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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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營經濟迅猛發展，對國家GDP做出了巨大貢獻，三分天下有其二。民營經濟以其數量大、分布廣、規模小、涉及范圍廣、靈活性強的特點在吸納就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維持社會穩定發展等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力量。當前在全球經濟復蘇艱難和國內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發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融資難”“融資貴”已經成為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由于金融資源供給的錯配，民營企業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都未能獲得良好的融資支持。因此，從金融供給側發力，改善民營經濟的金融供給是打通金融活水流向民營企業“最后一公里”的治本之策。

關鍵詞：金融供給側；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影響力不斷增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版圖上一個最為龐大的群體，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截至2017年底，中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和貢獻可以用“56789”五個數字來概括：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民營企業數量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中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1］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日趨復雜的外部發展環境，給中國經濟和市場預期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國內又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樣一個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在國內外因素、主客觀原因等多重矛盾交織的背景下，民營企業面臨資金、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壓力，利潤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生存困境堪憂。一時之間“三座大山”成了許多民營企業不可承受之重，而中國民營企業90％以上是中小微企業，據《2017年中小企業融資發展白皮書》：2016年，98％的中小企業主要問題是融資難、融資貴。2018年1月31日世界銀行等機構聯合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報告顯示，中國的中小微企業潛在融資需求達4．4萬億美元，融資缺口達1．9萬億美元，有41％的企業存在信貸困難。［2］當前，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一般比大型企業高30％以上。［3］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成為長期困擾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難題。

1民營企業面臨著金融排斥的困境

1．1難以從銀行獲取貸款。長期以來，銀行信貸都是中國企業融資的主要來源，2018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7．1％，同比高兩個百分點。［4］2015年以來的“去杠桿”，銀行信貸開始收緊。據中國中央銀行的數據，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用于小微企業的貸款（包括小微型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貸款和小微企業主貸款）余額33萬億元，商業銀行正常貸款余額106．5萬億元，小微企業的貸款占貸款比重是31％，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所占比重存在一定差距。民營經濟產出在全國GDP中占60％，而銀行給民營企業的貸款只占30％。［5］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但民營企業所獲得的融資渠道和規模卻并沒有獲得對等的擴張，其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貢獻極不相匹配。從貸款的成本看，資金成本居高不下，大型銀行小微貸款平均利率在5％～6％之間；各種新金融、類金融機構普遍在15％以上，而民間借貸一般在20％以上，中小銀行介于大銀行和他們之間。［6］民營企業在融資過程中，除了支付貸款利息外，還要應對繁瑣的貸款辦理手續、貸款擔保等問題，承擔各種額外的費用，這些都增加了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實際融資成本高達17％～20％。［7］因此，造成了小微企業貸款總成本要高于正常貸款成本40％～50％。［8］1．2直接融資渠道狹窄。美國的中小型企業在股票、證券、企業債券等途徑的直接融資高達50％以上，而中國只有3％左右。［9］我國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單一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市場融資的條件較為嚴苛。一是主板市場準入門檻過高且流程相對復雜。根據中國證券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公司上市必須要滿足一些條件，要求企業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營業額以及利潤水平等，還需要在過去的3年內具有持續增長。在這些眾多條件中最難到達的便是財務指標要求，這使得很多民營企業被排除在外。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雖然超過了50％［10］，但多數集中在中小板和創業板，單次融資量較小。當前資本市場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上市公司存在股權質押融資現象。統計資料顯示，目前A股股票質押市值約4．55萬億元左右，其中，2177家民企股票質押市值約在3．4萬億元左右，民企股票質押占比為74％。［11］然而，中國股市連綿不斷的“陰雨”導致部分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已觸及平倉線，從而引發了市場擔憂。二是債券市場融資相對困難。民企在債券市場融資比例低，與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也嚴重不符。根據Wind統計數據，2016年民企發行的債券數量占比為23．16％，金額占比為18．96％；而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23日這段時間，民企融資已有所回暖，但民企發行的債券數量占比降至14．6％，金額占比降至11．53％。［12］2018年以來，受融資環境整體偏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市場風險偏好降低以及“去杠桿”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債券市場違約率出現明顯上升，且違約主體多為民營企業。根據光大證券統計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債券市場共有101個主體發行的236只債券發生了違約，涉及違約的債券本金規模達1919．98億元，其中民企違約占主導。數據顯示，2018年民企違約的情況尤為突出，違約的101個主體中民企占比83．17％（此處為廣義民企概念，非中央國企和地方國企均納入民企口徑統計），單年發生過違約的民營企業數量高達37家，相比較2017年的9家有大幅增長。［13］民營企業頻發違約，導致市場對民營企業產生了一定的恐慌情緒，對民企的風險偏好進一步下降，甚至在金融市場上出現非理性的“羊群效應”，加劇了民營企業融資的難度和資金流動性問題，導致一些經營正常的民營企業也遭遇了融資困境。

2民營企業融資困境的成因

2．1宏觀金融環境變化導致民營企業融資難。實體經濟效益下滑和虛擬經濟的快速繁榮導致資金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大量貨幣存于金融市場而非注入實體經濟，資金“脫實向虛”趨勢明顯，造成流動性寬松和資產荒現象同時存在的困境。進入2018年以來，前期金融“去杠桿”的滯后效應開始顯現，由信用緊縮帶來的中小微民營企業融資困境進一步突出。隨著金融去杠桿和強監管政策出臺，社會融資增量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到2018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8．1％，與上年同期持平；狹義貨幣（M1）余額比上年同期低10．3個百分點。受表外融資委縮的影響，2018年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長9．8％，不足10％。2018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19．26萬億元，比上年少3．14萬億元，增速比上年低3．6％。［14］社會融資增速回落從金融方面看，主要體現為銀行表外資金減少，這是結構性去杠桿的結果，也與金融體系風險偏好下降有關。金融機構的低風險偏好造成央行投放的流動性淤積在銀行間市場，難以有效傳導至實體經濟，加劇了寬貨幣、緊信用的局面。同時2018年以來影子銀行監管趨嚴，銀信合作新規、委托貸款新規、資管新規等陸續實施。在此背景下，非標融資規模大幅下降，2018年委托貸款余額占比6．2％，同比低1．4個百分點；信托貸款余額占比3．9％，同比低0．8個百分點。［4］2017年以來，金融去杠桿大大壓縮了銀行的表外融資規模，客觀上降低了銀行的經營風險，但表外融資是民營企業重要的融資渠道。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銀行表外融資合計減少2．3萬億元，而上年同期表外融資增加2．94萬億元，同比少增超過5萬億元［15］，這使得民企融資能力進一步受到抑制。在金融嚴監管的大環境下，銀行收緊表外非標融資，使得民營企業從銀行表外獲得融資的規模大幅壓縮，而這正是民企融資難和債券違約率高的直接原因。從長期來看，金融去杠桿有利于化解金融市場風險、維護金融市場長期穩定。但監管強化疊加經濟結構調整，在短期內引發了市場情緒的波動，也導致部分正常經營的民營企業因外部融資渠道收緊而被“錯殺”。2．2金融供給結構性錯配。資源配置結構的扭曲是中國金融供給中的一大問題，信貸資金的投向與民營經濟的貢獻和需求未能有效匹配，金融供給出現結構性失衡。一方面，信貸資金不斷流向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民營企業資金需求難以滿足。這一現象的背后，是金融資本要素供給價格的“隱形雙軌制”，缺乏政府背書和隱形擔保的中小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制度性約束問題，最終形成了扭曲的金融資本供給格局。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根源在于金融供給與民營企業實際金融需求有效匹配不足。從資金供給端看，央行釋放流動性難以有效流入民營企業主要是資金供給結構問題。中國金融體系仍是國有銀行一家獨大的格局，缺乏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和加劇了金融資源的錯配：大量低廉的金融資源注入低效的國有企業，而需要資金支持的大量運營高效、更具創新能力和欲望的民營企業卻面臨著嚴重的融資約束。銀行偏好國有企業源于其擁有政府的隱性擔保，而民營中小企業在與銀行談判議價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即使能獲得貸款，也要比國有企業高兩至三個百分點的融資成本。［16］由于金融二元融資結構和所有制歧視的存在，民企只能退而求其次，轉向利率高昂的非正規融資，一旦資金鏈斷裂，企業倒閉和企業主跑路事件便時常出現。2．3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民營企業資金需求的特點是“急、快、頻、小”，而銀行出于風險管控原則，貸款手續繁瑣復雜，批復周期較長，單筆交易的平均成本高。民營企業的“軟信息”對于體系龐大復雜的大銀行而言，信息搜集耗時費力，因而銀行搜尋、獲取和驗證相關信息的管理成本較高。同時商業銀行注重考核貸款規模、不良貸款率等指標，對信貸人員的懲罰和責任追究制度過于嚴苛，不合理的激勵懲罰機制給基層客戶經理造成心理負擔，產生了“慎貸”的現象。2．4民營企業自身實力不強，融資風險大。民營企業自身缺陷是金融排斥現象產生的內部原因。一是民營企業治理結構不科學，企業管理機制不完善。根據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88％的小微企業實行家族式管理方式。［17］公司治理狀況差，內部監督形同虛設。二是在財務管理方面，企業資產與個人財產混同，財務制度和管理存在很大的漏洞，企業無法提供真實有效的財務信息，使融資決策面臨著較大風險。有些中小民營企業信譽低，逾期還款次數多，甚至財務造假，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困境。中介服務機構又不愿意為民企提供信貸擔保，故而現有的金融市場機制對其融資定價就比較高。三是民企熱衷于鋪攤子、上規模，盲目追求多元化。四是企業主法律意識淡薄，缺乏誠信意識，想方設法逃避銀行債務，鉆法律漏洞，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民營企業還普遍存在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產品科技含量低，缺乏創新力和核心競爭力等問題，抵御市場風險能力較弱。加上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比較短，中國的民營企業大多生存時間僅為4～5年。［18］另據相關統計顯示，中國小微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與美國的8年、日本和歐洲的12年有明顯的差距［19］，因而金融機構在其尋求融資時不得不思慮再三。以上因素導致銀行對民營企業投放貸款的不良率明顯高于國有大型企業。為了規避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在進行融資決策時會設置較高的融資約束，寧愿“錦上添花”卻不肯“雪中送炭”。2．5社會擔保體系不夠完善。統計顯示，中國近56％的中小微企業是通過抵（質）押獲得貸款，信用貸款僅占15％左右。［20］目前，社會征信系統不健全，社會擔保機構存在擔保能力不足、信用擔保資金規模小，抗風險能力較差等突出問題。雖然中國大多數城市已經建立起民營企業發展基金、民營企業擔保機構等組織，但是擔保機構所承擔的義務與實際需求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2017年中國某擔保公司為近三萬的民營企業承擔了貸款服務，融資金額約為600余億元。但是，在保企業的具體數量僅有兩萬余戶，總金額不足300億元。［21］由于社會擔保體系的不完善，進一步增加了民企的融資難度和融資成本。

3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路徑

中民營企業融資難是階段性、周期性、體制性因素疊加的結果，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則需要“政、銀、企”協同發力，建立新型的適合民營企業持續發展的融資體系，緩解金融抑制困境。因此，構建結構合理、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體系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要求。3．1完善民營企業融資的外部環境。要真正解決二元融資結構下的資源配置扭曲問題，當務之急是在金融政策上能夠一視同仁，讓民營企業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第一，政府營造公平、透明、高效的良好競爭環境，破除“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的行業準入壁壘，逐步消除因為所有制不同而存在的差別歧視政策，促進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平等市場競爭地位的形成。政府應減少對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和政策補貼，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減少金融資源的錯配。第二，加大財政扶持力度，通過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貸款貼息、保險補貼等手段扶持民營企業發展。設立各類政府風險擔保基金、風險補償基金，加大對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和中介機構的支持，切實增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對民營企業不良貸款損失予以適度風險補償，對不良貸款造成的損失允許在稅前扣除，切實解決金融機構的放貸意愿和內在動力問題。同時各級地方政府應充分發揮財政資金杠桿撬動效應，成立政府種子基金，吸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創投基金、PE基金、產業基金、并購基金與PPP基金等的設立，支持種子期、初創成長型、起步期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第三，建立數據共享信息平臺。政府部門應發揮“橋梁”的作用，打破信息孤島，聯合行業協會、銀行以及其他金融組織、司法、稅務、工商和海關部門，建立跨部門信用信息數據庫，實現數據共享。通過大數據系統對企業的財務信息、商業信用信息、納稅信息等進行收集、整合、加工和分析，提高民企相關信息的透明度和可獲得性，降低貸款調查、信息搜尋、甄別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狀況，消除金融機構顧慮。第四，加快征信體系建設，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一是建立起一套按照市場規則運作的企業信用服務體系。對信用記錄良好的融資方在利率、稅費等方面給予減免，促進金融資源向普惠金融短板領域傾斜。二是加大對不良企業逃廢債務和惡意騙貸行為的懲處打擊力度，嚴厲打擊商業欺詐、逃債騙貸行為，提高民營企業失信成本，解決貸款案件判決難、執行難的痼疾。第五，建立健全民營企業信用風險擔保機制，抑制金融供給側市場風險。首先，完善擔保行業的法律法規；其次，各省政府出資成立面向民企的政策性擔保公司或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再擔保機構，完善風險補償和分擔機制；最后，建立民營企業互助性擔保機構。各級政策性融資擔保、再擔保機構要以支小融資擔保為主業，重點支持單戶擔保金額500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各地財政對支小擔保業務占比高、增長快的機構給予風險補償。第六，建立并完善民營經濟的法律保障機制。一是加快構建小微企業法律政策扶持體系，使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小微企業。建議出臺類似于美國《平等信貸機會法》《社區再投資法》等專門的法律來提升金融服務的公平性及信貸資源的匹配性，切實扭轉傳統金融機構“嫌貧愛富”“重大輕小”的歧視傾向。二是建立與多層次資本市場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對不同層級市場制定相應的上市退市制度。通過建立健全股市交易政策及監管法律法規，從上市申請批準程序、組織方式、運行規則、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提高股票市場信息披露水平和質量，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有效性；嚴格規范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在IPO程序中的行為準則，對違反行業準則的行為追究其經濟和法律責任；建立健全轉板機制和退出機制，確保資本市場健康運行，有效服務實體經濟。三是制定民企信用相關的法律法規，如《民營企業信用評級標準和實施辦法》等，根據民營企業特點建立企業信用評價體系，減少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四是出臺民間融資相關的法律法規，做到民間金融市場合規合法經營。同時建立民間融資的監測體系，加強對民間金融市場的監管，規范新興互聯網金融業態。3．2構建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目前，中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體系尚未健全完善，經濟運行仍主要依靠以商業銀行為主的傳統金融機構，間接融資比例高達80％以上［17］，融資結構嚴重失衡，不利于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著力加強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需要增加金融供給，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實體經濟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第一，完善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優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為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階段的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融資平臺。健全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發行制度，完善創業板市場組織機構和交易制度，降低對上市企業的凈資產和盈利要求。推進新三板發行與交易制度改革，加快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第四板市場”）規范、健康發展。同時吸引更多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基金等投資處于初創期的中小微企業。在發展股權融資的同時，也應進一步拓寬中小企業的債券融資渠道，引導具備資質的民營企業借助中期票據、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短期融資券、私募債和可轉債等多樣化債券融資工具，并鼓勵小微企業貸款資產證券化，推動債務融資工具創新。第二，構建多層次、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實現信貸市場體系多元化。在中國整個銀行體系中，近60％的存貸款增量被五大國有控股銀行掌握［22］，中小銀行發展不足的短板，影響了金融體系的競爭活力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從金融供給側入手，放寬民營資本準入門檻，支持社會資本發起設立以服務中小微企業的民營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中小銀行、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形成多層次、有差異的金融配給市場，改善金融供給結構，形成“鯰魚”效應，通過增強金融市場活力以解決民營企業融資的困局。第三，依托互聯網金融完善民營企業的金融供給結構。互聯網金融利用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處理并深入分析挖掘海量的民營企業歷史交易數據，減少交易環節，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和風險。政府要加強立法，規范互聯網金融等非正規金融有序發展，擴大金融有效供給，更好為中小民營企業服務。3．3銀行創新金融服務模式。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液”，商業銀行應深挖民營經濟“藍海”，構建銀企命運共同體，讓金融“活水”精準澆灌民營企業。第一，在授信政策上，打破所有制的歧視，優化信貸資源配置，重點挖掘和尋覓有行業前景的優質民營企業，對其進行重點投放。一是優化授信授權管理體系。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針對小微企業貸款需求“急、快、頻、小”的特點，金融機構應優化完善授權制度和授信流程，適當下放授信審批權限，簡化授信審批手續，開辟貸款審批綠色通道，提高服務效率。二是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配置小微客戶服務團隊，為民企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商業銀行應從供給側入手，挖掘客戶潛在需求，打造多功能銀行，延伸金融產業鏈，實現資金鏈與產業鏈、交易鏈深度融合，向客戶提供財務顧問、資產管理、資本運作等多元化、個性化的金融服務。比如針對民營企業生產經營特點，合理設定貸款期限、利率、還款方式，通過循環貸款等方式滿足小微企業的短期貸款需求，為民營企業量身定制金融服務方案。第二，不斷推進金融工具和金融產品創新，積極探索投貸聯動、投保聯動、債股聯動、供應鏈金融等新模式，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更為充沛的金融活水。比如引入貸款保證保險業務，由保險公司對民營企業貸款中的信用風險進行擔保，有效解決民營企業抵質押物不足的問題；開展“銀稅互動”等業務，給符合條件的企業增信融資，提供無需抵押擔保的信用貸款支持。同時大力創新增信方式，降低對抵押品的依賴，綜合運用商標質押、知識產權質押、應收賬款質押、存貨質押等方式，擴大小微企業融資質押品范圍。第三，商業銀行應加大互聯網和IT技術建設，充分結合并發揮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金融科技技術，打造一站式、精準化的數字金融平臺，提高金融運行效率，降低成本，增加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可獲得性和便利度。銀行應及時了解企業的金融需求，加強數據分析，尋找企業需求痛點，實施“差異化”服務與營銷策略。比如以互聯網為依托，優化業務流程，實現線上審批，提高審批和放款效率，做實無形資產質押、倉單質押、保單質押、循環貸款等新產品，切實滿足小微企業“短、小、頻、急”的資金需求。第四，針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規避行為，改革和完善金融機構監管考核激勵機制，按照“加大正向激勵、適當弱化追責”的原則調整政策。一是完善績效考核激勵制度，將小微企業貸款業務與內部考核、薪酬等掛鉤，激發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二是健全盡職免責制度和容錯糾錯機制，明確盡職免責實施細則，保護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的積極性。三是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容忍度，打消金融從業人員不敢貸、不愿貸的顧慮。第五，建立風控系統，加強風險防范，及時化解信用風險。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大數據、IT系統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深化與工商、稅務、海關和第三方機構合作，改變信息碎片化管理現狀，加強數據和信息的整合，完善風險監測工具和模型，全方位對企業進行風險研判，提高風險管控的效率。首先，提高信貸風險管理能力，堅持貸前調查、貸中審查和貸后復查制度。對于一些財務結構不合理、流動性較弱、風險問題突出的民營企業堅決拒之門外。在信貸投放中選擇一些發展前景較好、主營業務突出、有市場、有技術的優質成長型民營企業。其次積極靈活地運用債轉股、ABS等金融工具，最大程度化解潛在的信貸風險。當然，僅憑外部資金“輸血”而自身“造血”功能不全的企業是沒有生命力的。打鐵還需自身硬，民營企業要徹底突破融資難的困境，必須練好內功，才能贏得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青睞。

作者:葉華靚 單位:福建農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