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內外失衡指標體系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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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在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也伴隨著日益嚴重的失衡問題，這使中國乃至世界都付出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經濟失衡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領域、各環節及國內外市場有機聯系被割裂，引起資源配置失當、產業結構扭曲、經濟運行效率下降、社會發展及資源環境不可持續的現象。與一些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失衡除了其一般性表現外，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呈現出內外失衡并存、總量失衡（“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與結構失衡（高儲蓄、高投資和低消費）兼備的特征，且失衡程度更深，失衡持續時間更長，對經濟的影響更加明顯。對此，必須進行系統深入的觀察和研究，并提出針對性措施著力加以解決。治理經濟內外失衡問題，首先要對失衡程度進行科學的測度，以期對經濟失衡的狀況有系統全面的認識，因而構建相關指標體系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由于現代市場經濟活動非常復雜，具有系統性、綜合性和波動性，在時空上涉及到各產業間、社會再生產各環節間以及國內與國外市場間等諸多領域。要對經濟失衡程度進行精確的測度是非常困難的，使得相對于經濟失衡其他方面的研究，國內外理論界對經濟失衡測度的研究還較為薄弱，尚未形成統一的思路和方法，遠不能滿足宏觀經濟分析、決策與管理的需要。本文立足于基本經濟理論與分析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力圖構建一套經濟失衡度衡量指標體系，并對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內外失衡程度進行測度，以更加客觀真實地反映現實經濟狀況，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選擇以及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依據。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經濟內外失衡測度的現有研究成果進行述評，從中汲取構建經濟失衡度衡量指標體系的思路與方法；第三部分討論經濟內外失衡測度指標選擇的依據及指標體系的具體構建；第四部分運用所建立的指標體系對近年來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狀況進行測度；第五部分對測度結果進行分析，并基于分析結論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述評

經濟內外失衡問題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也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難題。現有的文獻中，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大多是從經濟內外失衡的形成原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內外失衡的可持續性等角度進行的，如Greenspan和Kennedy（2005）、BenBernanke(2005）、吳宏和劉威（2008）等對經濟失衡形成機制的分析，以及姚枝仲（2006）和DavidDodge（2006）等對內外失衡可持續性的分析。[1-5]相對而言，基于定量方法研究內外失衡嚴重程度的文獻較少。其中，Zarnowitz（1996）和Moore（1980）對經濟失衡指標體系的功能進行了分析，包括描述功能、評價功能和預警功能等。[6-7]在經濟結構失衡領域，RichardClarida等（1999）從產業變化角度，利用顯性對稱比較優勢指數（RSCA）評價產業結構。[8]從國內的研究來看，項俊波（2008）對中國1992-2007年的經濟結構失衡程度進行了測度，他將經濟結構區分為產業結構、投資消費結構、金融結構、國際收支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五大方面，并對每種類型的結構失衡都通過構建指標進行了測度，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結構總體上由中度失衡轉向重度失衡，表明解決結構失衡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9]程實（2007）也對衡量經濟內外均衡的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將內部均衡分為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內部和諧四個方面，將外部均衡分為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穩定與外部和諧三個方面，并由此構建了一個包含25個具體指標的指標體系，將該指標體系運用于中國經濟的測度發現，中國經濟整體上看長期處于次級不均衡區間。在經歷了前20多年“均衡改善—均衡惡化—均衡改善”的幾次起伏之后，自2000年起，內外均衡整體呈現出緩慢惡化的新趨勢，這主要是由外部失衡因素引起的，而內部均衡從整體上看表現出一種漸進改善的態勢。[10]55-56余霞、余玲（2011）研究了國際收支失衡的測度，選擇貿易差額與綜合差額作為衡量指標，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中國的貿易失衡在2004-2007年逐步加劇，從2008年起開始呈現下降趨勢。[11]李石凱（2006）運用貿易順差占進出口比例以及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兩個指標對1994-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的相對規模進行了測度與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相對貿易順差指標在較低水平運行并且呈顯著下降趨勢，從而對國外關于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指責進行了駁斥，他認為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只會加大對中國的貿易逆差。[12]李寶瑜（2009）從一個更寬廣的視角分析了中國宏觀經濟失衡指數，他將中國宏觀經濟劃分為5大領域、13個類別、32個組和93個指標，提出了確定均衡值的9種方法，基于這些方法測算了每個指標的失衡度，并用組合權重和層次分析方法逐層綜合，構建了一個宏觀經濟失衡指數。運用該指數進行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2001年以后，中國經濟的5大領域中，實體經濟、資源環境失衡程度有所下降，而貨幣金融、收入與價格、國際收支失衡程度均有上升，宏觀經濟總體失衡狀態亦呈逐漸加劇的趨勢，從而認為現階段應在全面加強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領域和不同類別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提高經濟的均衡性。[13]以上分析為經濟失衡的測度提供了一些思路與方法，并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構建了測度指標體系，為后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盡完善之處。如部分研究只涉及外部經濟失衡，且將貿易差額占比作為測度外部均衡的唯一指標，顯得說服力不夠。一些研究雖涉及宏觀經濟的各個領域，但因其研究范圍過于寬泛，使之在有限的篇幅里對每個領域測度方法的介紹都不盡明確，政策建議亦顯得針對性不足。同時，部分研究對經濟失衡的內涵與針對性把握欠佳，將內部均衡與宏觀經濟政策四大目標簡單對應，顯得較為牽強，忽視了經濟失衡的結構性特征。因此，如何從整體和結構兩個層面把握經濟內外失衡問題？測度指標體系如何確定？具體測度中如何盡可能避免主觀性因素的影響？中國近年來經濟內外失衡狀況及發展趨勢究竟怎樣？等等，尚需通過深入的研究來進一步厘清。

三、經濟內外失衡度指標體系的構建

指標體系的構建是測度經濟內外失衡的基礎，以下從測度指標選擇的依據、指標權數與臨界值的確定、指標數據的無量綱化處理等方面依次展開分析，最終建立起衡量經濟內外失衡度的指標體系。

（一）指標選擇的依據

指標選擇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經濟內外失衡測度的質量。測度指標選擇的依據主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指標本身的屬性及指標間的邏輯關聯性。據此，所選指標應符合獨立性、可比性、關聯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獨立性要求指標體系中每一個指標所反映的內容與其他指標具有本質區別，不能通過某種數學推導形成相互轉換關系，以避免某一經濟參數在經濟失衡測度中的重復使用以及指標之間的共線性；可比性包括時間可比性與空間可比性，時間可比性為不同時點的指標數值可直接比較，空間可比性為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指標數值可直接比較，可比性原則意味著要選擇同類同屬性的指標，或者對不同類型與性質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關聯性要求指標之間具有內在的統一性，指標體系作為一個系統能涵蓋內外經濟運行的主要方面，以保障測度的全面性；可操作性要求具體指標內涵和外延清晰明確，易于量化，并且指標數據具有采集的可靠性與獲得的連續性。二是指標對經濟現象的描述和解釋能力。對內部經濟而言，首先表現為投資、消費和儲蓄的總體結構狀態，可以用投資率、消費率、投資儲蓄比率、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率等指標予以反映；其次是產業結構狀態，可以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標予以反映；再次是收入分配結構狀態，可以用居民政府消費比率、城鄉人均收入比等指標予以反映；最后是能源資源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方式的關聯性，可以用單位GDP能耗、能源消費彈性系數、R&D占GDP比重等指標予以反映。對外部經濟而言，主要表現為經常項目差額、資本項目差額與外匯儲備規模等，可用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外匯儲備余額占M2比重、外貿依存度等指標予以反映。據此，本文建立了一個包含內外均衡2個層次、16個指標的指標體系。表1給出了這些指標及其基本屬性，在后續分析中將對這些指標的經濟含義、特性、權重、臨界值等進行具體闡釋。

（二）部分指標的解釋性說明

上述指標按其屬性可分為三類，分別是正向指標、逆向指標和適中指標。①在這些指標中，由于投資率、消費率、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率、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差額占GDP比重、外貿依存度等屬于常規性經濟指標，定義明確，計算公式清楚，因此不再贅述，只對部分非常規指標及自定義指標作簡要闡釋。1.投資儲蓄比率：正向指標，反映社會儲蓄資金用于投資的比例。根據“儲蓄缺口=外貿缺口”的經濟學原理，過剩儲蓄如未能全部轉化為投資，將對應為貿易順差。投資儲蓄比率數值上取社會投資率與社會儲蓄率之比。2.居民政府消費比率：正向指標，反映政府與居民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消費關系。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與政府間分配不合理，會抑制國內消費，導致經濟內外失衡。居民政府消費比率數值上取居民消費支出與政府消費支出之比。3.能源消費彈性系數：逆向指標，反映能源消費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關系，數值上取能源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4.單位GDP能耗：逆向指標，指國民經濟中所耗費的各種能源總量與同期GDP的比值，單位為噸標準煤/萬元。5.外債債務率：逆向指標，指外債余額與當年貿易、非貿易外匯收入之比，是衡量一國國際收支可維持性的重要指標。6.出口加工貿易比重：適中指標，出口加工貿易比重是衡量對外貿易結構的指標，數值上取出口加工貿易額在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表1所列16個二級指標的數據均可在各年度主要統計年鑒中獲得。其中，能源消費總量可從《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獲得，R&D數值可從《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獲得，外債余額可從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中獲得，外匯儲備、M2數值可從《中國金融年鑒》中獲得，經常項目進出口總額、資本項目輸出入總額、加工貿易額等指標數值可從《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中獲得，其他指標所涉數據均可從《中國統計年鑒》中獲得。②

（三）指標權重及臨界值的確定

1.指標權重的確定在內外失衡度指標體系的構建中，指標權重的確定是一個重要環節，不同的賦權方法對測度結果有著顯著性影響。指標權重賦權方法有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主觀賦權法可進一步細分為德爾菲法（DelphiMethod）和層次分析法（AHP）等，客觀賦權法可進一步細分為主成分分析法、功效評分法等。本文在在賦權法上采用主觀賦權方法中的德爾菲法。③之所以采用這種方法進行相關處理，除了基于簡便考量外，還包括：（1）不同經濟指標重要性大小很難區分，對不易辨析重要性的指標賦予相等權重屬次優選擇；（2）對經濟社會領域的任何測度都很難做到完全精確，只要指標選擇合理，權重設置基本反映經濟現實，分布對稱，無人為扭曲，用主觀賦權法是完全可行的。具體權重值見表1。2.指標臨界值的確定臨界值包括反映經濟極度失衡（均衡）的上下限值和反映經濟完全均衡的適中值。指標臨界值確定標準的選擇主要考慮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根據基本經濟理論來確定。例如，當外債債務率達到100%時，意味著當年外匯收入不足以償付外債余額，應視為出現債務償付危機；而小于30%時，則認為償付外債不存在潛在風險，故可將100%和30%的外債債務率分別作為經濟極度失衡與完全均衡的臨界值。二是根據國際經驗來確定。例如，國際上發達經濟體第三產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多在70%上下，而中國僅為40%左右，可將70%與30%分別作為完全均衡與極度失衡的上下限值；又如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國際上一般認為超過10%意味著該國外貿處于極度失衡狀況，因此將0作為均衡適中值，將±10%作為極度失衡臨界值。三是根據中國具體國情來判斷。如R&D占GDP比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該項指標數值多為4%~6%，而中國僅為1%~2%，若以4%~6%作為上限值，則指標失衡指數在不同年度間區分不大，不能很好體現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故根據中國具體國情，分別確定2%和0.5%作為反映經濟完全均衡與失衡的上下限值。對于適中指標，需要確定適中值作為反映經濟完全均衡的標準值。適中值的確定同樣應符合以上標準。特別指出的是，一旦適中值確定后，上下限值與適中值應當對稱，即上下限值與適中值的差值應該相等。具體臨界值如表1所示。

（四）指標的無量綱化處理

由于各指標在性質、量綱及經濟含義等方面各不相同，導致數值之間不可比，因此采集到指標原始數據后，在對經濟失衡度指數進行綜合前，還需對指標數值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指標間的量綱影響。無量綱化處理方法種類較多，由于上下限值與適中值選擇的對稱性，此處參考程實（2007）的極值變換無量綱處理方法。[10]84處理后用[0，1]區間數值表示，其中0代表完全均衡，1代表極度失衡，數值越大，失衡程度越嚴重。對正向指標、逆向指標和適中指標的無量綱化處理方法分別如公式(1)、(2)和(3)所示。其中，y表示指標無量綱測度值，x表示指標原值，xmax表示指標處于完全均衡（失衡）時的上限值，xmin表示指標處于極度失衡（均衡）時的下限值，xm表示經濟完全均衡的適中值。

四、中國經濟失衡程度的測算：2001-2010

（一）指標無量綱化處理結果對表1所列經濟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2001-2010年中國相關經濟指標的無量綱化數據

（二）內外失衡指標體系的合成在完成指標選擇、權重確定與數值無量綱化處理后，通過加權平均合成方法得到內外失衡綜合指數。假定該經濟失衡綜合指數為E，有：E=ni=1Σwiyi其中，wi為第i個變量的權重，yi為第i個變量的無量綱化數值，n為指標個數。E∈[0，1]，數值與經濟失衡程度正相關，取極值0時代表經濟處于完全均衡，取極值1時代表經濟處于極度失衡。

（三）中國經濟內外失衡測度結果經過對相關數據的采集、處理和合成，我們得到中國2001-2010年經濟內外失衡指數變動趨勢圖（見圖1）。

五、分析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分析結論

由圖1所示，中國經濟內外失衡整體狀況在21世紀前10年經歷了一個漸進惡化的態勢，內外失衡總指數從2001年的0.3856上升到2007年0.6188的峰值，之后有所下降，2010年小幅降低到0.5509。如果以0.5作為區分相對均衡與相對失衡的分界點，可知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由相對均衡區域進入到了相對失衡區域，且該失衡狀況可能會在未來持續較長時期。從經濟結構看，內部失衡指數在2001-2003年快速上升，之后幾年保持相對穩定，維持在0.6左右；而外部失衡波動較強，在2001-2007年失衡指數快速上升，之后亦有較大幅度下降，從而帶動了內外失衡總指數的同向變化。

1．內部經濟失衡狀況

從影響經濟內部失衡的組成因素來看，失衡指數的變化有以下幾種情況：（1）上升時期。由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加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居民增收乏力，導致進入21世紀后的前幾年，一方面投資率、全社會固定資產增長率過高，另一方面城鄉人均收入比上升，消費率快速下降，這些指標均對內部經濟失衡的加劇起到了推動作用。（2）略有下降時期。2006至2008年，由于技術進步、節能降耗產品與工藝的廣泛運用，以及國家對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大力扶持，使得單位GDP能耗有所下降，R&D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亦不斷提高，這些指標對內部經濟均衡起到了推動作用。（3）先升后降時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由于出口的擴大，社會總投資控制在一定規模，過剩儲蓄資金找不到投資渠道，投資儲蓄比率逐步下降；而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為了緩解外部市場萎縮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國家實行了四萬億投資等經濟刺激計劃，導致投資儲蓄比率快速上升，這些因素使得內部失衡指數出現先升后降現象。

2．外部經濟失衡狀況

相對于內部失衡指數，中國外部失衡指數在整體上震蕩幅度要劇烈得多，在演進過程中經歷了“快速上升—快速下降—緩慢上升”的反復震蕩。分階段來看：第一階段為2001到2003年，外部失衡程度緩慢擴大；第二階段為2004-2007年，外部失衡程度迅速擴大，在2007年達到0.6269的歷史最大值；第三階段為2008到2009年，外部失衡程度顯著減緩，2009年外部失衡指數降為0.4552，僅相當于2004年的失衡水平；第四階段為2009年后，外部失衡程度又有小幅擴大。表2顯示了更為具體的結構信息。從影響外部經濟失衡的組成因素看，失衡指數的變化有以下幾種情況：（1）趨于上升。由于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導致進出口總額快速增加，同時，累積“雙順差”使得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這些都引起失衡指數的上升。（2）趨于下降。由于國家外匯收入急劇增加，債務余額的增長則相對較慢，使得外債債務率趨于下降，同時，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得出口加工貿易占比不斷下降，這些都引起失衡指數的下降。（3）先升后降。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在最近10年表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在第一階段經常項目順差額度不斷擴大，失衡指數由2001年反映輕微失衡的0.13急劇增加到2007年反映極度失衡的1；之后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外出口進入相對萎縮階段，經常項目差額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使該失衡指數在2010年降為0.52；相對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占GDP比重的波動性更強，在演進過程中經歷了“上升—下降—上升”的“N”型反復震蕩，并在震蕩中漸進升高。

（二）政策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些年來，中國經濟處于較為嚴重的內外失衡狀況，且無明顯轉變跡象，需要引起各界足夠的重視。造成中國經濟內外失衡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范圍產業結構調整等外部因素，又有國內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等內部因素，需要采取綜合措施加以解決。

1．關于內部經濟失衡

投資率、儲蓄率過高而消費率過低無疑是影響中國經濟內部失衡的主要因素，這與國家長期實行投資驅動型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具有必然聯系，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必須努力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向以內需驅動為主的增長方式轉變。一方面，要更加重視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通過技術進步降低單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費彈性，通過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增加就業，提高居民收入，進而提高消費水平，減少對出口與投資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階層差距等，對經濟社會運行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同時也降低了有效需求（彭志遠，2007）。[14]對此，應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等手段加強對收入及財富分配的調節，不斷理順收入分配關系，為擴大內需奠定基礎。

2．關于外部經濟失衡

首先，從內外經濟失衡的關聯性看，內部失衡是內因，起主導作用；外部失衡是由于國內需求不足以消化國內生產能力所導致的，是內部失衡在外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在解決經濟外部失衡問題時，要立足于內部經濟，通過促進內部經濟均衡為實現外部的均衡創造條件。其次，適時調整外貿體制與引進外資政策。中國外部失衡與出口導向及各種引進外資的優惠政策有直接關系，在當前國家外貿順差日益擴大、外匯儲備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應適時調整匯率及出口退稅政策，特別是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能源和原材料產品出口，并鼓勵有利于提升國內需求的產品進口，尤其是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同時，對外資企業更多地實行國民待遇政策，從鼓勵外資流入、限制資本流出轉變為促進資本的雙向流動。最后，加強國際間的政策協調。相對于內部失衡，外部失衡受國際經濟形勢、全球產業轉移、主要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等外部性因素影響較大，并非完全取決于本國的經濟政策，這就要求我們在不同層面上要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政策協調，特別是財政、金融、匯率等方面的合作，為解決外部失衡創造良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