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德國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

時間:2022-05-13 03: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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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議德國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

[摘要]自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德國經濟疲軟不振。究其原因是德國經濟一直背負著歐洲其它國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德國重新統一給德國經濟帶來的巨大負擔,以及產業結構老化和經濟結構特別是勞動力市場僵化。未來今年,德國經濟前景不甚樂觀。

自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在經歷了1990-1991兩年的經濟繁榮后,德國經濟從此疲軟不振,增速緩慢。只是由于歐盟實行經濟一體化和歐元區實行統一貨幣政策,世人的目光更多關注歐盟和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形勢,作為15個成員國之一的德國不在像從前那么惹人注目。實際上,近10年來德國經濟增長率僅為1.6%,是歐盟成員國中最低的,比其他成員國的平均水平低1個百分點,和被認為失去的十年的日本經濟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德國經濟不僅低迷,而且伴隨經濟的劇烈波動。自1990年統一到2001年,德國經歷了四次經濟衰退,經濟周期僅為3年。1992/1993年德國統一后利率急升、馬克升值以及歐洲匯率機制崩潰導致西歐經濟深度衰退,其中德國經濟連續5個季度出現負增長;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引發德國1995/1996年經濟小幅衰退;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1998年下半年德國出現輕微衰退;1999/2000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和美國經濟衰退引發的2001年下半年經濟嚴重衰退。而在同一時間內,美國只經歷2001年的一次衰退,歐盟其他國家一般只經歷1992/1993年和2001年兩次衰退。德國何以如此?

一、德國統一的后遺癥是德國經濟低迷的主要原因

十多年來德國經濟一直背負著歐洲其它國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兩德統一。德國統一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地區和一個低生產率、高度計劃、經濟落后的地區的合并。為保證統一過程中政治平等和社會穩定,防止東德居民大規模移民西德,德國決定西德馬克和東德馬克按平價兌換、向東德大規模實行轉移支付用于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把西德的社會保障體系引入東德、實行政治經濟轉軌等。但統一的過程產生了三大問題影響了德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1.建筑業持續負增長

德國統一初期,由于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東德的基礎設施、商用和民用住房建設迅速增長,拉動了東德地區的經濟增長并使東德地區的增長率高于西德。如此同時,在西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移民的增加刺激了住宅業的發展,建筑業也出現了較快增長。但自90年代中期以來,德國的建筑業出現停滯。一方面,東德的經濟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減少,東德地區的建筑業隨之出現萎縮。另一方面,90年代后,西德移民潮基本停滯,住宅需求下降;同時,受歐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各成員國財政預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3%的限制,政府減少了對低成本住房建設的補貼,公共投資減少,西德地區建筑業萎靡不振。

;德國建筑業從1996年起已連續6年負增長,預計2002年仍將繼續下降。可以說,該部門在經歷了兩德統一之后的短期繁榮后,進入自動調整過剩供給能力的時期,這可能是一個中長期的整合過程,目前這種調整仍未結束。根據歐盟委員會的估計,1996年以來,建筑業的萎縮使德國經濟每年減慢0.3個百分點。

2.為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和降低債務水平導致稅率上升

在經歷了1973年和1979年兩次世界石油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之后,西德的財政預算狀況不斷改善,1981年,西德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3.7%,到1989年,預算基本實現平衡并略有盈余,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不到40%。鑒于良好的財政狀況,政府分三階段(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實施了500億馬克的減少收入稅計劃,其中,從1990年1月開始的第三階段減稅計劃預計減稅250億馬克。

柏林墻的突然倒塌和兩德的統一,打亂了西德的減稅計劃,給德國的公共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首先,西德社會保障體系引入東德使政府財政負擔劇增。統一不久,西德的社會保障體系被引入東德,由于東德的工資上升幅度明顯高于其勞動生產率,導致企業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失業工人的增加使社會保障基金和政府財政負擔劇增。其次,公共債務負擔增加。東西德馬克按1:1兌換,東德政府債務大幅增加,到1995年,前東德政府的公共債務達到1026億馬克,住宅管理部門的債務為290億馬克。為加快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政府加大了對企業私有化的補貼,到1995年,負責企業改革的企業托管局負債2100億馬克。所有的這些債務都被納入德國的公共債務當中,使德國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0%突然上升到1995年的60%以上,突破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各成員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60%的限制。第三,實施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用于東德基礎設施建設。自1991年以來,每年對東德的凈轉移支付約在1100-1500億馬克,相當于德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同時,為鼓勵東德的住房達到西德的標準,對東德的住房建設實行減稅,減少了財政收入。

為解決統一后的財政負擔問題,政府不得不放棄了從1990年1月份開始第三階段減稅計劃,而且從1991年開始,通過推出團結稅、環境稅、能源稅和增加社會保障貢獻等措施增加稅收,使德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2.3%上升到1999年47.7%,德國隨之成為歐盟成員國中稅收比重最大的國家之一,財政赤字也居高不下。

經濟理論告訴我們,通過增加稅收實行財政擴張,在初期可以刺激需求從而帶動經濟增長,但在對經濟的推動效應消失后,增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為高稅收減收了企業的預期利潤,擠出了私人投資;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減少了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失業人員增加。根據歐盟委員會的估計,德國的稅收增加和對東德的轉移支付在1994年前拉動了德國的經濟增長,但從1994年起,對德國的經濟增長3.對外競爭優勢受到損害

兩德統一惡化了德國的對外競爭能力。首先,統一初期,由于西德的工資談判機制引入東德,東德的工資上升幅度明顯高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1991年,東德的勞動生產率是西德的1/3,工資是西德的42%;到1997年,東德的勞動生產率是西德的1/2,工資是西德的68%。整個德國的單位勞動成本1990年到1995年的5年內上升了17%。馬克和24個經濟合作組織國家貨幣相比的實際有效匯率1995年比1990年升值了15%,和歐元區國家相比升值的更快。其次,馬克相對美元、英鎊、里拉等貨幣升值。統一初期,由于德國的擴張財政政策,物價上漲壓力加大,到1992年德國的物價指數超過5%,為抑制經濟過熱和物價上漲,利率急劇上升,拆借利率從1990年初的6%上升到1992年初的9.75%,高利率推升了德國馬克。為維持歐洲匯率機制,其他歐洲國家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維持和馬克的匯率穩定,致使歐洲經濟從1992底進入衰退,并最終導致英鎊、里拉貨幣等退出歐洲匯率機制,使歐洲匯率機制崩潰。第三,東德馬克高估,西德馬克和東德馬克按1:1實行兌換,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1:4.3。

德國經濟系高度出口型的經濟,在歐盟的大國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最高。馬克升值和勞動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德國的對外競爭能力。統一初期,東德產品幾乎完全退出國際市場,西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1989年的25%下降到1993年18%,德國的經常項目一改長期順差的局面從1991年開始連年出現逆差。只是到了2000年,由于歐元啟動后不斷走軟,德國工資上漲比較溫和,按實際有效匯率計算的德國競爭力才恢復到兩德統一前的水平,但和歐元區內的國家相比,德國的競爭能力依然偏低,說明德國馬克在歐元啟動時定價過高。德國的對外競爭力減弱也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兩次誘導德國出現輕微衰退的主要原因。

開始產生負面影響,使德國經濟每年減慢至少0.3個百分點。

二、經濟結構僵化

德國的經濟結構僵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市場僵化,二是產業結構老化。

1.勞動力市場僵化

自1991年以來,德國的就業人數基本處于下降狀態,只有到1998年以后,就業人數才略有上升,2000年的就業總人數和1991年基本持平,德國的就業人數不隨經濟增長而增長,說明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相反,近幾年來,其他歐盟國家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的就業彈性(就業彈性定義為就業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之比)顯著提高,失業率明顯下降。目前,德國的失業人數超過400萬,失業率為8%,就業率僅為65%。在失業總人數中,一半以上是結構性失業。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僵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福利過大,大量的失業補助金和社會福利,減少了人們工作的熱情。比如,在美國,失業人員失業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平均收入只相當于失業前平均收入的10%左右,歐盟失業人員平均收入約為原工資的三分之一,但在德國,一個人失業后,在32個月內可得到工資的67%,如果以后繼續失業,可永久性獲得原工資的57%的收入。二是企業和職工的高社會保障貢獻率和高稅收率,抑制了企業雇傭工人和失業人員尋找工作的積極性。2000年,美國企業和職工的社會保障貢獻和個人所得稅合計占職工收入的24.1%,歐盟平均為37.5%,德國為46.1%,是幾個大國中最高的。三是德國實行部門內集中型工資談判模式。經濟合作組織的研究認為,就業立法和失業之間沒有密切的關系,全國性的或者企業內集體談判也不一定不利于就業,但產業中的工會組織集體談判機制會嚴重影響就業,導致非熟練工人工資相對過高。歐盟估計,如果德國的就業增長彈性達到歐盟的平均水平,德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每年可增長0.6個百分點。

2.產業結構老化

就經濟規模而言,德國居世界第三經濟大國,但就其經濟結構、新產業比重和綜合競爭水平與美歐其他新興國家已出現不小差距。多年來產業結構變動不大,存在結構老化現象,傳統產業(汽車、機械、化工和冶金及建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30%以上,且多年未變。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IT產業和網絡技術浪潮,德國雖然適時參與,但力度不突出,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動作不明顯。多年來,德國一直對煤炭、造船等夕陽工業實行大量補貼。2002年4月,瑞士國際管理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綜合競爭能力排序,德國從上年的第12位跌至第15位。該研究所認為,德綜合競爭能力之所以下降,一是經濟增長多年來呈低速狀態,二是德國經濟結構和產業部門缺乏靈活性。

三、德國的經濟發展前景

德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經濟前景不甚樂觀。結構性改革和調整不會一蹴而就。德國結構問題是多年來累積起來的,解決這些問題,決非能一日而臻其功。德國從不相信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堅持自己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今年9月份的德國大選中,兩位總理候選人都沒有對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提出有效的辦法,施羅德總理明確表示,不希望進行激烈的變革。另一總理候選人斯徳伊伯雖主張改革就業規定,但同時強調,不會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激進變革,不會實施把失業救濟期由目前的32個月改為12個月的計劃。兩位總理候選人都主張繼續對一些夕陽工業和農業實行補貼。今年的嚴重水災使個人所得稅減稅計劃被推遲。從長期看,由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證支出增加,在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下,德國的減稅余地很小。德國經濟增長潛力不高,十年來,德國的高失業、投資不振和產業結構老化制約了德國的經濟增長潛力,經合組織等機構估計,德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僅為2%,比歐盟的平均水平低0.5個百分點。和對東德的轉移支付在1994年前拉動了德國的經濟增長,但從1994年起,對德國的經濟增長3.對外競爭優勢受到損害

兩德統一惡化了德國的對外競爭能力。首先,統一初期,由于西德的工資談判機制引入東德,東德的工資上升幅度明顯高于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1991年,東德的勞動生產率是西德的1/3,工資是西德的42%;到1997年,東德的勞動生產率是西德的1/2,工資是西德的68%。整個德國的單位勞動成本1990年到1995年的5年內上升了17%。馬克和24個經濟合作組織國家貨幣相比的實際有效匯率1995年比1990年升值了15%,和歐元區國家相比升值的更快。其次,馬克相對美元、英鎊、里拉等貨幣升值。統一初期,由于德國的擴張財政政策,物價上漲壓力加大,到1992年德國的物價指數超過5%,為抑制經濟過熱和物價上漲,利率急劇上升,拆借利率從1990年初的6%上升到1992年初的9.75%,高利率推升了德國馬克。為維持歐洲匯率機制,其他歐洲國家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維持和馬克的匯率穩定,致使歐洲經濟從1992底進入衰退,并最終導致英鎊、里拉貨幣等退出歐洲匯率機制,使歐洲匯率機制崩潰。第三,東德馬克高估,西德馬克和東德馬克按1:1實行兌換,而當時的實際匯率為1:4.3。

德國經濟系高度出口型的經濟,在歐盟的大國中對出口的依賴程度最高。馬克升值和勞動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德國的對外競爭能力。統一初期,東德產品幾乎完全退出國際市場,西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1989年的25%下降到1993年18%,德國的經常項目一改長期順差的局面從1991年開始連年出現逆差。只是到了2000年,由于歐元啟動后不斷走軟,德國工資上漲比較溫和,按實際有效匯率計算的德國競爭力才恢復到兩德統一前的水平,但和歐元區內的國家相比,德國的競爭能力依然偏低,說明德國馬克在歐元啟動時定價過高。德國的對外競爭力減弱也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兩次誘導德國出現輕微衰退的主要原因。開始產生負面影響,使德國經濟每年減慢至少0.3個百分點。

二、經濟結構僵化

德國的經濟結構僵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市場僵化,二是產業結構老化。

1.勞動力市場僵化

自1991年以來,德國的就業人數基本處于下降狀態,只有到1998年以后,就業人數才略有上升,2000年的就業總人數和1991年基本持平,德國的就業人數不隨經濟增長而增長,說明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相反,近幾年來,其他歐盟國家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的就業彈性(就業彈性定義為就業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之比)顯著提高,失業率明顯下降。目前,德國的失業人數超過400萬,失業率為8%,就業率僅為65%。在失業總人數中,一半以上是結構性失業。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僵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福利過大,大量的失業補助金和社會福利,減少了人們工作的熱情。比如,在美國,失業人員失業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平均收入只相當于失業前平均收入的10%左右,歐盟失業人員平均收入約為原工資的三分之一,但在德國,一個人失業后,在32個月內可得到工資的67%,如果以后繼續失業,可永久性獲得原工資的57%的收入。二是企業和職工的高社會保障貢獻率和高稅收率,抑制了企業雇傭工人和失業人員尋找工作的積極性。2000年,美國企業和職工的社會保障貢獻和個人所得稅合計占職工收入的24.1%,歐盟平均為37.5%,德國為46.1%,是幾個大國中最高的。三是德國實行部門內集中型工資談判模式。經濟合作組織的研究認為,就業立法和失業之間沒有密切的關系,全國性的或者企業內集體談判也不一定不利于就業,但產業中的工會組織集體談判機制會嚴重影響就業,導致非熟練工人工資相對過高。歐盟估計,如果德國的就業增長彈性達到歐盟的平均水平,德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每年可增長0.6個百分點。

2.產業結構老化

就經濟規模而言,德國居世界第三經濟大國,但就其經濟結構、新產業比重和綜合競爭水平與美歐其他新興國家已出現不小差距。多年來產業結構變動不大,存在結構老化現象,傳統產業(汽車、機械、化工和冶金及建筑)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30%以上,且多年未變。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IT產業和網絡技術浪潮,德國雖然適時參與,但力度不突出,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動作不明顯。多年來,德國一直對煤炭、造船等夕陽工業實行大量補貼。2002年4月,瑞士國際管理研究所公布的最新綜合競爭能力排序,德國從上年的第12位跌至第15位。該研究所認為,德綜合競爭能力之所以下降,一是經濟增長多年來呈低速狀態,二是德國經濟結構和產業部門缺乏靈活性。

三、德國的經濟發展前景

德國經濟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經濟前景不甚樂觀。結構性改革和調整不會一蹴而就。德國結構問題是多年來累積起來的,解決這些問題,決非能一日而臻其功。德國從不相信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堅持自己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今年9月份的德國大選中,兩位總理候選人都沒有對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提出有效的辦法,施羅德總理明確表示,不希望進行激烈的變革。另一總理候選人斯徳伊伯雖主張改革就業規定,但同時強調,不會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激進變革,不會實施把失業救濟期由目前的32個月改為12個月的計劃。兩位總理候選人都主張繼續對一些夕陽工業和農業實行補貼。今年的嚴重水災使個人所得稅減稅計劃被推遲。從長期看,由于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保證支出增加,在現行的社會保障體制下,德國的減稅余地很小。德國經濟增長潛力不高,十年來,德國的高失業、投資不振和產業結構老化制約了德國的經濟增長潛力,經合組織等機構估計,德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僅為2%,比歐盟的平均水平低0.5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