖景或遠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種樂觀主義或浪漫主義情懷，不妨稱作驚羨體驗型文本，簡稱驚羨型文本；第二，指向現在維度的文本，更多地注意強化“傷痕”的現在持續綿延景觀及其難解癥結，并灌注進個人的感憤或感傷，可稱作感憤體驗型文本，簡稱感憤型文本；第三，指向過去維度的文本，總是在掀開舊傷記憶的同時不忘緬懷那時曾有過的溫馨一角，準確點兒說是冷漠中的溫馨或創痛中的撫慰，令人無法不肅然回瞥和動情，這可以稱作回瞥體驗型文本，簡稱回瞥型文本。下面不妨結合具體文本，就“傷痕文學”的體驗類型特點做出初步描述。

“傷痕文學”中的驚羨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畫主人公和幫手的主導作用以及正義群體在危機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樂觀主義地想象出成功醫治“傷痕”的瑰麗前景。在一向被人提及的劉心武的《班主任》（載《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里，可以看到四種人物類型：第一種是代表追求知識、正義力量的女學生石紅，第二種是處在其對立面的代表反知識、反正義力量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第三種則是代表非知識.非正義力量的害群之馬宋寶琦，第四種是代表非反知識、非反正義力量的“幫手”張俊石老師。小說寫的是幫手張俊石老師如何設法啟發以石紅為代表的知識力量，醫治代表反知識力量的謝惠敏的內傷和代表非知識力量的宋寶琦的外傷。這種設置本身就顯示了一種對于治愈“”創傷的樂觀主義信念。其實，早幾個月出現的蕭育軒的《心聲》（載《人民文學》1977年第4期）已經先期顯露出這種模式的大體輪廓：黨的正義一方的代表、新任廠黨委書記梅雪玉領受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確保重要的科學實驗“東方紅－9”的電力供應，但遭到代表黨內邪惡勢力的副書記林江的百般阻擾和“殘酷斗爭”，與此同時，年輕的生產技術科科長周小梅也受到林江的蒙蔽和欺騙。但在地委書記李為民和軍區楊副司令員的支持下，梅雪玉依靠自己的堅強黨性、個人魅力和不懈努力終于教育了周小梅，戰勝了林江的陰謀，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種相同的人物關系模式在陸文夫《獻身》（載《人民文學》1978年第4期）里也獲得呈現：正義——土壤研究專家盧一民，邪惡——黃維敏，非正義——盧一民前妻唐琳，非反正義——盧一民的幫手曾書記。而這種模式在孔捷生的《姻緣》（載《作品》1978年第8期）里也可以見到：代表正義與知識的歸國華僑青年伍國梁當遭遇代表邪惡的政工副書記“過于執”的壓制，同時他的戀人阿珍也可能棄他而去時，代表非反正義的黨總支副書記”包青天”給予了有效的幫助，成功地感染和教育了一度動搖的阿珍，并順利成就了與她的“姻緣”，可以見出，屬于驚羨體驗型的文本，往往或多或少地會表達出某種滲透進樂觀意識的浪漫暢想，盡管它對“傷痕”記憶懷著沉重感。《心聲》這樣寫女主人公梅雪玉：“她意態自若，雙目平展，激動的目光已經穿越了這小小的禮堂。她看到了什么呢？這時，她看到了深邃的藍天上，我們的衛星在遨游，茫茫大戈壁，氫彈正在試爆；廣闊無垠的海洋中，我們自制的萬噸巨輪正乘風破浪前進；世界最高峰上，我國豎立的紅色覘標，發出璀璨耀目的光芒……”這種想象圖景所賴以生成的美學資源，與“”時期主流文學的資源其實并無根本的不同，這是由那時的相近的文化語境決定的。《班主任》也有自身的想象：“張老師離開石紅家的時候，滿天的星斗正在寶藍色的夜空中熠熠閃光。”這里的關鍵的一點是，每位正面主人公之所以具有力量，那是因為他身后總有神圣幫手（或幫手群體）及時出手相助。這可以見出與20世紀50、60年代的《創業史》相同的主人公—幫手關系模式的內在聯系。[1]

“傷痕文學”的第二類文本是感憤型文本。這類文本大膽地直接袒露現實的令人感憤的創傷狀況，希望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感憤時事，是這類文本產生的一種通常閱讀效果。在盧新華的《傷痕》（載《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里，女主人公王曉華誠然有男友蘇小林的陪伴和安慰，但卻沒有《心聲》、《姻緣》等出現的那種黨內神圣幫手的引導，因而基本處于被壓抑、扭曲或打擊的孤獨與無助狀態。這大約相當于盧卡契意義上的始終充滿疑慮和幻滅感的“有疑問主人公”。與《心聲》里堅忍不拔的梅雪玉和《姻緣》里沉默穩重的伍國梁相比，王曉華是茫然失措和孤立無援的，原因正在于內心所蒙受的難以愈合的巨大精神創傷。在這類感憤型文本中，已很難看到在驚羨型文本中處于支配地位的主人公）幫手關系模式及其關鍵性行動準則了，那就是：每當主人公遭遇困難或挫折時，總會有代表黨的正義力量的神圣幫手出來救助，力挽狂瀾或轉危為安。取而代之，讀者看到的只是，陷于危機或絕境的主人公再也不見神圣幫手來施以援手了。喪失了神圣幫手，主人公的命運勢必遭遇和繼續遭遇難以解脫的深重危機。使驚羨型文本與感憤型文本得以區別開來的一條基本特征，或許正集中在神圣幫手的有與無這一點上。

同屬在當時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傷痕文學”文本，《傷痕》與《班主任》相比為什么更具有令人失望和沉痛的悲劇效果？這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敘事的主視角不同。前者以王曉華為主視角，使得讀者容易進入她的內心，站在與她相同的水平線上同情她，與她同悲苦共哀愁；而后者以作為神圣幫手的班主任張俊石為主視角，則容易釋放出幫手所攜帶的樂觀主義信念。第二，主要人物的具體行動方式不同。《班主任》更多地描寫張老師如何居高臨下地思慮“救救孩子”，而《傷痕》則更多地寫王曉華如何獨自生活在幻覺與恐懼中"確實，王曉華由于深受“”的主導意識形態的蠱惑而與“叛徒媽媽”毅然決裂后，仍然處處受到“從未有過的歧視和冷遇”，“蒙受了莫大的恥辱”，籠罩在”“孤獨、凄涼的感覺”中。具體地看，這種孤獨與凄涼效果主要是透過她的五次想象態或白日夢狀態而顯現的。想象一：她在回家的火車上照鏡子，映現出神經質的悲傷的自我形象，這加重了她的孤獨感；想象二：依舊在回家的火車上，王曉華“想象著媽媽已經花白的頭發和滿是皺紋的臉”，充溢著對母親的愛與思念；想象三：她回憶在當年離家出走插隊的火車上想象那時母親的傷心，激發起深深的悔恨與自責之情；想象四：接到母親有關平反的來信后，恍恍惚惚中想象自己見到母親時仍被她的“叛徒”身份驚擾，可見她心有余悸，暗示她“傷痕”深重而難以痊愈；想象五：走在上海大街上，預想母女久別重逢時的驚喜，但緊接著卻是母親已經逝世的噩耗，這一前后對比大大加重了小說文本的悲劇效果。王曉華的這五次孤獨的想象鏡頭與張老師與學生的多次親密接觸的團聚場景，顯然形成強烈對比。

1979年或許是“傷痕文學”最為熱鬧的一年，這一年有幾個短篇文本相繼登場，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邊》、陳國凱的《我該怎么辦》、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和鄭義的《楓》等，從而把已經走上強勢的“傷痕文學”推向現在看來是最后的高潮（因為從那之后“反思文學”就搶去風頭了）。《在小河那邊》寫穆蘭和嚴涼姐弟倆在政治扭曲、生存無望的特殊情勢下走向準“亂倫”。《我該怎么辦》則是讓一女面對二夫作痛苦選擇，原因正在于“”政治迫害所造成的夫妻生離死別的命運。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寫勞改局長被誣陷下獄，最后慘死。鄭義的《楓》寫戀人李紅鋼和盧丹楓因為“”派性斗爭而分屬“造反總兵團”和“井岡山”這兩個對立的造反派陣營，雙方為捍衛自以為是的“真理”而相互武斗，最終使得盧丹楓因為不愿做李紅鋼的俘虜和自己陣營的叛徒而墜樓身亡，李紅鋼本人后來也因此而被判死刑，他們內心留下的深重傷痕是無法彌合的。這些主人公無一例外地都沒有受到驚羨型文本中特有的黨內神圣幫手的幸運眷顧，顯示出直面現實生活真相的務實姿態和穿透力。

同屬感憤型文本的長篇小說，由于容量大、開拓面廣闊，因而在揭露傷痕方面比之短篇具有獨特的美學優勢。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1979）和古華的《芙蓉鎮》（1981）被一些學者劃歸為“反思文學”，這確有道理，因為它們都涉及對于社會、歷史或政治等問題的痛切反省。不過，它們由于共同地揭示了中國農民在“”或“左”的時期所遭受的精神創傷，我把它們同時劃入“傷痕文學”范疇，應當也有一定合理處（在這個意義上，合稱“傷痕——反思文學”也許更有說服力）。《許茂和他的女兒們》描寫四川貧窮山村葫蘆壩農民許茂一家的遭遇，回顧了合作化以來農村生活的曲折，尤其是“”后期普通農民的生活狀況。小說描寫的幾個主要“傷痕文學”的三種體驗類型人物許茂、許秀云、金東水等都在內心烙下了深深的傷痕。許茂當年曾是積極分子、合作化時的作業組長，但長期“左”的政策使他變得孤僻、自私、麻木。連大女兒病逝，他也因大女婿金東水剛挨整而擔心受牽連就索性聞不問。他的四女兒許秀云性格溫和但又意志堅定，是富有傳統美德的農村婦女形象。盡管受盡鄭百如的欺凌折磨，但她仍然執著地追求生活理想，拒絕家人的安排，決心和她所同情和敬重的金東水生活在一起。金東水是小說重點刻畫的一個品質優秀、屢遭打擊而堅忍不拔的正面典型。在鄭百如的不斷陷害下，他中年喪妻，住房被焚，拖兒帶女蟄居在小小的提水站里，但他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絲毫不動搖。盡管小說為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設置了神圣幫手——工作組組長顏少春，這是由當年的政治形勢決定的，但實際上，與人們內心所承受的創傷相比，這個幫手的作用是有些牽強的。小說中真正令人關注和震撼的，畢竟不是幫手的神圣作用，而是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的精神創痛。

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相近，《芙蓉鎮》描寫1903—1979年間我國湖南農村的社會風情，著重揭露“”左傾思潮給農民造成的創傷。小說塑造的主要人物，如女主人公胡玉音、“右派”秦書田、糧站主任谷燕山、大隊書記黎滿庚、“政治闖將”李國香和“運動根子”王秋赦等都能給人留下鮮明而深刻的印象。小說大量渲染胡玉音眼中谷燕山的“老好人”形象以及這種形象被肢解后的疑慮：“在她的心目中，在鎮上，老谷就代表新社會，代表政府代表共產黨，，可如今，他都被人看起來了。這個老好人還會做什么壞事？這個天下就是他們這些人流血流汗打出來的，難道他還會反這個天下？”在這里，政治“傷痕”不僅銘刻在共產黨干部谷燕山心里，而且也烙在胡玉音這樣的普通農村婦女心里。更為重要的是，原本屬于胡玉音的神圣幫手的谷燕山，在這個反正倒置的世道里已經喪失了原有的神圣性和對普通農民的引領能量，反倒需要胡玉音來關懷了。這種神圣幫手被解構和被主人公關懷的事實，顯示了對于驚羨型文本中的主人公—幫手模式的反撥力量；同時，借助胡玉音的視角和內心獨白去側寫谷燕山的被解構窘境，實際上巧妙地起到了欲正先反、以反寫正的修辭效果，由此通過解構形象反過來“還原”和確證了谷燕山本來應有的神圣性。

“傷痕文學”的第三類文本是回瞥型文本。盡管所有的文學文本都與作家的過去生活回憶有關，從而具有某種回憶性，但在回瞥型文本中，回憶沖動及回憶場景成為語言和形象創造的主導型力量。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載《北京文藝》1978年第7期）沒有簡單地停留在控訴“”或“”給音樂家梁啟明留下的創痛上面，而是著重回憶他生前給弟子孫長寧帶來的審美歡樂以及身后留下的精神財富。小說描寫林區少年孫長寧由于受到“文藝黑線專政論”和“讀書無用論”的傷害，從小就喪失了學習文化和欣賞音樂的權利，正是梁啟明的神奇的長笛聲給他帶來了最初的啟蒙。對音樂的回瞥型體驗或者說回憶，顯示了比現實的文化更有力、更完美的詩意啟蒙力量。“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現的笛聲，使他丟掉了孩子的蒙昧。”回憶對現實的主導性權威典型地表現在如下情節上：由于孫長寧的充滿魔力的音樂，所有剛才還在為高考名額而殘酷競爭的七位考生，都突然間異口同聲地變得寬厚和高尚起來，愿意讓賢。音樂的認同作用顯而易見。這音樂不僅可以成功地治療像孫長寧這樣深受“”時期“讀書無用論”損害的來自偏僻林區的無知少年的傷痕，而且還可以喚起主考官傅濤教授的同情心和對老友的記憶，更可以通過孫長寧的演奏而幫助更多的都市少年在審美感動的瞬間驅散功名利祿之心而喚回純潔的心靈。更為“神奇”的還在后面描述的傅濤教授的離形得神體驗：“他感到神奇，他幾乎不再看見面前這個少年人的形體。仿佛這個少年已經隨著什么東西升華、向著高空飛旋而去。這兒，從不輕易在人們面前打開的心扉敞開了。從敞開的心扉里，他看見了一個優美而高尚的靈魂，他還看見了那個沒有在這個考場上出現的人，是他，培育了這樣的一個靈魂……是的，世界上有不相通的語言，而音樂卻總是相通的。”音樂簡直就是世界上最具有溝通力量的符號，它可以超越形體軀殼而洞察“優美而高尚的靈魂”，透過在場者而窺見不在場者，撫慰和貫通一顆顆孤獨的心靈。按小說的敘事，這一切都來源于對已故音樂家梁啟明的音樂力量和人格魅力的回憶。孫長寧有關這位老師的美妙回憶，簡直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強大力量。有了這樣的回憶做依靠，還有什么現實的傷痕不會被治愈呢？順便說，這里對音樂的魔力做了令人震驚的細致回憶和大膽想象，顯示出與《班主任》頗為不同的語言和敘述風貌，這在“”遺風尚存的1978年確實難得，今天讀來仍然不失其獨特魅力。

敘述人本身對這種“回憶”的神奇魔力是有著清醒的自覺和洞察力的：“這里好像已經不是考場。每個在場的人，不論是教師或考生，人人都回憶起了一些什么——一生里最美好的什么。”音樂的力量不僅在于及時地打動當下的心靈，而且根本上在于使人回憶到個人一生里最美好的東西，也就是喚起人的主動的美的回憶"美的回憶或審美回憶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致不能不說它已經成為整個文本的實質性的敘事聚焦或真正主角，由此不同于驚羨型文本中的《班主任》等以現在為敘事聚焦的設置。

與驚羨型文本著重想象未來前景、感憤型文本直面現實傷痕印記不同，回瞥型文本則是以過去回憶為焦點。回憶作為敘事的支配性力量起作用。在祝興義的《抱玉巖》（載《安徽文藝》1978年第7期）中，回憶正扮演了這種角色。小說講述彭稚鳳和沈巖的師生純真戀情誠然由于“”時期的階級偏見而一度被拆散，但隨著改革開放年代的到來而戲劇性地得到重新恢復。不過，小說給人印象尤其深刻的卻是對政治傷痕年代得以幸存的浪漫戀情的深切回憶：“今夜的抱玉巖被月色鍍得通明，锃亮，皚皚似玉柱、雪峰；巖下的桂葉，輕舒漫舞。颯颯之聲，如怨如訴，不勝切切。”禮平的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載《十月》1981年1月號）帶有無可否認的宗教反思色彩，不過，從“傷痕文學”角度去讀解也有一定合理性：李淮平、南珊、楚軒吾、李參謀長等人物無一不帶著“”年代烙下的累累傷痕，這種傷痕是如此深重以致他們的生活都長久地籠罩在其陰影中。幾乎像保爾·柯察金與冬妮婭那樣一見鐘情，卻又還沒來得及互吐衷腸的李淮平和南珊，很快被卷入“”的抄家風潮中，彼此成為敵人，從此戀情被恨海阻隔和消溶，直到十五年后才有機會第一次握手并明白表達“愛情”，但由于飽經傷痛的南珊已經被濃厚的宗教情懷所制約，這第一次就不可挽回地演變成為最后一次了。此時，小說所表達的人生主導價值觀就不在于現在感知和未來想象，而在于對過去的回憶。南珊這樣冷峻地開導熱切地表白愛情的李淮平：“淮平，鮮花失去了，果實比它更好，愛情凋謝了，懷念卻更鼓舞人。你說呢？”正像南珊希望李淮平生活在“懷念”中那樣，小說把人生價值取向投寄到過去。由于如此，小說中最動人的景觀不是代表現在和未來的壯麗的日出和朝霞，而是與輝煌的過去相連的沉落的夕陽和晚霞：“我們一言不發地注視著那火紅的光輪在下沉，下沉，沉向波濤洶涌的云海之中"我從來沒有見過落日像今天這樣巨大，渾圓，清晰。它平穩地，緩慢地，然而卻是雷霆萬鈞地在西方碧青色的天邊旋轉著，把它偉大的身軀懶洋洋地躺倒下去，沉向宇宙的另一邊，這光輪在進入云濤之前，驕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輝，把整個天空映得光彩奪目，使云海與岱頂全都被鍍上了一層金色。”落日形象在這里成功地成為回憶的象喻。

上面關于三種文本類型的劃分是相對的，其實，未來想象、現在感知和過去回憶是可能存在于每一個文學文本中的，只不過相比來講各有側重罷了。從文學史的潮流更替看，由于回瞥型文本在對過去的回憶中必然牽扯出越來越深入的歷史反思，從而以回憶與反思的相互滲透為標志，“傷痕文學”必然地要被更需要承擔歷史反思重任的“反思文學”所取代。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分類考察，“傷痕文學”之產生社會修辭效果的緣由可以得到一種新的說明。驚羨型、感憤型和回瞥型這三類文本，提示我們更細致地認識“傷痕文學”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的原因：驚羨型文本由于與社會政治主導力量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取向及其樂觀主義信念相一致，因而最有機會通過政治思想工作、新聞和教育等系統而在億萬讀者中順利傳誦，難怪《班主任》在當時取得了莫大的榮譽（此后這類機會就逐漸地只能被《離開雷鋒的日子》和《生死抉擇》等影視奪去了）；感憤型文本由于主要致力于披露“陰暗面”和倫理糾纏或宣泄個人“感傷”情調，因而有時難免會被主導文化所疏遠或批駁，不過鑒于其能與大量普通讀者的生活體驗及有待解決的“傷痕”問題發生共鳴（如《傷痕》和《楓》），也有理由產生較大影響；回瞥型文本則是專注于對于少數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某些美好時刻及生活雅趣的個人回憶，所以難免被當時最具有社會支配力的主導文化所忽視，也無法引起最廣大的普通讀者的共鳴，而更多地只能在少數知識階層的內心一角盤桓。由此看，社會修辭能量在這三類文本中是依次遞減的，即驚羨型文本的社會修辭能量最大，其次是感憤型文本，最弱的是回瞥型文本。不過，有意思的是，如果單純從文學的審美價值維度看，上述三類文本的價值卻相反是依次遞增的——“傷痕文學”開始于驚羨型文本對未來的難免有些主觀性或浪漫化的想象，進而在感憤型文本對現在的冷靜感知中獲得較為扎實的開掘，最終在回瞥型文本對過去的審美回憶中展現出更深的反思力度和更加蘊藉深厚的余興。單從這點看，“傷痕文學”如果有審美價值可供追尋的話，那么價值最高的文本不應是驚羨型文本，而應是感憤型、尤其是回瞥型文本。審美回憶最可能把人引向對人生的至高境界的體驗。這使我無法不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富于審美價值的文本，恰恰是以審美回憶為主導的、充滿流興的回瞥型文本。然而，一般地說，文學的社會力量往往并不簡單地決定于政治或審美要素的單方面作用，而是取決于多重要素的復雜的合力作用。不過，更值得關的是，落實到特定的分類文本中，這些多重要素常常可能是彼此錯位而無法完滿協調的：未來想象、現在感知與過去回憶，社會修辭效果與個體審美趣味滿足，政治、倫理與審美等要素之間，必然地總是有著不平衡的分布和展示。“傷痕文學”的三類文本所呈現的錯位與不協調，只是一些有意思的個案罷了。這一點其實正是文學史的無限豐富性之一個例證。

參考文獻：

[1]參見拙著《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