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學私學教育特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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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學教育深受學術文化的影響，它的凸折歷程及其成就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形成了官私學并重的格局，其中以私學教育最具特色。魏晉南北朝時期小學教材的編寫促進教學活動的進行，并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小學教育；玄學思想；官學；私學

魏晉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一個分裂戰亂的時期，亦是文化教育走向低潮，往往不為人所注意的時期。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爭奪，軍事上的戰亂，文化上的交流，互相激蕩，互相斗爭，互相滲透，互相融合，在魏晉學術文化的基礎上，孕育著新的學術思想和文化，在教育上產生一些新的因素。這一時期小學教育的發展，又呈現出新的特色。

一、玄學清談及其對小學教育的影響

魏晉以來，由于連年征戰，政權更迭頻繁，儒學“獨尊”地位喪失，并逐漸由注重章句訓詁轉麗重義理，成為不復恪守家法師法的“魏晉經學”。但它在政治上仍有重要作用，也仍是當時教育的主要內容。道教起源于先秦、兩漢的“長生不死之術”，宣揚煉丹和畫符，假借老聃為教主，從仙家擴展而成為一種宗教流派。佛教主張神不滅說與因果報應說。自漢傳人中國，西晉以來大獲發展，且風行于南朝，并為南梁奉為國教。道學、佛學也成為官、私學的重要學習內容之一。玄學家合《老子》《莊子》與《周易》為一體，名日“三玄”，將儒道糅融，嬗變為玄學清談，這是玄學內容和清談相結合的一種思想風氣和學術意趣，體現了一種政治上逃避現實、人生觀頹廢墮落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思潮。玄學清談，對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有很大影響。

其主要表現是：在教育思想方面，產生了與儒家禮教相對應的放任思想，如當時的玄學家，提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張，雖然以自然放任思想，猛烈抨擊乃至全面否定儒家的禮樂名教，對兩漢君權神授的儒學思想，對漢儒繁瑣章句學問的沖擊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玄學家往往進而全面否定儒學，甚至要人們放棄學習、拋棄文字，這是不利于教育發展的。如嵇康說：世俗以“《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而他則反其道而行之，“以明堂為丙舍（墓前小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睹文籍則目焦，修輯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談禮典則齒齲，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在教育實踐方面，“矜高浮誕”的玄風形成后，許多士人對儒學失去興趣，即使入學，也不愿埋首讀書，造成了學校教育程序混亂，教育質量下降。但是儒、佛、道、玄四學并存，既互相吸收又相互論爭的態勢，不但豐富了當時的教學內容，也影朝換代或戰亂的年代，官學受到極大的沖擊，私學；響了教學的方式方法。玄學從誕生伊始，就走上了亦儒亦玄，儒玄雙修的道路，佛學也滲透到儒、玄學中，儒家學者亦借用佛學來補充儒學教育內容之狹窄。玄學以清談見長，清談之風風靡士林，在清談風氣影響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時，互相詰難、自由辯論蔚為風氣，并常常以此決分高低。在南朝粱武帝時代，儒學重建在教育中宗主地位，但儒學的講授方法深受玄學清談影響，清代趙翼在《女兒史札記·六朝清談之習》中稱：“雖事文于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辯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

由于分裂和長期戰亂，學校廢置無常，特別是官學，在數量上大大減少了，官學教育總的趨勢是衰弱了。但也出現了一些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南北朝時先后開設儒學、元素學、史學、文學、醫學、律學等學館學科，實施分科教授。

南朝宋明帝時（公元470年）又立“總明觀”，分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南史·明帝紀》）。以“陰陽”立學堪稱前無古人。與國子學同年開辦的還有醫學，此系我國醫學專門教育的發端。

《洛陽伽藍紀》載：“北魏置有國子、太學、四門三門，實僅國子一學。”當時國子學還有“算生博士”和“算生”之設，授《九章算術》，此即后世專設算學之先聲。魏晉偏重文學知識，前秦重律學知識，劉宋重史學和醫學知識，北魏重算學知識，北周重校書修書知識。這些傾向，在其時分科設學的學校中，都曾得以表現。教育內容與類型上的變動，無疑會給整個這一歷史時期的小學教育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官私學中的小學教育

中國古代的教育制度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一是由各級政府主持、管理的教育，即官學；一是以私人或私人集團主持、管理的教育，即私學。私學自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之后，延綿不絕，成為重要的文化教育現象。綜觀我國古代小學教育史，可以看出，古代的小學教育既要依賴于官學，又離不開私學，它們相互補充，共存發展，促進了我國教育和文化科技的進步。但由于官學時興時廢，尤其是在改卻蓬勃發展，成為主要的教育機構，小學教育也主要依賴私學進行。中國官、私學教育源遠流長，經過漫長封建社會的洗禮，展現出不同的表現形態或多種教育形式，中國的小學教育就是與此相伴而嬗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學教育制度正是這一獨特歷史場景的生動寫照。

（一）官立小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學教育，總的形勢是時興時廢，似斷又續，但仍有小學教育的興辦。東晉以來孝武帝雖于太元九年曾接受了謝石請求普修鄉校的意見，實際地方教育仍是各地鎮守自動開辦。

這時范汪守東陽大興學校。家在豫章（今江西南昌縣）的范宣，以講誦為業，諷誦之聲有如齊魯。

太元年間范寧任豫太守時，大設庠序，改革舊制，遠近入學者達千余人。大興四年（公元321年），鮮卑國慕容魔以儒學劉贊為東庠祭酒，命令世子與國胄前往受業，魔于政事之余也親臨聽之。他還著有《家令》數千言。慕容魔子慕容魷也尚經學而多才藝。他在即王位后，于公元347年命令天下貴族子弟為宮學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大上章》以代《急就》，以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魷子慕容俊即位后，“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舊。此外，十六國時期，劉淵之子劉曜即帝位后，“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石勒興辦學校，重儒崇經，在立太學之后，增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擇人教之，這些學校為后趙政權培養著后續人才。

對這些學校，石勒是非常重視的，史載他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北魏時期，由于政府的提倡，在獻文、孝武、宣武諸帝年代，地方學校是有所發展的。西兗州（今山東境內）刺史高佑不滿足于郡國設學，還于縣立講學，黨立小學。北魏孝文帝時期，于公元493年遷都洛陽后，更勵行漢化，禁穿胡服，改用漢語。在學制方面要求完備，下令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立四門博士，于四門置學。到宣武帝時（500年-515年）下詔營建國子學，并大選儒生為小學博士，定員40名，樹小學于四門。但規模很小，國子生只有36人。據史料記載：四門小學是依據當時的大儒劉芳的建議而設置的，劉芳則是根據《周禮》四郊小學的制度而提出的。從劉芳的建議來看，四門小學和太學在一起，似國子學在城北、太學在城東舊址，四門小學鄰近太學，因為劉芳覺得”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有關四門小學的內容，缺乏可資證明的史料，大致是與其他官學的內容相近似。

上述可知，魏晉南北朝官立小學雖然比較零碎，不夠系統，小學的教育教學活動也不夠正規，但是，一些開明的君主或貴族統治者為了鞏固封建政權，在大舉興辦高等教育的同時也積極倡導小學教育。而小學教育的發展很明顯地帶有民族融合和少數民族漢化的特點。

（二）私學中的小學教育

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中國歷史中”離亂“年代，由于封建割劇、戰爭長年不斷，封建官學時興時廢，這樣在無形之中催生了私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由于儒學獨尊的地位被突破，小學教育隨著各家爭鳴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了長足發展。

三國時期，戰亂頻繁，那些淡泊明志的士大夫，都深居簡出，以講學自給。這時的私學，魏國較吳蜀更為發達。私學的課程主要為儒家經典。兩晉私學也是比較發達的，就其程度說，有不少屬于小學程度，如王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欺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這時期的私學講授，亦以儒經為主，其次是道家和陰陽五行之學，還包括天文、歷算。

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谷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邛‘祈嘉，”少清貧，好學......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余人。“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孔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上述可知，私學中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非漢代私學可以相提并論，為學生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識訓練，不少少年兒童在私學中勤奮好學，為以后的成才打下了基礎。

《差山歌》中稱：”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我國南朝時期，政局不穩，官學時興時廢，儒學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私學家在深山中設學授徒，南齊朝在老百姓中流行的這首《差山歌》，真實地反映了這種情況。它描述了當時各家各派私人講學授徒風氣之盛。南朝私學中儒經仍占相當位置，但玄學，黃、老、莊、釋、文、史等學說紛紛興起。不少學者是儒摻釋道，而對于研習儒經則形成了”南人約簡，得其英華“的學風。如王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

伏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業，“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后東游，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40張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糾北朝私學中進行的小學教育活動相當活躍，尤其燕、趙、魏、冀地區比較普遍。北朝私學與南朝的不同之點是學者多以儒術為中心，私學亦是以儒家經學為主要的教授內容。這與南朝玄學、佛學興起，居然和儒學爭雄的風氣殊異。如房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

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叫孫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李鉉，“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余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

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馬敬德，“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于春秋左氏，沉思研求，盡夜不倦，解義為諸儒所稱。教授于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眾”。¨引呂思禮，“年十四，受學于徐遵明。長于論難。諸生為之語日：‘講書論易，其鋒難敵”’。

從整體上看，北朝小學教育的重任主要落在私學教育。就人數和規模而言，北朝私學超過南朝。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史略論稿》敘論中說：“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日（北）魏，（北）齊，二日梁、陳，三日（西）魏、周。”可見隋唐制度三源中有兩源出于北朝。陳寅恪先生曾反復強調家學和地域之學（實即私學）對保存和傳播文化的作用，其中當然包括私家小學教育的作用。北朝私學中的小學偏重于經學、經書的教學，重師承，但在一部分私學中也傳授其他方面的內容，如沈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于陰陽圖緯，道經釋典，靡不畢綜”。“他講課時，儒生、桑門、道士都來聽講，說明教學內容廣博包羅。又如刁沖”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舍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諱、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四方學徒就其業者，歲有數百。“m3這些都說明北朝私學較為廣博。此外，北朝私家小學規模較大，人學學生較多，有明顯的地域特色，注重游歷教學，雖重師承，但也自由擇師，自由討論，獨立思考，一些私學大師嚴謹教學、學生刻苦學習的精神也較為突出。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學中比較廣泛地開展小學教育活動，其緣由是復雜的，大略而言：其一，國家雖有官學的設置，但主要是面向成人的高等專門教育，且入學名額有限，很難滿足眾多讀書人，尤其是鄉村兒童入學的需要；其二，官學入學有等級身份的限制，無門第及貧民子弟無權進入官學學習，只得轉而求教于私學大師所開辦的私學。一些寒微、孤貧、牧羊放豕的孩童得以入學，說明了私學招生對象上的相對開放性；其三，由于社會動蕩不寧，一些專家、學者遂避居山野，授徒講學，所收學生當有不少未曾發蒙的兒童；其四，北朝實行漢化政策，儒家思想及禮儀的養成，應從兒童開始，官學數量有限，漢化目標的實現，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私學中的小學教育活動。此外，私學辦學形式不拘一格，清新活潑。儒、佛、道、玄都辦有私學，互相吸收、融合，私學的小學教育一般面向未啟蒙的兒童，但也有成人人小學的，如，劉蘭”年三十余，始人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于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除了傳授普通知識的小學外，私學中還有專門進行藝術教育的小學，彝兄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日：‘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馴三、小學教材分析古代小學教育的內容是非常廣泛而豐富的。

儒家經典、文學藝術、諺語格言、童謠民歌、歌謠口訣、科普讀物等等，都是小學教育的內容。不過，其中最為典型，也最為系統的，應該是蒙學課本。它是中國古代小學的通用教材。古代小學教材發軔于西周及秦代，以后逐漸發展。

（一）小學教材概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學教材對于漢代有較大的繼承并有所創新。

三國時期的小學教育較多地采用漢代教材，尤其注重《論語》和《孝經》。《三國志·魏書》稱鐘會的母親張昌蒲“明于教訓”，對鐘會“勤見規誨”。

鐘會年四歲，張即教他讀《孝經》，七歲讀《論語》，八歲讀《詩》，十歲讀《尚書》，十一歲讀《易》，十二歲讀《春秋左氏傳》《國語》。她對鐘會說：“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洶’她的一個教學原則是“漸”，也就是循序漸進。另據筆者所見材料，三國吳項竣撰有《始學篇》，《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輾本。

內容以各種神話傳說為主，有助于激發幼童的學習興趣和想像力。

晉代的小學教材主要是《急就篇》。晉夏侯湛《抵疑》中說：“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漢魏以后，童子皆讀《急就篇》。”著錄于《隋書·經籍志》的晉人編寫的小學教材有以下幾種：、王義：《小學篇》l卷；無名氏：《始學》1卷；楊方：《少學》9卷（《唐書》作3卷）；束皙：《發蒙記》卷；顧愷之：《啟蒙記》3卷；郭璞：《三蒼注》。這些書后來都亡佚了。

談到南朝的小學教材，不能不數到梁周興嗣編的《千字文》，它在小學教材的發展方面，起了承先啟后的作用。《隋書？經籍志》記載這個時期的小學教材，有《訓俗文字略》1卷，后齊黃門郎顏之推撰。此外，還有唐寫本《開蒙要訓》，日本藤原佐式《日本現在書目》小學類列在晉顧愷之《啟蒙記》、王羲之《小學篇》后，梁周興嗣《千字文》前。這本書大概成書于東晉與齊梁之間。

至于北朝的小學教材，多半用《急就篇》《孝經》《論語》等儒家經典，還有其他的一些私家學派的教材。

（二）《千字文》

據有關學者的考證，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為首句的《千字文》乃梁武帝敕令周興嗣所撰作引。

周興嗣的《千字文》成文于梁武帝大同年間（535～543年）。在此之前，三國時期魏國的書法家鐘繇曾經書寫過一篇《千字文》，在西晉末年兵荒馬亂的逃難途中，連同其他書籍一起被大雨淋濕，幾至糜爛。后來，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又重新編綴繕寫，但是文理、音韻皆不佳。因此，到了南朝時，梁武帝為了教育自己的子女，又命周興嗣再次編纂。相傳，當時梁武帝讓人先從王羲之書寫的碑文中拓下來一千個不相重復的字，每張紙上一個字，雜亂無章地放在一塊，然后召來周興嗣，說：“卿家才思敏捷，就給我編成一篇韻文吧！”周興嗣奉詔后只用了一個晚上就編綴好呈送給梁武帝，頭發和兩鬢都變白了。汪¨梁武帝接到了《千字文》后，對周興嗣賜賞甚厚。這就是歷經1400多年仍長盛不衰的千古絕唱《千字文》的出爐過程。

《千字文》全書千字，每句四字，成文押韻，共250旬，基本上無重復字，且內容豐富，通暢可讀，毫無牽強硬湊的痕跡。清人諸人槿稱《千字文》為”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條理貫穿，毫無舛錯，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長緒于亂絲，固自難展技耳。“無疑是對它最貼切的評價。

書中有對自然界一些現象的介紹，如：”日月勸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云騰致雨，露結為霜。“又如：”金生麗水，玉出昆岡。劍號巨闕，珠稱夜光。海河咸淡，鱗潛羽翔。“接著介紹一些重要的歷史知識，如：”推位讓國，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發殷湯。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文中還說到君子修身之道，并推類而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明友之倫，如：”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資父事君，日嚴與敬。孝當竭力，忠當盡命。樂殊貴賤，禮別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孑懷兄弟，同氣連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規。“《千字文》中包含了不少封建倫常的說教和慎言遠禍之類的人生哲學，另外也有一些不無可取的勸誡，如：”知過必改，得能莫志。罔談彼短，靡恃已長。信使可履，器欲難量。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禍因惡積，福緣善慶。公務員之家

容止若思，言辭安定。“此外，還有對優美景物的描寫，如：”渠荷的歷，園莽抽條。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陳根委翳，落葉飄鷂，游鵑獨運，凌摩絳霄。“就語言論，《千字文》保持了《倉頡篇》《急就篇》整齊押韻的傳統，便于兒童朗讀背誦。所選的一千個字，都是古書上常用的，沒有很生僻字，多數的句子也是普通的結構，艱澀難懂的很少，引古書、用典故的地方有一些，但不算艱深，非常適合作為小學教材。北宋汪洙的《神童詩》中說：”古有《千字》義，須知后學通。圣賢俱間出，以此發蒙童。“明末清初教育家、思想家顧炎武也指出：周興嗣的《千字文》”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后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于是至今為小學家恒用之書“。《唐摭言》記載：”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杰。甲辰淮浙荒亂，避地廣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于聾俗，以換斗箕之資。“拉州類似顧蒙以教授《千字文》謀生的，的確大有人在。除作為主要的童蒙課本之外，《千字文》的內容還被社會上其他行業所采用，如科舉考場試卷的編號、商人賬冊編號、大部頭書籍（如《道藏》《知不足齋叢書》）的編號，等等，往往用《千字文》的字序為序。歷代書法家也競相書寫《千字文》。例如，王羲之的孫子智永禪師曾親手抄寫了800冊廣泛散布到社會上，江南寺院每處都保存了一本。除了智永所書的《千字文》外，留傳至今的還有唐代懷素、歐陽詢、宋徽宗趙佶、元代趙孟頰、明代文征明等眾多書法家各種字體的帖本。無獨有偶，古代小學重視寫字教學，名家撰寫的《千字文》貼本也是重要的臨摹教材。《千字文》的語句當時在社會上也廣泛流傳。如有人用《千字文》里的話戲作乞社：”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于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云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所有上述這些續編、改編本都曾在一時一地流行過，然而都不久不廣，沒有一種堪與周氏《千字文》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