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對日本和朝鮮的醫學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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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醫藥傳向海外具有悠久的歷史。比較完整地、系統地傳入，而且產生長久影響的是日本與朝鮮。中醫藥傳入日本：在南北朝時期就有《針經》傳入;唐朝以后，是大規模的醫藥傳入;宋朝以藥物傳入為主;金元時期以醫學傳入為主。特別是《本草綱目》的傳入，引起日本學者的廣泛關注。近百年來，日本漢方醫學雖然加入自身的研究重點，但其基本理論體系仍然承襲了中國傳統醫學。中醫藥傳入朝鮮：在西漢時期已經開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逐漸頻繁。到了宋代，中醫藥則是全方位地傳入，向朝鮮“送書、送藥、送醫”。朝鮮分裂后，韓國醫學得到長足的發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未脫離中醫理論的基本架構。

【關鍵詞】中醫藥傳入日本朝鮮

中醫藥學源遠流長，是我國文化遺產中一顆瑰麗的明珠。作為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醫藥學的發展自然成為世界尤其是亞洲的中心，因此，中醫藥傳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歷史。現就傳統中醫藥比較完整地、系統地傳入，而且產生長久影響的日本與朝鮮，作一歷史性的回顧。

一、傳入日本

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自秦漢以來，就開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漢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因此，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單就醫藥來說，一直是以漢醫藥為主導。早在南北朝時的公元552年，我國就給日本送去《針經》一套。公元562年，吳人知聰又攜帶《明堂圖》和其他醫書164卷東渡日本，對該國后來古代醫學，尤其是針灸醫學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藥師惠日、倭漢直福因等來華學醫，并于公元623年學成回國，隨船帶回《諸病源候論》等重要醫籍。

中日大規模的醫藥交流始自唐朝。武則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醫藥職令——《大寶律令·疾醫令》，就基本以我國唐代醫藥制度作為藍本。《疾醫令》規定，醫學生學習醫藥，都要以《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訣》、《甲乙經》、《新修本草》等中國醫典為必讀課本。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榮睿、普照等隨遣唐大使前來中國留學。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榮睿、普照的足跡又隨小原來到揚州，當時正在大明寺里講律的鑒真和尚，有感于他們的—再邀請，下決心東渡日本講學。鑒真除佛學外，兼明醫學，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請鑒真診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醫家營原清在我國學成回國，再一次把我國醫藥帶回了日本。

宋元時期，中日兩國政府文化交往雖然處于低潮階段，但民間交流活動仍較頻繁。其貿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藥物，當時我國輸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藥”，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獻給右大臣藤原實資的方藥中，就有“麝香二臍，丁香五十兩，沉香五兩，熏陸香二十兩，訶黎勒十兩”等等。這一時期，還有宋醫郎元房入日本，僑居鐮倉達30余年，得到北條時賴和北條時宗的知遇，擔任他們的侍醫，對中醫學在日本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我國“金元醫學”興起后，中日醫藥交流更為頻繁。日本學者田代三喜來中國留學，尤其崇尚東垣、丹溪學說，歸國后將丹溪學說等傳入日本，授予曲直瀨道三，并建立“丹溪學社”，在日本傳播，影響很大，逐漸成為日本醫學“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凈運到中國，學習中醫與仲景學說，并將《傷寒雜病論》帶回日本，向日本醫界介紹、傳播仲景學說，受其影響，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學說，而逐漸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醫、吉益東洞等也屬于古方派的代表。還有被稱為“考證學派”者，如多紀元孝等，他們對古典醫籍進行訓詁學考證，其后代多紀元簡繼承這項工作，著有《素問識》、《靈樞識》等書。丹波元胤繼丹波元簡之后，廣泛收集歷代中醫書3000余種，編成《醫籍考》(現名《中國醫籍考》)，刊于1831年，對整理、研究中醫文獻學作出了重要貢獻。

17世紀初期以后，《本草綱目》的多種版本陸續從中國傳到日本，引起日本學者的廣泛關注，并出現了多種《本草綱目》的刻本。大約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醫龔廷賢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種術等傳授給日本醫界。17世紀末，《救荒本草》流傳到日本后，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總之，近百年來，日本漢方醫學雖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點，但可以說其基本理論體系仍然是承襲中國傳統醫學。

二、傳入朝鮮

中朝兩國山水相連，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有交往。西漢時期，中國與朝鮮之間醫、藥、衛生等方面交流已經開始，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則逐漸頻繁。當時去朝鮮的中國僧侶順道、阿道、墨胡子等會施醫療，出入于宮廷，邊傳教，邊施療。隨著以施療為主的僧醫逐步增多，朝鮮曾一度盛行僧侶醫學。隨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中國養生法及煉丹、煉金術(朝鮮稱之為“仙道術”)等也相繼傳入朝鮮。

隋唐時期已有高麗、新羅學生來我國留學，因新羅等國不斷派弟子來中國求學，所以朝鮮國內有許多制度和中國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羅置醫學博士2人，以中國醫書《神農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教授學生。

到宋代，兩國的醫藥交流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書。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兩次贈送《太平圣惠方》給高麗。公元1091年，宋哲宗詔令抄錄一批醫藥書目交與當時回國的高麗使者李資義，其中有《古今錄驗方》、《張仲景方》、《深師方》、《黃帝針經》、《黃帝九虛經》、《陳延之小品方》、《陶隱居效驗方》、《名醫別錄》、《桐君藥錄》、《黃帝太素》等在中國已經散佚的大批書籍，在高麗卻尚存有許多善本，說明中國醫書傳入朝鮮之多之廣。公元1101年5月，高麗使臣回國，徽宗賜予《神醫普救方》。11世紀中葉，高麗刊刻了許多中國醫書，如《黃帝八十一難經》、《川玉集》、《傷寒論》、《本草括要》、《小兒巢氏病源》(即《諸病源候論》小兒部分)、《肘后方》、《疑獄集》等書。由于不斷學習汲取，朝鮮醫家還對中醫中藥學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與鉆研，如金禮蒙等自1443年底起，對15世紀以前的150多種中國醫籍與文獻進行研究，從中輯錄各醫家的論述及方劑，用中文分類匯編，于1445年編成大型中醫學叢書《醫方類聚》。公元1611年，朝鮮醫家許浚從中醫醫籍內選摘多種病證的病因、證候、治法、方劑、藥物、經絡、針灸等內容，用中文分類匯編成《東醫寶鑒》，這是兩部影響重大的中醫文獻巨著。

二是送醫。公元1074年11月，揚州醫助教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麗。1078年高麗文帝60歲，病中風，宋派王舜封率醫療團赴高麗，重要成員有翰林醫官邢愷、朱道能、沈紳、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應高麗之請求，派遣醫官牟介等赴高麗，設學館于興盛宮，充當醫生與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醫官楊崇立、杜舜華、董成湘、陳宗仁等人去高麗分科教授醫術長達3年，有力地推動了高麗醫藥與臨床的發展。

三是送藥。送藥是比較頻繁的，每次往來都有相互贈送，但最大規模的、最有價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團赴高麗帶去100多種藥材，還有牛黃、朱砂、麝香等珍貴名藥等。公務員之家:

朝鮮分裂后，韓國醫學得到長足的發展，融入自的研究成果，但仍未脫離中醫理論的基本架構。

從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傳統中醫藥比較完整地、系統地傳入，而且產生影響最深的是日本與朝鮮，雖然在日本稱傳統醫學為“漢方醫學”、“東洋醫學”，韓國稱“韓醫”、“四象醫學”等，但它們的理論體系均為中醫學，這是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