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明代史學轉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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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覺得沒什么成績可言，其實明代史學著作的數量是驚人的，其質量也是不可輕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本文將在綜述明代史學發展歷程基礎上對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作一些探討。

一、明代史學發展的歷程

從14世紀70年代至17世紀70年代，這300多年的史學研究史，是明代史學發展的時期。那么。對于明代史學的發展時期如何分段，史學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將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為前期，嘉靖元年至萬歷二十一年為中期，明末清初為后期。［1］這種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學由理學化走向非理學化這一漸變的歷程。

(一)理學影響下的明初史學

明代初期的史學有兩個特點：第一：多是直錄當時的政事。這包括兩種途徑，即官方記錄和民間個人記述。

明初政府繼承了我國歷代重視修史的傳統，沿襲前朝舊制，設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國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詔修前一代實錄，以勛臣為監修官，閣臣充總裁官。土木之變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實錄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繼續實行這一制度。從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實錄所記內容十分豐富，他以編年體的形式，不斷地記載一朝的詔敕令旨、政務活動、財政賦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員升遷，以及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民族關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歷史史料價值的原始材料。[2]民間個人記述多是跟隨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創業從政的人，將自己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情記錄下來。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們撰寫的《大明日歷》100卷，詳細記載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臨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績、禮樂沿革、行政設施、群臣功過、四夷朝貢等事。［3］劉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國珍，以后又參與修《太祖實錄》，其《國初事跡》一卷所記之事都是作者親見親聞，因此比較真實確切，無所隱諱。金幼孜曾于永樂八年（1410年）和永樂十二年（1414年）先后兩次隨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錄》和《北征后錄》各一卷，即他在行軍途中，逐日據馬鞍撰寫而成。他們記錄了朱棣關于北征的言行與行軍路程、作戰狀況、氣候、見聞等等，為研究明初與蒙元殘部斗爭以及經營北部邊疆提供了重要資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剛剛建立，朱元璋等人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較完備的封建國家機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頒布了各種法令，規定諸司規章，這些法令和規章文書本身原不是史書，但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資料。如1367年開始制定，后經屢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頒布的《大明律》以及為解釋補充明律而編成的《大誥》、《大誥續編》、《三編》，1393年翟善完成了對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的職掌作了詳細敘述的《諸司職掌》十卷，都屬于此類資料。

明代前期的史學是宋元理學化的延續，在某種程度上理學化程度比宋元時期還要高。經過長期的角力，敘事史學范型早已為學者所否定，理學化史學觀念普遍為社會所接受。正統論的起伏，直接制約了修史活動。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義史學思想就熾熱，重新改寫歷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務。在明代前期的理學化程度比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綱常史學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實錄》、方志沒有完全理學化，他們的編纂水平可能不高，但總算保住了傳統敘事史學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綱常目標，只是沒有學者走得那么遠，程朱理學化學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標準，而政治家更注重現實的政治需要，這是雙方行為不同的原因所在。

這一時期，外國史地學的異軍突起，多少給沉悶的史學局面帶來一絲生機。不過，這種成分在當時的史界占的份額不大，因而難以有大的作為。[5]

總的說來，明代前期雖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經濟落后，政治專制，思想一統，整個社會鐵板一塊。史學的理學化扼殺了前期史學的生機與活力，從史家隊伍結構來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動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層官員的史家隊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陳誠、費信、蔣誼、許浩等人，他們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無法與后期的史家群體相提并論。真正意義上的史家群體消失了，學術自然也難以有大的作為。

（二）明中葉，史學轉型

嘉靖至萬歷初年，是明朝史學的轉型期。史學由理學向非理學轉變。一方面，理學化史學依然存在。這突出表現在通史、斷代史的改寫方面，綱常正統論仍是其指導思想。

宋元史的改寫，是這個時期的熱點。成書不少，至今留下來的仍有《宋史質》、《宋史新編》，此外，五代史方面還有《唐余紀傳》，通史方面有《弘簡錄》、《左編》、《函史》，這些作品的指導思想，其一是化繁為簡，以適合當代讀者閱讀；其二，是宣傳華夷之辨，振興民族精神。[4]《宋史質》、《唐余紀傳》、《弘簡錄》比較典型。《宋史質》在講道德正統之余，能兼顧到學術性，這是它的長處，也是此書仍受今人重視的原因之所在；《左編》是一部講治理的書，同時貫穿了較強的正統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統化比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從理學家提倡的天人相應關系來認識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史著。有較強的正統、道德色彩，同時也講道德評判。這是一部典型的理學化作品，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來理學化史學仍有較大的市場。

另一方面，敘事考信傳統受到學者的追捧。正統、嘉靖年間，是明朝學術變化最明顯的一個時期。經濟的進步，引起了學術上的變化。程朱理學受到挑戰，王學開始崛起。在這個大背景下，理學受人鄙視，傳統的經史文重新受人推崇。這也就是明中葉所謂的史學復古，史學復古就是否定理學化史學，提倡傳統的敘事考信史學。

新范型史學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批判理學化史學。正德、嘉靖時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萬歷初期，有王世貞，此外，李夢明、楊慎等人也有批評宋學的言論。批判舊范型史學，為新范型史學的成長奠定了基礎。

第二，考信的興起。考信由古籍考據開始，進而延伸到當代史領域。前者的代表是楊慎，胡應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貞。考信的興起，表明了明代史學的學術色彩強了。

第三，敘事理論受人重視。新史學的確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論。明中葉以來，雖然沒有產生《史通》那樣的史學理論專著，但明中葉的史家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編漢唐經典史學理論之作《史通》，如陸深《史通會要》；或對歷代名著編纂的得失進行系統的思考，尋求合適的修史模式，這方面梁夢龍、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匯編，宣傳傳統史學名著中蘊含的理論精義。明中葉人“取節”古人的史學理論，偏重史法、史體、考信、紀事。這些思想遺產的吸收，對明代史學的轉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第四，新范型理論下的編纂實踐。明中期的當代史編纂，有兩種類型：一是以陳建為代表的編年史派，講究資治，以繼《通鑒》為已任；一是以鄭曉、王世貞、魏顯國為代表的馬班風格派，以恢復綜合體為已任。[6]“新史學”講社會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學術研究，史學的社會功能、學術功能結合得比較好，從影響來說，這一派顯然占據上風，作品也多。程朱理學一統局面的打破，為學術的多元化發展創造了條件，學術文化發展外部環境的改善，使學者群體得以崛起。從史學隊伍結構來說，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員型學者為主，說明這一時期史學的轉型是由一批上層學者帶動起來的，學者群體的崛起，是史學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明代中葉史學的轉型，使中國史學走上了正常發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學日趨多元化

從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開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開館，是我們所說的明未清初時期。這個時期，從政治上來講，經歷了明清兩朝的更替，統治民族也經歷了漢族與滿族之間的交替。但從史學的發展來說，它們之間卻是連貫的。

明末清初史學的主旋律無疑是明史（當代史）的編纂。萬歷年間官修本朝史有兩項重大的活動：即重修《大明會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紀傳體本朝史。萬歷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會重修《大明會典》，萬歷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與以前的《明會典》相比，萬歷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萬間事例。它以六部為綱，詳述了諸司職掌與事例，內容豐富，“凡史志之所未詳，此皆具始末，足以備后來之考證。”萬歷中期，大學士陳于陛建議政府纂修紀傳體本朝史。萬歷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陳于陛、沈一貫、馮琦等人負責，開館纂修。“集累世之實錄，采朝野之見聞，紀傳書志，頗有成緒。”二十四年陳于陛病死，所寫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宮內三大殿發生火災而燒毀，修史工作沒能繼續下去。這次纂修本朝史，雖然沒有成功，但在此基礎上卻留下了兩部書，即《國史經籍志》和《國朝獻征錄》。《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它在著錄書籍時，注重分類，頗有參考價值。《國朝獻征錄》是一部人物傳記資料匯編，按官爵、地位分列，收錄了洪武至嘉靖年間的人物，材料相當豐富。

萬歷朝官修本朝史的失敗，促使私人紛紛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義史學思想，也促進了明史的編修。在通史、斷代史編纂方面，成績仍不理想，因為正統論是宋明史學思想的主線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沒有隨著實學的興起而退出歷史舞臺，在部分學人那兒，反而越陷越深。葉向高認為“宙宇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為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奮鵬、鄭郊是二統論者，在他們的著作《古今治統》、《史統》中，他們將正統論付諸了實踐。

晚明史中出現了不少新的史學現象，李贄是明代啟蒙史學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說》不僅表現了李贄的文學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統闡述了李贄的啟蒙思想。張燧是一個實學化的學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與史評之間的晚明史學杰作。鐘惺的《史懷》是晚明優秀的史評著作。鐘惺以破壞綱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贄齊名，被顧炎武、王夫之認為是“導天下于亂的洪水猛獸式人物”。《史糾》開了歷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學工具書的編纂、科學文化下的教科書編纂、通俗史學走向民間值得注意。明代編纂了不少史學方面的工具書，其中，晚明王光魯的《閱史約書》最值得注意。王氏是專門編纂工具書的學者，于此可見，晚明的工具書編纂有專業化、職業化趨勢。

中國是一個考試大國，應試的群體數量很大，所需要的應試用書市場也很大，為適應種種科考局面，晚明出現了不少的歷史教科書。教科書的學術水平不高，但它傳播歷史之功不可忽，這是促使史學走向民間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這一時期，通俗史學興盛，通俗史學的主要形式是講史與歷史演義。高層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學，不過，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創作歷史味更濃的意義。

談到明末清初的史學，不能不提到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三大家，黃宗羲的學術史成就，王夫之的歷史哲學，顧炎武的考據學成就，無疑給中國史學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從修史隊伍來看，私修強、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學發展的一個特點。從私修隊伍結構來看，晚明史家群體官員型史家與職業史家群體并重，職業史家群體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學發展的一個特點。

二、明代史學日趨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學何以出現多元化的發展現象？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普及、出版業的發達、實學思潮、啟蒙思想的發展，促進了史學的發展。官修正史的失敗，實錄的廣泛傳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則促進了當代史編纂的繁榮。總之，自明中葉社會松動以后，統治者就再也統不住了，于是各種思想就顯得異彩紛呈了。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明代史學的轉型

文化的變化，首先應該從經濟方面尋找來源，明朝中葉史學領域的變化，是由明代中期劇烈變化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

明朝經濟，在停滯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時期，開始繁榮。“至于弘治，蓋隆矣，于是，家給人足，居則有室，細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在蘇州“出吳閶門，迤月城而南，當商貨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櫛比，人習市儈，操奇贏以為常。”正德后，南京“商賈挾貨，大者巨萬，少者千百”城內各種商行，多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點”嘉靖間，杭州“四方商賈咸輳焉”[9]因市場經濟的逐漸發達，嘉靖以后，明朝社會出現了很多的現象，貧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區“出賈既多，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核，奸豪變亂，已猾侵牟”[10]追求物質欲望似乎成了時尚。金錢在人們生活中的魔力越來越大，人們的價值觀念開始變化。

有詩云：“君不見，長安城內大戶家，昔日貧賤今豪華。方其貧時，窮巷人不知，即今富貴年，海內慕其賢。周身皆綺羅，結室亙術陌，出門擁車騎，入門奏管弦”。五侯夜過驊騮馬，七貴夕開玳瑁筵。舊時貧賤相交客，今日不敢論疇昔。人生意氣當如此，何為貧困守經史！君不見，楊子草玄遭客罵，稽康養生亦橫死。明朝拔劍拂衣去，不作尋常兒女子。”[11]這首《行路難》可以看出崇尚財富，已成當時的一種時尚。

相應地，知識分子對于金錢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認識。李贄說：“縣城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結于卿門大夫之門，然后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當時，部分文人，不僅觀念變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業活動。“至今，吳中縉紳大夫，多以貨殖為急”。

今天，當我們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后，我們發現從市場經濟角度來認識明朝社會，也許會更準確一些。貧富分化、靠能力吃飯、追求物質生活、金錢崇拜、知識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這些，正是市場經濟下才有的現象。具體來說，在史學上表現為經世史學，這是促使明中葉史學由理學化史學走向非理學化史學的重要因素。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社會的進步，引起了學術界的變動。正德、嘉靖是明代學術新舊更替時期，表現為舊的宋學受到挑戰，各種新的學風不斷涌現，哲學上，王學興起，文學上表現為復古行動，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葉史學的轉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業發達，使史學真正走向民間

經濟發展，特別是長江下游地區經濟的發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識字的人大大增加，對讀物（包括歷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個普遍趨勢的一個方面是科舉制度錄取名額的大量增加。這些人也是歷史著述預期的讀者。考中進士（他們構成歷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編者的大多數）平均從1388至1448年間每三年約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間，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間每三年330名，在16世紀，跟書籍和知識的普及同樣可喜的是印刷術和出版事業的發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如果沒有超過以前各個時期，也與之相等”[13]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啟蒙史學思想家李贄的《藏書》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贄的新論，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思維定勢，在封建社會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識分子圈內引起轟動。據朱國禎講，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的讀書人，人手一冊李氏《藏書》、《焚書》，以為奇貨，“全不讀《四書》本經。”平時聊天，“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幾案間非卓吾不適”。這一方面反映了李贄的新論帶給人們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們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業發達，給史學的傳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試想，若沒有發達的出版業，東南沿海地區的讀書人，又怎能人手一冊李氏《藏書》、《焚書》呢？

(三)實學思潮、啟蒙思潮的影響，推動了明代史學的多元化

從明中葉至清中葉，隨著封建社會危機的暴發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在思想領域出現了一個與宋明理學末流相對應的進步的實學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實黜虛”，所謂“崇實黜虛”就是鄙棄空淡心性，具體表現為四種精神：

1、批判精神；

2、經世思想；

3、科學精神；

4、啟蒙思想這四種精神可謂給沉悶僵化的明代史學帶來了一些涼爽的風。[14]

當時地主階段中的社會改革派，認為要拯救社會危機，必須批評“空寂寡實之學”，提倡“經世之學”。于是，從宋明理學中分化出一個“不貴空談，而貴實行”的實學思潮，乃是明中葉的社會需要。

在考據學和諸子學上，明代進步學者從“明道救世”目的出發，針對明儒“束書而從事于游談”的惡劣學風，開始復興子學，倡導考據之風。楊慎（1488—1559）廣搜見聞，考證事物，考據之學已開其端，梅鶩針對經書的絕對權威，著有《尚書考異》、《尚書譜》，對孔壁古文和偽《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以為是孔安國和皇甫謐偽作。陳耀文著有《正楊》、《翼楊》等書，以糾楊慎之謬。萬歷年間，又出現了陳建（1493—1567）、陳第（1541—1617）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據學家。陳建著《學部通辨》指斥王學騖虛好高之弊，痛斥王學剿竊禪學，“亂道誤人”。陳第著《毛詩古音考》、《雜封傳古音考》、《談詩拙言》、《屈宋古音考》、《尚書疏衍》等。他在經書的真偽、傳注等方面，反對“匡坐而談，暝目而證”，主張用“本證”，“旁證”等科學方法給予考證。

至明清之際，顧炎武從“經世”的目的出發，所撰寫的《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是兩部主要的實學之作。他集中闡述了“六經皆史”的基本論點。他說：“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他還是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命題，黃宗羲治史也著眼于經世，他說：“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抵，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術所以經世，亦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史學經世和“六經皆史”的論點，是明清進步思想家投向經學的一把匕首，為清代浙東學派開辟了新的學術方向。

從縱向層面看，明清實學是一個歷史范疇，它同中國歷史上的其它社會思潮（魏晉的玄學思潮等）一樣，有其產生、發展、鼎盛和衰頹的過程，它只是明中葉至清中時這一時期內地主階級改革派和市民意識的表現和反映，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因此，我們在分析實學思潮對明代史學到底產生多大作用時，要注意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明清實學的社會內容和它賴以產生發展和存在的時代，不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而是實學思潮反映著這一歷史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內容。而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史學就把這種時代精神就寓于實學思潮之中。明清史學的變遷過程和實學思潮的演變過程是統一的。

談到明代的啟蒙史學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贄，因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啟蒙史學家。“李贄讀書治學，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觀思考；強調自得，“以我觀之始得”。關鍵的是，李氏論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礎。[15]李贄生活的嘉、隆、萬時代，正是江南商品經濟較為發展時期，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使江南地區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市民階層逐步成長。新生產關系的產生，必然會產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滲透，就出現了市民文學藝術和市民史學等。李贄生活在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其家族又有經商傳統，這些大小環境的熏陶，就使李贄思想打上了濃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說，沒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礎，李贄就不能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啟蒙色彩的歷史學家。啟蒙史學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會為廣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進了明代的史學真正走進了市民階層，對史學的普及功不可沒。

啟蒙史學流派是符合史學近代化趨勢的，中國史學如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條件還不成熟，時代還不允許啟蒙史學存在。李贄的思想是一種“空谷足音”，和同時代的西方啟蒙思想較合拍，而在中國，則超前了近3個世紀，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贄成為中國啟蒙思想發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當中的事，但他畢竟出現過，從李贄開始，晚明的史論史考以嶄新的面目出現于世人眼前。張大齡《玄羽外編》、賀祥《史取》、張燧《千百年眼》、王志堅《讀史商語》、鐘惺《史懷》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論作品。其中的鐘惺，對綱常的沖擊，僅次于李贄。“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敗，實錄的廣泛傳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節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敗，促使了明代私修的發展。如果說官修本朝的史促進了這一時期私修本朝史的發達，那么嘉靖到萬歷時期兩次重錄各朝實錄的工作尤是促進私修本朝史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實錄，前后歷時二年。到萬歷中期（16世紀末）實錄似乎是不公開的。但1588年，內閣中的副本由于經常使用而磨損破爛，政府下令重抄。只有當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實錄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宮外流傳。以后富貴人家想擁有一部實錄的抄本以顯示門第，為抄寫而付出的費用持續上升。由于這種需求，實錄的原本經常謄寫，但因為這些抄本主要是作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為了學術目的，抄寫經常不準確。在許多情況下，抄本擁有者把涉及他個人或他特別感興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愛好對原文進行修改、壓縮或補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這樣的改變，當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離了原本。

實錄的大量流傳，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資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們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為官修實錄的記載受當時政治時局、人緣關系影響，存在許多失實的現象。比如太祖實錄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當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將朱元璋沉韓林兒以及建國后殺戮功臣等事實完全隱瞞不書。特別是與靖難之役有關的人和事，其中所記更嚴重失實。”[16]諸如此類的情況，在各朝實錄中時有存在。這不能不引起有責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們希望重修本朝史，糾正官修史書的謬誤之處。加之當時的野史，也有類似情況，有的抱有成見而著書，使之“挾隙而多誣”，有的缺乏史學修養而著書，使之“輕聽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誕”。這也使有責任感的史學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實的本朝史極為重要。這樣，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動，便不僅在民間蓬勃開展起來。而且，出現了注重史實考核的可貴風氣，從而出現了一批價值較高的當代史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比較有名的是：王世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別集》一百卷，它們將永樂時期國修太祖實錄而湮滅的太祖、建文兩朝的一些事實等考證、記述下來，有許多方面可補實錄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體出現

17世紀中葉，明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明朝統治，清時統治者乘機進關入京定鼎中原，這使當時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原來的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明清之際復雜的民族矛盾和劇烈的政治變動，對各階級、各階層的生活發生了巨大影響。這種情況反映在史學上，便是當時出現了私人撰寫明史的熱潮。不同際遇的人士，從不同的立場、角度出發，撰寫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種著作。

這一時期私人進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17]

第一，在國破家亡之時，許多人站在遺民立場上的史學家，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對明朝的歷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歷史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總結，其中包括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際的史學具有顯著的民主性，將傳統的史學思想推向了一個高峰。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從分析明朝上層建筑出發，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他認為“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帶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張，在《置相》篇中，他指責明太祖朱元璋廢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張恢復和加重相權，用以限制君權。“反對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張將最高的權力下移到內閣和培養人才、評議朝政的學校。他的這種要求變革的思想，表現出了可貴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許多漢族文人站在明朝遺民的立場上，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將耳聞目睹的明清之際的歷史事實加以記錄，整理成書，以此來鞭韃他們感情上的敵人，即滿州貴族和農民起義軍。并對剛剛滅亡的南明政權，表示哀悼。這樣，當時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現了如下三大類史書：一是揭露清軍入關殘暴的，如《揚州十日記》，一是記載明末農民起義軍情況的，如《綏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專記南明史和抗清斗爭的如《國壽錄》、《隆武紀平》等。

第三，許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寫有明一代史，當時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相繼出現了多種不同體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紀傳體，明代史有張岱的《石匱藏書》，傅維鱗的《明書》、查繼佐的《罪惟錄》，編年體史著有談遷的《國榷》，紀事本末體史著有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未》，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來寫明代歷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史學價值。

三、總結

盡管明代的史學出現了進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學也有其不足之處，明代史學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學，由理學化史學到非理學化史學是封建史學的內部范型的轉變，不是由舊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型，這就注定了明代史學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學的思想是封建的衛道的。顧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們思想卻是落后的、衛道的。他們堅決維護綱常，視李贄、鐘惺為天下第一號、第二號異端人物。這樣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學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決定了他們價值觀念也是落后的，視野、方法是單一的。

其次，表現為綱常致用的理念太強，學術色彩不夠濃。史學有其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而引導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指揮棒是致用，學術研究氣息在大部分時期不夠濃，明代史學也不例外。這種理念決定了明代史著的風格。明代通史、斷代史大部分屬于改編。所謂“改編”，并不是學術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綱常的需要。另外，綱常功能觀決定了史著內容的選擇及歷史評判的標準唯一。晚明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本來是完全可以寫出《史記》式的貨殖列傳，可惜在綱常思想指引下，豐富多彩的時代內容在國史中得不到體現。《皇明書.貨殖列傳》等貨殖列傳重點不是宣傳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發財致富的，而是寫他們“富而好德”的事跡。因此，晚明時期的史學風格雖有所變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內容的選擇上，并沒有多大的變化。為了不折不扣的貫徹綱常精神，史書的書法越來越講究，越來越嚴，歷史學成了評判過往人物忠奸、善惡、是非的法庭。

史學作為學術，應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觀，近代史學學術理念發達，而傳統史學相反，致用理念發達，史學失去獨立的學術價值，史學自然難以有大的發展。總之，明代史學中舊勢力太強，盡管出現了啟蒙史學思潮，但很難發展為近代史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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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3]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4]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0月P.5

[5]錢茂偉《論明代中葉史學的轉型》[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

[7]葉向高《季漢書序》(《明代史家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0月P.386)

[8]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原編第9冊《風寧徽》

[9]何塘《柏齋文集》卷7《浙省北新鄭部分司題名記》(《明代史學的歷程》P.101)

[10]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原編第9冊《風寧徽》

[11]張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難》

[12]李贄《焚書》卷2《又與焦弱候》

[13][美]牟復禮[英]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榮晉《中國實學文化導論》[M]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1月P.145-154

[15]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編《明史研究備覽》[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5

[17]同上P.304-314

[18]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0月P.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