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貧富分化研究論文

導語：全球貧富分化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擴大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可以說，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境遇，無論其是否對全球經濟開放國內市場，結果都將是處于一種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結構調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條件惡化、社會不穩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絕滿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國家，則被忽視而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從而最終被驅逐出國際圈”。

隨著發展中國家被世界貿易體系和資本的快速流動逐步邊緣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財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擴大。“最近9年來，世界174個國家中的前15名與后15名的收入差距從60倍擴大到了74倍，而這種差距在60年代僅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86%、出口市場的82%、外國直接投資的68%，而最窮的1/5人口在這方面所占的份額僅為1%。”全球經濟體系正在被日益劃分為受益于全球化經濟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損失的兩類經濟實體。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間的貧富差距?這與全球資本流動的本質有關，這也是有關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矛盾所在。根據貨幣主義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觀點，資本應該能夠流向世界的各個角落，自由流動使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資本自由流動自動地把資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從理論上講，自由的資本市場通過此種方式給所有國家都帶來利益，因此據稱，商品自由流通和資本自由流動提高了所有參與國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對成本優勢定律沒能給各國帶來什么好處一樣，資本自由流動也未能幫助各國實現‘最佳’投資。最具收益的投資不是給所有人，而只是給投資者帶來利益。”當發達國家企業希望在某個發展中國家獲得較高收益時，它們的資金就流向那里。然而這種“更好的”投資是以當地工人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社會福利的削減為代價換來的。事實是，通過經濟全球化富裕起來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資本所有者。而受沖擊最大的卻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練工人，他們幾乎將被全球市場無情地排斥。

發達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二戰結束后30年之內逐步形成的勞資妥協的社會契約。從198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開始將自己從社會關注中分離出來，這種變化標志著一種令人吃驚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種過度剝削的狀態。“就象19世紀一樣，失業和貧窮重新出現，并且成為社會的結構特征；社會不穩定和社會排斥每天都在增長；資本收入在上升，而勞動收入在下降”。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是“資本勝利的時代”，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隨著以往進步的社會政策的失敗和工會力量的衰落而進一步加劇，即使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來，美國社會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逐步加劇(參見表1)，其中的原因比較復雜，而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原因有：經濟全球化刺激了技術的進步，而技術的增殖增加了經理層和高技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溢價，加大了與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斷加劇的美國國內的低技能工人與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之間的激烈競爭削弱了美國勞動力市場中低技能工人的議價能力。

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收入分配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的生活主要依賴于他們的相對和絕對收入水平，同樣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對于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為了說明經濟全球化及其主導思想新自由主義對于收入分配的具體影響，可以采用一種二元的方法論：一方面利用經濟理論來推論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變化，另一方面則回顧新自由主義進程開始加速以來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

在全球范圍內和大多數國家中，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資本、土地和技術；而低收入國家和低收入群體往往不均衡地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如果某種社會變化導致了對于資本、技術等報酬的提高，這將會增加這些資產在不同家庭之間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變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種變化導致了對于勞動力報酬的提高，或減少了財產的集中度，則將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趨于平等。”

經濟和社會政策往往通過以下方式影響收入分配，如國家調控主義者的政府政策，通過影響匯率，實施進口限制，調控利率、工資率、要素流動等，往往使要素的報酬無法像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環境中那樣反映要素的稟賦。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或取消了這些限制，于是產生了一種更接近于自由市場自發狀態的形勢。

在工業發達國家，二戰后廣泛實施的以上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對于富裕階層的報酬，從而提高了對于那些擁有的資源主要是勞動力的階層的報酬；對于商品和勞務流動的限制也提高了對于非熟練工人的報酬，保護他們免受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在發達國家中對于資本流動的限制也傾向于降低資本的利息率和利潤率。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這些限制逐漸放松或被取消，其結果勢必會破壞原有的收入分配狀況，使之日益不平等。

從1980年代中期以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都發生了變化，并完全扭轉了二戰后許多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變得日益平等的趨勢。在許多經合組織國家，收入不平等開始逐漸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發生在美國，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漸下降的趨勢又開始逆轉，而在英國，維持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接近穩定狀態的收入分散的狀況正逐漸讓位于一種收入分配急劇集中的狀況。”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貧富分化的加劇可以通過許多標準來加以驗證，基尼系數是一個用來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標。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上升了。以英國為例，“據英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基尼系數從1995-1996年的0.33，擴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測量貧富差距，人們還常常用另一種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將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層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別是比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們占有總收入比例的差距。從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與處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間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間從4.5上升到5.5；在美國，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這一比率在1967年為7倍；在英國，這一比率從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會中這種勞資妥協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全球化正在導致一種沙漏社會模式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里，大部分人都將掉入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凝聚力瓦解。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只有新的經理和領導精英才從這種發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規模貧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規模貧困中創造出幾個富裕的小島罷了。”

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普遍影響適用于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都有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分化的傾向。經濟全球化刺激了資本流動性的加大，許多研究表明，外國資本的滲透往往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滲透在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階層，他們管理著這些投資并且擴張著非正式的經濟部門，而由這些投資所產生的就業往往是相對低工資的工作崗位，由此扭曲了東道國的階級結構。可以看到，當前國際市場的發展正日趨迎合經理階層、職業白領和高技術工人，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國際資本的進入，這些群體的收入也大幅增長，并逐漸拉大與國內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別。第二，由這些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往往回流出東道國，而不是再投資于東道國，這抑制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第三，東道國為了迎合外國資本，往往營造出更受國外資本青睞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而限制了國內勞工獲得較高工資的能力。

在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和其所引領的經濟全球化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根據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經濟類型而有所變化，一般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三種經濟類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生產國，許多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初級農產晶或礦產品的出口國，大多數非洲國家屬于這種類型；進口替代型的工業化國家；許多拉美國家屬于這一類型。在以上三種經濟類型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于進口替代型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大。在許多進口替代型的產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工資和就業崗位的減少，這對于城市就業機會和收入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城市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將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義對于拉美國家中收入分配的沖擊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貧富分化的加劇在這一地區也最為明顯。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相繼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自由化改革期間，墨西哥社會的家庭總計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長發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419緩慢上升到1989年的0.443，然后急速躍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就算警戒狀態。在墨西哥，導致這種收入分配狀況急劇變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動的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流入。這種解釋也支持了以下這樣一種觀點：即從一個發達工業國家向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在這個例子中分別指美國和墨西哥)，同樣降低了這兩個國家中的大多數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

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和減少對產業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國政府都設法削弱工會的權力，勞方在與雇主談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國勞動力市場的地位也變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數勞動者的命運注定是低工資或長期失業，由此導致拉美地區的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債務危機發生后，窮人和就業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數拉美國家人口的30%-50%。”與此同時，拉美各國內部的貧富分化也在加劇，“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國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貧富收入之比為1：8，1991年為1：16，1997年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問題的出現與解決的思路

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在那些能夠從全球化經濟中受益的人與不能從中受益的人之間，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帶給其風險的人與那些不能分散其風險的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潛在的沖突根源。經濟全球化將世界居民分化為全球化的富人和區域化的窮人，“有些人以全球為家，而另一些人則被束縛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為家的權力精英們“憑借著極其尖端的信息技術、空中旅行和多處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來往和溝通。”這一部分國際性流動群體很大程度上“已經割斷了他們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變得無拘無束”，而“通過減少對國際性流動性群體的約束，全球化會使團結社會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劇社會的分裂”。喬治·卡斯特尼德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墨西哥社會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認為，“一條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會的裂縫正在形成。這種分裂把與美國經濟接近的墨西哥人與那些不與美國經濟接近的人分開……將那些即使沒有處在墨西哥社會的邊緣，但處于全球性資本、商品和服務流動邊緣的人，與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動的人相區分。”

經濟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圍內帶來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平等問題，同時又使一個民族國家政府在使用調控手段縮小貧富分化、減小財富分配不平等時面臨著新的挑戰。傳統上，一個國家往往通過再分配機制來縮小其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減小經濟不平等以及相關的社會不平等。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轉移支付，轉移支付是為那些貧困人口或者近期沒有得到工作機會的人提供的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轉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轉移支付的費用主要來自國家的稅收，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在“經濟基地”的競爭中為了獲得資本的青睞，往往采取減稅政策。而另一方面，資本流動性的增強，也使得它逃稅的能力增強，“資本流動性的增加侵蝕了一部分重要稅費”。國家對資本的征稅越來越困難，以德國為例，“1986-1996年德國對資本收入實際征收的稅從24%下降到了15%”。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許多國家為了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紛紛采取緊縮政策，這使得用于向貧困人群提供保障和無償或廉價公共服務的公共開支在逐漸縮減-，社會福利的標準在不斷降低，勞工所承擔的社會保險計劃的稅收負擔不斷加重。“甚至在美國，全球化的壓力也促使其減少社會保障方面的賦稅和轉移支付份額一這些措施本來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對此，丹尼·羅德瑞克經過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會計劃中支出資源的能力；使得對資本征稅更加困難；而勞工所負擔的稅收的份額在增大。”“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難于提供社會保障——而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減小社會不平等方面的調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導的勞資妥協、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局面是在國家的調控干預下實現的，但現在，這種妥協正隨著全球化的經濟擺脫這種調控國家的干預而受到破壞，而這正在嚴重削弱著社會凝聚力。當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造就了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不能為失敗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體系，很容易被絕望的行動所破壞。”對此，不同的學者開出了各自的藥方，以緩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狀況。

威廉·K.塔布疾呼，決不允許以“全球化”的名義剝奪人們的權利，“要用控制資本并使經濟服務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諸如競爭、自由市場，以及所謂的全球化的要求之類的意識形態構想對抗，而不是承認勞動人民應當持續充當這類意識形態構想的犧牲品。”

包括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內的許多學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并非僅僅是引起矛盾的和不可預測的，它首先也是可以從政治上加以塑造和控制的。這需要建立一種類似于布雷頓森林協議那樣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圍內以極快速度進行的資本投機。

綜合而言，普遍的觀點是：應當在全球范圍內促成一種新的勞資妥協的形成。這種勞資妥協的實現需要各種力量的介入：包括民族國家的政府，國際組織和包括勞工團體在內的許多非政府組織等等，同時，這種新的勞資妥協需要富于想象并富有成效的制度來加以保證。要通過對許多經濟行動的政治調控來避免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陷入“市場極權主義”，要在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全球化的贏家和輸家之間爭取實現更多的收入和分配公平，要通過國際組織、勞工團體和各國政府的共同努力來減少大規模的貧困、失業。而在一個國家內部，則應當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機制，保證更多的受經濟全球化沖擊的弱勢群體參與分享社會福利。同時更關鍵的是，要加強對資方的約束，限制資本力量的過度膨脹。

【摘要】從1980年代開始興起的經濟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是，也應當看到，目前的全球化趨勢是在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全球化是一個不平衡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級和不平等，也滋生著新的控制關系和差距。”

正如人們在國際市場經濟中看到的那樣，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內部各階層之間的財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個人與個人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在財富和生活機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將繼續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并不重視財富分配、就業與發展問題，所以，這樣的經濟全球化越是加速，無論國內還是國際，貧富鴻溝便越加擴大，社會分層越發明顯。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內擴大了貧富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的擴大直接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一國內部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全球范圍的窮人與富人之間在財富分配和生活機會與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斷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