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農村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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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數據來源

一是影響政治穩定，削弱公民對政治系統的信任與服從，對國家政治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3］二是影響政治參與，經濟利益分化會擴大人們之間、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容易引發心理失衡和弱勢群體的相對剝離感，誘發參與危機;［2］三是影響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論而言，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應是農民政治心理變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與此有關的現實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紀90年代，有些觀點如“過度的經濟利益分化會影響農民政治心理”［3］，雖已基本達成共識，且到今天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但這些觀點都是質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對比性分析，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契機。隨著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劇，農村各利益群體政治心理的變化加快、異質性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及政治價值觀出現了較大的差異。［4］因此，要調適農民的政治心理、改造農民的政治行為，必須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的利益分化，減輕農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仇富”和“仇官”心態。為了深入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是否會對農民政治心理產生以及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進行了以問卷與訪談為主的實證調查。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3—7月分別在貴州省遵義縣與雷山縣、江蘇省張家港市三個地方的村莊所作的“村民社會資本、政治信任與鄉村治理績效”的正式調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蘇張家港市，貴州省貴陽市、遵義縣、息烽縣等地所做的補充調查。之所以選擇江蘇省的發達村莊和貴州省的欠發達村莊進行調查，是因為這兩個地區及其村莊分別是中國最發達的東部地區和最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巨大差距與其說是經濟差距，倒不如說是人文環境、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差距。為了使調查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強烈對比，調查時選取了這兩個省份。為此，正式調查時先對村委會成員進行了深入的訪談。在綜合村里的人口結構、政治面貌、貧富分化、學歷水平以及家庭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層隨機抽取了樣本家庭。為了避免同質性，從所抽中的每戶家庭中抽取一個成年人，他們構成了正式調查對象的最終樣本。正式調查時，三村各發放問卷110份。其中，遵義LL村最終回收有效問卷92份，江蘇YS村回收有效問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問卷43份①，合計235份。補充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3份，其中，江蘇YS村45份，貴州LL村28份。正式調查和補充調查的樣本量合計308份，其中，貴州省163份，江蘇省145份，調查樣本的背景變量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調查樣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漢族遠遠高于少數民族，學歷以初中及其以上為主，政治面貌以群眾為主，年齡以18～40歲的為主。上述數據表明，調查抽取的樣本是時下農村社會建設中的中堅力量。

二、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現實圖景:基于江蘇和貴州的對比分析

在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國家權力體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個體，人們的行為大都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集體行動成了個體行動的代名詞。因此，那時的個體大多數時候是國家權力體系的附庸，還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主體差異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義日益明顯與經濟主體日益分化的當下，主體的差異性也隨之產生。利益主體的差異性預示著當代社會中各階層的利益分化比較明顯。在當代中國，這種利益分化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層次如城鄉、地區、行業等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職工和階層之間。［5］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問題越來越突出，但相關的定量研究卻屈指可數，主要可從農村階層分化的研究中窺知一二。對于農村階層分化的標準，學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以職業的差別作為衡量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陸學藝指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民已經分化為八個職業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階層。”［6］這些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為分層的主要標準，將不同收入的農民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三是以社會資源的擁有情況來分層。這種類型的劃分以毛丹和任強為代表，他們認為，在中國農村，社會資源分層比職業分層更有包容性和適用性，這里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人脈資源，但經濟資源是主要的資源。據此，他們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以下四類:上層(精英階層)、中上層(人階層)、中下層(普通村民)以及下層(弱勢群體)。［7］從上述分層依據不難看出，職業分層與收入分層有很大的關聯，職業分層甚至是以收入分層為基礎的，資源分層又以經濟資源為主。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劃分農民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還是收入水平和財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農民階層分化的重要指標，主要以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為衡量標準。財富存量是反映農民財產積累情況的指標，財富存量包括動產、不動產及貨幣儲蓄。由于農村市場發育不成熟，農民的財富積累情況應主要以現金存款、住房情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來衡量。這其中，最易于測量的是農民經濟收入狀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因此，本文以這兩個指標作為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據。首先看農民的收入狀況。由于農民的收入難以直接測量和統計，為了讓農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實數據，我們將農民的收入分為“農作物種植收入、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經商收入、政府補貼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項收入之和與家庭戶籍人數的比值。調查顯示，貴州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為5061元，江蘇農民的為20988.9元，初步統計，江蘇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貴州農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為分檔依據，分別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為農民人均年收入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據發現，江蘇和貴州農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較明顯，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卻大相徑庭。其中，貴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的2.8、3.1和3.8倍。與之相反，江蘇“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則呈倒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減少，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農民的5.9、6.2、124.5倍?？梢?，無論是江蘇農民，還是貴州農民，農村農民的經濟利益分化均是比較明顯的。至于江蘇和貴州農民利益分化呈現不同特點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收入來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當然，家庭勞動力的多少也是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這一點，訪談時多位農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調查時貴州GP鄉某工作人員提到:“形成農村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的多少、家庭勞動力的有無和強弱。一個家庭有四至五個勞動力，另一個家庭無勞動力或勞動力弱智，勞動力無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維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給的低保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而四五個勞動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開生活開支，一個家庭每月的存款可達萬元，兩到三年這個家庭就變化大了，兩層房屋有了，車子有了，衣著各種高檔的東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這就是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笔杖雭碓春图彝趧恿Χ嗌俅_實有密切的關系，勞動力越多的家庭收入來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為主，勞動力越少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以傳統種養殖為主。這一點，我們的問卷調查可以證實。如表3所示。江蘇農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蘇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經商收入，二者合計占95．2%。而貴州農民的收入來源卻是收入較低的傳統種養殖收入，占45．4%，是江蘇農民的9.5倍;貴州以經商為主的農民比例僅有11．8%。再看農民的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本文調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費品，就賦值為1，如果沒有就賦值為0，家庭耐用品的擁有程度就等于這16種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擁有程度越高。為此，應以0.25為分檔依據，家庭耐用消費品分為低擁有、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四種類型。調查顯示，貴州農民以低擁有為主，比例高達65.4%，是江蘇農民的19.2倍，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的農民比例依次遞減，其中高擁有的農民比例為0。與之相反，江蘇農民的上述比例則逐次遞增，高擁有的農民比例達46.6%，接近一半。仔細分析發現，貴州農民擁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費品分別是電話、電視和洗衣機，分別占92.5%、83.5%和64.7%，而擁有健身器材、空調、汽車、攝像機、照相機等奢侈耐用消費品的比例幾乎為0。江蘇農民電話、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擁有率幾乎為100%，電腦、熱水器和空調的擁有率均在80%以上，擁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為14.9%，對貴州農民零擁有的汽車、照相機和攝像機，江蘇農民擁有的比例則分別為36.8%、52.9%和19.5%。數據和調查均表明:第一，江蘇和貴州農村內部存在明顯的經濟利益分化。在村莊內部，農業勞動者階層往往處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們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人數眾多;農民工階層處于金字塔的中間，他們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以長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為主;村務管理者階層和自主經營者階層處于金字塔的塔尖，他們是農村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是農民中的權力擁有者和財富集中者，他們人數雖少，卻壟斷著農村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和人脈資源，這些資源的差異是農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蘇和貴州農民在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程度上也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間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進一步補充。

三、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近年來，人們對農民政治心理變遷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當代社會，農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閉、單維走向獨立、自主、開放和多維，農民的政治態度由冷漠、情緒化走向理性，農民的政治意識由村民意識、臣民意識走向公民意識，農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競爭、權利、法治、效能等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盡管如此，農民的迷信和政治懷舊心理，政治參與的功利心理、盲從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賴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權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為如此，農民政治心理制約著我國現代民主政治生活，對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在參政主體、參政形式、參政時間、參政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等方面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表明農民政治心理的變遷對民主政治進程的作用不可小視，發展基層民主政治必須將農民培育為具有責任意識的現代公民。囿于指標的限制，下面擬從三個方面分析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1．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響

利益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密切相關。正如羅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簡單地界定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關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著我期望你會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馬克•E．沃倫也曾指出:“當一個人信任時，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間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締結雙方或多方信任關系的核心與關鍵。有調查表明，農村利益分化是形成農民政治信任階層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農民階層對政府和政治系統的價值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現實利益是否得到應有尊重，而農村精英階層對政府的信任感則表現得較為復雜:一方面由于受益于體制性權力，而對國家和政府產生信任和依賴;另一方面卻因為利益沖突，而對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產生質疑和不安。”［11］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響農民政府信任階層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為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標，農民的收入分化會對政府的整體信任心理產生什么影響呢?考慮到我們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農民政府信任的層級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此處就將政府信任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對待，即下述分析時選取的是“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程度”的單項選擇題而非其它。為此，調查時，我們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分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檔，并分別賦值“1～5”分。為了更有效地表達，對政府信任數據的處理策略是:將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為“低信任”，將3分以上的界定為“高信任”，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可知，整體而言，大部分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處于高信任狀態，比例高達88.1%，是低信任農民的7.4倍。具體來說:第一，中高收入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達94.9%;第二，農民的收入越高，對政府持高信任狀態的比例就越高。可見，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即農民的收入狀況越高，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為了進一步檢驗農民的收入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的關聯，以農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為自變量，以處理后的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情況為因變量，進行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盡管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但這種相關并不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顯著性水平為0.218，大于0.05。盡管如此，從Exp(B)值即發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對政府高信任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說，高收入農民對高信任政府的發生比越高。

2．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選舉心理的影響

選舉參與是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根據參與的態度，可將其分為“積極參與和消極參與”;根據參與的心理，可將其分為“主動參與和被動參與”。一般而言，積極參與意味著主動參與，消極參與意味著被動參與。至于影響選舉參與的因素，利益則起著關鍵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選舉背后有復雜的變數，其中，利益和體制最應引起重視”［12］。于建嶸也指出:“在因鄉村選舉而進行的利益博弈中，處于不同結構位置的國家利益、社區利益、個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過“習慣”來表達，進而影響甚至決定鄉村選舉的結果?！保?3］可以說，“利益是村民參與選舉的決定性動機，利益關系影響著村民參加選舉的形態，利益相關度則決定著村民參加選舉的程度?！保?4］正因為利益對農民的選舉參與如此重要，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影響表現為:農民是積極參與選舉還是消極參與，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為此，我們做了相應的調查。調查顯示，整體而言，農民參與村干部選舉時的心理都比較消極和被動，比例高達63%，是積極參與選舉農民總數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農民積極參與選舉的比例最低，僅為19.1%，僅為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44.5%。仔細分析發現，農民的收入分層對其積極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并不呈正相關關系，而是呈“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結構，即低收入農民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村干部選舉的比例最高，達40%以上。這說明，收入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是不穩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比例高于中間收入群體。

3．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

在經濟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作為一種整合社會經濟利益的有效機制，參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們的參與熱情若不能得到及時釋放和有效滿足，必將大大增強其挫敗感，進而引發“參與危機”，誘發社會動蕩。［15］因此，通過量化的方法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囿于調查內容和篇幅的限制，此處主要探討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心理。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仍然有積極心理和消極心理之分。整體而言，農民是傾向于比較消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百分比為56.3%，比積極參與的農民比例高12.6%。具體而言，農民的收入情況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農民的收入越高越傾向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其中，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分別比低收入農民、中低收入農民、中高收入農民高14%、24%、35.9%。這表明，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呈正比。那么，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為此，進行了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農民的家庭收入與其對社會組織的參與情況在0.001的水平上呈顯著性;從NagelkerkeR2系數來看，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影響達11.8%;從發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詳見表9)。也就是說，農民的收入情況是影響其參與公共事務的顯著因素。

四、結論與建議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呈現出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高度重合，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并幾乎壟斷所有資源”的總體性社會?？傮w性社會是社會主動性與積極性匱乏，社會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高度統一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制度的政策建構表面是為大多數人實則是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與利益分化活躍起來，這對傳統的總體性社會是一種突破、超越與挑戰，個體化社會的來臨成為人們今天不得不面臨的事實。［16］個體化社會意味著個體的利益、性格和行為而非家庭或國家是社會發展的主要依據，也意味著社會差異和社會差別的增多，意味著社會結構的求同存異和社會個性的解放。隨著個體化社會的到來，社會逐步從國家高度統一的、集權型的同質性結構中分離出來，形成“國家—公民社會—市場—家庭”的四維多元結構，社會領域也分化為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日常生活領域三部分。”［5］在此背景下，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個人利益就可能發生分離與博弈，其結果是利益結構和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進而導致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在農村社會，這樣的差異性首先表現為經濟結構的差異性，要了解農村經濟結構的差異性到底有多大，就必須對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進行分析和了解。為此，本文以貴州和江蘇農村的收入分化和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作為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測量指標，對經濟利益分化背景下農民政治信任心理、政治選舉心理、政治參與心理的狀況進行描述，對收入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進行深入解讀。研究表明:第一，江蘇和貴州農村村莊內存在明顯的利益分化，農業勞動者階層往往處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們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人數眾多;農民工階層處于金字塔的中間，他們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以長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為主;村務管理者階層和自主經營者階層處于金字塔的塔尖，他們是農村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人數雖少，卻壟斷著農村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和人脈資源。這些資源差異是農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和表現。第二，經濟利益分化是影響農民政治信任心理、政治選舉心理和政治參與心理的主要因素。既然經濟利益分化是農民政治心理變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培育農民積極的政治心理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第一，應正視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積極鼓勵通過個人奮斗和誠實勞動而形成的經濟利益分化，積極扶持弱勢群體，嚴厲打擊不合法的暴富行為，出臺政策引導先富帶動后富，推動農村中間階層的發展;第二，完善戶籍制度，徹底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土地流轉機制，促進土地合理流動，轉變農村經濟結構;第三，應加大農村社會的改革力度，健全農村利益表達、利益整合、利益平衡和利益共享機制，完善農民政治參與渠道，促進農村社會穩定發展。應建立合理的農村利益協調機制，該機制的設計應遵循“社區平臺、政府導向、共同參與”的原則，農村社區作為利益協調的組織載體，政府在其中扮演著引導的作用，引導農民或其社會組織平等地進行利益參與與利益表達，最后形成政府、社會和社區的合作共治，共同回應利益訴求、平衡利益分配、實現利益整合，最終達成利益共享。

作者:謝治菊單位:貴州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