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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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正處于對伊戰爭準備的最后階段。美國的政策不是武器核查或解除武裝或遏制。它的政策是“政權更迭”——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美國的目的是像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六年半的統治一樣，征服這個國家并建立一個軍事總督，然后將政權交給一個傀儡政府。

美國奪取石油儲藏的強烈要求

正在來臨的戰爭的真實原因是，美國強烈地想要控制世界第二大石油儲藏地(占世界總供給的11%)。

在2001年4月，在針對世貿中心的恐怖攻擊5個月之前，一篇題為《戰略性能源政策在21世紀面臨的挑戰》的報告警告說，美國能源部門正處于“嚴峻的境況”中。

該報告主持者是詹姆斯·貝克——老布什政府的國務卿和小布什2000年大選奪得權力的關鍵操作者。該報告指出，在過去美國“和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之間塑造了一種特殊的關系”，這些國家調整供給和價格至一種“既不挫傷世界經濟增長也不引起通脹”的水平。也就是說，這些供給國遵從美國的需要。

報告繼續說：“但是最近，情況變化了。這些海灣盟國發現它們國內和外交政策越來越和美國的想法相矛盾，特別是當阿以緊張關系升級的時候更是如此。一種反美主義潮流可能影響該地區領導人在能源領域和美國合作的能力。結果出現的供不應求的市場將增加美國和全球的脆弱性，并給美國對手提供過份的影響油價的能力。伊拉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市場波動’產生國，給美國政府造成了困難。”

解決這一困境的辦法是伊拉克的“政權更迭”。這樣石油供給將增加，而又沒有加強對美持敵意的政權的經濟力量。

2001年5月發表的《國家能源政策報告》指出，2000年美國一半的石油消費不得不來自進口，在2020年這一數字將升至2/3。麥克爾·卡萊爾(MichaelKlare)在《國家》雜志2002年10月7日號上的文章《為戰爭車輪加油》指出，伊拉克有兩點吸引力。第一，只有伊拉克有充足的儲備可以作為沙特阿拉伯的替代者。第二，大多數沙特油田已被探明并開發，而伊拉克擁有“世界仍存的最大的未探明而前景廣闊的石油儲藏，超過阿拉斯加、非洲和里海的未探明油田”。

然而，現在很多這些前景廣闊的油田被歐洲、俄羅斯和中國所分得，而且涉及的數目不小。薩達姆所與外國簽訂的石油合同總值可能高達1.1萬億美元(見《觀察家》2002年10月6日號)。1995年美國負責中東軍事行動的司令說：“美國介入的目的，像國家安全戰略所信守的一樣，是保護美國在這一地區的重要利益——不被打斷地、安全地取得海灣的石油。”

美國謀求全球支配地位的強烈要求

石油不是美對伊戰爭的惟一動機，它只是美帝國主義在蘇聯崩潰后謀求全球支配地位的更大時間表的一部分。

1992年五角大樓一文件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阻止在前蘇聯地區或任何別的地區重新出現一個新的對手，這個對手將類似于蘇聯對秩序造成威脅。”這個文件最初泄漏出來時引起了憤怒。在克林頓政府的最初幾年，它一定程度上被推到后臺去了。但是文件背后的力量——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Wolfowitz，現在是副國防部長)和迪克·切尼(那時是國防部長，現在是副總統)并沒有后退。他們在美國執政的政治圈子里組織起來，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

1997年他們走到一起制訂了《新美國世紀計劃》(the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以在“軍事力量”和“道德明晰”基礎上使世界支持“美國全球領導權”。

2000年9月，他們提出了如下觀點：“后冷戰時期過去10年后……幾乎所有事物都發生了變化。冷戰是一個兩極世界；21世紀的世界——至少現在——決定性地是單極的，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戰略目的以前是遏制蘇聯；今天它的任務是保持一個有助于美國利益和理念的安全的國際環境。”(《重建美國國防》第2頁)

該文件指出，隨著蘇聯的崩潰，所謂的“美國安全環形防線”的第一線大大地擴展了。巴爾干地區成為北約的實際領地，而美國部隊和英法部隊一起在海灣地區的存在已成為永久事實。它于是指出如下重要的一點：“盡管這些軍事力量的直接任務是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強行建立禁飛區，事實上它們表明美國和它的盟國長期停留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區。”文件繼續說：“事實上，美國幾十年來都力求在海灣地區安全中發揮一個更持久性的作用。當和伊拉克的未解決的沖突提供了直接的理由時，在海灣需要一支美國軍隊的存在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超過了薩達姆政權問題。”

“9·11”恐怖襲擊的到來就像天賜給布什政府的機會。于是美軍全球挺進的日程可以在“反恐”的旗幟下進行。只在一年之中，我們看到阿富汗被征服，并被強加上一個傀儡政權，同時美軍在中亞地區前蘇聯共和國里得以布置。下一步是對伊戰爭并將該國改造成美國的保護國。

恐怖襲擊后有一個經常性的口頭禪：“‘9·11’以后什么都改變了。”當然改變很多，但是重要的是要領會到，“9·11”之后出現的情況是一種繼續，是此前已經建立的事物的深化發展。當兩架飛機那天早晨撞入世貿大樓時，在布什辦公桌上已經有入侵阿富汗的計劃。拉姆斯菲爾德等人立即開始談起推播阿富汗政權的必要性。

一年以后，在巴厘島爆炸后同樣的進程開始了。關于這一罪行的作案者沒有任何頭緒，但是美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卻在呼吁和印尼軍方進行更緊密地合作。這一點在它們的日程上本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了，但是由于特定的政治困難，特別是考慮到印尼軍方此前在屠殺暴行中所扮演的眾所周知的謀殺角色，因此未及推行。但是在巴厘島屠殺事件后，澳大利亞開始和印尼政府談論恢復與臭名昭著的印尼安全部隊的合作關系。過去一段時間中，華盛頓擔心梅加瓦蒂在對付印尼民眾運動上可能太軟弱。巴厘島事件又一次在“反恐”旗幟下給予了將印尼軍方推到前臺的機會。

布什政府的計劃在9月17日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得到了陳述。對于任一美國認為是美國利益的威脅或未來可能成為威脅的國家，美國有權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采取武力，——該文件將這種權力確定為中心政策。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國家對全球霸權即世界統治權作過這樣徹底的宣稱。該文件還表示，“作為常識和自衛，美國將對那些正出現的威脅，在它們成形之前，采取行動”，在這一新的世界中，“通往安全的惟一道路是采取行動”。

在新《國家安全戰略》后5天左右，《金融時報》就這一新戰略的意義采訪了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采訪者問如果中國增加軍力，將會如何。賴斯說，如果中國努力鼓勵企業家、貿易和商業，“他們將在美國找到一個好伙伴”，言外之意是：如果中國不這樣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美國全球統治這一問題并不是作為對“9·11”的反應而出現的，10年前在美國外交政策圈中就已開始討論它了。2000年11月11日，理查德·哈斯(RichardHass)和另一位相對“溫和”的人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帝國》(Imperial America)的文章。

哈斯說：“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力量能和美國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相抗衡。但是對于后冷戰世界，仍然缺少相應的后遏制外交政策。”他說帝國外交政策不能和所謂的“帝國主義”的東西以及實際建立殖民地相混淆，——這不再可能。他表明他支持的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帝國。他說：“美國的角色類似于19世紀的大英帝國。高壓和使用武力將通常成為最后的手段；約翰·加拉格爾(JohnGallagher)和羅納德·羅賓遜(RonaldRobinson)在一個半世紀前關于英國所寫的話——英國政策遵循這樣的原則：以可能時的非正式手段和必要時的正式手段擴大控制力，——可以適用于新世紀之初美國的角色。”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市場、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制將為確保美國利益而工作，而軍事則作為自由市場這只手套中裝有鎖甲的拳頭在必要時為確保紀律而發生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這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是：美國追求全球統治權的意義是什么?在21世紀之初降臨的一種新時代的帝國主義的后果將是什么?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考察20世紀的歷史。

19世紀上半葉，正在發展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是在大英帝國的霸權之下進行的。但是在19世紀的后1/4部分的年代中，巨大的變化發生了。1870年之后統一德國的形成為巨大的經濟擴張拉開了序幕，準備了條件。在西方，美國在內戰之后經歷了爆炸性的經濟轉變。

馬克思主義解釋說，所謂的和平競爭——為市場、利潤、原材料、投資出路而爭斗——必然導致軍事沖突。競爭的邏輯不是繼續競爭，而是形成壟斷。由于每一資本主義大國尋求提升它們的地位，它們就彼此沖突起來。

相反的觀點認為，主要經濟大國相互聯系的情形是：它們互相出口，互相投資，互相依賴對方的市場、資源等等，因此它們之間的戰爭將因為具有太大的破壞性，以致不會發生。1914年7-8月第一世界大戰的爆發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

戰爭產生的巨大破壞性表明資本主義已經走完了自己的進步時期。托洛茨基認為，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生產力對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形式的反對。資本主義大工業，它培育的經濟過程已使世界分成民族國家實體完全不再適宜這種形式。正如幾世紀前資本主義的興起宣告像補丁被子一樣由王國、公國和封邑組成的封建主義的崩潰一樣，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使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形式完全不合時宜了。

但是資本主義不能解決它自己所促成的民族國家問題。經濟的增長——生產過程超越邊界和大陸——導致全世界的生產商有必要有意識地合作，來運行全球經濟體。然而，建立在爭奪市場、資源和利潤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不能擔當這一責任。任一資本主義大國，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擊退對手，以使自己從一個大國變為世界強權。這導致它們中的所有國家——英國、德國、奧地利、法國、日本、它們的衛星國和同盟國，最后還有在西方正崛起的巨大強國——美國，都陷入了互相的公開沖突之中。

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解決帝國主義復雜情況的惟一出路是以社會主義方式組織全球經濟。戰爭是帝國主義在它發展的最高階段力求解決它不能解決的沖突的辦法。無產階級必須用社會革命的辦法來反對這一辦法。

列寧認為，無論戰爭結局如何，即使一段新時期的和平建立了，它也只能是一個暫時現象。資本主義大國注定陷入無休止的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19世紀資本主義對市場利潤的競爭發生在無數的相對小的企業之間，現在被壟斷公司的形成所代替了。列寧說“以小業主為基礎的私有制，自由競爭，民主，——所有這些被資本家及其報刊用來欺騙工農的口號，都已經成為過去的東西。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家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公務員之家

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讓人向往的理想的實現，而是一種必然。否則人類就要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那樣嚴重的野蠻主義，——這一戰爭正是源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矛盾。

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

以這樣的歷史視角為基礎，布爾什維克組織和領導了俄國革命。這場革命的最初目的不是僅僅在一個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而是為世界革命打響第一槍。

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則提出了另一藍圖。1919年他帶著14點計劃來到凡爾賽談判會場，這一計劃建立在開放外交、貿易自由、民主和民族自決基礎上，企圖規范國際秩序和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的沖突。

“十四點”計劃的中心是力求抑制蘇聯這一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存在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構成的威脅。

1919年凡爾賽條約遠沒有為和諧的發展提供條件，反而為新的災難創造了條件，——1929—1932年的大蕭條、法西斯在德國的興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些事件都發生在該條約簽署后僅20年。

“反攻”對“遏制”

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上升到更強大的地位。然而，蘇聯的存在對它的全球野心構成一個持續的障礙。

在美國統治階級中關于應采取什么戰略的問題出現了沖突。一派主張“反攻”——不計任何代價推翻蘇聯和中國的毛政權。另一派主張“遏制”。在以后時期這兩派在很多重要問題上都發生了爭論。在朝鮮戰爭中，杜魯門政府幾乎要使用核武器。麥克阿瑟力主在朝鮮和“滿洲”邊界使用30-50顆原子彈。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軍方部分人準備和蘇聯進行全面的核戰爭。在越南戰爭中，軍隊中又有人主張使用核武器。

從1945年到1973年這一時期在歷史中稱作戰后繁榮時期。它經歷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擴張。但是戰后的平衡注定要破裂。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不平衡期，直至今日仍未從中擺脫出來。經濟條件的變化導致美國外交政策從“遏制”轉向“反攻”。卡特政府開始在蘇聯位于中亞的加盟共和國煽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本·拉登和其他反共伊斯蘭原教旨團體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的。它們由沙特阿拉伯資助，并緊密地按照美國的目標而工作。

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通過巨大的軍力增長來打破與蘇聯之間的平衡。在美國國內，它實施了一個平行的經濟和社會計劃，目標是掃除20世紀30年代新政之初和戰后擴張期工人階級所贏得的改良成果。

1991年蘇聯官僚最終解散蘇聯的決定為美國統治階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勢。它現在能在沒有外部約束的條件下追求它的外交政策。這種變化了的形勢在中東產生了巨大的后果。在1973—1974年，歐佩克國家策動的油價大漲使美國受到打擊。1975年在統治圈中發生了關于有可能需要軍事干涉的討論。1979年伊朗巴列維王朝(該王朝是此前約25年通過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一次推翻民族主義政權的政變建立的)被推翻，美國又遭到一次打擊。

在20世紀80年代，為了削弱伊朗，美國不斷地在背后支持薩達姆反對伊朗的戰爭。美國給伊拉克政權提供伊朗部隊移動的衛星照片，并幫助它制造和使用化學和生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戰爭以伊拉克受挫而結束。它極其需要石油收入來恢復經濟和維持軍隊。但是它的收入基礎被科威特的做法破壞了：科威特通過提高供給和實際地從伊拉克油田抽走石油將油價壓低了。伊拉克準備給科威特一個教訓。在稟承美國意旨的情況下，——美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佩表示美國對阿拉伯內部沖突不介入，伊拉克發起了入侵。薩達姆很快發現，他可能因為美國政策轉變而遭受打擊。

美國曾通過伊拉克對伊朗施加壓力。現在全球形勢在變化，美國發現自己更強大了。薩達姆鑒于他在對伊朗戰爭的8年中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因此以為入侵科威特還會得到美國支持。但它成為美國1990—1991年組織戰爭的借口。

然而在1991年初，美國還不能確定它是否能越過聯合國決定的框架來實施對伊拉克的全面入侵。而且，它相信，薩達姆政權將隨著軍事失敗而崩潰。那時，美國認為超出聯合國授權太冒險。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外交政策和軍事干涉的日益增長的單邊主義。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在聯合國框架下進行。1999年對南斯拉夫戰爭在聯合國框架外、在北約主持下進行。2001年對阿富汗戰爭由美國單邊進行。現在它不顧它的一些北約盟國的公開反對，計劃入侵伊拉克并建立一個傀儡政權。

我們已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不斷增強——從遏制到反攻到現在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義——是和約30年前即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的世界資本主義變化和戰后經濟繁榮的破滅緊密相關的。

社會不平等的增長

這些社會變化的后果可以概括為：國家之間和國家之內不平等的增長。

上星期天在《紐約時報》上，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提到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發生的“地殼漂移”。他說，“不理解過去30年中發生的不平等的巨大增加的幅度、原因和結果，特別是不理解收入和財富驚人地集中于極少數人手中”，就不可能理解美國正發生什么。致富的過程與過去20年的金融寄生現象的大幅擴展以及對金融經濟資源的掠奪緊密相關。人們很容易被公司丑聞的情節如貸款、經理認購股權等弄糊涂，但是事情很簡單。所有這些復雜安排都是老練的公司戰略對直接掠奪和犯罪活動的偽裝。

這種黑社會因素的出現不應被看成是個別情況，它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自身運行中發生的正在深化的危機的表現。

而且，如果外交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那么掠奪伊拉克石油是美外交目標的中心有什么奇怪呢?或者，像威廉·塞德曼——美國商業電視頻道CNBC的評論員和美國四位總統的高級經濟顧問最近所說那樣，對伊戰爭“很可能是我能所想象到的最最利好的事情”。

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斗爭必須指向那導致帝國主義和戰爭的經濟、社會秩序——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為此國際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