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朝鮮的經濟現狀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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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朝鮮將采取何種改革措施擺脫眼前的經濟困境，這與政權在當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的決策趨向密切相關，因而倍受國際社會關注。近年來，朝鮮當局雖然仍在強調“堅持朝鮮式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防止資本主義因素的滲透”，但自去年7月以來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其調整或改革之意，至此政權有條件的、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已漸顯端倪。

一、朝鮮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

20世紀90年代，朝鮮經濟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為此，朝鮮政府從1995年起開始了“苦難的行軍”，號召全國人民為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而發奮努力，國際社會也紛紛給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時隔5年之后，朝鮮政府通過2001年新年共同社論（《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報》、《青年前衛報》）宣布“苦難的行軍”勝利結束，暗示朝鮮經濟已經走出了低谷。

其具體背景是：1999年朝鮮經濟比前年增長了6.2%，2000年又增長了1.3%，2001年則增長了3.7%，從而結束了長達9年之久的經濟負增長。（注：朝鮮《勞動新聞》，2002年3月28日。）盡管如此，持續9年的經濟困境，使朝鮮財源枯竭，生產嚴重萎縮，人民生活極為困難。

當前，朝鮮政府面臨解決的突出問題是糧食問題、電力問題和資金問題。

糧食問題是長期困擾朝鮮居民生活的最大難題。目前朝鮮人口大約2350萬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糧食需求量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國口糧總計需要430萬噸，再加上種子、飼料、工業原料等至少需要600萬噸。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鮮的糧食年產量一直徘徊在300-400萬噸，因而其口糧的絕對不足量達30-40%（參見表1）。

另據2001-2002年糧食會計年度供求預測，目前朝鮮可生產大米134萬噸，玉米148萬噸，土豆47.1萬噸，大麥、小麥等兩季作物總產量為17.8萬噸，總計達354萬噸。（注：《統一韓國》，2001年12月號，第22頁。）這比朝鮮糧食最低需求量600萬噸還相差246萬噸。可見，目前朝鮮的糧食產量仍無法滿足國內最低需求。這種狀況不僅進一步削弱農業的基礎，難以造成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而且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

朝鮮的電力不足也是當前直接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轉的一大問題。朝鮮電力不足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就有預兆，進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顯，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許多限量用電的措施。例如：各地區產業實行交替生產制，實施企業電量配額制等。為了解決日趨加重的電力難問題，朝鮮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進中小型水力發電廠建設，先后在全國各地興建5000多個中小型發電站，僅1999年就新建龍山1號發電站、安州煤礦煤氣發電站等十多個大型發電站和700多個中小型發電站。盡管如此，由于國內煤炭生產量的下降和原油進口量的減少，火力發電嚴重受阻，而水力發電又受季節性影響無法正常運轉（冬季發電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發電廠對緩解電力不足問題成效不大（參見表2）。據1999年統計，朝鮮年發電量為186億千瓦，這僅為韓國（2393億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韓經濟社會狀況比較》，韓國統計廳，2000年12月。）

朝鮮電力產業的技術落后，設備陳舊以及經營管理不善是解決目前電力難問題的一大障礙。由于朝鮮的送電、變電系統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電量損耗，而各企業的電動設備也十分陳舊，因而其電動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統一韓國》，2000年2月號，第21頁。）不僅如此，陳舊的設備經常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維修，有的發電設備維修所需時間常常比發電時間還要長，這不能不影響電力生產的實際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朝鮮政府曾向韓國政府要求支援200億千瓦的電力，但是由于技術問題與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決資金難問題是朝鮮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據朝鮮政府公布的2001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預算收入為216億3994萬元，支出為216億7856萬元，這比2000年分別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國家預算支出和收入為221億7379萬元，但這僅為1994年的一半。（注：朝鮮《勞動新聞》，2002年3月28日。）與此相對照，朝鮮民間的貨幣保留量卻相當可觀。據估計，朝鮮流通貨幣總量大約為729億元（朝幣），而民間保留的外匯則達9.6億美元（據朝鮮學者稱，民間外匯保留量比這個數目還要多）。如果按1比200匯率計算這將達到朝鮮流通貨幣總量的2.6倍。這種本末倒置的財政狀況勢必會導致整個國家金融秩序的混亂。

朝鮮國內財源枯竭，國家對民間經濟的失控，無疑加重了政府對海外融資的依賴。但是，由于朝鮮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未能履行對西方貸款的償還義務，早已被國際金融機構認定為信用不良國而無法大量借款。據大韓貿易振興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鮮外債額達到121億美元，其中對俄國和中國的債務占一半。（注：KOTRA，《北韓投資實數》1999年號。）因此，如果沒有令人信服的外債解決方案，朝鮮獲取國際貸款仍有較大的難度。

當前朝鮮所面臨的糧食、電力、資金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問題，不僅成了朝鮮擺脫眼前經濟困境的嚴重障礙，而且它已經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危害。首先，極度的糧荒衍生了大量饑餓人群，嚴重地動搖了國家供給體制，人民的生活隨即陷入了極度的困境。其次，國內財源枯竭，限制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控制，造成了國家計劃之外的私有經濟，從而給正常的經濟秩序帶來了不良影響。再次，惡劣的經濟環境又難以有效地組織社會勞動力從事正常的生產，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的萎縮。

二、“7.1改善經營管理措施”

關于朝鮮的經濟改革或者變化，外界普遍關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謂“新思考”，認為這是朝鮮改革開放的信號。其實，所謂“新思考”正如《勞動新聞》所指出的那樣，“擺脫舊的觀念，進行嶄新的思考”，“以新的觀點和高度解決一切問題”，在經濟領域則強調“搞好經濟組織工作，提高實際效率”，“要根據新的環境和新的氛圍，改善經濟管理體制”。（注：朝鮮《勞動新聞》，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論。）因此，朝鮮的一些官員也向對外媒體宣稱，目前朝鮮在經濟領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堅持朝鮮式社會主義的前提下，根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進一步改善現有的經濟管理體制，以提高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注：《環球時報》，2002年8月15日。）這就決定了朝鮮現行的經濟改革的性質、內容及其規模。

從整體上看，朝鮮自去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經濟改革，雖然以糧食價格為突破口，以提高物價（主要是消費品）、增加城鄉勞動者收入為其主要特征，但其內容涉及到經濟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經濟管理中消除不勞而獲和平均主義現象，徹底體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最大限度地發揚全體勞動者的革命熱情和創造性”（注：《環球時報》，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說，利用價格這一經濟手段，在城鄉全面改善經營管理，有效地整頓經濟秩序，進一步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以便迅速擺脫眼前的經濟困境。由此看來，朝鮮稱此項改革為“經營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絕使用“改革”等字樣決非偶然。

“7.1改善經營管理措施”包括城鄉兩個方面內容。

在農村：1.上調國家向農民征收糧食價格，把征糧價格從過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國家提供給農民的農用設備按原價收費，同時還向農民征收土地使用費（相當于糧食產量的15%）。3.保證對農業生產分組的經營自主權，加強對分組的獎勵機制。如：朝鮮政府雖然規定在協作農場體制下作業班是最基本的經營單位，但作業班內部的分配卻允許以分組（3-4個）為單位進行，并改進過去作業班內部各分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據實際生產成果，對各分組實行多勞多得的分配原則。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證農民合理收入的基礎上，鼓勵他們根據實際收入情況，合理地安排農作物種植計劃，使之能夠自主地確定擴大再生產計劃。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勞動者工資。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資從110元提高到2000元，諸如采礦業等重體力勞動者工資則提高到6000元。2.調整企業生產產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設備、勞動、供求關系等要素納入產品成本之中，以保證企業的正常利潤，使企業按照實際效益科學地制定生產計劃。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價格。如：糧食價格從每公斤8角上調到44元，其主要依據是國際糧食市場行情和國內實際流通價格。但是，提高糧價并不意味著糧食全面市場化，國家仍通過發放糧食供應券按新的價格定量供應，這對老百姓而言，只不過是把糧食價格從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們對定糧之外的需求，只能到農民市場去解決。

朝鮮實施“經營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實效外界評價不一，有些人甚至認為是失敗的改革，但“改革”無疑需要一定的過程，也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和挫折，因而目前談朝鮮經濟改革的成敗為時過早。不僅如此，如果把朝鮮的過去與現在做比較，現行的“經濟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積極意義。首先，通過提高物價、生產成本核算、按產品實際價格支付貨幣，從而有望實現兩個轉變：即把“消費者為主”的價格體制轉變成“生產者為主”的價格體制，把實物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前者顯然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而后者卻有可能改變朝鮮經濟長期延續下來的國民經濟實物化和產品化現象，而開始引進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這將會給朝鮮現有的經濟體制帶來深刻的影響。其次，通過城鄉經營權的下放，企業和農民的自主權隨即增大，城鄉責任經營體制有望得以確立，這對提高生產效率無疑具有積極意義。再次，促成了朝鮮居民意識和生活方式的變化。過去，朝鮮大多數居民過著國家供給體制下的相對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兩個“轉變”促使朝鮮居民適應新的貨幣化的環境，由此產生的正面的或負面的社會效果是很值得關注的。據朝鮮居民反映，自朝鮮經濟陷入困境以來，由于國家供給體制不穩，他們早已適應了國家供給體制以外的農民市場上的商品與貨幣交易，因而大多數朝鮮居民對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問題和改革的前景

盡管朝鮮當局把經濟管理作為突破口相繼出臺了比較務實的經濟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機重振經濟的決心，但是朝鮮經濟要恢復正常至少要解決如下幾個現實問題。第一，在實現由實物經濟轉變為貨幣經濟過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費品物質供應問題。僅以糧食為例，提高糧價固然對恢復農業生產有利，但在短期內尚難以解決糧食供求矛盾的情況下，如果政府無法保障糧食的正常供應，勢必會造成糧價的暴漲而導致消費生活的極大混亂。

第二，如何解決恢復生產所必需的能源、技術和資金問題。如前所述，在朝鮮能源的不足直接影響企業的開工率，設備的陳舊又導致了生產效率低下，資金不足又難以滿足企業對能源、設備和技術的新需求，進而導致國家財政困難和金融秩序的紊亂。所有這些顯然不是單純地通過“改善經濟管理”就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它更多地與生產的客觀要素交織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鮮當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營造有利于恢復生產的客觀環境。

第三，如何解決在“苦難行軍”時期迅速膨脹起來的農民市場問題。所謂農民市場當初主要是指農民把通過個人副業所得的產品拿到國家指定的地方銷售后形成的城鄉農副產品自由交易市場。過去，在國民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農民市場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產品交易也嚴格地局限在農副產品，因而它作為國家計劃經濟的必要補充，曾對城鄉居民之間消費品交流有一些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朝鮮經濟狀況的惡化和國家供給體制的嚴重動搖，農民市場在人們消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頗有取代國家供給體制而主導人們消費生活之勢。這種脫離國家控制的消費品市場的泛濫，無疑給國家正常的經濟秩序帶來許多負面影響。

在朝鮮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農民市場的泛濫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價格嚴重失控。由于農民市場上的產品價格主要取決于供求關系，國家又沒有相應的管理和控制機制，因而農民市場上的產品價格比國定價格高出幾十倍乃至幾百倍。2.農民市場上的高額利潤嚴重地扭曲了人們對社會勞動的態度和社會價值取向，使一些農民更加熱衷于搞私人“庭院經濟”，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現類似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長了私有經濟的蔓延。3.農民市場開始改變人們的消費文化。這在實物部門主要表現為城市居民對農民市場的過分依賴，在金融部門則表現為避開國家金融機構私藏貨幣的傾向，從而給計劃經濟賴以維持的國家貨幣金融體制帶來沖擊。4.嚴重地影響公有經濟的正常發展，助長了公有經濟領域的各種腐敗現象，其中也不乏把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非法投放到農民市場牟取暴利的現象。由此可見，在朝鮮現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私有經濟的惡性膨脹是威脅公有經濟的重大隱患，如果沒有相應的政策加強管理和引導，勢必會給朝鮮正常的經濟秩序帶來巨大危害。

作為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案，朝鮮政府近幾年提出的所謂“先軍政治”頗引人注目。“先軍政治”顧名思義就是“把重視和強化軍隊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鮮《勞動新聞》，1998年8月22日。）為此，今年4月2日《勞動新聞》發表文章指出：“在社會上究竟由哪一個階級和階層，或者由哪一個社會集團成為革命的主力軍，主要取決于它在革命和建設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而“當今在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盛行的時代，革命軍隊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其他任何社會集團都不能替代”。（注：朝鮮《勞動新聞》，2003年4月2日。）4月7日，《勞動新聞》為紀念出任國防委員長10周年發表社論，稱朝鮮為“先軍大國”，稱朝鮮民族“先軍民族”，并要求全國人民努力成為“先軍革命同志”。（注：朝鮮《勞動新聞》，2003年4月7日。）朝鮮當局把“先軍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這除了周邊安保環境的惡化所造成的軍事壓力外，還有一個鮮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軍隊在克服國家經濟困難，維護現有經濟秩序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鮮軍隊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為國家提供廉價勞動力和軍隊自身的經濟活動所創出的巨額利潤。朝鮮軍隊大量投入國家經濟建設，早在80年代就已開始。1988年朝鮮政府繼單方面宣布裁軍10萬投入經濟建設之后，為解決國內勞力嚴重不足現象，平時還動用15萬常規兵員投入經濟建設。（注：《韓國史》21，韓吉社，1995年，第322頁。）由于對這些“軍人建設者”國家無需另外支付相應的勞動報酬，且有嚴格的軍紀管束，因而成為承攬各種國家大型工程建設的一支投資少、效率高的生力軍，擺脫眼前經濟困境的可靠后盾。不僅如此，從1996年底開始，朝鮮政府曾動員軍隊直接參與工廠、協作農場、運輸、郵電、鐵路等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部門的管理和監督。1997年4月初，又下達了“軍隊負責搞農業”的命令，隨即由軍隊掌管協作農場管理，并設置武裝哨所防止農作物成熟期被盜。因此，在當年9月10日發表的與勞動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人的談話中，極力稱贊人民軍在農業生產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說“今年的農業生產幾乎是由人民軍來完成的，如果沒有人民軍今年的農業生產將一無所獲”。（注：：“當前經濟工作面臨的幾個問題”，《選集》第14卷，第360頁。）

朝鮮軍隊自身的經濟活動主要以創外匯為目的。由于冷戰時期形成的工業體系，把軍事工業擺在優先位置，因此朝鮮軍隊經濟活動的規模及技術含量均超過民用工業。特別是在前幾年朝鮮經濟不斷下滑，又沒有可供出口的產品的情況下，唯獨軍事工業仍維持一定水平，因而軍火出口在緩和財政困難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軍需工業外，朝鮮軍隊各部門從80年代末開始又自行組織貿易公司開展外貿活動，現已有30-40個公司，其每年貿易規模達1億美元左右。（注：金鎮煥：“朝鮮勞動黨的‘新思考’與北韓社會”，國際高麗學會漢城支會第三次全國學術大會上發表的論文。）由此可見，朝鮮人民軍在克服國家經濟困難，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勞動新聞》所指出的那樣，“其他任何集團都不能替代”。因此，“先軍政治”既是解決眼前經濟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維護現政權穩定必不可缺的條件。

如果說“先軍政治”還含有一些通過非常手段維護現有體制的“保守”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來相繼出臺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視作改革或調整之延續。在對外經濟合作方面，朝鮮政府決定設立信托銀行，積極引進外資，并擴大合資企業的外資股份比例(70-80%)，鼓勵外商投資。（注：韓國周刊《聯合新聞》，2002年9月12日，第1330號，北E1。）在國內金融領域，政府從今年5月1日起向國內及海外同胞發放公債，預計總額可達400-500億朝元。（注：韓國周刊《聯合新聞》，2003年5月15日，第1364號，北E1，北E2。）這對長期把“無內債”當作人民政權造福與民標志的朝鮮政府而言，的確是在國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鮮政府對農民市場的認識和態度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從今年3月底開始，朝鮮政府決定把“農民市場”改為“市場”，并允許長期被禁止的工業品上市。（注：韓國周刊《聯合新聞》，2003年4月10日，第1360號，北D1。）對此，朝鮮國家計劃委員會崔洪奎（音譯）局長說，政府不再把“市場當作限制的對象，而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商品流通的一環”，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會導致價格上漲”，所以政府將“根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調整產品價格”，（注：韓國周刊《聯合新聞》，2003年4月10日，第1360號，北D1。）從而肯定了根據供求關系形成的價格功能，并把市場正式納入國家經濟管理范疇，而這一點也許恰好道出了當今朝鮮著眼于價格功能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方向。

四、影響朝鮮經濟改革進程的諸因素

1.朝鮮國內政局的穩定。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朝鮮政局是相對穩定的。但是，所謂“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對過去和現實的某些否定因素，這就不可避免地與過去習以為常的思考方式、經濟文化、利益結構發生沖突。因此，朝鮮當局在推進改革過程中能否繼續穩定國內政局事關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進展順利就會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趨于穩定，反之就會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終會導致天下大亂，而后者正是朝鮮當局最難以承擔的政治風險。

2.南北關系。自南北首腦會談以來，雖然雙方和解、合作進程明顯加快，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已經放棄了冷戰時代的戰略目標。目前在三八線兩側仍駐扎著一百多萬軍隊，而韓國卻在2000年國防白皮書中又規定朝鮮為“主要敵人”，這曾引起了朝方的高度警覺和強烈不滿。不僅如此，今年5月韓國新任總統盧武鉉訪美時針對朝鮮核問題發表的措辭強硬的言論，再次給南北關系造成陰影，從而使前總統金大中倡導的“陽光政策”面臨新挑戰。這種客觀環境不僅成了朝鮮現有政治體制賴以延續的現實依據，而且是現政權在國內經濟改革問題上舉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3.國際環境。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開放，主要指面向西方社會開放門戶，允許他們按照資本主義市場規律和經營模式從事經營活動，這就需要同西方國家保持良好的經濟合作關系。但是，朝鮮通向西方的主要障礙就是美國對朝的強硬政策。目前，美國尚未把朝鮮從“無賴國家”名單中刪除，尚未完全解除對朝經濟制裁，最近再一次把朝鮮列入支援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并針對朝鮮核問題大做文章，致使朝美關系持續惡化，這無疑是在當前和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影響和制約朝鮮經濟改革進程的重要外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