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勞動關系管理
時間:2022-05-17 05: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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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既有金融領域仍然存在的風險以及其他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可能影響勞動關系穩定的問題,更有經濟復蘇過程中勞動者利益訴求變化引發的新矛盾。因此深入研究后金融危機時期勞動關系的新情況,分析新特點,提出當前穩定勞動關系管理的基本思路,對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促進就業和社會穩定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迅速蔓延,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了嚴重沖擊,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增長勢頭放緩。2009年下半年以來,這場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趨向拐頭,以中國為首,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率先復蘇。我國經濟增速下滑趨勢得到遏制,企業訂單逐步回升,生產呈上升趨勢,招工數量增加,經濟出現回暖跡象。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性增長的時代已經來臨,即正在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對勞動關系的新特征
2009年下半年,金融危機趨向拐頭,經濟回暖,降低了勞資矛盾集中爆發的風險。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尚未完全消除,勞動關系面臨的不確定因素較多,問題仍然突出。據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2009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共立案受理勞動爭議案件68.44萬件,同比下降1.31%,涉及勞動者人數101.69萬人,同比下降16.26%,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1.38萬件,涉及勞動者人數29.96萬人。因此,深入研究后金融危機時期勞動關系的新情況、新特點,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勞動關系管理的策略,已是現實所需。
(一)勞資雙方利益訴求的變化。
勞資雙方既是利益共同體,也是利益對立面。金融危機使中國各類企業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經營困難,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外向型企業訂單大幅減少,資金緊張,企業經營成本上升,市場需求萎縮。企業生產開工不足或停產關閉,導致裁員或變相裁員,部分企業減薪或變相減薪,拖欠工資情況加重,欠薪逃逸事件時有發生。在企業生產逐步走上正軌之后,勞資雙方的利益博弈更加劇烈。企業要爭取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彌補金融危機期間的經濟虧空和損失,一方面儲存資金,壯大力量,為應對類似金融危機這樣巨大的經濟環境變化做好準備;裁員、減薪與工作壓力給職工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恐懼,危機過后,職工“漲工資”的呼聲此起彼伏,他們想掙取更高的工資收入,“手里有糧,心里不慌”。因此,金融危機雖然轉暖,在這種情況下,勞動關系卻有更加緊張的趨勢。
(二)金融危機成為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遮羞布”。
后金融危機時代,生產逐漸回暖,一些企業生產訂單明顯增多,招工數量也隨之增加。很多企業呈現“生產忙、加班忙、招工更忙”的繁忙景象。但在企業生產逐漸恢復正常的同時,勞動關系中卻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主要表現在:一是訂單上漲,對工人的需求自然水漲船高,但不少企業卻招不到足夠的工人,企業生產滿負荷甚至超負荷運轉,超時加班現象嚴重,職工合法權益遭到侵害。二是職工超時加班卻無法得到相應的勞動報酬,企業借口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經營依然困難,扯起“共度時艱”的旗幟,少發或者欠發加班工資。
(三)勞動用工形式的多樣化。
企業聯合會調查顯示,受金融危機影響,銷售收入下降,不少企業用工成本比重增加,有的企業人事費用率達25%以上。因此,絕大多數企業用工需求減少,用工謹慎。在此背景下,許多企業想方設法通過控制或減少正式用工,替代使用勞務工來減輕人工成本壓力。對于用工單位來說,勞務派遣價值更多地體現在規避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和試用型派遣,勞務派遣人員的薪酬、社會保障和參加工會情況都不盡如人意,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時有發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科所調研證實,全國各地超“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使用派遣工現象大量存在。根據全國總工會的估計,全國約有勞務派遣工2700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估計也在1500萬左右。
(四)政府相關政策的后續影響。
勞動保障部門出臺的“五緩四減三補兩協商”等危機期間為企業減負的短期政策可能會給經濟復蘇后勞動關系的協調留下隱患。“五緩”是指對暫時無力繳納社會保險費的困難企業,在一定條件下允許緩繳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項社會保險費;“四減”是指階段性降低除養老保險外的四項社會保險費費率;“三補”是指使用失業保險基金為困難企業穩定崗位支付社會保險補貼和崗位補貼,以及使用就業專項資金對困難企業開展職工在崗培訓給予補貼;“兩協商”是指困難企業不得不進行經濟性裁員時,對確實無力一次性支付經濟補償金的,在企業與工會或職工雙方依法平等協商一致的基礎上,可簽訂分期支付或以其他方式支付經濟補償的協議。這些政策在危機時期可能會起到維持企業生存發展的作用,但也可能引發通脹、社會保障支付能力下降等問題,為勞動糾紛日后的集中爆發埋下隱患。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勞動關系管理的基本思路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協調好企業勞動關系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做好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災后”重建工作,成為當前必須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立足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回升向好的新階段,適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新要求,圍繞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總體目標,在深化和諧勞動關系創建,促進實現體面勞動上取得新進展。
(一)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開展工資集體協商。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影響企業勞動關系不穩定的關鍵因素還是勞資利益不均衡。因此,就合理確定職工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開展集體協商,逐步扭轉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問題,是我們爭取分配領域公平、職工隊伍穩定和勞動關系和諧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但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尤為艱難。一是政府為了舒緩金融危機給企業帶來的壓力,沒有像往年那樣按期出臺企業工資指導線,工會和勞方失去了政府這座“靠山”;二是協商談判的方式、方法不對稱,這是由勞資雙方的利益地位所決定的;三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資方以自己“虧損”為由壓低工資,但是企業豐年補欠究竟能補到什么程度,工會很難掌握第一手材料。面對以上諸多問題,需要工會找準企業發展需求和職工權益保障的結合點,以這個結合點為切入點來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的開展。
我們可以探索和推進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把工會在企業中的弱勢狀態,調整和發揮為區域中的優勢狀態,以保障企業職工的工資水平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增率的同步。
(二)穩步推進集體合同制度,依法規范企業用工。
勞動合同法根據現階段我國勞動關系的實際情況,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合同短期化、勞動用工不規范等問題,為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用人單位和職工雙方的權利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并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勞動合同法實施一年多來,應該說總體情況是好的。進一步擴大勞動合同制度覆蓋范圍,組織開展“小企業勞動合同制度覆蓋行動”。繼續開展“春暖行動”,對農民工集中的中小企業通過推行簡易勞動合同文本等方式,提高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研究規范家庭服務業用工,將家庭用工中大量口頭協議轉化為簡易的契約管理。研究制定勞務派遣規定,進一步規范企業的勞務派遣用工行為,促進勞務派遣在發展中,以規范促發展。
(三)加強勞動標準管理工作,努力實現體面工作。
改善勞動條件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方面。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主要是要引導企業自覺落實國家勞動標準,增加勞動投入,不斷改善勞動條件,把維護職工權益與服務企業發展結合起來。加快完善勞動標準體系,對改善勞動條件急需、目前仍然缺失的勞動標準加快制訂,對需要完善的標準抓緊進行修訂。目前政府已經以20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為重點,指導符合條件的企業結合訂單增減、急緩變化實行特殊工時制度,靈活調整工作和休息時間。探索研究家庭勞務協議和特殊工時、勞動報酬及休息等勞動標準。落實國家有關職工休息休假的規定,使廣大職工實現體面勞動。
(四)完善勞動危機管理措施,有效處理勞動爭議。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企業勞動關系策略,應該以勞動爭議的預防為中心,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預防勞資沖突。這一機制包括勞資關系預警機制、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勞資沖突應對解決機制等一整套內部勞動危機管理措施,并努力實現對勞動爭議的事后處理轉向事前預防。各方應建立健全勞動關系調處應急機制,完善應急預案,加強信息溝通和協調處置工作,實現勞動關系重大問題的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理,掌握協調勞動關系的主動權。對社會影響較大的突發性勞動關系問題,協調勞動關系三方要統一研究應對措施,及時妥善化解矛盾。積極引導企業建立內部勞資糾紛、勞動爭議的調解機制,建立企業調解、鄉鎮街道調解和人民調解等構成的勞動爭議調解網絡,運用我國傳統的、國際上稱之為“東方經驗”的柔性化調解方式,及時將小額、簡單的勞動爭議解決在基層,切實把勞資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維護勞動關系和諧和社會穩定。加強仲裁實體化基本建設,提高勞動爭議處理效能,建立快速處置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工作機制。
(五)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提高執法管理水平。
部分企業遭遇危機后,未經勞資雙方協商即選擇降薪、換崗和調動工作地點等“軟裁員”手段,迫使員工主動辭職;有些企業采取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來規避使用勞動合同工,甚至通過異地派遣、異地參保達到少繳社會保險費、逃避勞動監察的目的;而一些想要離職的員工也采用消極怠工、破壞生產工具等行為設法讓企業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獲得經濟補償金。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要依法調整企業勞動關系,妥善處理企業發展與保障職工權益的關系,把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與服務企業結合起來。將扶持和服務寓于執法之中,繼續指導企業依法用工,引導職工依法合理表達訴求。要嚴厲查處使用童工、非法職介、欠薪逃匿等損害勞動者權益的重大違法案件。各級勞動執法部門和人員要通過貫徹執行法律,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管理服務水平。推進勞動保障監察責任網格化和監察信息網絡化,推動監察執法從以城鎮為主向統籌城鄉轉變、由被動反應向主動預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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