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化繁榮城市因素論文

導語：古典文化繁榮城市因素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原因，一向為中外學者所關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此研究的論文日漸增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隸制和奴隸制經濟對古代希臘文化發展的影響；奴隸主民主政治對古代希臘文化發展的影響；古代希臘文化與古代東方文化的關系等方面，很少從城市地域空間去觀照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原因。文章以雅典為例，述論了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城市因素：其一，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工商業經濟。城市是工商業經濟活動的中心；其二，文化的繁榮必須有相應的文化人才和占有豐富的文化知識資源。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榮的文化基礎——科學文化知識與人才。雅典城市是城邦廣行文化教育與交流活動的重要空間和舞臺；其三，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榮的政治保障——城邦民主政治的權力機構。城邦民主政治的確立與運作，始終與城市密不可分。由此說明，城市是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基石。沒有城市，希臘古典文化的繁榮將是不可想象的。

【英文摘要】thecausesof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havelongreceivedattentionfromscholarsathomeandabroad.particularlysince1980smoreandmorepublicationsonthissubjecthaveappeared.however,mostofthemfocusontheinfluencesofslavery,slaveryeconomyanddemocracyup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greekculture,therelationbetweenancientgreekcultureandancientorientalculture,andsoon;fewofthemapproachthesubjectfromcityperspective.takingclassicalathensforanexample,thisthesisaimsatexpoundingonthefollowingcityfactorswhichengendered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1.itisinthecitythatbusinessesgather,whichoffermaterialbasisfortheprosperityofclassicalculture,thecityisthecenterofindustrialandcommercialactivities;2.theboomofculturerequirescorrespondingtalentsandrichculturalresources;itisinthecitythatknowledgeandintelligenceassemble.athensisthesignificantstageforthepolistocarryoutcultural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activities.3.itisinthecitythattheinstitutionsofthepolisdemocracyarelocated,whichprovidepoliticalensurance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theestablishmentandoperationofthepolisdemocracyareinseparablefromthecityfromthebeginningtotheend.hencecityisthebasis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withoutcity,itwouldbehardtoimaginesuchabrillianceinthehistoryofclassicalgreece.

【關鍵詞】希臘/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culture/athens/cityfactor

在古代希臘各城邦的演進中，有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公元前8—公元前6世紀，古代希臘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達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經濟、文化等方面遠遠勝過雅典。而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卻后來居上，逐漸發展為希臘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學界析論較多[1](第30-35頁)，但很少從城市地域空間去觀照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原因。實際上，歷史是有連續性的。古風時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紀)空前規模的“殖民運動”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推動了希臘城市的成長和發展。據統計，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間，由希臘城市所建的殖民地達139個[2](p.160-162)。這種發展不僅僅是城市地域空間的擴展和城市數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經濟的活躍。“殖民運動”使希臘人“擁有所需的土地，最富產的國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為其供給糧食，他們掌控了集納世界財富的市場。”[3](p.111)希臘人從此成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競爭對手。正是在城市廣為發展的宏闊背景下，希臘人迎來了古典時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紀)的文化盛期。此間，發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榮所必須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自然成為“全希臘人的學校”和時代的翹楚。本文旨在以雅典為例，探究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城市因素，希冀說明城市是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基石。如果離開了城市，希臘古典文化的繁榮將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榮的物質基礎——工商業經濟

古典時期，充分發展的希臘工商業經濟，無疑是古典文明繁榮的物質基礎。而城市集聚了工商業經濟，是工商業經濟活動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紀，希臘世界的工業大有發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區，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業特別活躍。手工行業更多，更有組織和更加專門化。出現了冶金業、造船業、制陶業、建筑業、紡織業、制鞋業等多種類型的手工業作坊。以制鞋、冶鐵、建筑業和制陶業為例，制鞋業不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還有裁鞋面、納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鐵業出現了專門負責鍛打、鑄范、拉風的分工。建筑業則有木工、鑄工、銅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畫匠、刺繡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業中有燒瓦工、燒磚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燈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說中曾提到眾多的職業：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銅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繪畫匠、繡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紀，阿提卡區成為希臘世界最繁盛的工業區域。“冶金業、造船業、武器制造業和陶器業，使勞里昂區、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區的生活緊張熱烈起來，而許多偉大建筑物的構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輝燦爛”[4](第51-54頁)。

隨著手工業的專門化，作坊和營造場等手工業生產區應運而生。這時的作坊和營造場一般規模不大，并可以為私人所有。例如，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父親就有一個鐵匠鋪；希臘的軍政家克利翁父親有一個硝皮廠；雅典的演說家伊索克拉底的父親有一個樂器制造廠[4](第56頁)。

工業的發達，糧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開發，促動了商業貿易的活躍，由此導致以城市為支點的市集貿易和邦際貿易的繁榮。“每一個城邦對于周圍地區來說都是一個市集，農夫們在那里賣掉他們的產品，換取錢來支付他們的賦稅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購買從外地輸入的商品及鄉間作坊不能生產的制品(當這些可以用錢支付的時候)”[5](第52頁)。

在市集貿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臘最為普遍的國內貿易形式。小生產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調劑余缺，互通有無，交易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不同的市場，按規定的時間開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魚、肉、臘腸、家禽和野鳥、酒、木柴、陶器、鐵器、舊貨，還有賣書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場是此類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還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節日或競技會等非經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奧林匹亞、德爾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峽舉行的全希臘競技會，為雅典守護神雅典娜舉行的祝賀節等，都是商貿活動的良好時機。邦際貿易則指希臘各城邦之間的貿易，或希臘人與異邦人之間的貿易。這種貿易較市集貿易規模更大，輻射更廣。在貿易中形成幾個重要的商貿中心城市：希臘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屬與貴金屬、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產品，又向域外輸出各種織物、武器和金屬器具、氈毯、花瓶、珠寶、美術品、金銀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欖油、紡織品、精美的工藝品、陶器、軍器輸出，換回谷物、魚、牲畜、蜜蜂蠟、食鹽以及奴隸。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愛琴海上著名的國際商港，運到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馬其頓和色雷斯的亞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還從各地輸入奴隸。小亞細亞的米利都則是聯結東西方貿易的重要樞紐。當時，希臘商人的足跡已遍及北歐、西歐、英吉利海峽、北海和波羅的海，甚至到達歐亞交界處的未知地區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頁)。

與其他地區相比，由于土地貧瘠，平原狹小，古代希臘的農耕經濟并不占優勢，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認，城市工商業經濟的繁榮，是先前落后的雅典變為公民富足、國家強大的重要原因。國富民強才能進行大規模的智力投資和文化建設。伯里克利曾大規模地興建雅典衛城、帕特濃神廟、赫維斯托斯神廟、蘇尼昂海神廟、大劇場、音樂廳、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規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為全希臘最美麗的城市、“全希臘的學校”。據載，建造雅典娜神廟花費竟耗資7000塔蘭特，相當于雅典城邦整整7個全年的預算[6](第358頁)。在其執政期間，國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發展文化事業。演劇、慶節、獻祭等都是開銷不菲的公眾活動，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持。其一部分費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則以“社會義務”的形式分攤給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義務，如演劇捐助、海軍建設捐助、供應貧民糧食捐助等。色諾芬的《經濟論》中記載，蘇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們盡捐助義務：“必須供奉豐盛的祭品，否則神和人都會找你麻煩。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職責。第三，必須宴請市民并對他們有所資助，否則，你就失去追隨者。”[7](ⅱ，5-8)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400個雅典人負擔前401年至409年間的泛雅典娜祭慶的巨額款項[8](第310頁)。古代雅典社會經濟生活的相對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些“富人”階層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對而言農耕經濟并不占優勢的古代希臘社會，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紀，從總體上說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貧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諸如教師、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勞動者，工資標準一個樣，都是日得一個德拉克馬[9](第253頁)。這樣的工資收入，除了足夠支付一切的必須費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無力成為“富人”(即便是有，為數也不會太多)。因此，只有經營獲利較多的工商業經濟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業奴隸主，才有可能成為雅典富人階層中的多數。這種富人階層的出現，是雅典文化興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榮的文化基礎——科學文化知識與人才

經濟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創造性勞動的結晶，其主體是人。文化的繁榮必須有相應的文化人才和占有豐富的文化知識資源。古希臘人認為，“求知是人類的本性”[10](第27頁)，“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樣的教育，而關心這種教育應是國家的本身”[11](第28頁)。雅典人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去做的，從而使雅典城市成為城邦廣行文化教育與交流活動的重要空間和舞臺。

其一，雅典城市廣泛吸納域外先進文化知識和人才。早在梭倫改革時期，就鼓勵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設各種專業技師居留的特別區，并給予公民權[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時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納百川之勢，吸引著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人們來此學習和交流文化科學知識。“哲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等等，都跑到雅典來，在雅典，他們便有廣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頁)。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雅典40萬人口中，有3萬2千名外邦人。他們經營工商業，從事科學、文學和藝術研究，執業法律、醫生等。來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薩哥那、德謨克里特、普羅泰哥拉、哥爾基斯、希羅多德、品達、邁倫等文化名家，匯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們的城市，對全世界的人都是開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像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13](第131頁)。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呂底亞、本都、伯羅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著的合意的東西，都被帶到了雅典。而這里所說的“產品”，不僅僅是自然產品，也包括精神產品。這些“產品”都是因為雅典的偉大而被吸引來的。詩歌、音樂和藝術都和商品一樣，在雅典城找著了舒適的家鄉[13](第131頁)。正是這樣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識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創造，將古希臘文化推向了繁榮的頂峰。

其二，眾所周知，希臘緊鄰西亞、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區。希臘古典文化的繁榮，有一個東方文化的源頭。但是，古老的東方文化既非專為古希臘文化的發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動融入古希臘文明之中。就當時世界來說，已達二三千年之久的東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學習和借鑒。古希臘人能夠將東方文化繼承、學習、吸納為推動自己文化繁榮的養料，并加以創造性地改造與發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臘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臘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識分子。“希臘人常到國外去旅行，在這一方面，連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見絀”[14](第212頁)。生活于古希臘城市的許多文化人、知識分子，虛心求教，廣泛汲取，“拜東方文明為師”，竭心盡力變豐富的文化資源優勢為文化發展優勢。他們是繁榮希臘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時代的先鋒。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詩人梭倫，青年時代游歷經商，遍訪小亞細亞沿岸希臘人城邦，考察社會制度與風土人情，結交泰勒斯等名人學者。博學多才的梭倫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詩人”之殊榮，更得“希臘七賢”之美譽。古希臘哲學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隨波斯術士和迦勒底星相學家學習神學和天文學，師從米利都學派研習自然哲學。后到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學問的人求教，獲得了豐富的知識。一生中寫了約60種科學著作，涉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各門知識。馬克思稱之為“經驗的自然科學家和希臘人中第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15](第146頁)。著名的醫生希波克拉底，從小隨父學醫，曾在小亞細亞、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歷行醫，學習取經。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了豐富的醫學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為西方醫學的最早奠基人。被譽為西方“歷史之祖”的希羅多德，大約從30歲開始，歷時10年游學訪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島等地。訪查傳聞逸事，憑吊歷史遺跡，了解風土人情，有助于后來撰述《歷史》名著。總之，“希臘人所借用的，無論是埃及的藝術形式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數學和天文學，都烙上了希臘人所獨有的智慧的特征。這些特征歸結起來，就是虛心、好奇多思、渴求學習、富有常識”[14](第212頁)。

其三，希臘古典文化長達200余年的繁榮，絕非僅靠少數文化人、知識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擁有廣泛的公民群眾基礎和城市活動空間，從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廣博的內涵、恒久的魅力和深遠的影響。文化人、知識分子依托城市開辦學園，進行全民性的戲劇演藝、宗教節慶、體育競技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傳播了知識，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躍了文化市場，從而使得對戲劇、雕刻、建筑、詩歌、論辯演說等古典文化的認知、理解、接納和傳揚，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

公元前388年，柏拉圖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亞創立學園。園內設有圖書館、授課廳和宿舍等。在柏拉圖時期，學院里講授的主要課程有數學、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該學園是古希臘第一所真正招收學生的學校。很長一段時間里，它一直是希臘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個學術中心。從學園學成出去的許多學生，在地中海世界的眾多地方，傳播著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公元前335年，亞里士多德在雅典呂克姆體育場創立學園，從事教學和著述。此外，還有一批“智者”所創辦的專門教授論辯技術的學校。這些學園或學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許的，并認為是為青年的顯赫前途提供訓練所必須的。諸多學園與學派并立于雅典，使人們在更多學習選擇的同時，加深對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認識和了解。智者學派的學者們教授在公共場合下演說的藝術和辯論的技藝，為培養適應民主政治時代所需要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貢獻。雅典的民主政治，決定了當時的社會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辯論、才識贏得人心的。雄辯的口才，超群的才華，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備的要素。

戲劇演藝是雅典城邦利用戲劇節組織戲劇比賽對公民進行人生觀、世界觀和倫理道德教育的一種文化藝術活動。活動多是在祭典和節日中以集體方式進行。古希臘至少有300個以上由城邦組織的宗教節日，祭奉的神祗超過400位。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為公共的宗教節日[16](第101-102頁)。戲劇演藝活動只在狄奧尼索斯節的祭慶日子里進行。連續5天的歡慶，主要是進行戲劇比賽。雅典大劇場是節慶活動的中心，數以萬計的人聚集劇場，觀看悲劇或喜劇表演。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底斯和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創作參賽演出。起初，戲劇演藝只是祭儀的附屬品，后來逐漸取得社會意義，成為政治的論壇，休息與娛樂之地。戲劇演藝也便有了獨特的文化價值，“希臘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準，在很大的程度上應該歸功于組織民眾、教育民眾、啟發民眾的戲劇”[8](第318頁)。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內，雅典演出的戲劇有2000多種。

宗教節慶與體育競技活動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節日組織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動。主要節慶賽會有泛雅典娜節、狄奧尼索斯節和厄琉息斯密儀等。泛雅典娜節年年舉行，4年一大慶，慶節一連6天，雅典所有民眾都參加。慶節活動有賽馬(賽戰車)、徒步競走、歌唱、舞蹈、朗誦比賽與音樂比賽。狄奧尼索斯節和厄琉息斯密儀也具有全國性的意義。“在這些節日里，不僅有體育鍛煉，同時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娛樂，因為那時有藝術布景和表演”[13](第131頁)。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禮演說中說過：“整個一年之中，有各種定期賽會和祭祀；……每天怡娛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13](第130頁)

戲劇、藝術、哲學、競技等文化活動，是傳揚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徑和載體。對公民而言，這不只是閑暇之余的精神娛樂，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會道德的教育活動；是認知、理解、接納古典文化的有效過程。知識、價值和思想在公共廣場上接受公眾的批評和爭議，“以前屬于軍事貴族和祭司貴族的精神世界現在向越來越多的人開放，直到向全體平民開放，而希臘文化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形成的”[17](第39頁)。正如劉易斯·芒福德所言，體育館、康體館和劇場“不僅僅是鑄造了城市的形態：同樣，每個場館也經由旅游和朝圣而達到更廣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榮的政治基礎——民主政治的權力機構與活動空間

雅典城市能夠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與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帶來的寬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環境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在伯里克利時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盡管也有這樣的事實：蘇格拉底以其政見不同而被處死；阿那克薩哥拉和普羅泰哥拉兩位哲學家被迫離開本國。但是，雅典城市的寬容和自由的文化環境，“比之大多數其他國家，不論在古代還是近代的國家，都要好些”[9](第258頁)。“雅典那時有一種活潑的自由，以及禮節、風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潑的平等；……在不違背這種平等和在這種自由的范圍以內，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質上的參差，都取得最無拘束的發展，都在它的環境里取得最豐富的刺激，來發揚光大”[19](第258頁)。人們可以盡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或諷刺、或褒揚，或辯論各種思想、觀點。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確立與運作，始終與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倫開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雅典歷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間接地維護了城市工商業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擴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例如，梭倫改革的核心，是以財產特權代替貴族世襲特權，按財產劃分公民等級，以等級確定權利和義務。公民財產主要依據其田產的年收入，工商業者則按其貨幣收入折合成實物來計算。從而削弱了氏族貴族所享有的種種特權，使工商業奴隸主有機會躋身于國家領導層，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壇。恩格斯遂將公元前594年梭倫改革后的80年，概括為從事工商業的富人對舊的貴族勢力的勝利競爭的時代，同時又是“舊的氏族制度的殘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盤”的時代[20](第112頁)。梭倫之后的庇西特拉圖、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繼續推行或發展梭倫的立法。古典時期，自由手工業者的人數在公民大會中明顯增多。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諾芬等也同樣認為，約在公元前5世紀末，工人在議事會中占了多數[4](第58-59頁)。

其二，雅典國家機構最重要的是公民大會、議事會和陪審法庭。公民大會是雅典城邦最高權力機關，10天召開一次，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討論和決定國家大事；議事會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機關。會議成員500人，執行公民大會的決定和處理國家的日常事務；陪審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檢察機關。陪審員由每個地區各選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選出6000人，組成10所高等法庭，審理重大案件并參與立法和監督公職人員。一方面，這些權力機構大多設置于城市，以城市為重心運作。考古資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機構如公民大會和議事會出現的同時，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廣場、公民大會會場和市政大廳隨之出現[21](p.101)。市政廣場是交流信息、參與市政議會和公民大會的“民眾集會之所”。在雅典，由全體成年男性公民參加的公民大會通常是在市政廣場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舉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會和議事會的決議等，皆公告于此。有關城邦政治和國民事務的文獻保存于市政大廳。“議事院則是一個服務于公民大眾的相當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廣場其間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墻圈內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貴族上層人物的居住區。政治和宗教首腦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廣場附近的林陰道兩側。下層人物遠離城市中心區。各分散的居民區用矮墻或壕溝分開，形成分散隔離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區。隨著民主制的確立，特別是希波戰爭后，曾作為軍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衛城中心廣場，主要供人民集會和商業之用。廣場的東、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與廟宇。北面是建于平臺之上的神廟，供人們休息與交易。緊鄰神廟的則是市民政治集會的地方——市政廳。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權利屬于城市的成員——全體公民。“凡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的多數決議無論在寡頭、貴族或平民政體，總是最高的權威”[22](第199頁)。有學者認為，公民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有權參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鎮會議、擔任公職等。公民大會是每個年過20的雅典人都有資格參加的一種“城鎮會議”[23](第26頁)。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劇場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間。雅典的公民大會有時就在劇場舉行[24](lxii.4)。早在古風時期，“建筑師們就已經認識到柱廊不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裝飾，而且對擴展空間——廣場(agora)神龕，體育館等等——在有限的空間支撐一個頂棚，提供一種裝飾并賦予其特定的意蘊，也是重要的附屬建筑”[25](p.193-195)。柱廊作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間，一直持續到希臘化時期。

至此不難看出，城邦既有國家的某些基本屬性，如設置公共權力機關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詞有“城市”、“國家”、“公民集體”三個含義。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個以城市為中心、公民為主體、國家為本質的共同體，而城市是其空間中心和活動中心。古典時代的雅典城市，是人們生產、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場所，是城邦經濟、政治和科學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為典型，這是與雅典城市對文化發展的突出貢獻分不開的。

“希臘城市猶如希臘藝術和思想一樣，是個“奇跡”[26](p.viii)。

【參考文獻】

[1]楊俊明.古代希臘文化繁榮原因研究概述[j].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世界史，1997，(2).

[2]boardman,johnandhammond,n.g.l.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secondedition).volumeⅲ.part3[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3]glotz,g.ancientgreeceatwork:aneconomichistoryofgreece[m].london:1926.

[4][法]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m].志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5][法]保羅·貝羅克.城市與經濟發展[m].肖勤福，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6][蘇]b.h.迪雅可夫，h.m.尼可爾斯基.古代世界史[m].日知譯.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1954.

[7]xenophon.ⅵ.oeconomicus[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

[8][蘇]塞爾格葉夫.古希臘史[m].繆靈珠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9][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羅經國，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10]苗力田.亞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11]曹孚.外國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2]plutarch.livesⅰ.solon[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13][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m].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14][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m].吳象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15][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黃洋.希臘城邦的公共空間與政治文化[j].歷史研究，2001，(5).

[17][法]讓-皮埃爾·韋爾南.希臘思想的起源[m].秦海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

[18]munford,lewis.thecityinhistory[m].penguinbooks,1961.

[19][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20][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snodgrass,a.archaeologyandtheriseofthegreekstate(inaugurallecture)[z].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

[2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23][美]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冊[m].盛葵陽，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24]aristotle,x.x..athenianconstitution[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25]lewis,d.m.,boardman,john,davies,j.k.,ostwald,m.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secondedition):volumev[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

[26]glotz,g.thegreekcityanditsinstitutions[m].london,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