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國家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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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結構改革、調整進展緩慢。東盟四國（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下同）在70年代起開始實施依靠引進外國投資發展面向出口的經濟發展戰略。80年代中期亞太地區區域內資本投資高潮形成后，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帶動了其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和高度依賴電子、電機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貿易結構。進入90年代以后，東盟四國的這種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的出口面臨著后起新經濟增長區（中國、越南、印度）的激烈競爭，為此它們在90年代初提出了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結構轉型的經濟結構改革、調整的戰略目標，但進展卻十分緩慢。出口增長速度逐步趨緩，加上1995年起以美國市場為中心的國際電子產品市場需求疲軟，東盟四國的出口貿易受到嚴重打擊，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

2.金融自由化政策實施得過早、過急。80年代末期，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東盟四國的經濟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斷加快。但是與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與臺灣相比，它們的金融市場體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監管能力不強，金融管理技術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進國際資本的流入，但在條件不完備的背景下卻容易形成一種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約手段的條件下把吸引國際資金放在首要目標（不僅是長期直接資本投資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機資金的流入）的金融體制。這就容易為國際投機資金提供操縱當地金融市場以牟取暴利，把當地金融市場搞亂后又迅速撤走資金的機會與條件，并形成以房地產、股市為中心的“泡沫經濟”。1997年7月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韓國、菲律賓被世界銀行列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五大受災區。其中泰、馬、印尼的金融危機基本上是由上述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賓的金融危機則主要是東南亞國家貨幣危機導致菲律賓居民對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發的。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期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指標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各國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與特點各不相同，這主要是由各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基礎決定的。

1.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受影響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內發的、迅速引發的和全面觸發的。這直接起因于其內在的金融管理體制不健全與金融政策失誤、銀行與金融機構的大量貸款被投入到房地產、股市，從而形成“泡沫經濟”成分較大、不良債權比率高、外債數額龐大等經濟結構方面的弊端。

2.菲律賓所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較小，而且特點是間接的、滯后引發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響不大，進入1998年后影響程度才加大、加深）。這是由于；(1)菲律賓經濟是在進入90年代以后（特別是1994年以后）才開始有中速的經濟增長，沒有太多“經濟過熱”問題；(2)“泡沫經濟”成分較??；(3)由于工資水平低，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競爭能力；(4)從1984年債務危機后到1997年已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督下進行了經濟結構、金融體制的調整與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響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間接和滯后引發的（直到1998年東亞地區國家普遍出現經濟衰退后才顯現出來），同時也不是全面觸發的（它的貨幣貶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價格數下跌幅度較大）。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體制比較健全（和香港、臺灣相同）；(2)“泡沫經濟”成分不大；(3)銀行的不良債權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公司在其證券市場上市（與香港相同），并為印尼等東盟國家提供巨額的貸款，間接引發了部分經濟指標（股市價格指數）的惡化；(5)高度依賴出口與轉口貿易間接引發了經濟增長速度的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所受的影響都是間接引發、滯后引發的。這基本上是由于它們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鄰國的直接投資和對東亞地區國家的出口貿易支撐，所以受東亞各國經濟嚴重衰退的影響，這四個國家的經濟也于1998年開始出現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經濟復蘇及其成因

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受危機影響程度最大的泰、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對策：在危機的前期，采取了整頓金融秩序和緊縮財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穩定金融、經濟形勢；在危機的后期，在金融經濟形勢有所穩定的前提下，轉而采取放寬財政金融與促進經濟復蘇的政策。菲律賓的對策則側重于穩定經濟與促進經濟復蘇。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場景氣看好，帶動了東南亞國家出口和制造業大幅增長，東南亞國家經濟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復蘇。不過，不同國家的經濟復蘇情況仍有明顯差異。以1999年經濟增長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國經濟的復蘇力度最大（與1998年經濟增長率相比，回升近15個百分點），其次是馬來西亞和印尼，菲律賓居第三位，新加坡復蘇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而言，則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表現最佳，泰國居次，菲律賓亦表現平穩，而印尼則仍陷于經濟停滯的困境中。

2000年東南亞國家經濟繼續復蘇，新加坡經濟增長率高達10.3%，馬來西亞也達8.3%，印尼提高至4.9%，泰國為4.6%，菲律賓為4.0%。2000年東南亞國家出現了較穩定的經濟復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貿易獲得兩位數的增長，高達22.4%，表現遠優于1999年的5.7%；馬來西亞的出口亦大幅增長16.2%；受石油價格高漲的影響，印尼的出口增長率達27%，扭轉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國的出口增長率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國內需求普遍獲得改善。受勞動力市場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費者信心好轉的有利影響，2000年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民間消費需求分別增長9.4%和12.2%；印尼的民間消費支出雖受國內政局不穩影響，但仍增長3.6%，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70%；泰國由于失業情況不斷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費支出增長4.5%。

3.國內投資活動增加。新加坡的企業投資已扭轉了連續兩年負增長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長；馬來西亞與印尼更分別獲得24.1%與17.9%的高速增長；菲律賓的固定資本形成雖仍呈負增長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緩和；泰國則較為平穩，增長5.7%。

各國經濟復蘇的力度之所以會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來的宏觀經濟基礎強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不同；(3)促進經濟復蘇的政策效果不同；(4)國內政局、社會局勢穩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經濟衰退及其成因

受國際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表現遠不如2000年，出現了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經濟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來即呈現負增長，全年的經濟增長率為-2.0%，是東南亞國家中表現最為疲軟的；馬來西亞經濟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轉呈負增長，全年的經濟增長率雖仍取得0.4%的正增長，但遠低于2000年的8.3%；菲律賓經濟在投資與消費支出支撐下增長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經濟增長3.3%，低于2000年的4.8%；泰國經濟增長也明顯放緩，增長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況說明國際經濟環境惡化對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也同樣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響程度比東盟四國大得多，其經濟增長率從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個百分點，遠遠大于東盟四國的下降幅度。(2)東盟四國在金融危機期間都是重災區，到了第二次經濟衰退期間盡管它們的國內經濟結構還存在不少問題，不良債權處理也還不徹底，但它們對美國市場、信息技術產品的出口依賴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響程度也較低。(3)東盟四國中馬來西亞的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及其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產品多為信息電子產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響在東盟四國中也最大（其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國至少高出5個百分點）。

以上情況和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東盟四國所受的影響程度遠遠大于新加坡的情況正好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機是起因于東南亞國家的內部經濟結構，因此金融體制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較弱、泡沫經濟程度較大、銀行不良債權和企業債務危機較為嚴重的東盟四國所受到的影響較大，而新加坡則由于這方面情況不如東盟四國嚴重，故所受到的沖擊比東盟四國小得多；(2)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衰退起因于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因此經濟對外依賴程度和對美日市場及對信息電子產品出口的依賴程度都比東盟四國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響就要比東盟四國大得多。

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轉趨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嚴重衰退。2000年，世界經濟景氣良好，東南亞國家出口增長都相當強勁，帶動了東南亞國家經濟取得較大幅度的復蘇。但進入2001年，國際市場轉趨低迷，美國經濟衰退，日本經濟衰退加深，歐盟經濟減速，國際市場信息技術產品需求再度趨向疲軟和九一一事件的爆發，嚴重沖擊了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導致東南亞國家出口嚴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長由2000年的22.4%降為-8.3%；馬來西亞的出口萎縮10.2%，除了電子產品出口減緩外，油價下跌對馬來西亞出口的沖擊也頗大；電子產品占泰國出口比重超過30%，因此泰國的出口增長由2000年的19.4%降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與非石油產品的出口同時萎縮的沖擊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賓的出口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高，電子產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場雙重減緩打擊下，2001年菲律賓的出口衰退15.6%，是東南亞國家中出口表現最差的國家。

2.投資低迷。由于東南亞國家經濟在2001年都不景氣，普遍影響各國企業的投資預期心理，投資支出開始減緩。新加坡的實質固定資本形成出現4.6%的負增長；2000年馬來西亞的資本投資增長達24.1%，是推動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投資支出衰退2.1%；菲律賓的投資支出也出現負增長；泰國政府雖然采取財政措施刺激景氣，但民間投資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資支出仍然下跌0.3%，遠遜于上年；印尼的國內外投資在2001年嚴重下滑，創十年來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較差、經濟不穩定與法治薄弱外，還因為印尼實施地方自治后，各種地方條例對投資者并未產生激勵效果。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東南亞國家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與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顯的差異，兩次衰退對其經濟造成的影響也不一樣。1997年7月～1999年6月東南亞國家的第一次經濟衰退首先出現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產業，導因于該地區各國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金融體制、企業債務危機等問題。而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出現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是通過出口貿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術產品對美國出口的銳減）傳導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次衰退（即東南亞金融危機）更多地表現為對東南亞國家虛擬經濟的巨大影響，而第二次衰退則主要表現為對實體經濟的沖擊。

2002年的第二次經濟復蘇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國、馬來西亞已率先出現了經濟增長轉趨回升的好勢頭，進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個東南亞國家經濟復蘇的跡象更為明顯。2002年東南亞國家經濟迎來了金融危機后的第二次經濟復蘇。新加坡在2001年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進入2002年后衰退漸趨緩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長率都超過3%，全年的增長率為2.2%。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為4.2%，印尼、泰國與菲律賓經濟分別獲得3.7%、5.2%與4.6%的穩健增長，都優于2001年。但從東南亞國家經濟第二次復蘇的力度來看，顯然沒有第一次大，新、馬表現得最為明顯。

在世界經濟仍處于低速增長的形勢下，2002年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能較快地從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來，主要是得益于內需的擴大和出口地區結構的改善及對中國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長。

具體而言，2002年東南亞國家第二次經濟復蘇的主要原因為：

1.各國采取擴大內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鑒于2001年東南亞國家經濟衰退系國際需求銳減的結果，2002年東南亞國家普遍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國內需求對各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

泰國政府在繼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費貸款和創業基金、降低增值稅稅率等刺激消費、拉動內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從2003年1月起實施“減稅計劃”，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標準。2002年泰國的民間消費支出增長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長率達5.9%。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國內需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出口，這與以往泰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出口拉動的情況相比乃是一個明顯的變化，這也標志著泰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由單軌轉向雙軌。

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來彌補外需的減退，以遏制經濟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馬來西亞政府分別追加了30億林吉特和43億林吉特的財政支出。2002年繼續采取擴大內需政策，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和公司所得稅稅率，提高公務人員工資，降低中間產品的進口關稅稅率以及削減中小企業的稅收（規定凡實繳資本額在250萬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業可以少繳8%到20%的公司所得稅）。加之利率低、商品價格平穩以及信用消費逐漸普及等因素，2002年馬來西亞的民間消費支出增長了4.2%，遠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賓與印尼的民間消費支出也分別增長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過，經濟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間消費支出卻呈現增長0.9%的低迷不振狀態，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業需求持續衰退，無法提高消費者信心是導致2002年消費支出減少的主因。

2.東亞地區區域內貿易擴大，出口地區結構改善。2002年1月東盟自由貿易區建立，東盟老成員國，即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相互間免除關稅，擴大了東盟區域內的貿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總理和東盟10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總體確定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本架構。這些進展說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在加速推進。這對東南亞國家調整出口戰略向區內轉移十分有利。東南亞國家亦正在調整其出口戰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東亞、面向中國”的政策，試圖改變目前出口過分依賴美國的被動局面。

東亞區域內經濟合作的加速推進促進了東盟成員間及東盟成員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擴大。2002年菲律賓的出口增長9.1%，是東盟老成員中表現最為優異者，其中，對中國的出口增加65.4%，對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也有不錯的表現，但對美國的出口則衰退了3.6%。馬來西亞、泰國與新加坡的出口則分別增長6.7%、5.4%與2.7%。

3.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對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復蘇起到了積極作用，已成為拉動東南亞國家出口貿易增長的重要動力。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出口大幅度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2002年中國與東盟地區的雙邊貿易額增長了31.7%，達到547.7億美元，東盟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34.4%，東盟地區對華貿易順差為76.3億美元。其中，新加坡對華出口增長37.5%，馬來西亞也增加49.8%（馬來西亞與中國雙邊貿易總額首次超過了新加坡與中國雙邊貿易額），菲律賓增加65.4%（注：《中國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統計（2002年1-12月）》，載《國際貿易》2003年第2期。）；泰國、印尼也都開始注意中國市場，對華出口高速增長。相信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中國的這種拉動和支撐作用會越來越明顯。

此外，各國電子產品的出口雖未見明顯的增長（新加坡仍呈負增長），但相較于2001年的嚴重衰退情形，都已獲改善。2002年國際市場對信息技術產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對2002年東南亞國家的第二次經濟復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前景分析

東南亞國家今后經濟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于國際經濟狀況。2003年世界經濟復蘇仍存在不少不確定因素：發達國家的股市價格與匯率波動頻繁且波動幅度大，恐怖事件陰影未散，美英發動對伊拉克戰爭的后遺癥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響等等。這些不確定因素壓抑著消費意愿與投資意愿，成為制約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主要原因。因此，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對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不會太大。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給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將迎來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期。盡管非典對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活力仍保持強勁，外資投資持續增長，國內市場需求進一步擴大。同時，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總體確定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基本架構，為今后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此，中國經濟仍將會對東南亞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拉動東南亞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這從2003年第一季度東盟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得到印證。2003年第一季度東盟地區對中國的出口繼續2002年高速增長的勢頭，且呈加速趨勢。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1～3月，東盟地區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64.3%，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菲律賓對華出口分別增長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國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統計（2003年1～3月）》，載《國際貿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復蘇方面，當前部分東南亞國家也還存在一定的難題：(1)自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一些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比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機構的“惜貸”行為使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取得擴大企業生產和進行企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融資仍然相當困難。(2)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擴大公共投資刺激內需來促進經濟復蘇的政策措施，導致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額不斷增加，這將在一定程度上縮小政府進行經濟調控的政策空間。(3)東南亞國家在調整經濟結構、企業結構、金融體制方面雖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顯，經濟結構、貿易結構、企業結構尚未出現明顯的改觀，外資流入在短期內也難有明顯起色。

總體而言，東南亞國家經濟雖然再次進入復蘇的階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賴不斷變化的外部經濟環境和尚存在一些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故其經濟增長將是中低速的，復蘇過程也不會一帆風順。筆者估計，2003年東南亞國家將會延續2002年的經濟復蘇，但經濟增長的幅度仍不會太大。

幾點啟示

屬于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新加坡和東盟四國是中國近鄰，它們實施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分別比中國早了20年和10年，它們曾經遇到的經濟問題、難題乃至經濟危機有不少是中國當前乃至今后可能會遇到的。認真研究它們的這些經驗與教訓（特別是教訓）對中國今后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將會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國際經濟的一體化與自由化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自由化的過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參與這一過程雖可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提供機遇，但也會帶來嚴峻的挑戰。這一過程對發達國家更為有利，對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更為不利，而且經濟越是落后、市場經濟體制越是不完備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所面臨的挑戰就越為嚴峻。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正是在東南亞國家金融市場尚未充分整備、金融管理體制尚未健全的條件下過度、過急地實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況下爆發的。因此，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對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與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戰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斷，必須在有充分準備的條件下，謹慎地、逐步地、穩妥地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和自由化的進程。

2.東南亞國家自70年代起實施了依靠外資投資發展面向出口工業化的戰略和政策，特別是1986年亞太地區區域內資本投資高潮的形成進一步加強了它們依靠外資投資發展面向出口工業化的傾向，使經濟取得迅速增長。但它們對依靠外資投資發展面向出口工業化所帶來的種種經濟結構性弊端卻沒能采取正確的、有效的措施及時紓解。例如，國民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過高，貿易地區過分集中于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出口商品過分集中于近10年來國際市場需求較大的信息技術產品與電子產品（主要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為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產品，貿易收支呈現長期逆差，外資投資的制造業企業絕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裝配工業，對國內經濟的帶動性不強，二元經濟結構基本上沒有得到改造，絕大部分農村人口仍處于貧困狀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進程緩慢，等等。這些經濟結構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來東南亞國家兩次經濟衰退的根本性原因。應該承認，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積極引進外資投資發展面向出口工業化的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和存在這些方面的問題。當前中國正面臨大量引進跨國公司資本投資的有利時機，中國應將這次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高潮有效地化為提高我國高科技創新能力和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原有傳統產業結構的大好條件，加速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

3.健全金融體制、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和及時調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發金融危機的關鍵。東南亞國家的第一次經濟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機，除了上述金融市場、金融體制不健全、金融管理與監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時采取靈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以泰國為例，1997年泰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誤：(1)在出口競爭日益激烈、出口增長速度長期趨緩的形勢下，仍然沒有調整貨幣匯率政策。(2)放松對外資銀行與本國銀行的監管，以致于讓大量的銀行貸款投入到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一旦房地產熱、股市熱導致的“泡沫經濟”破滅，不少企業倒閉，呆賬、壞賬大量出現，銀行倒閉，外商迅速撤走資金，使國際金融投機商得以乘虛而入。(3)過于重視引進國際資金，而忽視了對國際資金流入結構、流向進行監督與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國資金流入，泰銖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導致國際金融投機商得以利用利率差價進行投機，搞亂泰國金融市場。這些金融市場、體制、管理與政策方面的缺陷與失誤，是值得中國認真吸取的教訓。

4.東南亞國家在兩次經濟衰退期間均能有針對性地、比較及時果斷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應對。它們在第一次經濟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頓金融秩序和緊縮財政金融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應對，先取得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穩定，然后在金融經濟形勢有所穩定的形勢下及時地采取放寬財政金融緊縮和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特別是馬來西亞政府敢于拒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與條件，對外資投資流動采取管制的嚴厲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勢穩定的改革經驗尤為值得重視。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經濟衰退期間，針對國際經濟環境惡化這一起因，采取了擴大內需、調整出口市場、加速亞太地區區域內和東盟地區區域內經濟合作步伐等政策應對，從而在2002年國際經濟持續低迷的形勢下，取得了經濟增長率從2001年2.3%回升到3.6%的經濟復蘇。這些政策應對方面的寶貴經驗也是值得中國吸取的決策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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