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公園產業融合政策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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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家文化公園是以文化發展作為核心戰略，對重要文化資源進行保護和開發的頂層設計，需要政策創新和政策具體化。國家文化公園在文化發展的大環境、文化旅游供求關系層面存在發展不均衡、文化資源挖掘不充分、產品同質化等多種問題。基于“文化+”產業跨域融合的生態建設，從宏觀層面提出產業聚集和整合的文化創意融合帶概念；從中觀層面提出縱向資源整合的中介組織制度創新和網絡化平臺建設路徑；從微觀層面系統闡述文化要素的功能與市場融合，打造創意社區的實施路徑。

關鍵詞：國家文化公園；“文化+”產業融合；政策創新；文化創意融合帶

一、引言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新時代自然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和開發的創新舉措。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正式審議通過《長城、長征、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對重要文化資源保護和開發進行頂層設計。國家文化公園以文化發展作為核心戰略，體現黨對新時期文化遺產和代表性文化資源發展動力和方向的定位。國家文化公園是既有理論實踐的創新應用、深入探索及前瞻性思考，迫切需要結合實踐有針對性地加強基礎理論研究，探討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創新路徑。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目標之一是打造提升人民生活品質的文旅體驗空間，這需要“文化+”產業跨域融合發展，提高跨域融合水平、培育跨域融合品牌，打造文化創意融合帶，構建全域統籌、區域協同、有特色的發展格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關鍵詞是國家、文化和公園，文化是核心要素，旅游是最主要的支持要素和主要功能。公園意味著劃定邊界實施有效保護，維持文化生態系統和文化多樣性，從單純的文化遺產保護、旅游開發轉變為推動人們共享的文化權益不斷擴大，從單一主體的管控保護轉變為多元主體參與和開發利用，優化管理體系和空間網絡，為文物保護、文化傳承及經濟發展提供中國方案。文化遺產旅游進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新時期，強調文化體驗和文化教育功能，彰顯其文化價值，具有更強烈的文化傳承使命。文化將成為提升文化遺產旅游競爭力、推動沿線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導要素。如何以政策創新發揮文化在引領遺址保護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是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核心議題之一。由于國家文化公園沿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對文化資源的保護、利用發展程度不同，需要統一的國家文化公園管理機制來統籌，構建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分級管理、分段負責的管理模式。國家文化公園的可持續發展要遵循文化、旅游產業及產業融合的發展規律，與沿線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特色有機融合，依賴于有效的體制機制突破和政策體系創新。國家的“垂直管理”模式只有同地方協同管理機制相結合，建立跨產業、多主體、跨區域協同機制，才能形成共商共建的良好局面。

二、產業跨域融合政策創新的內涵闡釋

政策創新理論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但對基本概念內涵并未形成一致看法。政策創新的內涵寬泛，包括政策模仿、協調、滲透、系統政策理念替代等[1]。政策創新內涵的豐富性源于“創新”的廣泛意涵，創新不僅限于技術和產品的發明使用，凡是在經營和管理領域未曾有過的做法，皆可視為創新。創新是企業內部生產鏈條的各部門、企業外部研發機構、需求等各個構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2]。政策創新涉及政策信息交流和相關利益行為體的互動合作。政策創新是一個持續的政策過程，是社會系統成員之間經由特定渠道的交流過程，是組織或產業與科技、市場的整合，并借此產生各種利益創造機會的管理過程。政策創新的關鍵是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是實現組織系統的持續發展和變革，同時能以新理念去思考或變革現實社會中管理模式的創造性思維活動[3]。制度創新的根本出發點是以效能更高的制度去推動效率更高的行為[4]。良好的制度環境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制度創新的關鍵環節是政府對于產業生產與企業經營所提出的“政策性創新”，主要途徑有制度改革、機制完善、政策扶持和產學研合作等方面。政府是制度創新的主體和創新的協調者。產業跨域融合的政策創新是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也是跨域經濟發展的實踐。與產業發展政策相比，產業融合政策創新的核心措施不是僅聚焦產業、市場、企業、人才等單個發展要素，而是整合資源、培育創新環境，強化跨部門協同，構建協同推進產業融合創新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理解使用者需求、跨域創新團隊的參與、創意想法的快速轉化是思考產業跨域合作和創新解決方案的三項重要原則。產業融合政策創新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外在環境與業界聯結，協助組成跨領域的創新團隊，并厘清市場需求、協助解決團隊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影響組織產出創新產品的重要外在因素為組織與外在環境關聯的緊密程度，能否取得外部資源，例如外溢的知識與制度誘因等[5]。跨域合作的政策架構包括基礎設施、政策法規、運作與治理、創新激勵等不同層次。基礎設施包括人才、資金、設施等，政策法規指相關規定與獎勵措施，運作與治理指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創新激勵指開放式創新中介組織，是政府、業界、民眾的連接渠道，其主要功能是信息搜集、協調資源、規劃方向。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以文化為核心要素，以文化產業、文化旅游融合、文化科技融合為主體的跨域融合發展。文化產業政策本身也重視逐步完善和優化文化和科技融合中不同政策目標在實現過程中的協同性[6]。完整的創新體系包含機構和機制創新層面，文化產業創新體系構成要素包括生產結構、消費需求、知識基礎和設施、政策體系和制度[7]。通過對國內外文化旅游產業融合、文化科技產業融合政策創新路徑的解讀，政策創新的方式集中在創新環境塑造、產業融合創新發展基本要素的支持體系兩個層面。產業融合環境是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生態要素，直接決定區域產業融合發展的程度，也是產業管理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一個具有決定作用的指標體系。

三、國家文化公園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的現實挑戰——以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為例

國家文化公園是一項跨省域、跨部門的重大工程，文旅融合發展進入動態升級和聯動發展的新階段。產業融合發展受到相關產業發展趨勢的影響，還受深層次產業發展環境和供求關系的影響。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在產業融合發展過程中面臨共性的問題和挑戰。大運河文化帶文旅融合整體水平有待提高，產業發展的協同性有待提升、各省域融合水平差異大、文旅融合的同質化現象突出[8]。相比大運河文化帶而言，長城區域文化旅游發展的差異性更為突出。長城文旅融合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只關注長城遺址遺存利用；二是長城區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城鄉融合水平較低；三是長城地區文化和旅游產業規模、空間布局不平衡；四是文旅融合產品體系尚未成型[9]。（一）長城文化資源和產業融合發展“文化”環境的差異性。長城文化資源分布范圍廣、不均衡，沿線省級行政區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水平差異大，產業融合的基礎和環境存在較大差異。國家文物局2016年公布長城資源認定情況，各時代長城分布在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404個縣（市、區）。長城占比小于1的省級行政區有青海、天津、山東、吉林、新疆和河南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其余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長城資源從多到少依次為內蒙、河北、山西、甘肅、遼寧、陜西、北京、黑龍江和寧夏（見圖1）[10]。產業發展的“文化”環境是文化資源供給和文化消費需求。產業發展和融合的基礎主要在于供給推動和需求拉動。在長城文化旅游供給推動要素層面，文化事業經費投入、文化及相關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文化產業法人單位數、旅行社、星級飯店和A級景區數量是主要評價指標。總體而言，長城所分布各省份的文化和旅游投入要素指標連續增長，各地增長不同，是推動文化旅游總體發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各省份的文化和旅游產業發展基礎和環境存在較大差異。人均文化事業經費是供給推動力中的核心資本投入要素，長城資源占比大于1%的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2018年人均文化事業經費僅有北京、寧夏、內蒙古、甘肅達到全國平均水平，長城文化資源相對比較豐富的河北人均文化事業經費投入較少（見圖2）[11]。需求拉動對長城文化旅游發展和產業融合發揮作用，其中消費者素養和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尤為明顯。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產品供給、政府調控行為及教育發展程度共同驅動文化消費水平的地域差異[12]。中國省域文化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全國文化消費水平分為5個層次，北京是第一層次，天津為第二層次，甘肅和河北為第三層次，陜西、山西、寧夏、內蒙古等其他長城沿線省份均為文化消費水平相對較低的第四層次，文化消費環境一般，文化產業投入比較弱，缺少文化創造力和發展力，在思想觀念層面阻礙文化消費意愿[13]。（二）長城文化旅游中“文化要素”的供求失衡。長期以來長城文化旅游呈現以“爬長城”為主、文化為點綴的旅游形態，文化旅游產品供給形式有旅游景區、餐飲、小鎮和演藝等，景區規模及門票收入在長城文化旅游消費結構中占比較大，其他方面供給較小。以長城文化資源豐富的河北省為例，2019年11家長城景區的旅游收入中，門票占比62.4%，餐飲收入占比12.1%，交通收入占比11.13%，住宿收入占比5.88%，商品收入占比5.57%，演藝收入占比0.22%[14]。長城文化旅游收入結構中，門票、餐飲、交通和住宿這四項文化要素并不突出的收入總占比達到91.5%，文化要素相對突出的演藝等其他收入長期低迷，比重在1%~7%之間波動，近年來下降明顯，降至1%以下。總體而言，長城文化旅游本體旅游資源特色鮮明，長城原貌或修繕基礎上的原貌觀光產品比重較大，視覺體驗為主，欠缺以長城區域的生活方式、傳統民俗和歷史文化為代表的文化情感體驗。在文化需求層面，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民眾文化需求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對文化的興趣逐步增加。后現代消費的風格重視個人成長而不只是物質主義享受，民眾渴望獲得“生活的體驗”，而不是僅“看看地景”。在文化旅游中，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性持續增加。北京的文旅融合水平和文化資源利用環境是長城區域最突出的，以網絡游記的內容研究游客對北京地區長城國家公園旅游形象感知，其中目的地形象中旅游景區詞頻達到40%，長城景區游覽給游客留下最深刻印象，游客的積極評價主要體現在長城自然風光與長城雄壯景觀組合層面，同時游客對長城國家公園的歷史文化氣息充滿向往和認可。總體而言，游客對國家公園的認知度仍停留在風景名勝區的層面，對自然保護地、歷史文化遺產及文化體驗的認知較為欠缺。游客在長城人文景觀商業化、觀光方式單一、旅游接待設施不完善導致的景區擁堵和客流量大等方面存在消極評價。長城文化資源利用存在的問題是文化旅游資源的趨同性，文化創新轉化不足，旅游資源配置方式尚缺優化；產業政策方面欠缺融合機制，產業發展路徑單一。在政策支持體系層面，長城文化旅游缺乏教育、研發、產業、信息的鏈接與整合，文化旅游產業鏈不易延伸。長城國家文化公園的政策目標是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基礎設施提升、經濟發展和就業、長城文化和旅游資源的多樣化開發、長城文化傳播。從長城的體量和文化旅游發展現狀而言，應重視統籌協調，以點帶面地進行開發，先選擇具有突出價值和具備條件的長城重要景點開展建設工作，各個園區還需要在競爭中追求差異化，發掘自身優勢，形成共贏的局面。

四、基于“文化+”產業融合政策創新的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路徑

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政策創新的實質是調動社會資源，以社會活力推動整體有序的良好發展格局，核心課題是挖掘、用好文化要素，文化旅游與沿線省份文化事業提升、文化資源開發相結合，把文旅資源轉化為文旅資產。現有文化公園建設模式和“文化+”發展規劃研究都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上海建立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標中明確提出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以文化引領和推動城市全面發展。大運河申遺成功后，開始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模式實施跨地域空間的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帶動文化、生態、經濟和社會四個方面協同發展[15]。在文化遺產保護的具體項目層面，清華大學提出DIBO的模式，涉及咨詢設計、投資、建設和運營四方面的專業領域，實質是針對特定對象的資源整合及有效配置過程。“文化+”產業融合政策的核心是將文化與發展的各要素、各系統相銜接，以文化引領和推動全面發展。具體而言，“文化+”產業融合政策涵蓋產業發展政策、協同性、有效性的產業融合鏈構建、組織制度創新、文化要素融合等方面。（一）宏觀層面以文化創意融合帶構建文化旅游生態鏈在地緣相近和社會背景類似的情況下，創新過程就是人地關系、人企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建立與互動。政策創新是產業融合及協同發展不可或缺的軟環境因素。政府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完善社會網絡結構，引導以創新為導向的要素聚集和要素聯結，優化創新要素的關聯模式，可以提升文化創造力的聚集和外溢。國家文化公園呈帶狀分布，文化創意融合帶的發展模式是構建文化旅游生態鏈，以整合模式實現文化的跨域融合。1.組織體系的整合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文化資源的開發并非單從文化入手，而是從教育、旅游、設計、科技等各個不同但彼此相關的層面同時著手，全面性地展開不同產業與政策的跨界融合。通過對文化資源的利用，創造產業的文化活力與經濟效能，構成完整的、彼此密切相關的產業鏈。文化產業、文化旅游與技術創新并進，以機制革新、創新人才培養和中介組織為核心架構的政策網絡建構利益共同體。從產業融合角度思考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擺脫產業聚集的園區思維，協調統籌產業聚集和融合、文化觀光和發展、文旅產業融合的關系。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基于以產業園區為主要形式的產業聚集區，但有其獨特性，“公”意味著共有、公管、公益、共享，“園”代表劃定邊界有效保護和管理邊界內的文化生態系統和文化多樣性。產業集聚是產業發展和產業融合的普遍發展模式。聚合型組織體系內，各種組織有分工和各自功能，但缺乏協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要建立整合型的組織體系，產業及發展要素之間在職能上有分工合作，但不是簡單的產業聚集，而是彼此交融、融合滲透和輻射聯動，是一體化的有機體，釋放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文化觀光是促進本地文化保存與發展的手段，通過展示傳統文化，增加對文化的認同，也為文化復興提供新契機。文化與旅游彼此之間存在著互惠共生的關系，兩者的結合可以強化地方、區域的競爭力。文化可以為旅游創造特性，旅游為文化帶來效益和經濟發展。文化產業與旅游業互為支撐，內涵式發展的文化產業通過旅游業與市場接軌，外源式發展的旅游業借由文化產業打造核心競爭力。文化創意是動態的開放系統，依托文化持有者和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持續雙向互動建構。文化旅游是文化和旅游要素、文化和旅游產業鏈結構重組后的文化旅游生態鏈。2.文化創意融合帶的政策框架。文化創意融合帶以文化要素為主，在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的政策設計。文化創意融合帶是產業聚集區的提升，是與區域整體發展戰略和定位緊密關聯的概念，形成從創造、人才培養、利益相關者的合作、營銷展示的完整產業鏈和良性循環。文化創意融合帶沒有邊界，具有地緣位置上的近鄰性，以開發、制作和專業化的文化產業園區為核心，在為創造者服務和人才培養層面，設立創意融合中心負責創意產業的規劃和開發、支持人力資源培育和技術開發的相關教育機構發展；在產業發展層面，形成投資主體、產業開發和沿線居民等利益攸關者伙伴關系的中介組織和平臺網絡，負責執行和消費的平臺網絡（見圖3）。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文化+”產業融合發展從規劃、制作、消費到產業化的正向循環系統，進而構建可自生、自主的文化產業生態。文化創意融合帶是既有自上而下的線性政策思維的超越，整合創意社會資源的網絡化思維，營造文化生態環境、構筑適應文化創意發展、成長的社會環境，建立文化創意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機制。文化創意帶是文化創意園在空間維度的發展，是從產業型向經濟型的轉型升級，產業要素的融合滲透，不是封閉的空間布局，是旅游者、文化資源的創意開發者、人才培養的高校和科研機構、投資者、消費者共同參與和擁有的開放空間。在產業維度上，文化創意融合帶是生產要素和市場消費要素間的融合互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促進文化創意要素利用方式的創新。在政策維度上需要綜合性的經濟政策和激勵政策，包括支持單一產業、鼓勵產業融合發展和成果轉化等方面，促進旅游、文化資源利用和市場聯動；對重點領域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推進文化旅游產業融合、文化科技跨域融合，加強和規劃產業融合帶的建設管理，優化產業發展環境，加強產業聯動，促進產品對接市場。（二）中觀層面的制度創新。中介組織和平臺建設是長城文化要素跨域融合的制度創新。政府在創新中承擔的角色不同，直接影響產業融合績效，以政府主導的產學系統容易阻礙創新的發展；產、政、學各自獨立運作，又存在弱連結的關系不利于產業融合；隨著技術創新速度變快，產品生命周期大幅縮短，產、政、學的成員開始以合作方式取代過去獨立運作模式。產、政、學三者的創新行為通常亦會透過某些中介組織來產生互動[16]。中介組織發揮教育、產業與政府三者的協同角色，并且具備能夠連接研究與技術商業化活動的基礎設施。與政府橫向整合不同，中介組織是縱向聯結，將政府資源與產業相連結，緩解政府與民間的供需錯位，避免政策無法落實或資源分配不公。中介組織不是產業生產和消費的直接參與者，是產業鏈中利害相關方的中介者。中介組織的主要任務是產業振興，扶持產業和培育創作者，具體活動范圍包括政策與制度研究、市場調查和各項統計、專業人才培養和教育、相關技術開發和管理、支持創作、投資、融資和行銷，經營與開拓市場等。中介型組織可以作為創新系統的中間人或是跨界者，促進參與合作計劃強化產、政、學間之聯結[17]。英國有研究者針對公共部門資助的研究發展中心對于創造周邊區域優勢是否產生影響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公共部門資助的研究發展中心實際對于區域產生了正向的影響，尤其是以大學為基地和以企業為基地的政府資助研究發展中心[18]。平臺是促進產業融合要素共享和交融的基礎媒介和渠道。文化產業園區平臺建設有服務平臺、活動平臺、體驗平臺等不同類型，有實體和虛擬形式的平臺，功能相對單一，缺乏互動。文化創意融合帶建設需要網絡化的服務平臺、品牌的活動平臺和互動的體驗平臺。服務平臺具有服務技術功能，還要納入社會化大平臺網絡，方便企業間交流、促進企業與外界的合作，產業要素形成良好互動。活動平臺的品牌化，大型節慶活動、文化博覽和論壇等活動平臺，主題明確、內容清晰的創意平臺有利于形成專業性品牌，促進產業要素的高度融合。體驗平臺是搭建消費者和文化產品提供者之間市場性對話的橋梁。文化創意融合帶是產業集聚的升級轉型，開發多元化創意體驗平臺，消費者能夠參與文化創意融合區內文化資源創意開發，促進文化創意的產業化和市場價值的增值。（三）微觀層面的文化要素融合開發。文化旅游生態鏈融合的動力是消費者需求和文旅消費產品的供給，文化資源的提取現狀決定產業融合的領域和范圍。文化資源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物質成果及其轉化，兼有有形和無形的存在形式，包括文化歷史和現實資源，前者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后者包括公共和非公共的文化資源，如文化設施、文化產品等。1.物質文化遺產、地方文化與旅游的功能融合。文物價值不等于旅游價值。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應突出地域文化特色和資源優勢，形成差異性的區域特色和文化品牌。文化旅游生態鏈的功能融合主要包括物質遺產及文化與旅游業的功能融合、沿線區域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與旅游業的功能融合。以文化遺產為主干的多元文化資源和文化在地化二者相互支撐。長城、長征、大運河的文化旅游引入的配套設施和資金支持，為物質遺產的保護提供了保障；同時文化旅游為該地域的民眾帶來經濟效益，也間接提升該地域民眾的文化自覺，這是文化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根基。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旅游的主干是遺產本身所具有的旅游觀光、文化、民族精神價值。國家文化公園沿線區域文化傳承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民俗事項是事實上的文化旅游資源。文化旅游載體中，長城、長征、大運河主干資源是最主要的，還包括已開放的文保單位、歷史文化城、鎮、村、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文化館、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革命文物等。地方政府要思考文化資源如何驅動旅游吸引力，檢視旅游開發過程與文化資源兩者之間的關系，評估和反思吸引游客、居民或投資者的成功或失敗影響因素，尤其是產業發展及軟硬基礎設施建設中，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見表1）。高級文化是由文化遺產衍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指民間長久流傳之地區性、由日常習俗所形成的文化、規范或特殊活動，通過口耳相授而傳遞，穩定性高。大眾文化是從現實生活中，基于百姓智慧情感所創造的文化模式，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提供共同的經驗和價值觀。流行文化是指當前盛行、廣為大眾接受的文化產品或活動。地方文化是生活在文化遺產區域群體的歷史、文化和生活，而衍生出具有生命力的表現模式。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及稀有性是發展旅游產業的主要文化資源，也是帶動產業經濟和凝聚居民共識的主要資產。地方居民整合原有的地方產業和傳統特色，再賦予文化意義和價值，轉型為獨特的、有文化內涵、吸引人的旅游產業，為地方經濟和生活品質注入生機。在后現代環境下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以消費者所需求的差異消費、知識消費為主，往往以“地方營銷”作為主要策略。觀光旅游消費是典型差異消費，獨特風格是差異消費的客體。適度展現地方特質的差異性，才能發展地方產業獨特的優勢及開展文化創意旅游。地方文化資源開發建設中，政府發揮鼓勵和激勵角色，公共部門發揮聚合作用，鼓勵伙伴關系的參與，鼓勵私人部門將其文化資源提供給公眾使用，或使地方文化更具有吸引力，促進新文化旅游發展，實現地方文化持有人和旅游者的疊加傳播效應。2.文化要素的市場融合。國家文化公園沿線區域文旅融合水平整體偏低是從資源到市場相互分離的結果。產業融合重視產業鏈的延長，文旅資源轉化為文旅資產，就要依據市場需求和地區文化特色豐富文化融合產品，發展“參與式體驗文化旅行”模式，形成文化創意旅行的產品體系，實現產業鏈條的延伸。創意旅游主題設計代表地方特色，賦予旅游景區、目的地獨特性[19]。以“文化+”體驗旅游實現文化要素的市場聚集，避免市場同質化。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可基于區域經濟文化特點進行設計，采用多種形式，民俗類的文化旅游體系包括節慶表演、民俗文化體驗館等；生活類文化旅游體系包括以種植、養殖、花草文化體驗等形式的農業與旅游融合、生態養生、徒步健身、飲食文化體驗；專項類文化旅游體系包括長城民族精神的文旅產品、體育類的文旅產品等。在文化生態鏈中，文化行政的新思維是建立新型文化創意社區，整合“人、文、地、景、產”要素。“人”是滿足社區居民需求和生活福祉，包括有能力組織社區的領軍人、有特殊技藝的人等。“文”是社區共同歷史文化的傳承和延續，藝術文體活動開展、各種文化設施和活動，包括傳統工藝、古街、有特色的美術館、博物館、傳統文化和習俗活動等。“地”是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持和特色發揚，包括特色的景觀、溫泉、植物等生態環境。“產”是長城沿線的經濟活動，包括農林牧漁產業、手工業、飲食文化、休閑觀光等。“景”是社區公共空間的營造、獨特景觀的創造，包括森林、古跡、庭院和建筑等自然和人文景觀。“文化+”的跨域融合發展就是以地方本身作為思考的主體，基于地方特色、條件、人才和地方經濟發展。

五、小結

國家文化公園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策創新，目的是文化遺產和資源的保護、發展和傳播，文化公園建設將是一個持續進行政策創新的動態過程。國家文化公園的政策創新思維和路徑包括以整合思維的文化創意融合帶構建國家文化公園生態鏈，創立縱向聯結政府、市場、建設主體的協調機構和制度，以功能和市場融合充分開發和利用文化資源。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是還需要建立獨立于文化旅游、文化產業、文物的數據統計系統，建立新型創意社區。

作者:付瑞紅 單位:燕山大學文法（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