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戰爭研究論文

導語：第二次直奉戰爭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馮玉祥自身的原因

第一，挽回聲譽的需要

馮玉祥為了謀求自存，便日益向掌握當時北京政權的曹錕靠攏。并于1923年6月13日幫助曹驅黎出京，《民國日報》在次日《黎元洪竟走了》一文中就指出“黎元洪出京之直接原因，由于馮玉祥于今日午后十二時三十分逼黎即刻離京，否則將令部隊入城威脅也”［2］。此后，馮玉祥為了得到曹錕的重用，又曾多次幫曹錕收買議員，為曹錕賄選鋪路。

馮玉祥的這一系列舉動，引起了全國各界的不滿。旅寧安徽學生團體致電馮玉祥稱：“惟年來聞公政績，未嘗不引為軍閥中之優秀者。滿冀公始終自愛……乃自公入京以來，一切措施，漸失眾望，然猶以為偶爾失度……不意此次曹欲攫總統，迫走元首，都門鼎沸，舉國震驚。中外報紙，皆指公為曹氏之功臣，新華門逼宮一劇，在公固已盡職，不愧為曹氏之一走狗……軍人之模范，更如是乎？嗚呼，公其休矣”！［3］九江旅滬同鄉會也通電譴責馮玉祥：“當視曹錕、張紹曾、馮玉祥、高凌霨……等為禍國罪魁，即為人民之公敵，一致聲討，共維國本”［4］。就連馮玉祥的“教友”、國民黨的左派人物徐謙，也在表明態度的談話中“責馮玉祥為成濟……不聽吾言，即為割席……”，并“責馮之擁曹，勸馮主張開和平會議。”［5］而馮驅黎的舉動也引起了西人的注意，上海泰晤士報北京通訊社指出：“馮氏居常戴嚴守中立之幌子，以黎氏良友自命，乃至危急之際，竟出而叛黎……”［6］同時該報還揭露，“當馮玉祥得知曹錕、張紹曾與黎元洪的矛盾尖銳異常時，馮卻說：‘余之機會至矣’”［7］他們甚至嘲諷馮“信用破產”。可以說，馮玉祥幫曹驅黎以及收買議員等舉措，使馮威信大減。

但馮玉祥畢竟在軍隊中打拼了幾十年，已經學得實用主義的某些權術。所以為了給自己開脫，同時也為了挽回自己的聲譽，他在10月2日的一次講話中為說：“吾國現在一壞至此，吾人若想國家日好，則非為國家流血，終必一事無成……今日吾國惡劣分子禍國殃民，除用爽快斬截手段之外，別無善法……”［8］452-453可以說，外界對馮玉祥的指責，是促使馮發動北京政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思想上具有進步性

馮玉祥雖出身于北洋軍閥系統，但與直、皖、奉系等軍閥相比，馮在思想上具有進步性。他認為“軍不成閥，閥不代閥”［9］49，才可以“永絕將來隱伏之禍胎，確立健全民治之基礎。”［9］42按照馮自己的話說，他這次政變，推倒曹吳，正是為了“使國人知武力之不足恃，以開根本改造之新機……為全國統一之先導，定邦國永久之大計，期以此次改革，完成歷年來改革未竟之事業，解決歷年糾紛之根本”［9］42。“吾輩非奉系，亦非直系，更非皖系，乃完全是國系，或國家有事，吾輩定效命焉。倘作一人一系之走狗，決不為也”［8］36。從參與灤州起義，中經反對袁世凱稱帝，到討伐張勛復辟，再到護法戰爭時期于武穴通電主和等，都反映了馮思想的革命性。

馮還具有一定的愛國思想。第一次直奉戰爭時，馮玉祥之所以擁吳反張，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勾結日本，出賣中國主權。馮曾發誓：“今后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里讓日本人奪了去”［10］24。所以,馮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活》中說到：“梁士詒的行為是我深所反對的，倚仗日本撐腰，靦然無恥地要出兵保護他，尤為所切齒痛恨。由于這個原因，我即毅然決心愿以全力幫助直系對奉軍作戰。”［10］329相比之下，吳佩孚則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慷慨激昂地高舉著愛國主義的義旗，聲嘶力竭地討伐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提出了“罷戰主和”的政治主張；還支持學生的五四愛國運動。他的種種表現蒙蔽了馮玉祥。但是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后，吳佩孚兇殘地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通過賄買的形式幫助曹錕登上總統寶座，勾結英美帝國主義來推行其“武力統一”的政策等等。吳的這些舉措激怒了人民大眾，也令馮玉祥十分不滿，“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并作一時……決竟回兵并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將為國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禍吾國、好戰而殃民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干戈以相周旋”［9］38。

第三，個人野心的驅使

“今天回顧起來，我認為那次政變是馮玉祥將軍受個人野心驅使并摻雜了他對吳佩孚將軍的某些宿怨而貿然作出的行動”［11］276。個人野心是馮發動北京政變的重要原因。而馮氏的野心則體現在擴大地盤和獲取政權上。

擴大地盤的需要。“馮在發動政變前，就曾向提出過奉軍不入關的要求，目的也是為了在推翻曹錕吳佩孚之后，自己能夠控制京津和華北的大部分地區”［12］248，馮玉祥在自傳《我的生活》中寫到：“只要你們的隊伍（奉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10］329。領袖欲的驅使是又一體現。追隨馮多年的鹿鐘麟對馮的評價可謂中肯，“馮在北洋軍人中是一個比較進步的人物……他的領袖欲也是相當強，以致遭到北洋軍閥上層人物的歧視和猜疑。”［1］2顧維鈞在回憶北京政變時，也指出馮氏領袖欲是政變發生的原因之一，“像那時期中國所有的實力雄厚的軍閥一樣，馮玉祥也是一個很有野心的將軍，極欲獲得政權，以統治中國。”［11］336而當時影響巨大的《民國日報》也認為馮玉祥和其他軍閥無異，“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馮玉祥等……蓋此一介武夫，毫無政治常識，而野心則大而無外。”［4］由此可見，擴大地盤和領袖欲的驅使，也是馮決意發動政變的重要因素。

二、馮玉祥與直系曹吳矛盾發展

第一，吳的驕橫行為引起各界不滿

第一次直奉戰爭獲勝后，吳佩孚便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樣，做起了武力統一的迷夢。曹錕當上總統后，他更是意氣驕橫，野心勃勃，大有雄視中原、威加海內的氣派。此時他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攫取直魯豫巡閱使之職，復伸張勢力于長江一帶，指使蕭耀南占據湖北，齊燮元占據蘇皖贛，孫傳芳占據福建，更唆使川黔軍攻掠四川，勾結陳炯明、沈鴻英牽制廣東，駐兵山海關、喜峰口以阻御奉軍［10］359。他的武力統一的政策雖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對，但是他的窮兵黷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首先，他策動陳炯明等進攻廣州，并勾結英帝國主義唆使廣州商團叛變，以牽制孫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時指使齊燮元、孫傳芳夾攻浙江盧永祥，以肅清在東南僅存的皖系殘余勢力［1］1-2。吳的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引起了皖系、奉系的不滿和驚恐，同時也令馮玉祥十分害怕。

第二，吳處處對馮進行排擠壓制，馮吳矛盾日益加劇

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馮功勞甚大，因而得以出任河南督軍。但是吳卻派毫無功勞的寶德全為督辦，并介紹很多人分任重要職務。馮對左右說：“這樣辦，要我這個督軍干什么！”［13］53。馮用督陜時的人馬接管河南，而對吳所介紹的人選一律予以拒絕。馮玉祥人河南督軍后，河南的軍務、政務一律不買吳佩孚的賬。（吳佩孚）于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不僅在糧餉、糧秣、被服、住處上刁難馮玉祥，使馮玉祥所部重又淪為無衣無食無住之困境，而且扯由頭，天天找馮玉祥的事，叫馮玉祥左右不是，無所適應，馮對此感到非常傷心［13］54。由于馮、吳性格方面的差異，使督豫一事成了倆人矛盾的導火索。“蓋馮雖督豫，而吳固仍駐洛陽也。物莫能兩大，況吳素性又頗傲慢，以馮久隸屬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諮商，馮亦不愿一味仰承旨意，久之，彼此之間，自難免各不愉快。”［14］72

在吳的排擠下，馮很快就被調往北京，出任徒有虛名而無地盤的“陸軍檢閱使”，吳還命令馮只準將第十一師帶走，而新招募來的部隊一律由新任河南督軍張福來管制。為此，馮憤憤地說：“吳佩孚此次將我調離，其用意即要置我們于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10］341，這導致馮吳矛盾更加惡化。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后,馮玉祥被吳任命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趨赤峰，繞擊奉軍后路。馮玉祥的第三軍所經之地，交通不便，地方貧瘠，給養難于籌措。越是往北行進，人煙越是稀少，困難也就越大。顯然吳佩孚是有意識地借這次戰爭把馮部調離京畿，并把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貧苦的長城之外。但吳還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馮監視而外，復令胡笠僧（胡景翼）率部相隨；對馮加以注意，如馮有任何異動，即就近解決［10］370。

第三，直系人員過于腐敗驕橫

由于直系在軍事上不斷取得勝利，曹錕亦更加驕橫。不僅為攫取總統寶座不遺余力，而且“日事奢華”、“克扣軍餉”，馮對此不僅不迎合、不支持，反而勸曹“力為修德”，曹錕對他這種不肯行賄又好話直說的行為很不滿［13］77。而馮也越來越看不慣曹的驕橫。

曹的部下，在吳的影響下，常常給馮以刁難。尤其是直魯豫巡閱使署軍需處長李彥青更是經常借故克扣馮部的餉項和軍需用品，使馮部的日子很是艱苦。舉例來說，1923年6月22日，曹錕發給馮部三千支步槍、十八門陸炮和幾百萬發子彈。等到軍需處領取時，李堅持沒有10萬元的賄賂，決不發放。10萬元湊齊了，當日六點鐘便接到李六（李彥青）的電話，叫派人領器械彈藥去，恨得馮牙齒咬得格格作響［10］368。曹錕政府從意大利購買了大量的槍炮彈藥，馮便派他的總參謀蔣鴻遇去見陸軍總長陸錦，接洽領械。結果蔣在陸錦那里等了足足四個鐘頭，陸總長只是不見。而陸總長卻與一個旅長在床上躺著抽大煙，談古說今，沒有完結［10］367。這令馮玉祥極為氣惱。

北京政變后，馮玉祥在電文中對曹吳政府的腐敗驕橫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內則嬖幸用事，賄賂公行，淫佚自娛，上好下甚，財政則誅求無厭，吏治則紀綱全無，外復放任專閫，迷信武力”［9］49。按馮玉祥的話，曹錕的倒霉，大半因為他的干部過于荒唐之故［10］367。

三、其他方面的影響

第一，孫中山對馮玉祥的影響、感召

孫中山在南方經營的時候，就認為馮是一個可爭取的對象。為此，孫中山對馮玉祥做了大量的工作，曾先后派遣徐謙、紐永鍵、李石曾、孔祥熙、宋子文、王法勤、丁惟芬等一大批國民黨上層骨干分子勸導說服馮玉祥實行國民革命。可以說，正是由于受孫中山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和“三民主義”思想的影響，馮玉祥才逐漸脫離了北洋軍閥的陣營。

1917年馮玉祥在武穴向全國通電主和的舉動，引起了孫中山的格外關注，為了爭取馮玉祥，孫中山在給馮玉祥的信中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一舉動，“閱報見執事（馮玉祥）巧電，熱誠護法，努力救國，不勝為民國幸。昨冬以降，南來國人，無不盛稱執事為愛國軍人模范……瀕危之民國國脈，得以主持正義如執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則國民必感偉功于永久矣。”［15］372

而馮玉祥對孫中山則是十分的仰慕。1920年馮在給孫的信中說：“中國已瀕于危境，真正救中國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厲，無論如何失敗，而我行我素，始終如一，此種精神凡謀國者當為之感奮。”［16］297-298；并表示“私衷仰慕，已非一日，今欲追隨，乞多指示”［16］298。馮還在他的自傳《我的生活》中寫到：“我把那份手書的《建國大綱》細細讀了兩遍，覺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中涌起了一種興奮欽慕之情，無從筆述……我說這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對癥藥方，必定照著這樣辦，中國才能夠成為自主的現代國家，卓然獨立于世界，自從讀了這個，我完全成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10］352

1923年10月23日，馮玉祥班師回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并通電全國，希望“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16］299同時又發專電給孫中山：“今幸攜友軍，勘定首都，此役即平，一切建國方略，尚賴指揮，望速命駕北來，俾親教誨”［1］18。這都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第二，段祺瑞、對馮的拉攏和欺騙

《馮氏推翻政府之內幕》一文中，指出馮在戰前已經與張段達成協議。“在此期間，馮玉祥與其同志屢開會議，同時又與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軍隊離京前，雙方（指馮與張段）已具大體協定，雖未決其必然，但一大部之軍隊，未赴熱河，逗留后路一事，確為事實。軍隊落后，名為筑路，實未前進，以便離京相近也。”［17］可以說，協議的簽訂，使得馮發動政變有了相對輕松的環境。

知道馮和吳的矛盾不可調和，便和段祺瑞共同策劃，拉攏馮玉祥。1923年馮和李德全結婚時，授意張學良派人前往祝賀，與馮玉祥搭上關系。以后，因馮部困難，又暗中給予接濟。此外，還通過段祺瑞策動馮玉祥脫離直系獨立。一番努力沒有白費，與馮玉祥達成約定，一旦直奉交戰，馮軍與奉軍相遇時，“均向天空鳴槍”，互不攻擊［11］230。

為了促使馮早日發動政變，對馮采取了欺騙的方式。張的代表馬炳南在會見馮時說：“只要推翻了曹吳，奉方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10］372于是,馮坦白地對馬表示：“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10］372并提議說：“將來我們事成之后，擬請孫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馬答曰：“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10］372但是事后張食言，不但將大批的奉軍調入關內，而且將馮玉祥步步進逼，將京津的大部分地區據為己有，聯合段來排擠馮。為此馮后悔莫及，馮玉祥多年后回顧當時的情況說：“局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豈不是為強盜、馬賊當伙計，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對新局面萬分消極。”［11］248

段祺瑞自從直皖戰爭失敗下臺后，就一直寓居在天津。他是一個不甘蟄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時局動蕩的時候，就會尋求機會，以圖東山再起。段深知馮與吳素有芥蒂，于是派賈德耀來來拉攏馮：“將軍若能頂起大梁，合肥（段祺瑞）定可鼎力相助。到那時，大局自然會歸老兄掌握。”［18］159這使得馮玉祥極為高興，“請轉告合肥，果然大局屬我，我一定請合肥等有德望的人來主持大局。”［18］159

曹錕賄選總統后，段祺瑞在反對曹吳的傳檄通電中，斥責“曹錕、吳佩孚、曹锳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嚴修戰備，拆橋毀路……有岌焉將墜之懼。”［19］177同時對自己大肆吹捧，“本上將軍，束發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為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鏟除奸兇而定國是。”［19］177文中，段祺瑞還“慷慨激昂”地呼吁：“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遘此急難，必有履及劍及興起不遑者，祺瑞愿從其后，檄到如律令。”［19］178可以說段祺瑞的態度也影響了馮玉祥。

第三，孫、張、盧三角反直同盟的作用

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后的，銳意整軍經武，想著卷土重來；皖系殘余的浙盧，處于重重包圍之中，亟謀找一條出路，以圖自存；而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也正在奮力邁進，進行著倒直的運動［10］359-360。于是，1923年孫中山與、盧永祥取得聯系，倒直吳的三角同盟形成。在孫中山給的信中，便提到此事，“雨亭總司令（）大鑒，自去年陳炯明聽吳佩孚嗾使叛亂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師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師旅亦不克掃蕩燕云，擒斬國賊……一年以來，屢蒙我公資助，得以收拾余燼。由閩回師，又得滇軍赴義，川民逐吳，遂將國賊在西南之勢力陸續撲滅，而廣州根本之地，得以復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而吳佩孚、齊燮元近日濟以大幫餉彈，逆賊乃得傾巢來犯……幸將士用命，將敵人主力完全擊破，廣州得以轉危為安。從此，廣東內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計劃亦可從此施行矣。故特派葉譽虎（即葉恭綽）前來領教一切并詳報各情，到時，幸賜接洽為盼，并候大安。”［20］171-173另外，在孫中山的電文中，也多次提到了反直同盟一事，“現在皖奉兩方面已商議妥當。只要東江肅清，決不停留，即行北伐（曹吳）”［15］512、“文于六日親至韶關誓師討賊，督飭各軍急速進行，不變初態，以踐前約。貴軍（奉軍）精銳，未失所望，乘時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顧。彼虜既疲于奔命，則最后勝利，仍在吾人也。”［15］141

在三角同盟的影響和孫中山的勸說下，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變化。1923年12月，馮的夫人病故時，馮對孫的代表馬伯援說：“目前直系兵力數倍于我，如冒險行動，必遭失敗，待時機到來，我一定有所舉動，請將此意轉達中山先生。”［1］3-4到這時，馮的政治思想已日益傾向于革命方面。馮看到反直陣線已經形成，更加增強了推翻直系軍閥集團的信心。于是，他除了積極訓練部隊以加強軍事力量而外，并且積極地爭取同盟。

綜上所述，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絕不是偶然的，它是由各種原因交互影響促成的。雖然馮發動政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個人私利，但我們應當注意到，馮發動的這次震驚中外的“首都革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

但是，縱觀馮玉祥的一生，他在很多重大事件的處置上都有虎頭蛇尾的特點，如護法戰爭時期，馮于武穴通電主和后妥協退讓，再到北伐后期放棄“三民主義”、進行“反共”都體現了這一點，而這在北京政變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毅然反戈一擊，舉兵奪取了北京政權，表現了不凡的魄力，但隨后就開始瞻前顧后，搖擺不定，最終和奉軍及段祺瑞達成了組成執政府的政治交易，拱手將政權交出［21］55。使得這次政變的積極作用大打折扣。

［參考文獻］



［1］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等合編．馮玉祥將軍［M］．合肥：安徽省出版社，1988：14．

［2］黎元洪竟走了［N］．民國日報．1923-06-14(3)．

［3］旅寧皖人嚴責馮玉祥［N］．民國日報．1923-06-21(6)．

［4］各團體文電匯編［N］．民國日報．1923-06-18(10)．

［5］徐季龍表明態度之談話［N］．民國日報．1923-06-21(10)．

［6］直系失敗之過去未來［N］．民國日報．1923-06-18(2)．

［7］西報論馮玉祥信用破產［N］．申報．1923-06-15(7)．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馮玉祥日記［M］（第一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9］馮煥章(馮玉祥)．馮玉祥政治要電匯編［G］．北京：北平東方學社，1993．

［10］馮玉祥．我的生活［M］．長沙：岳麓書社，1999．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顧維鈞回憶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孫其明．東北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3］張傳華．民主斗士［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0．

［14］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M］(第68輯《民國政史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

［摘要］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忽然從前線班師回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北京政變，囚禁了總統曹錕。這次政變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馮玉祥策劃已久的。促使馮發動政變的原因很多，既有馮玉祥自身的原因，又有直系曹吳方面原因，同時其他外部因素也有一定的促成作用。

［關鍵詞］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北京政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