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經濟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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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把西方公共經濟學理論引入到中國公共經濟發展的視閾中，成為我國公共經濟治理和公共服務供給的一種必需。但在中國語境下研究公共經濟學，就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話語。馬克思雖然沒有專門研究公共經濟的著作，但其經濟思想卻體現了對公共經濟問題的很多關注，并形成了具有系統性的馬克思主義公共經濟思想，這些思想可以歸納為“一個邏輯起點、一個建構基礎和四大理論內容”。這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奠定了理論支撐。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就必須要求從價值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上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話語。

關鍵詞：中國公共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指導話語

一、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學關注

馬克思雖然沒有專門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門經濟行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對政府(國家)的經濟行為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關于公共經濟的思想，不但豐富和發展了西方公共經濟學，還可以作為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和發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倫敦筆記》中，馬克思摘錄了大量有關國家經濟職能的資料，這些筆記涉及的內容包括：國家通過立法形式對經濟活動的約束、調節問題；國家利用中央銀行制度對經濟調節的措施問題；國家預算收入和預算支出的性質及其作用問題；國家財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發展及其結構問題；國債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轉方式問題等。在這個時期，馬克思對公共經濟有了初步的關注和研究，可以認為是馬克思研究公共經濟的開端。

到19世紀中葉，馬克思開始形成公共經濟思想的框架，這個成果體現在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在手稿中，馬克思提出寫作單獨的《國家》冊問題。在“五篇計劃”中，馬克思的論題包括：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馬克思再次提到國家篇，認為應該包括：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賦稅或非生產階級的存在、國債、人口。

在創作一系列經濟學手稿的基礎上，1867年，馬克思的光輝巨著一《資本論》第一卷誕生了。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有關公共經濟的論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對貨幣理論的論述中，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的性質及其實現形式問題；其次，馬克思在對剩余價值理論的論述中，分析了國家對工作日長度進行“強制”調節問題；最后，在對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論述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工業化過程中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性質及其職能做了分析。

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繼承了馬克思的遺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馬克思的有關手稿，出版了《資本論》第三卷。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論述了不少有關公共經濟的思想，其內容主要有：首先，關于國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種具體資本的分離及其相互競爭過程，是不可能離開現代國家的“協調”和“監督”的。從這個角度看，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具有兩重性，即一方面執行著“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職能；另一方面又執行著“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1]。其次，在對總資本各種形式的分析中，反復提到國家的具體職能，并對國家調節、監督社會資本的各種手段做了簡單論述，如國家賦稅制度的性質；國家在不同時期實施的保護關稅制度和政策、自由貿易政策的性質與意義；國家財政制度、國家預算、國家債務的實質及其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影響；國家借助于經濟立法，調節和監督總資本運動的性質與意義，如工廠法、銀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濟貧法等法律法規。至此，馬克思的公共經濟思想基本形成。

二、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學：思想框架與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公共經濟思想的框架和理論體系，我們可以歸納為“一個邏輯起點、一個建構基礎和四大理論內容”。

(一)邏輯起點：政治經濟關系原理與國家(政府)的經濟本質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的政治本質是由國家的經濟本質決定的，國家的經濟本質又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馬克思關于唯物史觀的經典論斷告訴我們：“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2]依據這一原理，馬克思認為，“國家作為統治階級利益的體現者，其特殊經濟本質取決于生產方式的特殊本質，只有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從根本上決定國家的特殊經濟本質和政治本質，這是衡量國家不同性質的根本標準。”[3]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闡述了國家(通過政府)經濟職能的基本性質和作用形式。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現實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構成了國家的現實基礎，并且是創造國家政權的力量；而國家的現實基礎規定了國家經濟職能的基本性質和作用形式。同時，馬克思分析了國家和社會物質利益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條件下，國家采取的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4]，即以一種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態出現的。實際上，“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5]。這就是說，國家從總體上概括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利益關系，集中表現了一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的性質。在這里，馬克思揭示了現代國家經濟職能的性質。

(二)建構基礎：對資本主義形式公共經濟的批判

1．對資本主義形式公共經濟主體的批判：批判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權

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6]國家利用其“控制”的財政、金融、賦稅、國債等經濟機制調節社會經濟運行，完全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以，馬克思認為：“現代的資產階級財產關系靠國家權力來維持，資產階級建立國家權力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關系。”[7]因此，現代國家作為社會結構的上層建筑是豎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但同時，作為“維持”社會經濟運行和所有制關系的力量，現代國家又是經濟體制的一種內在機能和要素。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8]

2．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

(1)資產階級國家經濟職能的實質：馬克思認為，在一些國家(例如美國)，“甚至可以在生產方面感到鐵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鐵路對于生產所產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資只能造成虧本。那時，資本就把這些開支轉嫁到國家肩上，或者，在國家按照傳統對資本仍然占有優勢的地方，國家還擁有特權和權力來迫使全體拿出他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資本來興辦這類公益工程，這些工程同時又是一般生產條件，因而不是某些資本家的特殊條件”。[9]所以，資本對共同的、一般的社會生產條件的投資和發展，就成為資產階級國家經濟職能的實質。

(2)資產階級國家作用形式及職能的兩重性

馬克思指出，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大工業發展，國家的職能也必然朝著兩個看來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發展：一方面，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巨大進步相適應，國家作為一種“公共權力”機構，對社會經濟運行調節與控制的功能變得越來越重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國家“只有在它們是管理和處理生產的資產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員會這個情況下，才是正當的”[10]。另一方面，與社會階級關系對抗的日益發展相適應，國家作為一種“階級專制”機器，對社會階級矛盾與沖突的“協調”與壓制的功能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3．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公共經濟的方式：擴張掠奪與剩余價值理論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闡明了剩余價值的起源。在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國家政權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所以，不論剩余價值怎樣分配與利用，其最終的作用效果仍然體現在資產階級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賦稅思想

1．確定了賦稅的性質。馬克思認為，賦稅是“國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為榨取一定勞動量而頒布的強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闡述了有關賦稅的一般原理。(1)賦稅作為“國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漫長歷史中，在不同的社會形式中發揮著作用。但是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措施之一，賦稅還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規定性，成為強化資本對雇傭勞動剝削，對部分剩余價值占有的一種強制性的工具。他指出：“這個階級以國家的身份通過巧妙的征稅辦法對工人進行盜竊”[12]。(2)賦稅是公共支出的主要來源。諸如修筑道路這樣一些社會公共工程或社會基礎設施，就會轉為由國家來承擔，這些費用是通過征收直接稅或附加稅取得的。這樣，“在由國家利用賦稅來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單個人的私事。”[13](3)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賦稅在形式上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第一，從實物稅向貨幣稅的變化“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14]。第二，從以直接稅為主，轉向間接稅和直接稅并舉、以間接稅為主的形式。“城市資產階級為了反對農村而實行的特別措施，就是消費稅和入城稅，一般說來，是間接稅，這種間接稅起源于城市……直接稅則起源于農村。”[15]第三，賦稅的變動與剩余價值量變動密切相關。(四)公共支出理論

1．論證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圍。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然產生修筑道路、鐵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僅僅限于政府、軍隊、官員等的消費性支出。

2．闡述了政府職能范圍的變化與公共支出增長及其原因。馬克思提出，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交通、運輸、通訊聯系、信息、城建、生態資源的綜合利用、人力資源的綜合開發等等，都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會生產條件。在這些生產條件上投資的微利或虧本的實際，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發展轉嫁到國家的肩上。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職能隨著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展而膨脹起來。

(五)宏觀調控理論

1．分析了宏觀調控的必要性。馬克思從分析宏觀調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為什么經濟發展需要政府宏觀調控。他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16]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指揮”只能由國家——政府來擔當。

2．提出宏觀調控的貨幣手段和財政手段。(1)宏觀調控的貨幣手段。馬克思論述了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國的兩次貨幣金融危機后提出這樣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正確的貨幣金融政策可以緩解危機，錯誤的貨幣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機。[17](2)宏觀調控的財政手段。馬克思認為，財政手段的調控對于經濟的穩定增長、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來說至關重要。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第一次提出社會生產結構的概念，它指的是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財政支出結構對于產業結構具有很大影響，在確定了財政收入規模，解決了財政資金籌集問題之后，財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為制約產品結構，調節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比例關系，制約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調控投資結構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論

1．公共信用成為資本的信條。“國債，即國家的讓渡，不論是在專制國家、立憲國家，還是共和國家，總是給資本主義時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的公共信用，為資本主義公共信用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信用，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特有的印記。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債務積累實際地表現為資本積累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國債資本的積累，不過是表明國家債權人階級的增加，這個階級有權把稅收中的一定數額預先劃歸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公共信用的發生有兩個顯著的后果：第一，容易產生“有閑的食利者階級”，并使這個階級中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大發橫財；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機和現代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3．公共信用與賦稅制度的內在聯系。一方面“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開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于債務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增稅，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開支時，總是要借新債”。[21]

4．公共信用制度運作的基本特征。馬克思指出，國債券、國庫券作為公共有價證券，具有金融市場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屬性，同時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約的特殊屬性。首先，國家作為債務人，“對借入資本每年要付給自己的債權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這個場合，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書”[22]。其次，國債券、國庫券本身也是一種“幻想的虛擬資本”。“不管這種交易反復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23]總之，公共有價證券所表現出來的貨幣資本的這種虛擬性，在實際上根本不是資本，“它僅僅是對現有資本或未來收入……的所有權證書的積累”。[24]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指導話語

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福祉關懷必須成為中國公共經濟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公共經濟學是研究公共部門經濟活動的學科，關注的是公共部門在參與資源配置、協調收入分配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行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經濟的發展服務于誰的問題，卻是西方資產階級公共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公共經濟學區分的顯著標志。

馬克思主義強調要關心和重視作為社會歷史活動主體力量的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及其滿足，要求一切社會歷史活動，包括社會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須在根本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眾作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充分發揮及其才能的全面發展。[25]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思想同樣也是從對人的公共福祉關懷出發來論述的。強調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歸宿。

第二，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思想注入到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中。當前，我們在公共經濟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大多應用的是西方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觀點。在當前我國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進公共醫療、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不僅要吸收借鑒西方理論成果，而且更應努力發掘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學思想，使之更加豐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適應中國國情。

馬克思主義的公共經濟思想，運用了科學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為目標，透過表面現象，深入內在本質，進行了科學抽象，然后才用敘述的方法把這一思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從簡單上升到復雜地敘述出來，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門經濟行為的本質及其運行的規律，為解決中國公共經濟學的四大難題提供了不少的理論支撐和借鑒，如關于政府(國家)經濟行為的本質及其兩重性的論述可以成為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論支點，公共信用理論可以進一步明確公共經濟責權的配置問題等。

第三，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研究方法論作為中國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工具。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對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具有同樣的適用價值。馬克思創建了唯物辯證法用于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運用辯證法對經濟運動和以前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更進一步將歷史唯物主義運用到經濟學的研究中來。在具體方法中，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使經濟科學研究更具有科學性。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2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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