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商品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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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金求利觀念的突兀奔騰

當商品經濟把社會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換漩渦中時，金錢對社會的支配，從而拜金主義的觀念也就達到頂點。因此，商品貨幣經濟必然帶來拜金求利觀念的泛起。這是一個歷史必然趨勢。明中后期，商品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勢頭。地域性的商幫如徽商、晉商、江右商、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隴商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他們擁有巨資，“藏鏹有至百萬者”[2]，“非數十萬不能稱富”。而“商人對于這樣的社會是革命的因素，……現在商人在這個社會上出現了，這個世界的改變，就是從他那里出發”[1](177)。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觀念突兀奔騰。明代中后期，禮拜金錢之風頗為強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趨之若鶩。他們“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3]，從正德年間始，官員們競相“營產謀利”已不足為怪，就連神宗皇帝也“以金錢珠玉為命脈”，把內府之藏，“擁為己有”[4]?；实凵星胰绱宋ɡ侨?，唯財是圖，不能律己，何以嚴人！因此，當時“天下水利，碾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并且“相以為常事”[5]。難怪顧炎武曾大發感慨道：“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于此矣”[5]。上層社會為此，下層可想而知?！胺彩巧倘藲w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為你所歸來的利息多少為重輕。得利多的，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6]?！抖膛陌阁@奇》所描寫如上情形在《遼陽海神傳》中得到印證：“商在外率數歲一歸，其妻拏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為賢不肖，而愛憎焉”。溫情脈脈的家庭情愛，為利欲冰水所嚴重侵蝕。正是在這股強烈的禮拜金錢之風下，各階層對商人觀念發生變異。人們羨慕在現實物質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嘆他們“嗟峨大船夾雙擼，大婦能歌小婦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識離別苦。長江兩岸娼樓多，千門萬戶恣經過，人生何如賈客樂，除卻風波奈若何”[7]，傳統思維趨向的變遷，使明中后期的社會涌現出崇商棄農、崇商棄儒、崇商棄官的趨勢。在商品利潤的刺激下，許多農夫、農婦開始從古老的荒原上走出來，走進了商品經濟的洪流中，遂形成了“棄本爭毫末利”的社會風氣。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賤民貧，恒產所入，不足以供賦稅，而賈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駛鴛奔走，竟習為商，商日益眾”[8]?；罩菪輰幙h“百姓強半經商”[9]。可見人們的謀生手段已經大大改變。不僅農夫棄農從商，而且連“恥于言利”的士人，亦經不佳金錢財利的誘惑，也放棄了皓首窮經的正統途徑，轉而從商，據范濂記載蘇松一帶從事“田產交易”的，“初猶無賴小人為之，今年則士類效尤，然不顧名義矣”[9]。這種情況很快形成風氣，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棄仕從商”[9]，怪不得黃宗羲喟嘆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10]。士人從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質，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這時期文人的文章字畫也沾染了商品經濟的味道。據說，“以財豈文，俗謂潤筆之資”。這雖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們開始拋棄以往那種忸怩作態，他們開始理直氣壯地向豈文者大量索要資財。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親昵無潤筆”，桑竟然說：“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可也”。號稱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還“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與唐寅齊名的祝允明也如此?！皩憫炎鎳L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為精神也。馬曰：‘然’。祝則欣然捉筆?！盵11]由此可見，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被金錢和實際利益所代替，金錢已經在當時社會中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它支配著人們的生活，也支配著人們的命運。因此此時的拜金之風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盛行。有人曾對此加以諷刺說：“古時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勝阿父”[11]。萬歷時黃省曾也慨嘆道：“金錢之神，莫甚于今之時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這股拜金之風的盛行，才有力推動哲學上求利意識到涌現。李贄是晚明士大夫中“異端之尤”。他首先反對董仲舒“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儒者也是“謀利”的，也是講究“利”的，只不過他們的利表現為道德上的追求。李贄繼而認為，“圣人不能無勢力之心”，追求財與勢是“秉賦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與李贄差不多時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認為“天機”就在“嗜欲”中，對“嗜欲”這種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顧天竣不諱言“功名富貴”，承認自己是一個熱衷功名富貴的人，并進而斷言，從來圣賢豪杰都是“功名富貴”人[13]。所以我們可以說，晚明反傳統的義利觀產生，與這一時期社會上求金拜利思潮彌漫，有著直接的聯系。這也從另一側面上反映了這一現象廣泛存在和巨大的影響。所以說，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力推動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錢的魅力，無處不在，無人不媚，趨利拜金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社會心理和世風。

二、家庭倫理道德的動搖和傳統家庭組織的裂變

中國傳統的家庭內部比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會學家稱之為“擴大家庭”的形態，其特征是：一對老年夫婦與他們已婚孫子們及媳、孫輩同居公財，構成家族內部的財產、勞動和生活單元或細胞，與此相應，就有強調父家長權威，和子女對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員之間悌睦相處的倫理規定，而其中心則是所謂“孝道”這一旨在維護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組織的意識形態成為保其穩定不變的重要社會約束。這種狀態在商品貨幣經濟不太發達、貧富差距不太懸殊的情況下，尚能相對穩固存在。但當商品貨幣經濟獲得較高發展時，商品與貨幣就成了瓦解傳統共同體觀念及其組織的強有力的腐蝕劑。這一現象在明中后期表現得非常突出。我國傳統封建倫常秩序最重視孝行?！叭酥心笥谛ⅰ?，而晚明時竟有兒孫焚祖墳，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們對此竟“視為故然”，“未有以為不義而眾誅之者”[14]，為了一個“利”字，對“長輩”尚且如此殘害，兄弟之間相殘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遺》卷3里說：該縣“蓋至天啟以后，而邑之風氣大變矣，即明允（蘇明元）之論一覆，按之骨肉之恩?。黄溆伤^為逐兄之遺孤而不恤，與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謂多取先人貲用欺其諸孤子，與禮讓之節廢；其由所謂為其諸孤所訟，與嫡庶之別混；其由所謂以妾加其妻，與閨門之訓哀；其由所謂篤于聲色歡嘩而小嚴，與廉恥之路塞；其由所謂黷財無厭，惟富為賢”。這里，不僅論述天啟以后該縣兄弟家室中的變化，還分析產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這種互相凌奪、骨肉相殘的現象，我們還可在族譜對族人的勸導獲悉。安徽祁門《方氏族譜•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職”，二則：“兄弟猶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誼以貽父母之憂。然鬩墻之變有二：非聽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財產。夫爭財之心生，只致敗亡之禍；枕邊之言入，頓起離間之端，家門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當念同氣連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讓棗之義，勿啟爭端為外人笑”；“凡代父職掌務者，無論冢子、庶子，擇其賢能者，使之每日錢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載賬簿切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頭并用，以傷陰騭。若有犯者，一經敗露，舉家責罰?？v不敗露，天地鬼神詎能瞞昧乎”。這二則《凡例》說明：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兄弟鬩于墻是普遍現象，古人的推梨讓棗之義已難得見到。兄弟之間“爭財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財的擴大家庭已難于維持，家庭結構處于不斷裂變之中。誠然，晚明不乏資本雄厚的富商巨賈，所謂下賈二三十萬，中賈四五十萬，上賈有“藏強百萬者”，他們并非沒有能力維持一個擴大家庭，但是，在“貪婪罔極，骨肉相殘”的世風下，難免會有“溺情于財產”的大家庭成員，產生“爭財之心”，以至招來“敗亡之禍”。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中有汗翁散財一則，講的便是大家庭敗亡的事情。許翁是歙縣汗氏尚義門四房的家長，“家故巨富，啟質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其子家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傷自喜，漿酒霍肉，奉養逾王候。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炫耀于鄉間。一日忽郡吏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賄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沒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厭足。主者或勒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預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許翁自度不能約束其子弟，決定把所有典鋪關閉，發給上下伙計二千余人遣散費。結果，許翁之錢罄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有鑒于此，巨商在兄弟長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時，使亟亟乎析財分居。關于兄弟析財的記載很多，如大鹽商汪應亭，“父令析著，先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錫，“業漸鹺，時父老弟幼，經營十年，積巨貲，與弟分之，不有私財”[16]。因析財不均而兄弟構訟者也時有之。如萬歷時，鹽業巨賈養春兄弟析家分財時，為爭奪黃山地二千四百畝而構訟。天啟時，魏忠賢利用黃山舊案興起大獄，勒索巨款助工，吳養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獄中。析財不均尚且構訴，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偽陳增除以欺父兄”更難做到了。析財分居不僅可減緩家庭內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業經營。兄弟析財分居時，各自獨立經營，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起各人的積極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資經營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與兄合貲，業本姑蘇”[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東，利權分明，各司其責。這樣兄弟關系就成了商業伙伴關系，從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勞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見，家庭規模的縮小正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侈靡之風的盛行

明王朝和歷代王朝一樣是一個等級統治的社會，它以禮制的形態保障封建統治，不僅以三綱五常為道德的信念，還以消費品的等級分配作為物質性的內容，規范社會各階層的待遇。所有的成員無一例外都處在尊卑有別的社會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規模，過著相應的生活。誠如晚明的著名學者朱舜水回憶說：“仆之冠服，終身不改。大明國有其制，不獨農工商不敢混冒，雖官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閱世編》的作者描繪這種景象為“貴賤之別，望而知之”。因此，在這種禮制的嚴格約束下，社會秩序是循禮蹈規，安分守己，世態民風也就相應地儉約、淳厚、守成。但是，這樣的民風不會持之長久，在國初經濟恢復，或者勵精圖治時期，尚能維持。一旦社會生產復蘇，商品經濟發展，民眾生活改善，人們享受欲望膨脹，就要不可抑制禮制的約束，改變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會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社會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傷”的“簡質”風尚，靡然向奢，“以儉為鄙”[19]，當然，在社會風尚演變中“導奢導淫”，扮演先導人物是縉紳士大夫。他們的住所必有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之間，水陸珍饈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錢做溺器。縉紳士大夫的放縱聲色，影響深廣。首先是“婢妾效之”，繼之“浸假而及于親戚，以逮鄰里”[7]。流風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為榮，“群相蹈之”。在冠巾，萬歷以前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猶以樸謹。怠至萬歷時期，“殊行詭制，日異月新”。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種，時人對此嘆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婦女的服飾更絢麗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襪之寬狹修短，花細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纂之工，無不易變”[20]。在服裝的衣料上，宗錦、唐錦、漢錦、晉錦先后流行一時，不久“皆稱厭物”，改興千鐘粟倭錦、芙蓉錦。這種衣冠服飾上的追求華麗之風，使得貧乏單調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為寒酸”，即使“家無擔石儲”者，也“恥穿之”[21]。有些自認“最貧，最尚儉樸”的儒生也在“習俗移入”的沖擊下，“強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輿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傷之風也日益強盛。在交通工具上，“國初進士皆步行，后稍騎驢。至弘（治）、正（德）間，有二、三人共雇一馬者，其后遂皆乘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鄉官雖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22]。怠至晚明，“至優伶之賤，競有乘軒赴演者”[21]。在飲食器具上，“設席用攢盒，始于隆慶濫于萬歷，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龜子皆用攢盒飲酒游山。郡城內外始有裝攢盒店”[9]。消費生活的高度發展，造成了城市風貌的大改觀。當時的蘇州，號稱“奢靡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謠中被稱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鄉縣青鎮這樣一個鄉間小鎮，也為奢靡之風所卷席：“余生長青鎮，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恥。貧人負擔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飾，夜必飲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東滕縣“其人竟相尚以靡侈”。與城市高度消費生活水平相適應，旅游業也在一些城市蓬勃發展起來，如在蘇州“山水園亭多于他郡，游具則載酒嘉肴，畫舫簫鼓”[23]。在南京，“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舫，綺窗絲障，十里珠簾……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碗蜓，光耀天地。楊槌擊鼓，踏頓波心”。都市中秦樓煙花亦頗為繁盛。謝肇制《五雜俎》云：“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鎮，茶樓、茶社日益增多，商賈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則往茶肆爭論曲直，以憑旁人聽斷，理屈者則令出茶錢，以為罰，謂之聽講茶”[24]。侈靡之風的發展，有力地突破傳統禮制對于衣食住行的森嚴井然的規范，誠如《松窗夢話》所云：“人皆志于尊崇傷富，不復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飾上，明初對于服裝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嚴，士庶不準用黃色，民婦限用紫、綠、桃紅和各種淺淡顏色，對紅色和金繡閃光燈錦羅絲緞帶服用禁止更嚴，違用者本人、家長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大戶婢女“非大紅裹衣不畢”。服飾中的龍紋，向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慶候廖永忠僭用龍鳳花紋，被處以死刑，但至晚明，尋常百姓已開始用“困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嚴禁庶民廳房逾三間，但到明后期，則“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的營建，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為常耳，曾不以越分為愧”。這種不為封建禁令所囿、無所顧忌的逾禮，僭禮現象，反映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奢華風氣洶涌澎湃不可阻擋的態勢。這股洪流，無疑是對封建禁欲主義和封建禮法的反叛。晚明社會消費突破舊的等級禁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社會消費發展的必然結果，具有歷史性的進步意義，但也給中國封建社會帶來嚴重不良的后果。它極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費的惡性膨脹，亦破壞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積累。當時南京市民雖然“生計日蹙，生殖日枯”，但卻“俗尚日奢”，這種情況對社會的發展與穩定都十分不利?！俺A夕零，變泰立見”。明人徐三重說：“蓋侈則耗財，財耗則人窮，人窮則奸縱懷亂，世道遂以多故”。這種看法雖然有其片面性，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綜觀明中葉以后，商品經濟的發展給世風的各方面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這種變化，有的代表著時代進步的趨勢，有的則是社會黑暗腐敗的現象。明中后期的社會是一個蘊涵著守舊與更新的矛盾統一體，世風的各種變化是社會即將動蕩變遷的跡象，在矛盾統一體內正在蘊孕著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張哲溶單位:中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