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透析

導語：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透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的核心是重商，其中以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為主要代表，他們的經濟倫理觀反映了要求發展工商業和倡導富國利民以抵御外侮的進步思想。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承繼中國傳統經濟倫理觀的基礎上，還立足于近代中國國情，建構起具有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特點的經濟倫理思想，有著突出的歷史貢獻。

論文關鍵詞：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理論貢獻;思想淵源;價值評判

一、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理論貢獻

(一)在義利觀上，主張“工商厚民論”，為近代實業建設尋找倫理精神支持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主張“恃商為國本”，倡導要采用機器大生產來發展中國的工商業。由于中國是個農業大國，歷來都是重農輕商，社會經濟主導產業是農業和少數手工業作坊。封建統治階級堅持認為，采用機器生產必然會給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帶來強烈沖擊，結果會使得農民和手工業者失業。因此，他們仇視和抵制機器生產，提出“機器奪民生計論”，使得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發展工商業的主張受到堅強的反抗。

針對這一論斷，近代早期資產階級代表薛福成提出“機器殖財養民說”予以駁斥，認為采用機器生產并不違背以民為本，而是能更好地保障民眾的利益，強調指出“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這樣生產成本就能降低，銷售價格低廉，產品競爭力就強，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從此商務殷盛，民生富厚，國勢勃興。另一代表人物陳熾認為，西方各國制出各種機器后，“推之于農，推之于礦，推之于工，推之于商，而民用豐饒，國亦大富。’他實際上是從發展機器工業生產的重要意義與作用的角度，強調發展工商業是養民之道。

(二)在財富觀上，鼓吹“重商富國論”，提出了農工礦商并重的新型生產倫理

為使中國走上工商立國的近代經濟發展道路，早期資產階級認為首先必須改變傳統的“商為四民之殿”的觀念，鼓吹工商富國，主張國家要出臺“重商、富商、恤商”措施。針對當時仍死抱“重農抑商”信條不放的頑固分子，王韜進行了駁斥，他說:“今日而欲辦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制作之樞紐。認為只有學習西方的富強之道·，即“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則方無意外之虞”。不僅如此，王韜還反對洋務派對商業的壟斷，竭力主張“官辦不如商辦”，允許“民間自立公司”，“不使官吏得掣其肘”。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也對抑商論進行了猛烈抨擊。其中，最具影響的是鄭觀應，他對封建“重農抑商”政策的批判最為尖銳，認為如今的時勢不同，“在古寓兵于農，今則寓兵于商”，要想達到抵制西方侵略、實現自強的目的，就只有振興自己的商務。

為使中國資產階級工商業能夠有個好的發展環境，能與洋商相抗衡，馬建忠從“恤商”出發，主張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堅持要求修訂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合理關稅稅則。他把實行關稅保護政策看成是“中國轉虧為盈，轉弱為強之基”，政府保護關稅則中國“商民可富，晌源可充”。閻薛福成也認為“商情可恤也”。陳熾在《續富國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商之本在農”、“商之源在礦”、“商之體在工”的理論，認為商業的發展是以農礦工等的發展為基礎和前提的，主張農礦工商全面發展才是富國之源。應該說，陳熾這樣全面論述發展經濟的各種具體項目，在中國當時是空前的，他的“農工礦商并重”的觀點更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觀，初步勾勒了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的大致走向。

(三)在群己觀上，倡導“以和為貴論”，努力尋求各方利益集團協調發展

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積極宣揚以和為貴，并作為近代經濟活動的一個道德準則。這里的“和”指的就是“和諧、協調”的意思。在傳統的工商業中歷來是“同行如冤家”，各自的技術秘不外傳，使得先進的手工業技術無法普及推廣。這不僅造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緩慢，而且分散的手工業者也無法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以對抗封建壓迫與剝削，加之鹽鐵等高盈利經濟領域長期由官府壟斷，從不讓私商涉足，導致市場發育不全，經濟發展畸形。市場的狹窄，競爭的無序，利益關系協調性的缺失，既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更不利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壯大。

洋務運動興起后，當時的許多官僚，特別是洋務派中的地主官僚，他們在“求富”的旗號下，借著政治上的強制力量，以官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幾乎控制了所有的工礦、交通業，壓制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此，鄭觀應主張政府應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重視商業，裁去困商、限商的“厘金制度”，在中央政府設立商部，在地方設置商務局，規范市場運作，協調各方關系，做到商人“凡有所求，力為保護”。馬建忠等大力呼吁要鼓勵組建商會、廣設公司以協調各商家的利益關系，并且還提出要讓工商業者投資官辦企業以“擴充資本”，給承辦的商人在企業中享受應有的權益，充分發揮商民作用，改善經營管理，增加經濟效益。盡管他們的這些改“官辦”為“民辦”的主張還只著眼于對“官督商辦”的改良，卻體現了對尋求各方利益集團經濟關系協調的努力。

二、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思想淵源

(一)傳統的“義利觀”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重要思想淵源

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從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深受儒家傳統“義利觀”的影響。孔子主張“以義取利”、“見利思義’''''f漢代董仲舒認為:“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門他把“義”說成是人的本性，“不謀利”不僅是應提倡的更是順乎人性的，是判斷君子的一個重要標準。司馬遷則公然肯定了人的行為都是圍繞“利”來進行的，但要“利導之”，反對“與之爭”和“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在唐代，傳統的“義利觀”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這一時期主張以義為本，以利為末，白居易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人性好利，即使是圣人也好利，只是他們好的是同利，反對專利。宋元明清時，經濟倫理思想呈現鮮明的反傳統傾向，公開“言利”的論點不斷涌現。宋學家程頤也認為“人無利，直是成不得，安得無利?”而明清時代的“義利觀”在宋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改變了自古以來’‘義利觀”的基本方式和邏輯，強調了義利轉化關系，并發展了反對與商賈爭利的思想，糾正了以往強調“利國”就要“專利”，或者強調“利民”就要反對“富國”的思維邏輯。

1840年邁人近代社會后，王韜、馬建忠等人繼承發展了傳統的“義利觀”，并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來解釋義和利的關系。如在“義”和“利”的配置上，他們提出了由此長彼消向合理分布、協調共榮發展的新觀點。王韜說:“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興利”在這時已成為公然的富國主張。馬建忠主張:“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謀其生，自求其利”鄭觀應力倡“商戰”;陳熾則把財利置于關系人之生命的高度。他們的“義利觀”已經發展到怎樣來實現利、如何來協調各種利益，并將獲利與富國聯系起來的高度。因而在他們看來，早期資產階級所提出的大力發展工商業、抵御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從而達到振興中國、國富民強的目標，既是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必然選擇，也是對傳統“義利觀”的繼承和發展。

(二)樸素的民本思想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另一思想淵源

民本思想中的“民”，最初指的就是農民。歷代統治者都強調人比土地、財富更為重要，沒有人就談不上倫理，更不用說經濟活動。他們在“人性論”中強調，經濟活動中的個體不僅要有高度的道德責任感，而且還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經濟活動不僅要滿足個體的利益需要，而且要實現個體的人倫要求。他們還把人性與經濟管理相結合，形成了儒家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的目標不僅僅在于經濟利益’的實現即富國富民，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人倫的和諧。孟子“民貴，社櫻次之，君為輕’“川的觀點，到現在還為世人所稱道。

至近代，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堅持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有所側重。馬建忠認為治國歷來以富強為本，而富民是富國的基礎。因此，他提出要改變中國的落后現狀必須努力做到“轉貧民為富民”，則“民富而國自強”.王韜也認為“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他們又認為，由于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傳統的以農為主的經濟模式受到了來自以工商為重的經濟模式的重創，有必要對“民”的含義進行新的診釋，賦以民本思想新的內涵。為此.，他們認為這個“民”應包括工商業者在內，主張富國先要富民，而要民富就必須發展工商業。

(三)西方的重商思潮是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又一思想淵源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先后展開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沖破了中國的封閉型經濟格局。隨著西方重商主義思潮的傳人，中國重農輕商的傳統思想開始了動搖。

最早受到西方重商主義思想影響的是王韜，他提出了商富即國富，因此須“恃商為國本”的觀點。王韜認為通商有三點好處:可使具有熟練技術的人自食其力、可給無業者提供就業機會、可以加強對軍隊的建設。馬建忠則是鼓吹重商主義思想的代表，在他看來通商即對外貿易是一國的“求富之源”。他主張為了在對外貿易中爭取順差，必須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指出“通商而出口貨溢于進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貨等于進口者亦利，通商而進口貨溢于出口者不利。因此，國家應該限制進口鼓勵出口，這樣才能在對外貿易中獲利，中國的工商業才能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馬建忠在王韜的基礎上將如何求利、求富落實到了實踐，為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建構打造了一個良好的實踐平臺。

三、中國近代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的價值評判

從以上對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的淵源及其主要理論貢獻的概述中可以看出，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思想在總體上有著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價值。

(一)繼承和發展了古代德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經濟倫理思想

早期資產階級既重義又重利，既尚本(農)又尚末(商)，這是對中國古代德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的“尊商、重商、富商、恤商”的經濟倫理思想是其中的亮點，他們把發展工商業的思想貫徹到所分析的各種經濟問題上，形成了中國近代較為全面的重商經濟倫理思想。

《二)為中國的經濟倫理思想注入了新的內容

薛福成“人人欲濟其私”觀點的提出，代表著整個近代社會的社會價值導向的轉變;馬建忠對西方重視保護關稅的政策、扶植民族工業發展的充分肯定，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自由競爭和平等貿易原則的向往，這在中國近代還是一種全新的經濟倫理思想。.

(三)對建構近代經濟倫理進行了有益探索

早期資產階級經濟倫理思想的形成過程，其實就是中國傳統與近代、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交鋒、變化、發展和衍變。王韜的“商是國富之源”論和陳熾的“商農并重”觀、薛福成的“工商立國說”以及他們的“重商”、“恤商”等價值取向，無疑為中國后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徹底拋棄“重本抑末”的經濟倫理教條提供了一個必要的思想發展階梯。

但由于近代時期中國資本主義尚處于萌芽時期，主要存在于東南沿海地區的若干經濟部門;從整個社會來說，封建地主經濟仍處于支配地位;經濟生活仍然在封建政治和道德的牢牢控制之下，民族資本又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一方面決定了早期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思想雖然反映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要求，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倫理價值傾向，.但從總體上看，它仍然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德性主義經濟倫理思想的束縛，使他們的一些觀點常常處于矛盾和困惑的境地。另一方面中國近代早期資本主義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夾縫中求生存，采用的還是原始的生產方式，產品成本高，且規模小、資金少，無法與外國的企業進行競爭，決定了他們的經濟倫理思想在當時難以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