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影視創作回顧與鄉村振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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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根據相關題材劇情類影視作品信息建立的數據庫，考察其收視、票房、傳播渠道和傳播效果等，不難發現扶貧題材作品存在兩級分化現象：優秀作品取得了不俗的收視、票房與口碑，證實了此類題材作品在講述中國故事中的創作可行性，但也有一批影視項目存在成活率低、有效傳播度弱，內容模式化傾向高等問題。本文通過分析成功案例，總結出此類題材，尤其是鄉村振興題材的創作應整合資源，集中打造拳頭作品，轉變編劇思維，按照類型化原則書寫，構建多輪次提升的戲劇情節結構，塑造具有多維特征的深度人物，依靠專業化核心團隊運作，并打通多層次的有效傳播渠道，從而提升新主流現實主義題材的三性統一。

關鍵詞：精準扶貧；鄉村振興；主旋律影片；主流意識形態；傳播效果

精準扶貧是對脫貧理念的重大創新，也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偉大戰略。“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①2013年11月3日，總書記于湘西考察調研時第一次提及“精準扶貧”理念。在“扶志”與“扶智”結合的幫扶格局中，一批“精準扶貧”題材影視作品相繼出現，成為政策宣傳的重要載體。經過8年奮斗，在脫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的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②。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③因此，在這個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階段，本文擬回顧“精準扶貧”題材劇情類影視作品的創作和傳播特點，總結其得失，以期為將來鄉村振興戰略的文藝創作宣傳，提供一定的參考。同時，本文也期望回答這樣一個現實問題：在講好中國故事的背景下，現實主義主旋律影視作品應該如何實現思想性、觀賞性與藝術性的三性統一。本研究針對“精準扶貧題材”影視作品，以電視劇和劇情電影作為樣本，建立影片數據庫。數據庫的統計起止時間從2013年11月3日“精準扶貧”概念的正式提出，至2020年12月31日止。數據來源方面，以國家電影局和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官網的項目立項公示進行統計。雖然全國范圍內還存在此類題材的劇情短片，但本數據庫并未囊括，一是出于研究人手與精力的局限，二是這些作品的制作規模和傳播范圍大多較小，實際的宣傳功能也較為有限，不太能夠準確反映此類作品的傳播效果。本研究也未將此類題材的網絡電影和網絡劇納入統計。鑒于此類作品的宣傳意義和在社會中的實踐借鑒意義遠大于商業性，在數據評估方面，本研究不僅參考傳統的收視率和票房指標，更引入豆瓣網的評分和長短評數量進行考量，以綜合衡量其傳播價值。

一、生產現狀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數據庫共統計“精準扶貧”題材影視作品278部。其中，含141部電視劇、137部劇情電影。作品數量的年度變化特征如下圖所示數據顯示，“精準扶貧題材”電視劇和電影制作項目起步于2014年。2015年11月，中央《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④；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⑤，對精準扶貧政策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自此，此類題材的作品有顯著的增量成長。上述影片的制作背景可以概括為如下三種：民間影視傳媒公司獨立制作；各級政府牽頭，民間影視公司承制；國有電視臺和制片廠獨立制作。下列圖表顯示了排名前十的電影和電視劇：數據顯示，排名前十的電視劇，其綜合平均收視率均破一，其中一半的影片有豆瓣評分。點評數量排名和收視率排名完全一致，證明觀眾對于具有高收視率的優秀主旋律電視劇作品，具有較高的主動二次傳播意愿；排名前十電影的票房收入差距較大，最高的票房過28億，最少的僅6萬元，前十名影片中，僅有3部擁有豆瓣評分，點評數量的差異也非常大，證明觀眾對于此類電影題材的認知度較低，二次傳播熱度較弱。

二、數據分析

從總表統計上看，精準扶貧題材的電視劇傳播比電影更具優勢，其中優秀電視劇的收視率不亞于甚至高于其他主流類型電視劇。同時，爆款類電影作品的票房收益亦不亞于其他商業類型影片。參考豆瓣以往的打分規律，作為廣義上的大眾傳播文本，7分以上的影片，均可以認定是在平均水準之上的優秀作品。這些優秀案例表明，精準扶貧題材作品是可以實現票房和口碑雙豐收的。當然，從278部作品的統計總表上看，劇情類作品還存在如下三個問題：其一，項目“成活率”較低，優秀爆款作品數量較少。電視劇中，有近50%的項目僅在召開項目新聞會之后就終止了，另外約20%的作品出于各種原因沒有拍完，播出的電視劇數量只占此類作品總投拍數量約30%。另外還有一批“殺青”后還未簽署電視臺播出協議的電視劇；電影中，未上映作品亦占到總投拍影片數量約30%，也有少量影片在立項之后未建組拍攝。院線上映并能獲取到票房數據的影片，占總作品數量的10.1%，其中又約有23%的影片僅在地方獨家院線進行了點映。其余能與觀眾見面的電影，均選擇投放央視電影頻道或視頻網站進行放映。其二，項目方的宣傳意識較弱，作品的有效傳播渠道較少。以上述作品的互聯網新聞傳播為例，部分影視作品僅有開機儀式、采風活動等方面的新聞報道，對于影片的跟蹤報道、線下觀影及延伸活動的動員與組織，均少有涉獵，沒有為觀眾搭建起足夠的信息渠道。其三，作品的敘事模式重復度較高。電視劇中，約50%作品的主角是扶貧干部，約20%作品的主角為貧困村民，30%的作品采用了干部和村民的雙主人公設置，電影中，近50%的作品主角為村干部，約40%作品的主角為村民，只有不到10%的作品的主角為扶貧志愿者，出現了“重干部輕群眾”的創作傾向。上述三個問題的存在，或許就是一些觀眾“懷疑”此類影片不好看的癥結所在。因此，并不是說精準扶貧故事就沒有市場，而是資方能否以符合市場規律的方式，對影視項目進行科學的生產管理和宣傳發行。畢竟，縱觀此類題材中的優秀作品，在上述三個層面均做足了功課并有所創新。其一，為了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優秀影片大多立足于具有某種知名IP效應的新聞事件進行創作，但這種創作并非完全按照事件的真實發生情境來書寫，而是在尊重基本事實的前提下，依照戲劇性敘事的創作規律進行改編。比如，電影《十八洞村》所創作的新聞素材，來源于總書記對該村的實地考察；電視劇《西京故事》改編自曾獲得多項戲劇文化界大獎的同名話劇，該話劇“2011年7月初為慶祝建黨90周年進京演出，先后在北京交通大學、長安大戲院演出6場，26所高校、60多位部級以上領導觀看，好評如潮”⑥，具有廣泛的群眾認知基礎；電視劇《苦樂村官》則改編自“曾獲得第十三屆‘文華大獎特別獎’、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重點資助劇目”⑦的大型現代同名隴劇。同時，在上述這些作品中，均能看到標志性人物的成長、敘述線索的起承轉合、戲劇性的“幕”結構和區分了主次線索的矛盾沖突糾纏與演進。這種創作方法，一方面保證了項目在籌備期即可借助新聞話題進行有效預熱，另一方面也保證了故事的商業性和觀賞性。其二，為了保證影片宣傳信息能夠直達普通觀眾，優秀影片均采取了多元的傳播渠道。比如電影《秀美人生》組織社區、扶貧等干部觀看，并在微博等平臺上擴大社會影響力。又如電視劇《最美的鄉村》的資訊新聞，在百度新聞搜索中多達58200篇，內容覆蓋了從前期勘景到播出后的主創采訪、劇評等內容，新聞平臺也涵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縣級媒體。其三，優秀作品在劇本籌備中，均秉承認真嚴謹的調研態度，進行了扎實深入的田野調研，保證了作品的寫作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切合實際直達人心。比如電影《秀美人生》的編劇，不僅“到黃文秀生活、工作過的地方汲取素材，通過采訪黃文秀的同事、家人、閨蜜以及鄉親們等，盡可能地了解她的故事”，又“先后深入到都安瑤族自治縣的東廟、隆福、龍灣等鄉鎮的貧困村去體驗生活，到精準扶貧任務異常艱巨和繁重的村屯去了解真實情況，掌握原始材料”⑧，在干部和貧困群眾兩個方面，都收集到了豐富的資料。又如電視劇《一諾無悔》，為了寫好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廖俊波的先進事跡，主創團隊“專程前往福建南平等廖俊波生前工作生活過的地方進行實地采風，接觸了廖俊波的同事朋友，還有他幫助、扶持過的工商界人士、基層干部、普通市民。”⑨由此可見，嚴謹認真是作品質量的保證。部分此類作品之所以顯得粗糲，并讓觀眾感覺乏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劇本前期準備工作不充分。一些創作者臨危受命，沒有預留出深入采風的時間，缺乏對干部工作難度的持久性考察，和對貧困民眾心態的有力洞察，自然也就導致作品缺乏辨識度，難以喚起觀眾強烈的移情價值，更難以接受時間的考驗。當然，媒介管理機構也在同步發力，大力推廣扶貧題材作品的傳播。2020年3月，廣電總局召開網絡視頻會議，就扶貧題材電視劇的創作與傳播提出了四點要求，即加大排播力度、加快播出已有成片、打造精品以及加強電視劇的宣傳推介，尤其是重點劇目的宣傳推廣工作，⑩同期也公布了22部脫貧攻堅題材重點電視劇名單。這些舉措均有助于提高此類影視劇創作的質量與傳播效果。

三、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的研發策略

精準扶貧成就的最終達成，并非農村發展的終點。作為“十四五”時期重要國家戰略的鄉村振興計劃，“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舉全黨全社會之力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k。從政策層面上看，鄉村振興計劃與精準扶貧政策的施政對象均是農民，施政范圍均是農村，施政內涵均是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經濟，施政目標均是為提升農村區域的經濟文化水平；從藝術創作的角度，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在故事發生地域、人物社會工作屬性以及某些潛在的戲劇性沖突構建等方面也高度相似。因此，未來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無論創作、宣傳或是發行，其實都是精準扶貧題材影視作品的一種傳承與延續，兩者之間也具有相對較高的可比性。鑒于此，總結精準扶貧題材影視作品中的既有問題，也是提升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創作水準的重要途徑。本文認為，其中的核心是建立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影片制作流程。具體由以下三個途徑構成：（一）從制片的角度看，宜整合資源，集中打造重量級拳頭作品鑒于電影和電視劇的資金風險較高，發行的不確定性較多，地方政府在進行此類題材劇情片創作之前，應謹慎評估，大膽求證，從而規避風險。當前，此類影視作品大多由各地州市政府牽頭進行，限于地方財政的壓力，多數影片往往規模小，投資少，片長短，拍攝質量欠佳，在海量的信息時代，無法獲得有效傳播。有鑒于此，各地州市宜盡量壓縮劇情短片、微電影的數量，提升戰略眼光，服從大局，以省委部門牽頭，整合各地“鄉村振興”的事跡案例，形成資金與創作隊伍的合力，打造能夠代表一省的重量級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在作品數量上不求多，但求精。同時，這種重量級作品還需委托專業團隊進行制作，以保障制作流程的規范性、故事敘事的專業性，符合影視作品創作的規律。比如電影《我和我的家鄉》，是由寧浩團隊牽頭一批中國優秀影視人才制作的；又如《最美的鄉村》的導演郭靖宇，本身就是中國電視劇界的重量級導演。這些作品聯合了諸多業內頂尖的影視工作者，專業化程度非常高，極大地提高了觀眾的認可度。（二）從創作的角度看，宜精心打磨專業化的劇本，在明確鄉村振興計劃實施定位的同時，提高故事的類型化程度精準扶貧題材的優秀作品，大多秉持“扶貧先扶志”的創作理念。即以困難群眾的觀念變化為主，以扶貧干部的工作事跡為輔。同理，鄉村振興題材作品，不應僅用于宣傳本地干部和先進個人的優秀事跡，更應該讓農村人口看到改變命運、邁向富裕的可能性，產生奮斗的主觀愿望。畢竟，鄉村振興計劃真正的受惠者、宣傳的靶心，還是三農。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轉變編劇思維：其一是塑造具有多維特征的深度人物，推動觀眾產生“共情”體驗。多維，即劇本對主要人物的生理特點、心理特征和社會屬性等，進行了深入的個性化設計。這些人物內心世界豐富，具有外部和內心世界的多種沖突，隨著情節的推進，人物能展示出明顯的心理變化或成長弧線。多維人物比常見的扁平人物更加貼近真實人物，因而也就更加可信。比如電影《十八洞村》的主角，退伍老兵楊英俊，他愛面子，倔強中帶著傲氣。這個人物并沒有因不善言辭又脾氣暴躁的缺點遭到觀眾的嫌棄，其性格缺陷和所處的特殊人文背景，不僅不會損害角色形象，反而更加貼合真實人物的現實特點。他身上不服輸的干勁，以及作為家長、退伍軍人的責任與擔當，極易讓觀眾產生共情價值。其二是合理分配不同人物的敘事占比時間。既有精準扶貧題材作品往往都采用群像式的寫作方法，即一部作品被多個人物占據了大致同等時長的情節比重。其創作初衷，或許是為了突出精準扶貧政策在基層的實施廣度，但由于影片的敘事時間被分攤給了太多人物，因此很難讓觀眾建立起對某個人物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從而也就難以讓觀眾對角色產生強烈的移情體驗。反觀優秀的精準扶貧影視作品，尤其排名前十的影視劇，往往都立足于對一兩個主要人物進行深度描繪，這是鄉村振興題材可以遵循的規律。其三是按照類型化劇作原理，寫好干部、志愿者與群眾之間多層次、逐步升級的戲劇性“較量”。在精準扶貧題材排名前十的影視劇中，貧困村民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扶貧干部的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矛盾演變，甚至反轉突變，不僅是虛構類影片的戲劇性創作規律，也是未來鄉村振興工作任重道遠的客觀事實。其四是善于借力地方的小說、散文、詩歌、曲藝等進行影視創作。鑒于各地方都有本土作家群體，這些作家對當地群眾生活非常熟悉，他們的文學作品往往積累于作者土生土長的個人經歷之上，具有對鄉民生活面貌和地域風情的細膩刻畫。通過文學改編，既可讓影視作品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實可信，也有助于激勵當地的文學創作發展。（三）從宣發的角度看，宜靈活打通多種傳播渠道，實現鄉村振興影視作品的精準傳播和有效傳播制作單位宜擴大宣傳途徑，利用傳統媒介進行整合營銷，發展線下資源策劃系列活動。進行此類劇情作品的策劃時，不能只看到故事素材和采風來源中的地方性特點，更應該找到這些突出事跡與典型人物在全國范圍中的宣傳契合點。就發行而言，在偏遠地區，可以大力發揮縣級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能力，依托此類題材影片的傳播，加快有線電視數字化工程建設。在少數未被網絡與電視信號覆蓋的極邊遠地區，亦可采用傳統的農村放映隊作為傳播渠道的補充，依靠農村放映員、露天熒幕，甚至是VCD、DVD等傳統放映方式進行此類作品的傳播。在這一方面，山東新農村數字電影院線建設成果卓效，不再贅述。

四、結語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影視一直在尋找一條融合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新主流影片創作方法。廣袤的農村，既是中國國土面積的構成主體，也是中國人口分布的主要地區，更是國家政策實施的重要對象。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刻畫著基層農民的堅韌面貌，書寫著共產黨員的奉獻精神，它們天然具有講好中國故事的素材、血脈和精神。自2021年初，精準扶貧影片已在中國的影視劇創作中，彰顯出自身的重要性。優秀的精準扶貧影視作品，彰顯了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豐富可能性，也印證了現實主義主旋律題材本身的市場價值。這是在脫貧攻堅決勝之年，影視作品緊跟國家政策和時代精神所取得的可喜進步，也是各制作方對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積極響應。在鄉村振興題材方面，無論是電影《一點就到家》創造的高票房，還是李子柒這樣的短視頻工作者創造的高品牌估值，均為這個題材藝術創作領域的開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相信在未來鄉村振興戰略的偉大實踐中，影視也必將進一步發揮現實使命，借助三農故事，成為傳播中國聲音、樹立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

作者：司達 賴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