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傳播引種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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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傳入山西，但直到光緒年間，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種植。本文通過對山西與相鄰各省在玉米引種時間上的比較分析，對山西各縣區玉米別稱的來源及玉米傳入山西的途徑和時間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歸納，進而指出玉米這種高產作物對山西社會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

關鍵詞：山西玉米傳播引種經濟作用

山西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最初比較簡單，明萬歷至清康熙年間，個別地區在物產中只記錄了玉米的名稱。乾隆年間，南部的絳縣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對玉米的形態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葉胥似高粱，穗如秕麥，葉旁別出一苞，垂吐白須，久則苞拆子出，顆顆攢簇”，[1]光緒年間，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對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內容：光緒六年（1880年）《聞喜縣志》記有“玉蜀黍（山地園地藝，補麥缺）”；光緒九年（1883年）《懷仁縣志》中記載：“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廣種）”；在民國時期方志中，才見到如“玉蜀黍……顆粒有大小之別，小顆粒晚種合宜，大者宜早種”[2]這樣一些對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比較詳細的記載。一、玉米在山西的別稱及來源玉米的別稱甚多，全國約有70余種，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麥、玉麥、棒子等10多種。在這些別稱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圍最廣，其他別稱通行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如表1所示，稱“玉米”的地區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縣；稱“玉蜀黍”的縣份在山西全省各個地區中都有，從北部的大同、懷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陽、壽陽，再到南部的岳陽、安澤、翼城、襄陵、沁源、安邑、聞喜、絳縣、新絳，都做如此稱呼；稱“玉茭”的地區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東南部的襄垣、長子、陽城；稱“包谷”的地區有清源、文水、河津；稱“玉谷”的地區有安邑、芮城；稱“御麥”的地區有陽城和新絳；稱“玉麥”的有南部的鄉寧和翼城；而其他別稱只出現在個別縣的方志記載中。同治《建始縣志·物產》曰“包谷，山陜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記載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現的，這是因為“……谷譜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關西呼蜀黍為稻黍，今山西平陽、汾州諸郡人，余見其通呼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見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別稱，因為玉米“其苗葉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稱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對“玉秫秫”和“玉茭茭”這兩個別稱，光緒八年（1887年）《壽陽縣志》中這樣記載：“玉秫秫，莖葉似秫秫，為實大而有光澤，故名。一名玉茭茭，蓋秫聲之轉，而字之認猶之椒菽同，從叔聲而異讀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稱為“包谷”，大概是因為“結實有皮包之”[8]和“《本草綱目》始入谷部”[9]這樣的原因。中國直呼玉米的地區不廣，在云南、貴州、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區，“包谷”是對玉米最普遍的稱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別稱，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學誠說：“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謂合五而六也。”嘉慶《河津縣志》：“包谷一名禹谷”，嘉慶《商城縣志》也載：“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稱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這樣寫道：“別有一種玉米，或稱玉麥，或稱玉蜀秫，蓋亦從他方得種。”[10]玉麥之稱，在明清兩代多見于云南、貴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肅、陜西中部、河南等地區，另外，安徽、直隸、山東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記載。為什么叫玉麥？據光緒《名山縣志》的解釋：“粒豆，色黃潤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廳志》曰：“麥者，言可磨面如麥也”；道光《新津縣志》則說：“玉麥，言其粒如麥也”。看來，果實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麥子，是玉麥稱呼的由來。表1山西玉米別稱及通行縣區分布名稱|通行地區玉米|（光緒）定襄縣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絳縣（道光）繁峙縣、大同縣（光緒）懷仁縣、清源鄉、壽陽縣、聞喜縣、盂縣（宣統）文水縣（民國）昔陽縣、岳陽縣、安澤縣、翼城縣、襄陵縣、沁源縣、安邑縣、新絳縣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陽城縣（嘉慶）長子縣（道光）繁峙縣（同治）河曲縣（光緒）定襄縣（民國）太谷縣、平定縣、襄垣縣包谷|（光緒）清源鄉、文水縣（嘉慶）河津縣玉谷|（民國）安邑縣、芮城縣御麥|（乾隆）陽城縣（民國）新絳縣玉麥|（民國）鄉寧縣、翼城縣禹谷|（嘉慶）河津縣舜王谷|（萬歷）稷山縣棒子|（民國）安邑縣表注：括號中朝代系后列府縣鄉志書的刊版年代。關于“御麥”這一別稱的由來，在同治十三年《陽城縣志》中這樣記載：“以曾經進御，故名”。在兩湖地區也有將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為玉米曾經是貢品，而在稱呼前冠以“御”字。總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過程中，名稱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繼承了玉米來源地的名稱。二、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和途徑玉米在國內的傳播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由明代中葉到明代后期是開始發展時期，到明代后期這種農作物已傳播到全國近半數省區，清代前期全國各省縣份多已種植。在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稷山縣志》的《物產·谷屬》中列有“舜王谷”，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關于玉米的最早記載，和相鄰省份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相比，山西早于直隸，晚于河南、山東和陜西。另外，對玉米有較早記載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陽城縣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絳縣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慶、道光年間，南部的長子和河津縣，北部的大同縣和繁峙縣在其地方志中對玉米有了比較簡單的記載。[11]但是山西大多數地區的方志對玉米的記載卻是在光緒乃至民國時期，即使是主產玉米的晉中地區也是在民國時期才有了關于玉米的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這樣的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御麥，今潞屬廣植”，[12]這說明直到十九世紀末，玉米在山西的種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緒年間的大部分縣志中都不見有玉米的記載）。根據以上方志對玉米的記載時間的先后來判斷，玉米在山西省內的傳播途徑是由晉南和晉北同時向晉中地區推進的。情況可能是這樣：明朝末年，晉南的稷山縣首先開始種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晉南的陽城縣、絳縣和晉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種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種植分別由晉南和晉北逐步向晉中地區推廣；光緒前期，晉南、晉中和晉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種植，但分布范圍狹小；民國時期，在山西大部分縣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見到玉米的記載了。從玉米最初傳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圍內的普遍種植經歷了幾乎三百年的時間，可見玉米在山西的種植發展是比較緩慢的，其原因應與山西的地理氣候條件及有清一代相當頻繁的自然災害有關，尤其是光緒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對山西的影響極為嚴重。據方志記載，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內的任何地區都發生過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康熙《五臺縣志》卷八收錄閻襄《饑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饑轉徙十之六七，斗米錢數百不得……”；民國《永和縣志》卷一《祥異考》載：“（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晉省連遭大旱，永邑更甚……盜賊遍地，餓殍盈野，性命賤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緒《長子縣志》卷一二《大事記》載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饑，民食樹皮草根”；民國《萬全縣志》《雜記》載：“嘉慶九年，夏無麥，秋無禾，糧價騰貴，麥石價銀二十五兩，人民離散。十年，無麥無禾，餓死、逃亡過半。”所以，在玉米傳入山西的最初時期境內各地區就遇到頻繁發生的荒旱。這些災害的直接結果就是農作物的大幅度減產或絕收，饑不得食的農民或就地餓死，或流離失所，勞動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玉米雖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長期中要求高溫，蒸發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區，灌溉條件好才能生長。山西南北地理氣候條件迥異，農業生產條件差別很大。晉南與晉東南地區在農業生產資源及地理條件方面，占有一定的優勢，臨汾與運城兩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無霜期長，氣候較為溫暖，因此，農業生產水平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區略強一些，但該地區一直以生產小麥為主，外來作物玉米還一時無法取得主導地位；晉中地區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兩大盆地，地勢平衍，氣候適中，水利條件一般化，是山西最為普通的產糧區，但由于人口眾多，糧食供給也相當緊張，每有災害，人口流失也很嚴重；與南部相比，晉西、晉北地區土地貧瘠，無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條件極度低下，糧食生產完全依賴于氣候條件，當地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傳播種植范圍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來，迄今二百余歲，中間水旱交咨，在所時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從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災如光緒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山西境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有間斷過，直到光緒初年發生了“丁戊奇荒”這場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災害，全省上百個縣似乎沒有例外地同罹慘禍，山西南部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張鑒衡《壽陽縣災賑碑計》稱：“溯自乙亥（光緒元年，1875年）秋雨傷禾，谷米多黑，則晉災之始也。至丙子（光緒二年，1876年），省南一帶，饑謹薦臻，至丁丑，則赤地千里。”[14]山西農業生產條件最為優越的晉南地區尚且如此，更何況自然條件遠不如晉南的晉北和呂梁地區，就更沒有進行玉米種植的能力了。災害造成了農業生產力的絕對下降，過半勞動力的死亡和逃移，[15]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光緒前期只有少數縣份對玉米做了記載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勸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來到山西，補充了嚴重短缺的勞動力，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復，產量高而穩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適應范圍廣，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種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晉南地區普及開來，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就處處有玉米了。據研究，玉米傳入我國的途徑有海陸兩路：陸路一自波斯、中亞至甘肅，然后流傳到黃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緬甸至云南，然后流傳到川黔；海路則自美洲、東南亞至沿海的閩廣等省，然后向內地擴展。這三路玉米傳播源逐漸向中國腹地進行滲透并最終融合。[16]從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別稱來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肅兩股玉米傳播源，因為江浙閩粵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別稱絕大多數都尾綴“粟”字、“豆”字，或帶有“蘆”字，山西對玉米的別稱卻不曾有這樣的字，而是像陜西一樣稱為“玉蜀黍”，像云南一樣稱為“包谷”，或像河南一樣稱為“玉麥”。這兩股玉米傳播源相繼抵達山西之后便開始融合，這種融合大概結束于光緒初年，其表現之一是在同一地區具有指示兩種玉米傳播源的別稱，如地處山西中部的文水縣，在其光緒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標志云南傳播源的別稱“包谷”，又有標志甘肅傳播源的“玉桃黍”[17]；表現之二是這時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羅列多種玉米別稱，如光緒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記載，“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麥，處處有之。”[18]玉米是如何傳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不能確切考證。但根據山西在明清時期的情況推測，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途徑可能有兩種：一是由當時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種子帶回到山西，經過本地農民試種獲得成功，繼而在山西各地推廣開來；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開墾荒地的時候，種植了在家鄉時曾賴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錯，山西的農民也開始種植。關于山西商人的經商活動情況，清代大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有這樣的記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經商以商品的長途販運為主，明朝中葉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如山西票號總號所在地的太谷縣，“自有明迄于清中葉，商賈之跡幾遍全省。東北至燕、奉、蒙、俄，西達秦隴，南抵吳、越、川、楚，儼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陜西、河南及新疆的經濟活動史料中多有記載：山西潞澤二州是與三吳、越閩齊名的絲織專業區，“東南之機，三吳越閩最夥，取給于湖繭；西北之機，潞最工，取給于閬繭（閬指四川保寧府閬中縣）”,[21]“潞綢所資來自他方，遠及川湖之地。”[22]潞澤絲棉織物的染色，對顏料的需求很大，因而絲綿生產又推動了山西顏料商的發展。山西顏料商見于碑刻記載的有平遙和臨汾縣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經營，所售顏料出自本地，或是販自四川。日升昌票號前身山西平遙縣西裕成顏料莊“所販顏料中，有銅碌一種，出四川省，因自行重慶府制造銅碌，運至天津，以備銷售，亦甚獲利。”[23]明代，隨著山西鹽商在國內地位的日益顯赫，河東鹽銷往“陜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今洛陽）、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以及澤、沁、遼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來就參與了西茶市與西番的交易（交易地點在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楊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買茶，讓茶商與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每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腳轉運。”[25]我們沒有發現山西商人在甘肅的活動資料，但在張掖、武威見到過山陜會館和山西會館的遺址，雖然已經破敗不堪，卻能充分說明山西商人在甘肅曾經有過長期的經營活動。四川、甘肅、云南、陜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萬歷之前先后開始種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與這些省份頻繁的經濟往來中，玉米傳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按照晉商的經營習慣，分號與總號之間在人員和貨物上的往來都異常頻繁。另外，我們將玉米傳入山西的時間、最初傳入地與山西商人的發跡期、最初發跡地做一比較，發現在時間和地域上兩者都相當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對玉米做最早記載的是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縣志》，稷山在明代隸屬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國取得顯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萬歷年間（1488—1619年），晉南的蒲州、平陽一帶則是山西商人最初的發跡地，明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沈思孝在其《晉錄》、明萬歷進士王士性在其《廣志繹》中都曾指出：“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這兩個事件幾乎是發生于同一時間、同一地域，為我們的推測又提供了一個佐證。從明朝初年開始，山西一直是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出地，但同時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遠的州縣，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當地從事耕耘”，[27]這些州縣有隰州、吉州、嵐縣、岢嵐、臨縣、永和、浮山、岳陽等。光緒六年（1880年）刊《續修岢嵐州志序》中提到當地的客民問題：“第山高土瘠，絕少平原，地廣人稀，苦無產殖，土人儉而不勤，業農賈者率多他鄉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隴、川、楚客民錯趾于境，來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繼螟蛉，豈五行有所克制歟？”由此可見，進入到山西的客民來源相當廣泛，河北、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們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穡，善于商賈，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這些客民引種到山西。當然，玉米引種到山西的這兩種途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總之，明清時期山西人口的頻繁流動對玉米這種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起了決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概況和經濟作用清代山西有關玉米單產的記載極其罕見，根據表二所示民國時期山西玉米的平均畝產量，可推測清末整個山西玉米的單產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麥平均畝產是44.2公斤[28]）。玉米作為逐漸推廣的作物，其種植面積在清代變化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況可以參照民國初年的情況作些粗線條的估計。如表2所示，估計到清朝滅亡時，山西每年至少有150萬畝耕地種植玉米，以40公斤的單產計，清末山西每年可產玉米60000噸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種面積、產量及畝產年代玉米播種面積（萬畝）總產（噸）畝產（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頁。在清代各縣方志中雖然很少見到對玉米產量的記載，但到光緒以后，玉米成為“山農之糧，視其農欠”，[29]“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產亦頗不少，麥后種之，亦為秋糧之一”，[30]可見，玉米以其高產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區的糧食作物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晉東南的潞安府，“今潞屬廣植，每炊必需”。[31]民國27年（1938年）《平定縣志》記載了當地玉米的平均年產量，約為183750石，同時還記載了粟的年產為91875石，豆為18375石，高粱為36750石，小麥及其他年產約為36750石。[32]可見，抗戰前夕玉米是平定縣年產量最多的糧食作物。到1949年的時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種面積為536.56萬畝，年產量為463950噸，雖然只占到山西糧食作物總播種面積的8%，但在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中卻達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糧食作物產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麥薯類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資料來源：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2頁。根據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產情況來看，玉米在山西的傳播和推廣對當時糧食的增產是有極大意義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夠適應北方的旱地，種植玉米可擴大耕地面積。山西農田一直以旱地為主，清代旱地面積占到總耕地面積的95%，約有65400萬畝的荒山荒地尚待開發。[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積從53,285,401畝增至56,609,070畝，[35]增加了300多萬畝，和當時玉米種植的推廣可能有一定的聯系：其次，玉米是一種優異的高產作物，種植玉米可“種一收千，其利甚大”。[36]對處于封建剝削壓榨下的大多數農民來說，通過推廣特別高產的外來農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種更容易提高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總之，玉米的推廣，既擴大了耕地面積，又提高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因而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食糧，特別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農業生產的恢復和民食問題的解決。玉米在山西的推廣種植不僅促進了糧食的增產，還間接地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玉米本身用途廣泛，既可當糧，又可充作手工業原料，對山西農戶來說，用玉米釀酒和養豬在光緒時期已是極為普遍的事情，“釀酒磨粉，用均米麥。瓤煮以飼豕，桿干以供炊，無棄物”。[37]玉米的傳播種植對山西社會經濟生活所起的推動作用遠不止以上所述內容，還需我們做進一步地研究與探討。

注釋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產》。

[2]民國18年《翼城縣志》，卷8，《物產》。

[3]山西省農業廳農業志編寫組：《山西方志物產綜錄》，1995年，第39頁。

[4]同上。[5]同上。

[6]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7]光緒八年《壽陽縣志》，卷3，《物產·谷屬》。

[8]宣統元年《文水鄉土志》，卷8，《植物·第六課》。

[9]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10]徐光啟：《農政全書》，卷25，《谷部上》。

[11]嘉慶二十一年《長子縣志》，卷3，《物產·谷屬》；嘉慶《河津縣志》；道光十年《大同縣志》，卷1，《物產》；道光十六年《繁峙縣志》，卷3，《物產·谷類》。

[12]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13]光緒《增修祁縣志》，附李芬《捐賑人名序》。

[14]光緒八年《壽陽縣志》，卷11，《藝文志上》。

[15]參見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頁。

[16]參見陳樹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第187~188頁。

[17]光緒九年《文水縣志》，卷2，《物產·谷屬》。

[18]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19]《閱微草堂筆記》，卷23，《灤陽續錄五》。

[20]安恭己：《新修太谷縣志序》，見民國《太谷縣志》

[21]徐光啟：《農政全書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36頁。

[22]順治《潞安府志》，卷1，《物產》。

[23]《晉商盛衰記》，太原監獄石印，民國12年，第9~10頁。

[24]《明史》，卷8，中華書局點校本七，第1933頁。

[25]《楊石淙文集》二，見《明經世文編》（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079頁。

[26]參見陳樹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第189頁。[2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頁。

[28]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9頁。[29]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30]民國18年《新絳縣志》，卷3，《物產》。

[31]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32]民國27年《平定縣志》，卷2，《物產》。

[33]山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山西通志·農業志》，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2、232頁。

[34]參見《山西通史·卷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頁。

[35]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頁。[36]嚴如熤：《三省邊防備覽》，卷8。

[37]光緒十八年《山西通志》，中華書局，卷100，《記六之二·風土記下》。

TheSpreadandCultivationofMaizeinShanxiandItsEconomicEffectsLiangSibaoWangYun‘ai

Abstract：UntiltheGuangxudynastythecultivationofmaizehadbeengeneralized,althoughithadcomeintoShanxibytheendoftheMingdynasty.Inthearticleweexpoundourviewsatgreatlengthonthemaize‘othernamesandthewayandthetimethatmaizecameintoShanxiafterthecomparisoninthetimeofmaize‘cultivationbetweenShanxiandthenearprovinces.ThenweindicatetheeffectsofmaizeonthesocialandeconomicprogressofShanxi.

Keywords：MaizeofShanxiSpreadandCultivationEconomicEff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