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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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緣起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深刻變革的過程之中，這個過程突出表現在社會分層加快和社會流動率的提高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一項有關社會分層的研究中，研究者將當代中國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其中倒數第一階層（社會最底層）是“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倒數第二階層是“農業勞動者階層”，倒數第三階層是“產業工人”階層，而“產業工人”階層的一個最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農民工。構成農民的兩大主要職業階層———農業勞動者和產業工人，在我國當前的社會分層中分列倒數第二和第三的位置，這就是當前我國農民社會地位的基本境況。教育向來是我國歷史上社會底層成員改變身份的主要途徑。從隋唐或更早的時候開始，百姓就將教育（如科舉制度）視為可資信賴的實現社會流動的階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對由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描述。教育帶來的社會流動使我國在很長時間內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社會流動率。在現代社會，教育更是社會底層成員及其子女改變身份的主要途徑。遺憾的是，相對于城市孩子，農村孩子通過教育來改變身份的歷程變得越來越困難。在考大學方面，農村學生要面臨比城市學生大得多的障礙，尤其是農村學生考好大學越來越難。謝維和、李雪蓮對37所高校的學生進行了城鄉對比研究。他們發現，農村學生占所調查學生總數的比例為35.6%，但是，國家重點院校的學生中來自農村的比例只有26.8%，而地方性院校的學生中來自農村的比例高達48.7%[1]，也就是說，農村學生進入地方性院校的可能性遠遠大于進入重點院校的可能性。楊東平比較了北大、清華和北師大這三所學校近幾年的招生情況，他發現北大、清華和北師大這三所中國頂級高校的農村生源也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2]。《南方周末》近期的一篇報道說，“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3]，再一次凸顯了了農村學生入名校難的事實。大多數農村學生難進大學，而進入大學的農村學生主要進入了地方性院校。近幾年，地方性院校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十分困難，農村家庭辛辛苦苦供子女讀完大學，卻發現就業后的收入非常低。農村孩子通過教育來實現社會流動越來越難。那么，為什么農民子弟通過教育來實現社會流動會越來越難？該采取怎樣的行動來扭轉這一狀況？本研究希望對這些問題做出清晰的回答。

二、研究方法

按照“量的研究”與“質的研究”的二元分類框架，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歸為“質的研究”范疇。具體而言，本研究所使用的質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長期的田野考察質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會人類學的影響。在社會人類學中，研究者一般選擇一個村莊、一個社區或者一個城鎮，進行解剖麻雀式的調查。筆者選擇的調研地點在湖北省英縣，英縣總人口為40.6萬人，其中農業人口34萬人，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小縣。一般農戶的兩大經濟支柱是種茶和外出打工。從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一經濟指標來看，英縣的經濟狀況在全國經濟序列中處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筆者對英縣進行了長達5年的跟蹤性田野調查。5年的時間內，筆者對英縣的1所高中、1所初中、1所小學、2個村莊進行了細致的觀察和描述，與多名學生、家長、教師、校長、縣教育局干部進行了深入的訪談，撰寫了30余萬字的田野筆記。

（二）BuddyResearch的應用buddy是“朋友，伙伴”的意思，顧名思義，Bud-dyResearch就是通過與受訪者交朋友的方式展開研究的方法。當研究者和受訪者成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朋友以后，很多問題不僅可以依靠正式的訪談來理解，而且還可以通過朋友之間的自然交往來理解，相對而言，后者是一種更好的理解社會問題的方式。在本研究中，筆者與數位教師、學生、家長和教育干部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友誼，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筆者獲得了一般的調查難以獲得的寶貴資料。

（三）重視個案的價值質的研究重在用事實說話，而搜集典型的個案是用事實說話的有效方式。“一個精心尋找的案例往往比任何模型和理論更能深刻地說明問題”[4]。個案可以是一個人，一所學校，一個家庭，或者一起事件。本研究中，筆者搜集了各類典型的案例上百個，從而為筆者的觀點和理論構建提供了豐富的支撐材料。

三、農民子弟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之路上的障礙

（一）貧困依然制約著農民子弟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

在筆者田野調查的早期，英縣還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因為家庭貧困而無法接受完整的義務教育，他們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學就輟學了。因為當時的學生還要繳納相對于家庭收入而言數額不菲的學雜費。從2004年起，國家在農村義務教育領域陸續推出了“一費制”、“兩免一補”、“義務教育全免費”、“提供寄宿生活補貼”等措施，與此同時國家還推出了“免農業稅”等優惠措施，農民的家庭負擔日漸降低，而同期我國經濟持續發展，農村家庭收入不斷提高，義務教育階段因貧輟學的現象很少見了。對于我國大部分地區的中小學生而言，經濟的因素已經不再是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障礙。但是，對于非義務階段的教育而言，各項費用仍然構成了很多家庭沉重的經濟負擔，首先來看看高中的情況。英縣共有五所普通高中，每所高中每學年的學費在2000—2500元之間。除了學費之外，高中階段的其他支出也明顯高于初中。在吃的方面，初中生一般都是從家里自帶米和菜，生活成本較低。高中設在縣城，且學習時間緊，一月只能回家一次或二次，所以無法從家里帶飯菜，只能在學校食堂吃飯。以每天10元錢、每年在校時間300天的標準計算，一個高中生一年的生活支出為3000元。

初中階段的交通費用往往為零，而高中距離家庭一般都比較遠，因此，交通費用也需要考慮。高中階段的資料費用也較高。加總各項開支，一個高中學生一年的開支在8000元左右。關于高等教育的經濟負擔，筆者曾調查了英縣11個考入不同大學（都是公辦高校）的學生的開支情況。大學的費用主要包括學費、住宿費和生活費三個部分。這11所大學的平均學費為4577元，住宿費為1075元，新生初次報到還要繳納一筆“代收費”，包括軍訓著裝費、體檢費、醫療及保險費（自愿）、教材費、借書證、戶口、餐卡工本費等費用，平均為1200元。這些費用加在一起，約為7000元。除了上交學校的各項費用之外，大學生最重要的開支就是生活費了。前幾年，一個大學生每月的生活費用至少在400元以上，近幾年物價水平不斷提高，現在一個大學生一月的生活費至少在600元以上。以每年十個月的在校時間計算，大學生一年的生活費開支至少為6000元。這樣，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支就在13000元左右。而在英縣，一個農民家庭一年的純收入大約在1萬元左右，也就是說，一個農民家庭一年的純收入難以支付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各項開支。雖然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支會超過一個普通家庭一年的純收入，但是農民家庭往往很早就為子女積攢了讀大學的費用，而且農民家庭也可以通過借款等方式來供子女讀大學，所以，對于正常的農民家庭而言，供一個孩子讀公辦高校并不是很困難。但是，我國有相當比例的農村家庭有2個或者更多個孩子。根據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農村家庭第一胎為女孩的，可以生育第二胎。從概率上看，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概率約為50%，而第一胎為女孩的家庭，一般不會放棄生育第二胎的機會。再考慮到我國農村不同程度的超生現象，總體來看，我國農村應該有超過50%的家庭有兩個或多個孩子。對于雙子女或多子女家庭而言，當兩個子女同時讀大學或者一個孩子讀大學另一個孩子讀高中時，很多農民家庭就會感到沉重的負擔。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我國農村仍有一定數量的貧困家庭。我們調查過一個農村家庭，女主人患癌癥，醫療開支使這個家庭欠債10萬多元，這個家庭贍養著一位93歲的老人，這個家庭還在供兩個雙胞胎姐妹讀大學。目前這兩個姐妹靠助學貸款、獎學金以及平時勤工儉學的方式，負擔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學費則主要靠親戚的借款。在這個案例中，兩個雙胞胎姐妹并沒有終止學業，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非常好，都考入了很好的大學，所以，父親和親戚們決定，即使“砸鍋賣鐵”也要讓她們讀完大學。這個個案絕非孤例，農村的貧困家庭還有很多。目前農村的貧困家庭，主要是由重大傷殘疾病或天災引起的。由于農村基本救濟制度缺失、公共醫療保險體系落后，一些經濟基礎本來不太好的家庭一旦遇到突發災難（例如家庭成員患諸如癌癥之類的大病，或由于地震、臺風、暴雨使家庭財產遭受嚴重損失），那么整個家庭就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對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會大大降低。對于這些家庭的子女而言，他們可能因為家庭的貧困而主動放棄高等教育，當他們考取的大學并非重點大學時，放棄上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英縣長沖高中2004屆高三（五）班共有62人，其中有8名同學考上了大學但放棄了讀大學的機會，這8名同學放棄大學的原因是一樣的：“家里（經濟條件）不是太好，而且考取的大學不是太好，讀了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就這樣，家庭經濟的貧困最終影響了農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并最終影響了他們通過教育來實現社會流動。

（二）農村學生的“考試競爭力”下降，導致他們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困難

1.文化資本缺乏導致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不高。高考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競爭的過程，競爭力強者讀名校，競爭力弱者讀一般院校，甚至沒有機會讀大學。導致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文化資本。法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布迪厄在研究法國社會的代際流動時發現，“高級職員兒子進大學的機會，是農業工人兒子的80倍，是工人兒子的40倍，是中級職員兒子的2倍”[5]。為了解釋這個現象，他提出了“文化資本”這一概念。文化資本是指繼承于家庭之中的知識、學習能力、語言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等能力和素質。文化資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我國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低于城市學生的現象。城鄉居民的文化資本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

（1）兩者在平均受教育程度方面相差甚遠，這就導致城市的家長可以很好地輔導孩子，而農村家長幾乎無能無力；

（2）城鄉家庭文化耐用品擁有量存在很大差距，例如電腦、電話、照相機等；

（3）城鄉居民在參與文化活動上存在很大差距，城市居民享有較多文化優勢，包括可以經常光顧圖書館和博物館等，而農村的文化活動很少；

（4）城鄉居民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存在很大差距，城市家長下班后可以輔導孩子，而農村家長或許遠在沿海城市打工，沒有機會和時間輔導孩子。我國的教育內容和教育評價標準對城市學生有利，而對農村學生不利，這就使得文化資本成為明顯影響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的因素。余秀蘭分析了我國的語文教材，認為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一定的城市文化偏向，尤其是教材所使用的書面化語言和表達方式，對農村孩子而言是外在和陌生的。高考的語文試卷中也存在文化傾向：考試內容較多地反映城市生活；考試對語言、文字要求非常規范，完全排斥口語和鄉土知識；考試的綜合性和創造性越來越高，使農村孩子處于不利的境地；信息不對稱，一些反映當代社會狀況的新聞性問題對于信息較為閉塞的農村學生不利[6]。當前我國正在進行高考改革，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給予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權，而各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試內容往往距離書本知識較遠，很多內容都是社會熱點問題或反映學生文化素質的內容，比如“大飛機”、“五線譜”等，很多農村孩子根本不知道，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農村學生的考試競爭力。

2．農村學校的落后導致農村學生考試競爭力不高。比文化資本更嚴重地阻礙農村學生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因素是農村學校的落后，當然，和過去相比，農村學校自身也有了一些進步，這種落后主要是指與城市學校的差距越來越大，城鄉教育發展嚴重失衡。農村學校的落后表現在校舍、教學設備、學習資料、運動場地等多方面，其中，以師資隊伍最為嚴重。

（1）精英教師的減少與流失。“世間先有伯樂，而后有千里馬”，高水平的教師才能培養出高水平的學生，教學水平不高、對學生缺乏關愛的教師不但不能促進學生的成長進步，反而會阻礙學生的發展。那么，英縣的教師狀況如何呢？在當地最好的中學———英縣一中的老一輩教師中，不乏畢業于名校的名師，有3位教師畢業于武漢大學，15位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但這都是在1992年之前的事情了。隨著畢業生分配制度的取消和畢業生雙向選擇制度的確立，1992年以后再也沒有名校畢業生愿意到山區工作。現在，英縣一中畢業于名校的教師基本上到了退休的年齡，名師越來越少。近幾年進入英縣教育系統的新教師，一般都畢業于湖北大學、湖北師范學院、黃岡師范學院等地方性院校。實際上，即使對于這些地方性院校的畢業生而言，他們的首選也是沿海發達地區或大城市，只有在其他地方無法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之后，他們才會考慮回英縣工作。當然，即使地方性院校的畢業生，在教學一線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后也會在教學崗位上取得好成績，成為優秀的教師。遺憾的是，許多教師在積累了足夠的教學經驗并獲得了較高的職稱之后，就開始想方設法向大城市或沿海地區的學校調動。英縣的長沖高中，曾在一年之內流失了五名教師，這五名教師都是學校中的骨干，有四位還是學校的重要干部，分別是副校長、團委書記、辦公室主任和辦公室副主任，這五位教師分別流向了中山、深圳、黃岡、廣州和昆明。而在英縣一中，教師流失的現象更加嚴重。一方面優秀的畢業生不愿意到英縣教書；另一方面英縣培養的優秀師資不斷流失。經過一系列的篩選和積淀，英縣的師資力量越來越弱。

（2）教師年齡老化現象嚴重。由于生源減少，每年新進入農村教育系統的教師很少，即使有少量教師進入，也大部分進入了高中，這就導致農村初中和小學教師平均年齡不斷提高，尤以小學為甚。英縣小學教師平均年齡已達51.2歲，在偏遠的農村小學，教師年齡老化現象更為嚴重。筆者蹲點調查的河南畈小學有13位教師，平均年齡達55歲。余偉研究發現，老齡教師知識老化、教學成績下降、職業理想缺乏、工作倦怠、漠視教育管理，因此，老年教師的工作效果不如青年教師[7]。筆者訪談的許多教師也承認，“年紀大了，工作不如以前了”。英縣教師平均年齡達51.2歲意味著平均來看在10年之內所有小學教師都要退休，這似乎也意味著農村小學教師隊伍面臨著一個實現新陳代謝的寶貴契機。但是，實際情況并非我們所想的那樣。當大量小學教師退休時，更新的方式并不是從外界招聘年輕的大學畢業生進入小學，而是將那些相對而言不能勝任初中或高中教學任務的教師“下放”到小學中來。例如，由于初中生源的下降導致初中教師超編，2006年三門河中學有七位教師被分到了河南畈小學和流水小學。因為小學和初中教師的待遇存在明顯差別，“下放”到小學被視為對初中教師的懲罰。那些年富力強、富有敬業精神的教師是不可能被“下放”到小學的，年齡較大、教學業績不突出、缺乏社會關系的教師則很容易被分配到小學。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擔心，在可以預計的未來，小學教師隊伍年齡偏大、素質偏低的現象將很難改變。

（3）部分學科教師短缺現象嚴重。英語、音體美和信息技術等課程的師資力量短缺嚴重。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在討論什么知識最有價值時說，“沒有油畫、雕塑、音樂、詩歌以及各種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樂趣會失掉一半”[8]。音樂、美術和體育等學科對于人今后的發展確實非常重要，這些學科教師的缺乏，使得農村學生們難以全面發展。與音體美等課程相比，英語教師的不足則嚴重影響了學生的考試競爭力。考大學、考碩士、考博士、評職稱，諸如此類的通關過關卡都對英語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缺少音樂和美術的相關知識僅僅讓人“失掉人生的樂趣”，而缺乏良好的英語基礎將使農村學生過早地終止學術之路并在未來的社會競爭中處于劣勢。英縣教育局規定，從2006年秋季開始，全縣所有小學從四年級開始都要開設英語課。筆者蹲點的河南畈小學沒有英語教師，只好安排原來教音樂的李老師教全校4—6年級的英語。李老師中師畢業，是學校中最年輕的教師，也是唯一可以教英語的教師，因為其他教師連基本的ABC都不會。不僅是小學，初中英語教師也不夠。三門河中學共有4位英語教師，其中2位是正式（在編）教師，兩位是代課教師。兩位在編教師都畢業于黃岡師范學院英語專科，一位代課教師系西安翻譯學院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另一位代課教師教育背景不詳。四位教師負責全校的英語授課，任務相當繁重，按照正常的師生比和工作量三河中學應該有六名英語教師。繁重的工作使教學質量很難保證。

（三）高校錄取政策不利于農村學生進入重點大學

高考表面上遵循“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如此，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子女考入同一所高校的實際分數往往存在很大差異。目前的高校錄取基本上是根據省（區）來分配指標的，不同省區獲得的指標不同，必然導致不同省區的學生在錄取分數上的區別。在一些高校密集的省市，如北京和上海，地區內的高校將眾多的招生指標投給了本地區，自然就會導致這些高校在本地分數線的下移，而在那些重點院校較少的人口大省，如山東、河南、四川等地，學生要考入省外的重點大學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為他們需要更高的分數才能夠進入這些大學。在北京能上清華的分數，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點大學；在北京能上重點的，在一些省則無學可上。楊東平研究發現，“那些農村學生占多數的人口大省由于配額較少、整體錄取率偏低而錄取分數奇高，甚至可以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100多分”[9]。

高等教育機會不僅在全國各個省區之間分布不均，在一個省內部的分布也不均衡。一些省屬院校在各個地區分配招生名額時也有所偏向，對省會城市的學生有適當的照顧。例如，山東省2000年非重點院校的省內錄取線是不同的，省會濟南最低，其文科和理科類都低于最高地區63分。這樣，從全國來看，北京、上海等這些重點高校聚集的大城市受到了較多的照顧，而在一個省內部，省城和大城市也受到了較多的照顧。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就這樣被嚴重地分割，那些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具有優勢的區域，在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中占據了優勢，那些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處于邊緣化的區域，在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中也處于劣勢，而農村作為我國經濟和文化的最弱地區，農村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機會獲得是最不利的。目前正在進行的高考改革，如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等，也對農村學生不利。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機會，大多被各省最富競爭力的高中包攬，而這些高中無一例外都在城市，主要是省會城市。例如，全國十三所外國語學校，每年最優秀的學生都可直接保送進北大清華。2010年，北大清華在陜西自主招生名額的98.9%、保送名額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壟斷。目前，“裸分”考上北大清華的幾率越來越小。《南方周末》披露，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學生中，只有10人沒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則通過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等途徑邁入北大，而這些加分的學生一般都出自位于大城市的重點中學，農村孩子基本無緣。

四、解決的對策

教育是保障社會公平的基礎，應該為縮小社會階層差距做出貢獻。但是，我們看到，由于教育外部環境的原因和教育制度設計的缺陷，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提高社會公平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我們要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使教育成為弱勢群體改變社會地位更可信賴的渠道。

（一）防止貧困把農村孩子拒絕在教育的門外

首先要關注貧困家庭對義務教育的支付能力問題。國家有必要保證每一個貧困孩子不因為家庭貧困而被剝奪義務教育的機會。失去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或接受不完整的義務教育，將面臨陷入社會最底層的危險。雖然國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在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農村孩子上學遠、上學難、上學難吃飯等問題依然存在，一些農村兒童沒有接受基本的義務教育就離開校園，在這方面，我們依然任重而道遠，解決這個問題是當前所有教育行動中最緊迫的步驟。除此之外，我們還要努力降低貧困對農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機會的影響。近幾年，教育部一直強調公辦高校不能提高學費。從保障農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機會來看，這個措施是必要的。今后，除了要繼續限制公辦高校學費快速增長之外，還要加大助學貸款、助學金、獎學金、臨時困難補助、減免學費、勤工助學等各種措施的力度，更好地提高農村貧困家庭子女對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保障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二）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切實提高農村學生的“考試競爭力”

實現義務教育的城鄉均衡發展應該是我國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重要的發展目標。鑒于師資在教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當前城鄉之間師資力量的巨大差距，我們要把解決農村教師問題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解決師資問題的關鍵是提高農村教師的待遇。目前，農村教師的待遇遠遠低于城市教師，這是導致農村教師不斷流失的主要原因。只有有效提高農村教師待遇，才可以吸引優秀的人才到農村任教，也可以有效阻止農村優秀教師不斷流失。農村教師待遇的提高有賴于我國義務教育投資體制的改革。在當前的義務教育投資體制下，教師工資的發放主要依賴于縣級財政，多年以來，我國的稅制改革與國企改革使資源向城市集中，財政收入向上級集中，縣級財政的力量弱小，提高教師待遇的空間不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讓省級財政成為教師工資的負擔主體，省級財政對同省教師待遇進行合理統籌，從而有效提高農村教師待遇。

（三）高考改革要增加農村學生進入重點高校的機會

鑒于高考在我國的社會流動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高考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是提高農村學生進入重點大學的機會，從而使高考更好地發揮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一些重點高校在提高招生公平方面做出了表率。中國政法大學于2006年對招生制度實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計劃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確定，具體做法是將2006年的2000個計劃招生指標除以13億人，再乘以各省的人口數，這樣就可以得出下達到各省的指標數。按照這個辦法，山東、河南、四川三個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數都歷史性地突破百人，而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計劃由2005年的185人下降為160人，降幅達到13.51%。按照人口比例來看，雖然北京市的招生名額依然過高，但中國政法大學的做法卻讓我們看到了扭轉這種局面的希望。解決重點高校招生公平問題并不能僅僅依靠高校的自覺和自律，教育部要在解決這個問題中發揮主導作用。作為部屬院校的領導者，教育部擁有這些高校招生名額的分配權，提高招生的公平性，使更多的農村孩子有機會進入這些高校，應該是教育部對這些高校招生的基本要求。在高考的改革中，知識分子可以扮演重要的作用。“知識分子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或議題”[10]。隨著社會民主化程度的提高，知識分子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與轉變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許多知識分子是高校甚至教育行政機構的決策者，作為社會良知的守望者，知識分子應該大力鼓與呼，切實保護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農民子弟的高等教育接受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