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難題及其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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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的一種深刻變化，是文明要素的創新、選擇、傳播的過程。它是在時間和空間分離的情況下，人類知識的反思性運用。從此，人類走進了一個“祛魅”的時代，形成了理性的意識，催生了主體性意識，產生了現代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與此同時，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人們都深刻地體會到現代化從啟動之初就伴隨著反省和批判現代化的思潮，這是一場張力與矛盾共存的運動。正如鮑曼所言:在現代化運動與現代性追尋過程中，伴隨“大屠殺”之類的流弊和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喪失的三大隱憂。同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也伴隨著種種的現代性惡果和病態。誠然，現代化的道路確實伴隨著眾多的惡果和風險，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除現代化之外，還看不到有別的出路。［1］因此，研究現代化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現代化問題，就顯得非常重要，筆者無法在本篇文章中深入全面地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的方方面面，僅打算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做一些思考。

一、思考中國問題的幾個基本維度

在西方，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經歷了一場技術、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劇烈的變革，這是現代化生產力所導致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大變革。與此同時，后發展國家19世紀先后在西方殖民列強的殖民統治過程中被納入現代社會范疇，二戰后殖民體系瓦解，西歐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由于大多都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出來，新興民族國家建立，紛紛面臨著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新的政治秩序的歷史任務，即開始了自覺、主動的現代社會建設階段。工業文明正攜帶著不可抗拒的力量沖擊著全球，歐洲似乎成了這個世界的中心。然而，日俄戰爭中日本人的勝利使得整個世界為之震動，這讓人們都認識到，唯有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才能矗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敗。就這樣，現代化的革命浪潮滾滾而來，從俄國到亞洲，之后掠過南美，最后沖進了非洲。落后國家為擺脫被剝削的命運而做出最后的努力。中國在1840年開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在理論上已經被納入現代化的范疇，面對獨特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國的現代化環境和道路有其獨特的特性。維度之一:后發展的張力VS矛盾。由于變革的方式不同，現代化的多樣化道路也具有兩種不同的起源。西方國家現代化屬于“內源型現代化模式”，其動力主要來源于本國家或地區社會系統中各系統之間的矛盾運動，外部環境對其國內政治系統的變遷影響較小。中國的現代化動力不同于西方，屬于“后發外源型”，其起始動力來源于西方的沖擊。作為已經成熟的西方現代化的果實自然而然地被中國全盤接收，這種來自西方的沖擊必然會導致中國傳統社會的迅速解體和現代社會的產生，這時就必然會進入一個消化、互動、吸納或排拒的自發性選擇過程。

這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起源必然帶來不同的現代化發展的背景和環境。在外來因素作為主要推動力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則容易發生社會動蕩和矛盾?！巴鈬Ｊ降拇碳ぴ诤蟀l現代化社會是一種強烈的、激發活力的力量。但是，除非這些社會的領導具有才智，區分清楚現代性的普遍適用功能和源于外國傳統的制度形式，不然外國模式的影響可能會轉移他們對經驗試驗的注重，并且妨礙有區別地考慮本土傳統思想和制度遺產對現代功能的適應性。”［2］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既是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化困難的根源所在。確實，作為后發展國家，被西方殖民主義以強制的方式打破了傳統社會自身無力克服的封閉性與停滯性，傳播現代化因素，這就促使現代化啟動［3］;與此同時，現代化的發展也具備了借鑒先行者的可能性，從一定程度上可以縮短實現現代化的歷程;也可以利用外部市場，利用大量過去不曾有的技術和技能［4］，來促進現代化的發展?？傊昂蟀l外源型”的國家確實擁有所謂后發的優勢，然而卻無法掩飾后發國家所客觀存在的各種劣勢，這種劣勢往往比優勢更為明顯，影響更深。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因素必然會給后發外源的現代化帶來一系列的危機，所謂的“二元結構”的局面越來越嚴重，現代化帶來的短期的快速增長必將會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埋下禍根。另外，作為后發外源性的國家，政府在不得不承擔起現代化推進者角色的同時也伴隨著導致了社會力量的衰弱，而社會的力量才是真正現代化所需要的推動力量，這就必然會出現強化政府能力與政治民主化發展的矛盾。而全球化的發展使得后發展國家都置身于一個吸收、融合與抵抗、拒絕的兩難困境之中。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作為后發展現代化國家所面臨的背景。維度之二:傳統VS現代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必然與該國的文化歷史相關。作為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政治感情和政治價值取向等。在某種程度上是根深蒂固的。作為后發外源型的現代化國家，本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必然對外來的現代化因素產生制約性影響。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度，必然具有文化思維定勢上的慣性反應。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具有很強的保守性和排外性;幾千年主導的儒家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內涵和取向也不利于現性經濟的發展;長期的封建宗法制度使得國家至高無上，倫常秩序盛行，權力本位嚴重，君主民本意識深入人心。現代化的發展首先意味著工業化和市場化，這是對中國傳統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一種取代，其次，現代化還意味著精神和文化層面對傳統的超越，這將給人們的政治行為和價值觀念帶來了全方位的震蕩。同時，現代化還意味著制度層面的變革。這就會導致人治與法治、依附與參與、極權與民主等等之間的對立與矛盾，因而，如何在揚棄的基礎上建構新的文化體系，是我們進行現代化所面臨的特殊課題。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民主化的推進，民主法治意識的高漲，政治文化呈現出多維化，傳統儒學與現代化表現出了緊張的態勢。時期的思想家更多地是把批判矛頭對準儒家倫理，以為儒家倫理在根本上有礙于現代社會個人主義原則之確立。而近年來，很多人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辯護，指出一些例如儒家思想也包含現代價值，似乎可以推理出一種儒家現代性。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屬于前現代的，根本不屬于現代性的范疇，我們有沒有必要讓時空轉換，生搬硬套的拉郎配?中國不同于東亞的其他國家，儒學在中國更加不同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國厚重的歷史共鳴使得反傳統的現代化不可能長久應用。一個成功的現代化是有選擇性的。它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即現代與傳統的相互挑戰、相互批評、相互適應。因此，中國如何處理內在根深蒂固的傳統因素與外來的現代因素間的獨立與融合就成了現代化發展的首要問題，即既不能全盤西化，也不能固守本國傳統，而應當在一個可以共契共容的限度內實現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一點對于中國來說尤其重要。維度之三: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VS全球主義現代性就是啟蒙帶來的那個現代性，獨一無二，它不是從個別的民族，而是從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出發來闡釋科學、社會和文化，其核心是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科學理性。由于現代化理論從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理解現代化的基本規范，因而現代化也經常被理解為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逃不脫西方現代化樣板的邏輯。然而，我們必須認清現代性既非資本主義性，也非社會主義性?，F代化作為一種世界進程，絕不僅僅只有一種模式、一條道路、一種實現方式。

上世紀末新左派、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發生了一場左中右論爭，即“非西方化”、“歐美化”、“拉美化”三種改革前景之爭。是像新左派主張的那樣以社會主義資源抵抗全球資本主義，以尋求中國非西方化的社會發展前景，還是像自由主義者那樣敦促通過憲政改革而使中國走向歐美化道路，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分歧。中國有著特殊國情，首先，中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低下，如果按照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化將會導致尖銳的貧富兩極分化，而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其次，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現代化的實現必須依靠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這樣便可以有效地利用各方資源，為社會全體成員謀取更大的利益。另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關系逐步明確起來。中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又不等同于社會主義。因而，社會主義也是現代化的重要實現方式。社會主義本質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屬性和內在規定性，貫穿于社會主義社會產生和發展過程的始終，社會主義價值包括共富、公正、自由、平等、民主、和諧、友愛、互助等，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映，是進步人類的共同理想和永恒追求?，F代化是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必須是基于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制度之上的，在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的前提下，根據本國國情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選擇自己的發展模式，推進現代化進程。

二、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難題

正是因為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有著獨特的環境和背景，也就意味著同樣一個現代化對于中國會產生不一樣的難題。難題之一:效率與公平抽象談論效率與公平的文章，浩如煙海。學界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一直有三種立場。強調效率的學者往往從“自由”這個道德立場對公平進行反擊。哈耶克、弗里德曼都相信一個不自由的制度一定是個低效率的制度。［5］至于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不平等現象，自由思想家認為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6］而羅爾斯則反對損害一部分人的不平均分配，認為那是不正義的。對效率與公平之間采取折中立場的奧肯主張促進平等直到更高程度平等所帶來的收益正好等于它所造成的效率損失，［7］這無疑只是烏托邦的幻想，直覺告訴我們，在現實中這是難上加難的。對于這對關系的爭論其實表征著中國改革的深刻困境。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逐步取代了傳統的計劃經濟，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未必是壞事。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和社會差距小未必有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但這也使中國形成了一種威權市場經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這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下唯利是圖心理的后果。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不公平現象造成的社會和經濟的不穩定已經越來越引起重視，我們不能放棄社會主義所追求的公平分配的目標。眾所周知，公平與效率并不是簡單對立的一對關系，黨的十七大報告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作為我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之一加以系統闡述，并進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然而，現實中，做好這項平衡工作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大難題。進一步說，這樣一個難題，難點在哪里?難在“科學發展”上。自然、社會、人，政治、經濟、文化，許多巨大系統之間的平衡關系，乃至代際之間的平衡關系，成為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問題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呈現，只有通過更快發展才能漸次解決。問題始終糾結在解決問題的手段里。難題之二:現代化與現代性中國的現代化，由清末至今，經歷了整個20世紀。

從一開始的被動適應到后來的主動迎接，就這樣在一股又一股的西潮沖擊下走向了現代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成功地走進了市場化、城市化、世界化的進程?，F代化在物質與技術層面對傳統的超越給中國的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但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轉型即是發展的難關。在較短時間內，社會體制急劇的轉變，社會結構發生變遷，市場化帶來了物質利益的多元化，中國的“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也越來越顯示出結構性缺陷。孫立平曾經概括這種現象為斷裂與失衡的社會，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城鄉差距加大，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許多層面都出現了斷裂的現象。在孫立平的筆下勾畫出了轉型社會的多元與復雜，各種倫理價值的掙扎反映了轉型社會的無奈與痛苦。構建一個利益關系相對均衡、社會公正和社會正義基本能夠得到維護的社會對于中國來說是現代化繼續發展的一大難題。

此外，現代性帶來了人類的個性解放，同時現代性對人性的規訓卻導致了人的客體化的趨向，產生了“疏離感”、“意義的失落”、“心靈飄泊”等等。20世紀晚期，圍繞著現代性演出了一場批判與反思的多幕戲。哈貝瑪斯指出今日的現代性已出現“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本雅明揭示了現代文明的歷史同時也是野蠻的記錄，現性作為人類心靈和生命腐蝕造成了所謂“現代野蠻人”。之后，后現代主義對此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對質。因而，同時挑戰中國的還包括以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的現代性。我們擁有13億人口，56個民族，各地區、各民族、各行業發展不平衡，自然條件、社會條件差異很大，人們所獲得的外在條件和內在條件不同，這樣的情況下要使每個人都適應現代性的發展涉及到社會的重構，由此會面臨很多困難。也就是說，在傳統和現代這樣一個歷史與文化的維度內，對于中國這樣有著豐富傳統記憶，又面臨現代性困境的國家來說，人們容易陷入選擇和構建的困境，這可以具體化為文化價值選擇困境和人們的社會行為模式的制度建構困境。前者體現在人們的社會精神生活層面，后者體現在社會制度重構層面。難題之三:普世主義與中國特色現代化始源于西歐，現代化的“全球化”乃是西方的現代化文明模式向世界擴散的過程，因此，全球化的“文明標準”自然是西方的“特殊主義的普世化”，中國的現代化就毋庸置疑地成為現代化的“全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西方價值在特定的歷史空間中把握住了歷史機遇，啟蒙運動將西方價值推進到現代性時空，這些反映人類文明進步的價值是具有普世性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借鑒了人類普世文明的一項舉動，但是在接受西方的這些普世價值的同時，我們如何做到警惕西方中心主義的幻想以及由非理性哲學、消費主義經濟和宗教文化相互滲透形成的資本主義文化普世性的虛假幻象。［8］這一點是中國發展過程中需要時刻警醒的。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從一般意義上說，現代性是通過現代化過程而實現的社會理想，以及與這種社會理想相適應的事物的屬性，包括社會精神、社會建構的原則等。但現代化過程并非是一個完全統一和具有一致性的歷史過程，它在歐美國家以外，呈現著復雜多樣性。特別是出現社會主義制度以后，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意識形態、發展道路、戰略策略等許多方面的重大差異。即使在歐美進入所謂后工業社會的國家，現代化發展程度也不均衡，依然存在著諸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意味著現代性的社會理想具有不同意識形態性質。中國特色的命題是針對蘇聯模式提出來的，其本意是指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性。當我們將現代化問題納入到對中國問題的系統思考中來，我們就發現，普世主義與中國特色是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一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搞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說，不搞現代化的社會主義肯定不是科學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中國的現代化又必須基于本國實際，甚至可以說，脫離中國實際的現代化肯定背離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踐的基本要求。對于中國而言，基于本國的歷史傳統和國情特點來進行現代化的發展顯得尤其重要，歷史主義認為一切都只能在民族與文化的具體歷史語境之中才能獲得意義。一面是普世主義的普世價值，一面是本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如何處理好普世與特色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重要難題。這個難題顯然是戰略與策略層面的難題，或者說是發展道路上的難題。

三、中國難題之政治哲學思考

思考之一:時間VS空間時間是一種空間，空間是另一種時間。時間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內在的空間的連續，空間又是時間化了的空間，時間的流逝必然伴隨著空間的遷移，所有的事件都可以描畫成隨時間的變化并投射在三維空間背景上的動圖。因而，時空之間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這就啟迪我們要將時間的流逝、空間的結構和事物的演化統一起來考察。從時間上看，中國屬于后發展國家，后發展意味著落后，落后就等于發展空間的縮小。重商主義和資本主義擴張時期形成了宗主———衛星的關系，這就使得后發國家很難向外國壟斷勢力進行挑戰，也就決定了后發國家的發展限度和方式，發達國家已經形成的強勢地位必然會對后發展國家產生威脅，這是一種不平等的發展和不平衡的發展環境。從空間上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特別是工業革命后現代大工業體系的建立，也正是這種宗主———衛星的關系使得率先進入現代化的西方開啟了全球化的進程，全球化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和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是中國面臨的新的空間，也給中國帶來了發展的契機，在全球化的時代里，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迅速增加，資本流動的規模、速度都在加大和增多，技術成果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散，可以說，處理好這個空間關系就贏得了發展的時間。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初期，市場經濟因素只是初露端倪，必須打破改革開放之前的平均主義制度，從而，效率必須優先安排，這是時間問題。但優先安排，自然帶來不均衡，使得中國面臨了很多嚴峻的問題，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失業和下崗，這是空間問題。同時引入全球化要素，效率———公平的時空難題即被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置于現代化的語境中，這個時間———空間成為立體多方位的約束結構。那么，這樣一個難題，難點在哪里?難在“科學發展”上。自然、社會、人，政治、經濟、文化，許多巨大系統之間的平衡關系，乃至代際之間的平衡關系，成為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問題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呈現，只有通過更快發展才能漸次解決。問題始終糾結在解決問題的手段里。

時間———空間的政治哲學思考，實際是探討中國現代化根本價值的選擇問題，或者說是應建構關于中國發展的政治哲學，而這個政治哲學受制于中國問題發生學的制約，只能在給定的維度中思考，因而，這里將其置于時空關系中來探索。效率和公平是個兩難選擇的價值。但是，這個兩難一般發生于同一時空中。關于發展的中國政治哲學所要研究的恰是如何突破這個兩難問題，其基本進路就是建構超越共時空限定的效率與公平的價值選擇戰略。一個多重的復合的時空關系結構將成為首選的研究思路。在此筆者并不是要給出一個實踐中的具體對策，而僅是做一種“效率———公平”問題的時空哲學思辨，構建一個哲學的邏輯，思考解決這一問題的進路。在平面或線性的視角中，效率與公平最終將呈現對立關系。然而，多重時空關系結構可以突破這樣的研究思路，從分析幾何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任何物體的空間結構都是不規則和不連續的，空間結構在本質上具有層次性、內部不均勻性和間斷性，如果注入時間的因素，則有可能在復雜的層面上探討特定的時空同一性。因而，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普遍化與特殊化、以及本土化與全球化等多重時空關系中，確立“效率———公平”和“公平———效率”的不同排序，并將這種排序置于特定對應的時空中，由此將攻克“魚翅———燕窩”選擇的困境。思考之二:社會建構VS制度建構解決現代化和現代性之間關系這個難題，從政治哲學的視域來思考，就是要解決現代化進程中，人的主體性與客體性的關系，并將其置于社會建構和制度重構中。人類精神生活的本質在于人的主體性的持續顯現。可分為強顯現和弱顯現、直接顯現和間接顯現。人們中的各種宗教信仰及其活動體現為弱顯現，而哲學思考、學術研究、科學創造發明等，體現為強顯現。人作為言談者、創造者、領導者、組織者等等，均直接顯現了人的主體性，而當人們處于傾聽者、被領導者、被組織者等情景和地位時，人具有了客體性，而人的客體性本質上是人的主體性的間接顯現。這個主體則是伴隨著現代性的產生而產生的。如果這個理論能夠成立，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社會建構在形態上是指人們組成社會的方式及其關系的穩定狀態，但在內容上則體現為人的精神生活對人的主體性的表達方式及其穩定的狀態。學者們比較普遍地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但其中更多的人依然更關心其組織層面，而較少、較淺關注其精神生活層面的問題。積極培育良性的社會組織是整個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途徑，這無疑已經成為共識，但這樣的社會組織何以能夠擔當現代社會應實現的凝聚與整合、活力與秩序的重任，關鍵還在于公民社會的精神生活內涵，特別是公民這種歷史主體的主體性要求的表達方式及其穩定的狀態。社會學家們認為，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社會生活是通過人的生產與交往活動展現出來的。同時，人是天生的社會動物，要過社會公共生活。因而考察人的社會行動模式是有意義的。中國人的社會行動模式是一種“多元嵌套結構”(王思斌，2006)。這種模式是情理取向的，這種行動以參與互動的行動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他們互動要解決的基本問題，行動者針對現實問題對自己責任的認知，以及行動者以往共事經驗為基礎。［9］這樣的認識恰是本文上述觀念的一個證明。

無疑，涂爾干的社會團結理論可能會給予我們另外一些啟發。涂爾干的社會團結是指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問的協調、一致、結合的關系。涂爾干的邏輯是:依靠社會權威，制定各個階段欲望與目標的上下界限，以及培養普遍的道德意識，使人們尊重與接受社會確定的界限兩個過程。通過建立完善、理智的組織把個人整合于社會架構和群體之中以控制社會的經濟活動。創建政府與個人之間的中間團體以解決孤立的個人與全能的政府之間所可能發生的直接沖突。這個理論將我們帶入到社會制度重構的情境中。我們發現，現有的制度建構取向均實際上轉移了主體話題，人成為真實的客體，從而，人通過制度的建構而設置了不合理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人的客體地位的固化。人必須是自己的主體性直接顯現者，同時，人在直接顯現主體性的時候，具有間接主體性。思考之三:普遍的特殊化VS特殊的普遍化普遍與特殊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是一種互為前提的辯證存在。

隨著中國崛起，這一普世價值與中國價值的論戰一直在上演著。在此筆者不想討論普世價值是否就一定是西方價值，以及是否存在普世價值的問題，而是試圖反思普遍與特殊的關系。解決普世主義與中國特色的難題必須進行普遍的特殊化與特殊的普遍化關系的思辨。首先，我們對于普世價值和普世主義必須予以正確的認識。普世價值是個人主義的，平等主義的，普遍主義的，是受到時間、地點限制的歷史概念，正因為這樣，它才可以沖破地域、民族、國家的界限，成為人類共同遵守的倫理底線。不同源、不同宗的東西方價值的“文化身份”具有相同的地位，即都來源于地方知識，因而，普世價值不是西方的專利，任何重要的人類文明都可能成為普世文明，西方的普世價值只是一種“特殊的普遍化”。其次，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自己獨特的品性，它記載了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有著豐富深刻的內涵，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文化中也包涵有共同的有益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理念，這些共同理念無疑具有普遍價值的意義，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觀念往往是寓于特殊的價值觀念之中，因而，作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是一種“普遍的特殊化”。最后，走出一條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是我們面臨的最大難題。因為西方的普世現代性預設了一個黑格爾式的歷史目的論立場。黑格爾式的歷史目的論，通過傳統與現代、落后與先進的時間序列，將世界歷史整合為一個具有統一終點的發展過程。［10］歷史主義雖然是挑戰普遍主義的一道符，但我們也不能盲目地陷入歷史主義，以至于最終墜入“去西方化”的國家主義的深淵。實際上，普遍孕育著特殊，特殊包涵著普遍，不能限于討論孰好孰壞，孰是孰非，而要從中國自身的經驗中尋找出一條屬于中國的現代性方案，才是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