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貿易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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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外貿易的指導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吸納了西方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使這一理論更加豐富和完善。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對國際貿易理論貢獻最大的當數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李嘉圖之前，在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只能出口有絕對優勢的產品，才能從國際貿易中得到收益。按照這種理論，國際貿易的范圍，包括國家和商品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為倘若一個國家在任何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備優勢，那么這個國家便不能出口任何商品，而由于進口終歸要由出口所得來支付，那么這個國家也就不能進口任何商品，因此，該國便不能參與國際貿易。李嘉圖的理論改變了這一認識，從而給國際貿易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并使各國找到了自己參與國際貿易的實踐準則。李嘉圖以英國和葡萄牙兩國為例說明他的理論。他假定英國生產一單位毛呢要100人／年的勞動，生產一單位葡萄酒用120人／年的勞動；而葡萄牙生產一單位毛呢用90人／年的勞動，生產葡萄酒用80人／年的勞動。按絕對優勢理論，這兩個國家之間是不可能進行貿易的。因為英國在任何一種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備優勢，所以不能出口；因為不能出口，當然也就不能進口。而李嘉圖認為這種結論是不對的，英國可以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毛呢，而進口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葡萄酒。同樣，葡萄牙生產葡萄酒比生產毛呢有比較優勢，因此可以出口葡萄酒而進口毛呢，這樣兩國都可以從貿易中得到好處。李嘉圖由此提出國際分工理論，認為英國可專門生產毛呢，而葡萄牙專門生產葡萄酒。這一理論可用下表表示。

表1分工前所需的勞動量

1單位酒1單位毛呢共計

英國120人/年100人/年220人/年

葡萄牙80人/年90年/年170人/年

兩國相加200人/年(2單位酒)190人/年(2單位毛呢)390人/年

表2分工后所需的勞動量

2單位酒2單位毛呢共計

英國——200人/年200人/年

葡萄牙160人/年——160人/年

兩國相加160人/年(2單位酒)200人/年(2單位毛呢)360人/年

從上表可以看出，由于按比較優勢進行了國際分工，兩國生產同樣數量的葡萄酒和毛呢所需的勞動量由390人／年減少到360人／年，即節約了30人／年。其中英國節約了20人／年，葡萄牙節約了10人／年。這些被節約的勞動力再從事生產，其產品便成為國際貿易的收益。這無疑在原有的產品總量上有了一個增加量，使人們能消費更多的產品，從而增加了福利。

這樣，李嘉圖把在兩國之間進行成本比較改為在國內商品之間進行成本比較，就為各國都可以參加國際貿易并能從中獲得好處的自由貿易主張奠定了理論基礎，其比較成本說（亦譯作比較優勢說）被西方經濟學家稱為國際貿易的萬古不變的理論，并一直占居主導地位，其他經濟學家只是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進行一些補充，包括進行一些庸俗化。

馬克思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成分，創立了徹底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從而為建立科學的國際貿易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馬克思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價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他又說：“但是，價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只要生產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價格降低到和商品的價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614頁。）從這一結論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一國生產率較高的部門的勞動在國際上會被當作強度較大的勞動，因此能表現為更多的貨幣；如果用這些貨幣從國外換取本國生產率相對不高的部門所生產的產品，則無疑會節約社會勞動。而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價值又總是物化在一定的使用價值上。馬克思指出：“不論財富的社會形成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8頁。）節約社會勞動便是增加社會財富。

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也不是絕對的，因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并不是無限的。任何一種產品，隨著生產量的增加，或遲或早都要達到邊際成本，當邊際產品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其產品就不再具有比較優勢，也就不能再出口。所以，除資源壟斷和技術壟斷的行業外，在這些行業的產品沒有替代品的情況下，國際分工不可能是絕對的，而只能是相對的和部分的。這一觀點可以用下圖表示。

附圖{圖}

圖1成本遞增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上圖以澳大利亞和我國進行的羊毛貿易為例，說明成本遞增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其中橫軸表示產量，縱軸表示成本（價格）。在圖的左半部分，澳大利亞羊毛的供給曲線為Sa，需求曲線為Da。在沒有國際貿易的情況下，這兩條曲線的交點決定澳大利亞羊毛的價格為O—Pa。在這一價格下，澳大利亞對羊毛的供給和需求數量都是O—C，O—Pa為均衡價格。該圖右半部分的Sc是我國的羊毛供給曲線，Dc是我國的羊毛需求曲線，O—Pc為我國的羊毛價格。在這一價格下，供給與需求數量都是O—H，O—Pc為均衡價格。從圖上看，澳大利亞羊毛的價格低于我國。這是由于生產羊毛需要草原，而澳大利亞草原遼闊，人均草原面積大大超過我國，所以，羊毛的生產成本低于我國。顯然，如果澳大利亞出口羊毛而進口其在生產上比較不利的產品，對中澳兩國都會有好處。

如果邊際成本不變，那么，澳大利亞在價格為O—Pa時就能無限量地生產羊毛，而我國在價格低于O—Pa時則完全不能生產羊毛，這樣，在羊毛生產上便實現了完全的國際分工。根據我國的需求曲線，在價格為O—Pa時，羊毛的需求量為O—L，這一需求量將全部從澳大利亞進口。

但是，生產的邊際成本不是不變的。在生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后，邊際成本將出現遞增現象。由于有了我國的進口需求，澳大利亞必然擴大其羊毛的生產規模。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一些劣質草場也會被用來養羊，同時一些缺乏養羊技能的勞動力也會從事養羊業，一些缺乏牧場管理經驗的管理人員也會來從事牧場管理，等等。因此，羊毛生產的邊際成本便開始遞增。這一遞增一直到O—Pa與O—Pc之間的某一點時才會結束。這一點的高低取決于我國對羊毛的需求強度，這一強度又取決于我國對羊毛的需求偏好。我們假定這一點為P點，再假定市場為完全競爭的市場，這時，邊際成本等于價格，即為O—P。這時，根據我國的需求曲線，我國對羊毛的需求為O—G；根據我國的供給曲線，在價格為O—P時，我國自己已能生產O—F羊毛。這是由于隨著價格由O—Pa上升到O—P，我國一些優質草場及較好的牧工和管理人員已經能在此成本上生產羊毛。這時，澳大利亞由于羊毛價格由O—Pa上升到O—P，所以，澳大利亞的需求便也由O—C減少到O—A。而我國的需求由O—L減少到O—G。在我國的需求中，O—F為自己生產的，F—G為進口的。這時，澳大利亞羊毛的總產量由原來的C—L下降為O—A加F—H或AB。國際分工已經不再是完

全和絕對的了。

這一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國際分工的“度”，不能認為我國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就絕對不能生產，而在一定條件下，我們也能生產這些產品。這是我們在制定外貿發展戰略時必須考慮的。

國際分工的不完全性和相對性還由于各種關稅壁壘的存在而進一步加強。關稅就是在進口品的價格上附加一部分稅金，使價格上漲。在一般情況下，供給和需求都是有彈性的，在這種情況下，關稅有如下影響，見圖2。

附圖{圖}

圖2供給和需求均有彈性時的關稅影響

在上圖中，橫軸O—Q表示數量，縱軸O—P表示價格。為了分析簡便，我們假定該國不生產這一產品。在征稅以前，當價格為O—P時，該國進口的某一商品為O—Q，即需求曲線D—D和進口供給曲線S—S的交點E所決定的量。如果對進口商品征收Pm—P’關稅，則征稅后價格由O—P上升到O—P’，其上漲額小于關稅額（P—P’

非關稅壁壘也是對國際分工的一種限制。所謂非關稅壁壘是政府直接采用關稅以外的手段限制進口，如配額、質量標準、海關估價、政府采購、反傾銷規則、國內歧視性稅收、衛生標準等等，方式很多，且不斷產生新的方式。這些手段帶有行政上的強制性，所以，它對國際分工的限制更直接，更有效，而且立竿見影，一經采取，立即產生限制作用。

戰后關貿總協定和后來的世貿組織的活動一直是在貿易自由主義理論的主導下進行的。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一直是其活動的主要內容。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以及國與國之間不同的政治經濟關系和各種不同的國際經濟集團之間的矛盾，圍繞著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斗爭一直非常尖銳而復雜。而且，這一斗爭又受到各種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支持和指導。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也在不斷地發展和豐富，如國內外生產成本均等論、輸出失業論、降低工資論、保護幼稚產業論、多樣化論、次優理論、貿易條件論、國家安全論等等。任何理論都是在一定的前提條件下才是正確的。貿易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完全的國際分工能增加全球的產出，從而能增加全人類的福利。但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是各國之間必須是友好和善意的，否則，這種完全的國際分工便不能促進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而會產生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強者愈強的后果。戰后南北經濟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便是明證。而在國際上仍有敵對和不信任的條件下，就不能說國家安全論沒有道理。在國內失業壓力很大時，限制某些進口以增加國內就業也不無道理，有時就業問題還會成為國內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貿易自由主義理論只是在抽掉很多現實狀況后的一種純經濟分析。

所以，我國在確立自己的外貿理論和制定外貿政策時，首先應該考慮充分利用國際分工來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應該分別不同產業的情況，對一些幼稚產業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這一保護應遵循以下原則：

1.被保護的產業應當是有潛在比較優勢的，適當的保護能把潛在的比較優勢變為現實的比較優勢。一般說來，這一保護期不宜過長，否則會遲滯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這一保護期內，我們實際上是以放棄國際分工所可能帶來的收益為代價的。

2.對有些明顯沒有現實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則不應保護，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下，我們應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充分獲取國際分工所帶來的收益。原來投入在這些產業的生產要素則應依據市場經濟的原則自發地或有指導地轉移到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來。這些產業并不會完全、徹底地消失。根據上文所說的邊際成本遞增原理，有些產業當其生產規模縮小到一定程度后，其成本可能會下降，能與國外產品競爭，從而保有一定的市場份額。而有些產業可能就消失了。這一結論實際是我們對上文所說成本遞增對國際分工的影響的實際應用。事實上，任何國家也不可能什么產業都自己發展，因為有些劣勢是無法彌補的。如俄羅斯就不可能生產茶葉，除非它投入巨額資金人工制造適于茶樹生長的條件，但這樣產出的茶葉不可能在市場上有競爭優勢。同樣，即使冰雪運動場利潤再豐厚，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熱帶國家也發展不起來。

3.有些產業雖然對國家的經濟乃至政治安全很重要，但如果沒有潛在比較利益，保護也是徒勞無益的。比如，核原料對發展核工業和核武器是至關重要的，但假如我國沒有核礦藏，再保護核原料工業也發展不起來。明智的做法只能是進口核原料來發展核工業。

4.軍事工業是應當受保護的。一個自己不能生產先進武器的國家便不可能有安全感，在國際關系上也難免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人。但保護不等于孤立封閉，積極進口一些與軍事工業相關的產品和技術不但不會損害我國的軍事工業，反而能加快其發展。當然，在進口的基礎上還要創新，否則便是跟在別人后面走，談不上生產先進武器了。

5.對不必要的壟斷產業不應保護。國內有些產業是壟斷的，因此，必然產生與壟斷伴生的服務質量差、缺乏技術進步驅動力及壟斷高價和壟斷利潤。這實際是要消費者為其購買的商品支付不合理的高價，不利于發展使用其產品的其他產業的生產，也不利于使用其產品的非生產性消費者提高生活水平。因此，除去確有必要保護的產業外，對其他壟斷產業不宜保護，壟斷是不利于發展的。

除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了完全的國際分工外，運費也是限制國際分工的一個因素。一個生產成本較高的國家，可以因為距進口國較近而戰勝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不同商品承受運費的能力是不一樣的。那些價值高、體積小、重量輕的商品承受運費的能力比較大，如珠寶、精密儀器等，就可以承擔空運的費用，因為即使如此，運費也只占其價值的很小一部分，不會因此而削弱其競爭力。反之，價值越低，體積越大，重量越大的商品承受運費的能力越弱，如鐵礦石一般只能水運或陸運，而建筑用沙土除邊境地區外幾乎不能出口。其他一些價值低、體積大、重量大的商品也因運費而削弱了其競爭力，從而使完全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想法不能實現。

我們承認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原則，因為它出自科學的經濟理性，但同時我們還要看到，比較利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這種動態不是指邊際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產要素的可變性。因為無論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率，還是李嘉圖所說的比較優勢，都是由生產要素的質和量決定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生產率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而生產力由三個要素組成：有一定勞動技能的人即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三者都是可變的。首先，勞動者的數量由人口的數量決定，而人口數量則由出生率和平均壽命所決定。勞動者的質量由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水平決定。這一切都是動態的。勞動工具小到手工工具大到成套設備，無一不是一定水平和科學技術的物化。而科學技術是隨著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發展的。勞動對象也是不斷變化的，現有的勞動對象不斷被發現有新的用途，人們也不斷發現新的有經濟價值的勞動對象，如發現新礦藏等，而同時，一些勞動對象也隨著不斷的開發利用而減少乃至枯竭。

在生產力諸要素中，決定性的要素是勞動者。因為其他要素的變化都是由人決定的。所以，我們才得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發展科學技術的前提和基礎又是教育這一重要結論。只要人的素質提高了，就會制造出越來越先進的生產工具，并會發現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和越來越多的新用途，并由此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因為生產力諸要素是動態的，世界文明的中心才會轉移。在古代，中華民族就曾創造出燦爛的文明而與恒河文明、兩河文明、尼羅河文明并列為四大古代文明。只是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的科技水平才超出中國越來越遠。我們相信曾經創造出令人驕傲的文明的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絕對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它在國際貿易上有特殊的意義。正是因為生產要素是可變的，所以，比較優勢也是可變的，否則我們便只能面對現實徒喚奈何了。由于生產要素的可變性，我們才有可能使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由科技含量較低向科技含量較高發展，由低技術產品向高新技術產品乃至世界領先和獨創技術產品發展。這是我們改變外貿出口商品結構、制定外貿發展戰略的理論基礎之一。

我們還應認識到，在生產要素的變化中，對外貿易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進口先進的生產設備等于直接發展勞動工具這一生產要素，而由于使用這些生產設備需要勞動者具有更多的科技知識，所以，它又促進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而且先進的生產設備往往物耗低，這又等于擴大了勞動對象的量。同時，它還會對上游產業和下游產業都產生良性的促進作用。基于此種認識，我們應盡量進口能促進我國科技進步的商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深入理解鄧小平同志“發展是硬道理”和“三個有利于”的著名論斷。要辯證地理解“自力更生”和進口現成技術設備的關系。自力更生是基礎，是我們發展生產力的內因，“自助者天助”，如果自己不努力，經濟的發展便失去了根基。但同時我們也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部因素，以收少走彎路、加快速度之效。

既然以合理的國際分工，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準則，那么就提出一個如何使收益最大化的問題。從經濟學上講，外貿收益最大時即為邊際收益為O時。在這一點，我們得到了外貿所可能帶給我們的一切收益。我們在衡量進口收益時，不僅應考慮到價格收益，同時還要考慮進口該商品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這樣才能得出進口的凈收益。我們必須時刻記住，外貿是國民經濟的一部分，必須服從和服務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需要來確定我們的進口量，再由此而決定我們的出口量。在出口量不能滿足合理的進口需求時，在不考慮技術進步等條件的情況下，即在假定這些條件不變時，就只能靠降低匯率來增加出口量，以滿足這一進口需求，否則就會遲滯國民經濟的發展。但一國的產出不是無限的，而且降低匯率意味著用更多的商品換取原來用較少商品即可換回的進口品，也就是說貿易條件會惡化。所以，降低匯率也有一個限度。由于這些限制，出口量也不是可以無限擴大的。出口量決定進口能力。由于出口量受到限制，進口需求與進口能力之間就會出現一個缺口。這一現象在經濟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尤為突出，因此往往達不到貿易收益最大化的點。比如說，我們需要進口很多的生產設備來發展經濟，也需要進口很多消費品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是，這需要相應的出口來換取，在出口能力不足時，則只能按輕重緩急來安排進口。

這一觀點的要點是，我們進行國際貿易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合理的國際分工所能帶給我們的經濟收益。我們出口是為了進口，而進口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換言之，如果我們沒有進口的需要，也就沒有出口的必要。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出口決定進口，而是進口決定出口。但出口能力又受到種種限制，主要是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匯率的降低也有一定限度，這一限度就是不能低于國內的機會成本，否則貿易條件就會惡化到經濟虧損的程度。我們只有在綜合考慮上述因素的基礎上，確定我國外貿的最佳規模，以使我們的外貿收益在可能的范圍內實現最大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發展很快，這是令人欣喜的現象。我們相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不斷發展的大趨勢下，對外貿易將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