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化背景下阜陽剪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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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陽地區是我國著名的“剪紙之鄉”，剪紙是當地比較流行的一種民間藝術，每逢年節慶典、婚喪嫁娶、嬰兒滿月、老人壽慶等活動，人們都喜歡懸掛張貼剪紙作品來烘托氣氛。阜陽民間剪紙題材豐富，形式多樣，風格淳樸古拙而不失精巧，熱烈而不失典雅，蘊含著豐富而獨特的農耕文化內涵。這種豐富而獨特的農耕文化的形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阜陽地區地處淮河中游，有著悠久的農耕歷史，考古發現8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先民就已開始種植稻米等作物，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基于農業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原始自然觀；其二，阜陽地區歷史上曾是儒、道、墨、法、農本等思想匯集地區，以道德倫理規范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及管仲的農本思想等都極大豐富了農耕文化內容；其三，阜陽地區歷史上是一個政權更迭頻繁，中原、吳、楚文化不斷滲透、融合的地區，長期的滲透、融合使本已底蘊深厚、內涵豐富的農耕文化更具兼容并蓄的特征，也正因此使得阜陽民間剪紙藝術呈現出郭沫若先生所說的“其味天真而渾厚”與“玲瓏剔透得未有”的南北風格融合的面貌。

一、阜陽民間剪紙藝術的農耕文化背景

（一）以天、地為本的自然觀

《黃帝四經》曰：“人之本在地。”《管子•乘馬》曰：“地者，政之本也。”固守土地、崇拜自然是阜陽乃至整個中原地區農耕文化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運行，四季的更替，植物的枯榮，土地的肥沃與貧瘠等，不僅會影響到人們的生活，也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情感。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自然不僅是“本”，而且還擁有“大美”，故民間藝術自從產生之日起便表現出強烈的親土地、親自然的特性。余達忠先生認為：“自然作為一種背景性存在影響和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與思想,對于自然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農耕社會的早期,自然崇拜是一種普遍的思想觀念,社會的神話、信仰、習俗、儀式、歌謠等就在這種自然崇拜中形成和奠基下來。”劉繼成先生也認為：“人對自然的高度依附性,決定了觀念領域對自然價值的全面肯定。正是因此,在中國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對儒道還是墨名法,都是哲學認知的起點,‘天人合一’則是共同的價值選擇。”通過對甲骨文中“藝”、“樂”和“美”字的分析，他認為這些能夠反映精神特征的文字均與自然、農業有關，“后世‘藝’由農業種植發展成為雅化的技能,即‘六藝’,進而發展成精神性的‘藝術’‘；樂’由對谷物豐收的禮贊發展為普遍性的快，進而發展為表達快樂的藝術形式‘音樂’；‘美’則由視覺的胖大和味覺上的鮮,發展成為一般性的審美。這種詞義的演進,一方面體現出人類從物質向精神、從實用向審美、從快感向美感進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農耕文明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的奠基性。”從對土地的關注到對田間勞動力的需求，生殖繁衍便成了農耕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命題，有趣的是，原本是人類生殖繁衍的問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卻與創造天地萬物的陰陽觀念緊緊縛在一起。天地、日月、晝夜、男女等等，在陰陽家看來世間萬物皆歸陰陽，即所謂“陰陽和而萬物得”。陰陽觀念關于事物發生、發展及相互關系的解釋對古代農耕社會人們認識自然、安排農事具有重要意義，它深刻影響到民間習俗、信仰、文化、藝術的形成發展。尤其是“抓髻娃娃”、“生命樹”、“葫蘆娃娃”、“蛇盤兔”等這類關于生命主題的剪紙，刻意使用了許多象征陰陽兩性的圖像符號來表達陰陽相合孕育萬物的觀念，所以作品內容的釋義性往往超過了審美性。對于農民來說，通過直觀欣賞剪紙圖像理解一種文化觀念遠比閱讀文字來得容易，從這一方面講，阜陽民間剪紙藝術也反過來促進了陰陽觀念在民間的傳播。

（二）忠義、孝悌，安土重遷的儒、道思想

阜陽地區民風樸厚，安土重遷，生活追求平淡、節儉、安穩。顯然，這是與老子所倡導的“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5）的理想社會分不開的。封閉的社會生活造就了本分、知足、勤儉、樸實的農民性格，影響到民間剪紙藝術上則呈現出樸素、內斂、穩定、簡約的風格。儒家所倡導的建立在家庭血緣關系基礎之上的道德倫理觀念是阜陽地區農耕文化的又一核心要素。受其影響，阜陽民間剪紙藝術在以視覺形式播布審美文化的同時，還承擔著宣傳道德倫理規范的任務。唐家路先生在詳細分析了傳統道德倫理規范對民間藝術的題材選擇、創作觀念、藝術樣式等方面產生的影響后，認為：“是民眾普遍的道德倫理及情感要求,創造、選擇了這些形象化的題材和內容,使其成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倫理情感的符號。與此相應,民間藝術健康、質樸、圓滿、完美的藝術風格也常常遵循和追求美與善的統一,體現了民眾廣泛深沉的情感觀念和道德倫理要求。”（6）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

除上述農耕文化的本原哲學觀念以及儒、道諸家思想以外，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南北文化的交匯也是阜陽農耕文化保持鮮明特征的原因之一。作物上稻麥同植，交通上舟車同行，甚至在民風上“北方人的強悍和南方人的柔和也交融于淮河流域人民的習性之中”（7）。從文化地理分布看，阜陽地區地處中原文化圈的東南部邊緣，東北是齊魯文化，西南是荊楚文化，東南是吳越文化。歷史上由于戰爭、人口遷徙、商貿往來等原因，各種文化在此不斷滲透、融合，形成兼容南北、承接東西的多元文化特征，反映在民間剪紙藝術上則呈現出“既有北方的簡練和粗壯有力，又有南方的精巧和秀麗多姿、粗細相間、剛媚兼備、節奏協調”（8）的獨特風格。

二、阜陽民間剪紙的題材與內容

呂勝中先生說：（民間剪紙是）“勞動人民為滿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創造，并在他們自己當中應用和流傳的一種藝術樣式。”（9）以農耕為主的農村社會生活是阜陽民間剪紙藝術的創作源泉，農事以及與農事相關的民俗現象是民間剪紙藝術最常表現的題材。《管子•牧民第一》說：“倉廩食而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10）《漢書•酈食其傳》云：“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11）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生辛勤勞作，期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倉有余糧、衣食無憂、少病少災，因此，土地、自然對他們來說具有特殊的感情，用樸實的藝術語言將田間勞作、養鴨放牧、揚場曬糧、家禽家畜、花草魚蟲等這些生活中最熟悉的形象再現出來，是表達他們思想情感的一種理想方式。利用諧音將自然界不同事物結合起來體現喜慶吉祥寓意是廣大農民對土地、自然及農耕生活情感的升華和提煉，民間藝術的創作主體及欣賞主體均為土生土長的農民，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審美追求使得利用諧音表達喜慶吉祥寓意題材成為民間藝術最流行、最通俗的題材。這類題材主要有連（蓮）年有余（魚）、五谷豐登、喜鵲報春、大吉（雞）大利、福（蝠）祿（鹿）壽喜（鵲）等。一些具有喜慶、富貴、吉祥寓意的喜字、福字、牡丹、荷花、桃、鶴、獅子、麒麟等也是剪紙常表現的題材。（圖一）阜陽地區農耕文化的形成發展受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影響較深，幾千年來，以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為核心的儒家道德倫理規范已深深植入農耕文化的土壤之中，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從藝術方面講，以表現忠孝、正義、善良等內容的藝術題材反映了人們對道德倫理和情感的需求，實現了藝術審美功能與教化功能的完美統一，這類題材通常來源于民間故事、神話傳說，阜陽民間剪紙中最常見的題材有三娘教子、岳母刺字、鐘馗捉鬼、嫦娥奔月、牛郎織女、白蛇傳、木蘭從軍、夸父追日、關公、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圖二）淮河流域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之一，所以古老的生命信仰對阜陽地區的農耕文化傳承具有深遠影響，這類剪紙題材最具神秘感，蘊含著豐富的民俗文化內涵，涉及到婚喪嫁娶、祭祖崇拜、求子納福、驅邪避禍等諸多方面，常見的有關生命信仰內容的題材主要有抓髻娃娃、療疳娃娃、生命樹、掃天婆、牽馬小、奈何橋、瓜瓞連綿、老鼠吃南瓜、葫蘆、石榴、魚鉆蓮花、雙魚、對猴、對馬、五毒等。一般來說，剪紙的功能是與題材相一致的，各個時代在剪紙功能的追求上不盡相同，所表現的題材也會有所不同，如剪紙起源時期的原始社會，先民們出于生殖崇拜的需要以雕、鏤、剔、刻之法在石壁、樹葉、皮革等材料上留下影像。由于剪刻的影像與原物酷似，以至于在古人看來剪紙能夠攝取人或物靈魂，所以剪紙才會有了“招魂”功能，這一點可以從一些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如《漢書•外戚傳》、《搜神記》、《論衡•自然篇》、《漢書•郊祀志》等均記載有漢武帝因思念亡故的李夫人，命方士齊人李少翁以剪刻李夫人影像為其招魂之事。唐代詩人杜甫的《彭衙行》中也有“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之句。由招魂發展到祈福納祥，是剪紙功能的一大進步，也使得剪紙的題材得以大大拓展。唐代的剪紙在沿襲古人剪紙招魂習俗的同時，開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成為節慶習俗的裝飾品。如當時流行的“人日戴勝”、“鏤金作勝”、“剪紙宜春”等習俗，《酉陽雜俎》記述有：“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紙為小蟠,或懸于佳人之首，或綴于花下，又剪為春蝶，春勝以戲之。”（12）李商隱的《人日即事》中有：“鏤金作勝傳荊俗，剪彩為人起晉風。”崔道融的《春閨二首》中有：“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唐代李遠《剪彩》中有：“剪彩贈相親，銀釵綴鳳真，雙雙銜綏鳥，兩兩度橋人，葉逐金刀出，花隨玉指新，愿君千萬歲，無歲不逢春。”可以看出，唐代的剪紙功能已由傳統的招魂祭祀擴大到生活裝飾，并且這種功能變化在經過宋、元、明、清等時期逐步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與此相適應，民間剪紙的題材也得到極大豐富和發展。“民間剪紙不僅體現民間藝人的審美理想與動機，是作者和欣賞者內心情感的宣泄與寄托，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有著功能上的實用性。”（13）剪紙藝術發展到今天，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人們的生活質量有了極大提高，已無須再借助剪紙等形式從事驅邪避兇、衍生護生、招魂祭祀等活動，所以美化生活、祈福納祥成為現代民間剪紙的主要功能，傳統的驅邪避兇、衍生護生、招魂祭祀等僅作為一種民俗文化現象成為剪紙藝術表現的題材之一。

三、阜陽民間剪紙的藝術特征與文化內涵

（一）阜陽民間剪紙的藝術特征

“農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僅決定著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國家形態,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美和藝術的屬性。”（14）阜陽民間剪紙所追求的樸實率真、火熱喜慶的藝術風格以及驅邪避禍、祈子納福的永恒主題，是當地勞動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強烈愿望的具體體現，是農耕文明催生的審美情感的具體體現。因此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出繁復與簡約、喜慶與肅穆、張揚與抒情并存的特征，是與剪紙的內容以及思想情感要求相一致的。民間剪紙藝術是群體性藝術，創作和欣賞的主體均是民間百姓，共同的價值觀、審美觀造就了其特有的藝術形式。求大、求全、求滿、求美是淮河兩岸人民在長期生產勞動中形成的樸素的審美觀，是美與善的統一。所謂“圓圓滿滿”、“和和美美”、“大大方方”、“實實在在”，不僅是藝術審美的標準，更是生活的標準、做人做事的標準，而建立這些標準的基礎就是融儒、道、墨、法等思想于一體的農耕文化。受其影響，阜陽民間剪紙的形式多樣而活潑，構圖追求飽滿而完整，造型粗獷而樸實，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例如，取材于現實生活的剪紙，其剪刻的刀功較為輕快灑脫，畫面布局自由靈活，人或物的造型姿態悠閑，體現出農村地區恬淡寧靜、幸福祥和的生活面貌；取材于喜慶吉祥寓意的題材則是采用滿幅式構圖，多使用牡丹、仙鶴、喜鵲、鹿、仙桃、鯉魚、麒麟等農耕文化中的祥瑞動物、植物，畫面物象造型活潑、喜慶，線條柔和多變，充滿動感；（圖三）而信仰類題材的剪紙，由于其特殊的表現對象和使用功能，多使用嚴謹的對稱性構圖，人物、動物的神態或威嚴或凝重，姿勢動作夸張，具有強烈的儀式感，符號性特征明顯。剪刻技法上也多使用簡括的刀法，注重物象的外部輪廓特征，不做局部的精細刻畫。當然，對于諸如花、蝶、仕女等一些柔美的題材也不失有細膩精巧的表現，但在人物動態處理、線條粗細變化、畫面主次經營上仍不作過多修飾，以體現樸素大方的一面。

（二）阜陽民間剪紙藝術的農耕文化內涵

黃淮地區是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發祥地，歷史上儒、道、法、釋交匯融合，形成了以農耕為基礎的多元文化特征，這種多元文化作用下產生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審美習慣、思想情感、行為方式等也直接影響到民間藝術的創作活動，從而使得“這種道德倫理及情感觀念與民間藝術的審美觀念一起,對民眾的精神意識產生重要的影響,體現了民間藝術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15）。特別是一些表現忠孝、仁義、先賢、烈女的題材能夠為廣大民眾所傳誦，說明滲透了儒、道、等精神的農耕文化所建立起來的道德觀念、審美觀念不僅成為人們待人處事的行為標準，也成為人們表達自己思想情感，追求理想生活的文化基礎，藝術形式的圓滿、大度、完美正是這種文化基礎的具體體現。從文化傳承的本原看，阜陽民間剪紙追求喜慶、吉祥、圓滿，除了受儒、道諸家的道德觀念、審美觀念影響外，實質上也是驅邪避禍、求子納福、祭祀崇拜等實用功能的延續，是對遠古先民生命崇拜的繼承和發展。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16）對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來說，多子不僅意味著“延續香火”、“孝敬祖先”，而且也意味著能夠保持足夠的家庭勞動力。從上古時代女媧造人神話到今天的遍布淮河兩岸的生殖泥偶崇拜，生殖繁衍歷來是民間文化傳承的主題。民間剪紙中常出現的“生命樹”、“喜娃娃”、“荷花仙子”、“抓髻娃娃”等題材，（圖四）人物造型往往是呈正面，雙手上舉做蛙狀，使人很容易想起遠古時期的巖畫和陶器中的人物形象。蛙紋造型在圖像學中被認為是生殖崇拜的主要命題，反映了遠古先民祈求子孫繁衍的強烈愿望。趙國華先生認為：“女媧本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發展為女性的象征，爾后再演為生殖女神。”（17）可見，民間剪紙中出現的蛙人形象是延續了遠古時期的生殖崇拜的習俗。這類作品的人物造型很多都是以對稱的形式出現，這種對稱的形式不僅呈現出一種外在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對稱的造型形式反映了民間的一種偶數觀念，一陰一陽，一正一負，成雙成對，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18）。左漢中先生說：“中國人的‘偶’數觀念中，反映著很強的生殖崇拜、生命繁衍意識。民間美術的造型體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具有對應關系，潛藏著生命、生殖意識的造型規則。”（19）這種以偶數的觀念來反映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命題，一方面是中國道家陰陽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根植于廣大農村的關于生殖繁衍的樸素認知。對稱手法并非只用于生殖崇拜命題的作品中，一些與生殖崇拜無關的日常生活情趣的題材中，往往也會出現左右或上下對稱的人或物的造型。我們雖然不能將所有對稱的造型形式都判定為陰陽交合化生萬物思想的暗示，但仍然可以認為這是中國民間習俗中所謂“好事成雙”的偶數觀念的體現，這種偶數觀念同樣與遠古先民生殖崇拜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們從化生萬物的陰陽偶數對稱形式中發現了美的規律，一旦這種美的規律被掌握，人們自然會把它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阜陽民間剪紙中還有一些將動物擬人化的題材，如《猴子抽煙》、《老鼠娶親》、《猴子拉車》、《老鼠點燈》、《蛇盤兔》、《大雞送子》等。這類題材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動物形象較為常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另一方面可能要與遠古人類的圖騰崇拜以及神話意識有關。從考古出土的原始陶器上的人面魚紋、鯢魚紋、蛙紋等大量擬人化的造型可以看出，遠古時期的先民認同了動物與人類具有某種共同的靈性，或者說遠古先民之所以將人類自身與一些動物建立聯系，是看中了它們的某種超常的能力，從而加以崇拜。從民俗學上講，阜陽地區動物擬人化剪紙題材的出現是遠古先民的生命崇拜意識以及萬物有靈觀念不斷演化發展的結果。

四、結語

綜上所述，阜陽民間剪紙蘊含著豐富的農耕文化內涵，圓滿、美善、大全、喜慶、實在的審美追求是阜陽地區農耕文化精神傳承的結果。象征性符號應用及程式化的藝術造型不僅滿足了文化精神表達的需要，也是農耕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今天的廣大農村地區生活富裕，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變，農耕文化的傳統意義已發生較大變化，驅邪避禍、求子納福、祭祀崇拜觀念僅作為一種傳統民俗文化現象為人們所認識、研究，民間剪紙的審美功能取代了傳統驅邪避禍、求子納福、祭祀崇拜功能，民間剪紙藝術已成為人們表達節慶祝福、烘托喜慶氣氛、美化生活環境的大眾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