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寫作姿態和審美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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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工作家的底層寫作與底層生存自2005年曹征路的《那兒》發表，“底層寫作”被正式命名以來，底層作為描述的對象，由誰來表達，誰來言說成為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這實際上就是關乎底層文學與打工文學誰才是真正的底層寫作的問題。從作家身份來看，底層文學基本上是知識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來創作的，如曹征路、劉慶邦、王祥夫、陳應松、胡學文等，他們或是大學教授，或是作協系統的作家；而打工文學的作家本身就是打工者，如王十月、戴斌、張偉明、葉耳等。雖然兩者都是懷著人道主義關懷精神描述底層生活的艱辛和無奈，關注底層的生存狀態，但由于底層文學的作家并不是底層出身，是站在一個高于底層的位置來觀察底層的，因此，不少人對底層文學能否真正言說底層表示懷疑。在部分評論家看來，知識分子并不能真正表述底層，他們甚至會扭曲底層生活，而只有打工文學這種由身居底層的打工者描寫自身生活、自己為自己說話的文學應該才是真正的底層寫作，是真正從底層發出的聲音。因此，可以肯定，打工文學屬于底層寫作是鐵板釘釘的事實，而且是出自底層之手。排除初期因紀實性強文學性低而受人詬病的打工文本，而不以任何有色眼光來看現今的打工文本，我們同樣會被作家嫻熟的敘事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節所吸引，誰也不會否認《天堂凹》、《無碑》、《獻血》的文學性。如果以王十月的以讓人想一口氣讀完才是好小說的標準來看，那么他們做到了。

打工作家的這種底層寫作正是他們的底層生存造就的。與專業作家相比，打工作家身份有其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個打工者，在底層中生活。張偉明、王十月、安子、林堅等打工作家都是從打工道路上走過來的。如林堅從1982年來深圳打工前前后后有將近十年，做過工人、服務員、機關干事等；安子、王十月、戴斌等亦是如此，寫作是他們打工之余的一種愛好和奢侈。從某種角度上看，這是他們的優勢，這種優勢即使是專業作家潛入打工者中生活幾個月搜集素材也無法與之比擬的，缺乏在場感使專業作家無法觸及打工者們靈魂的深處，對他們的實際生存狀況和真實心態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無法與他們感同身受。而打工作家對最基層的生活有著深刻的體驗，對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的困境及內心深處的情感訴求是最為熟悉的，他們是真正融入社會底層之中，把底層切切實實內化為自己生命體驗的作家，因此他們寫作中的訴求直接來源于他們自身最真實的體驗。

打工作家由于其生活的在場感使其寫作與生活膠著在一起，這種寫作狀態被稱為“在生存中寫作”或“底層生存寫作”。他們的寫作直接取材于自身或周邊打工者的境遇。以張偉明、安子、林堅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及王十月、戴斌等第二代打工作家所創作的作品來看，他們的筆觸所指，均為從鄉下進城尋找工作的農村青年、流水線上的打工妹等掙扎在底層的人物。郭建勛在他的《天堂凹》后記中所說：“上了我這趟列車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寶、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慶，等等，他們要么是我的鄉黨親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訪對象，要么我曾從別人的嘴里聽過他們的故事。”正因為如此，打工作家才能得以近乎白描、近乎攝影的方式去展示這群生活在最底層人的粗糲、鄙俗的生活原態，能切身得體會他們那種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所打造的這座現代化城市對自己的刻薄和遭到排斥的心情。如果沒有這種生活在第一線的經歷，只能是隔靴搔癢。如從重慶來深打工的打工詩人程鵬，他很多詩歌素材直接取材于自身境遇，如他的《沖涼歌》，寒冬臘月里，冰冷的水澆灌在飽受身心苦痛的身上，從頭涼到腳，但詩人卻唱著歌，如果沒有這種體驗是無法寫出如此真實的詩歌；《民工程鵬的工資單》中微薄的收入所承載了太多的生活壓力，正是詩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當然底層生存也會讓打工作家在寫作上出現瓶頸，那就是文本流于工廠生活場景的描述，沉溺于自我苦難的控訴，這只會讓打工文學停滯不前，成為主流作家眼中的“不入流”作品。可喜的是打工作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后來的文本中逐漸地其書寫內容從生存層面擴展到人性層面，在城鄉之間的游走所帶來的漂泊無定、孤獨與被拒感、彷徨與無奈感開始取代單一的求生存、求活路的書寫，它表明打工文學正在不斷向上提升，在精神層面完善自己。如果說早期的打工文學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撫慰的方式來舔舐身處底層的痛楚的話，那么，內容擴展后的打工文學則是站在了更高一層的臺階上，帶著對人性、人情的思考深入解析當下打工一族的精神世界。在這一方面，它與專業作家的所謂“底層寫作”是相通的。

這種文學創作方式必然會使他們的作品具有了專業作家不可能有的底層深度，而他們的先覺悟并對同類命運進行審視和反思又使其作品具有底層的高度。

二、打工作家的身份困境身份困境從某種程度上是指包括身份在內的文化認同危機。張寧認為，文化認同的產生在于在異質文化的交往中產生自身危機感,原來自身文化的基本條件不能接受它,所以自身產生焦慮感和危機感,為了達到某種新的平衡,以此消解內心的焦慮和危機,從而產生文化認同的行為。也就是說，當對自我身份不確定時，就會誘發認同方面的焦慮。打工文學在與精英文學交往中便產生了自身危機感，這來自于初期的打工文學因文本的粗糙被視為不入流文學，被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得不到主流文壇的認同使打工作家在當代文壇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歸屬，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誘發了打工作家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由此帶來強烈的思想震蕩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并進而影響到他們對自己做一個恰當的自我評價和自我認同。

對打工文學敘述主體身份界定的不確定性導致打工作家面臨著身份困境。而打工作家本身就是一個不固定的模糊的概念，就如同當年界定“女性文學”時一樣，更多的人糾結于是女性寫的作品還是反映女性的作品，而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性別歧視，女作家也往往對這個稱號不認同。今天的打工作家面臨相同的境遇，呂雷就認為“打工作家”是一種標簽的濫用，是一種歧視。

但問題是打工作家對主流文壇對自己身份的界定是抱著怎樣的態度呢？他們是否認同這種界定或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打工小說？理清這點才是最關鍵的。

從打工作家來看，他們對戴在自己頂上的帽子無可奈何。追根溯源，應該要從第一代打工作家談起，如安子、林堅、張偉明、黃秀萍等寫作者大都只受過初高中的教育，文字技巧稍顯稚嫩，如安子的《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最多只能歸入紀實文學中，甚至有人認為它不是文學作品。因此，此期的打工作家缺乏與主流作家、評論家對話的實力。這時，要想進入文壇，必須借助一股助力，盡快為自己的文字、身份定位，而“打工作家”這個稱號就是最好的定位，因為它既一腳跨進了文壇的門檻，而且又為自己的文字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說理。加上地方政府的關注和扶持，打工文學開始從深圳波及全國，“打工作家”的稱號基本上得到了文壇的公認。但問題是，后來的第二代第三代打工作家慢慢從打工群體中脫身，他們擺脫了打工者的身份，不斷地突破文學技巧及通過進修來提升自身文學素養，作品開始在知名文學刊物上發表，他們的目標不再是如何把這頂打工作家的帽子戴得更舒服穩妥，而是想摘掉這頂帽子，努力向主流文學靠近。如深圳大學教授黃玉蓉所說，在深圳文學圈，不管是作家本人還是作家的朋友，對“打工文學”這一表述都諱莫如深，好像進了這個圈子，就代表品味不高，或者就表示作家出身低微。深圳寶安打工作家群“31區”的聚散離合就是典型一例。從個體來說，不少打工作家曾因寫打工作品而出名，但并不因臺作為自己的一個跳板。一個個打工作家紛紛脫離打工題材的寫作，如謝湘南曾以《零點的搬運工》奠定了在打工文壇上的地位，但之后并不見更多打工作品出現，他對冠于頭上的“打工詩人”稱號不置可否；周崇賢在騰訊草根名博訪談錄中談到：文學可能讓你名利雙收，但要做好一無所有的準備。打工文學確實讓他名利雙收了，周崇賢以《米脂妹》、《打工妹詠嘆調》呈現了他的文筆功力，很快寫了“打工妹情愛小說”系列，從一個工廠的打工仔成為現在的佛山文學院院長，但他也久已不再寫打工題材作品了，如他所說，離開了打工的第一線，失去了那種“張揚的疼痛感”。但也有一直堅守打工題材寫作陣地的作家，如王十月，他坦然地承認自己打工作家的身份并一直堅持為打工者立言的立場，雖然基本圍繞單一題材進行創作，但由于他對打工題材的深入挖掘，使得作品也就有了深度。他成為了打工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的作品無論是從藝術品質還是文筆技巧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此時的王十月與當年的第一代打工作家作品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語。獲得“新浪散文獎”的鄭曉瓊拒絕了文職，而堅持在打工第一線寫作。

為什么打工作家不認同、不愿意接受打工作家的身份？除了評論界對打工作家身份界定模糊之外，更主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作品不被主流文壇所認同，遭受集體排斥。初期的打工文學由于技巧和文筆的粗糙，自然被排拒于精英文學之外，評論家的不重視更把打工文學推向邊緣。他們的書寫對象是打工者，一個公認的弱勢群體，需要給予人性關注，而打工作家由于文筆上的稚嫩，又被主流文壇時時宣揚“要關注”，“要扶助”，這種高高在上的姿態，使打工作家無法從內心深處接受，他們拒絕接受打工作家的稱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帶有歧視性的標簽；他們更愿意是用自己的作品來說話，來證明自己是憑著真才實干來確認自己在文壇上的位置，從而摘掉“打工”這個前綴。在最近幾年中，不少打工作家為了擺脫這個標簽，撇開打工題材，不再講述底層。

但是，不管是底層文學還是打工文學，一旦進入文學的領地，就意味著它們本身具有了文學的品質，因此打工作家首先要做的是以平和的心態來對待冠于頭上的頭銜，對自己有一個恰當的自我評價和認定，同時要堅定自己的文學立場，利用自身資源，寫出對生活的獨特理解，這樣才能實現自我超越，才會讓自己走得更遠。

三、聚散離合：深圳打工作家群體——31區談及深圳打工文學，31區是繞不開的話題。31區是指深圳寶安區31區上合村的一個城中村。但它已超出了地理上的概念，一群打工作家的入駐使它聲名鵲起，成為了深圳一個獨特的文化符號。最初，是王十月在此租房寫作，隨即不久，葉耳、衛鴉、徐東、韓三省、曾五定、曾楚橋、孫夜、楊文冰、于懷岸等作家也慕名而來。31區由來于這群打工作家在此成立一個文學工作室的理想。他們剛開始取名為“自由工作室”，但很快改成了“存在工作室”，最后商定為“三十一區”。2005年，唐冬梅發表的《關外→斯德哥爾摩通向諾貝爾文學獎的路途經31區》，使“31區”成為了這群打工作家的代號。

從2004年至2008年短短四年，王十月、曾楚橋、葉耳、于懷岸、徐東等人不少重要作品都是在這里完成的。如王十月的短篇小說《出租屋里的磨刀聲》、《關卡》、《示眾》、《刺個紋身才安全》等，中篇小說《國家訂單》、長篇小說《煩躁不安》、《活物》、《31區》等，曾楚橋的《幸福咒》、《觀生》，于懷岸的《臺風之夜》，衛鴉的《十里長堤》、葉耳的散文等等，其作品在全國的重要文學期刊頻頻亮相。就這樣，一個普通的城中村因此而受到了社會的關注，《人民文學》與《特區文學》相繼為之做了專版。

31區打工作家群于2004年始，不斷有人加入，也不斷有人離開，最終于2008年分散。如今的31區只剩下葉耳在堅守著，讓不少人唏噓不已，但它的消失雖說無奈卻也在意料之中。因為31區的這種聚散離合恰恰是打工作家為生存而寫作的寫作姿態的集中體現。

首先，31區的聚散離合與打工作家的經濟困境有關。31區打工作家群中不少人之前都擔任過《大鵬灣》的編輯，由于《大鵬灣》只是一個內部刊物，最終于2004年解散。而擔任其編輯的打工作家一下找不到工作，或者說怠于去工廠工作，從而萌發以文字為生的念頭，用自己文學上的才華來謀生，王十月長篇小說《煩躁不安》中孫天一實際上就是當時無數打工作家的寫照。之所以選擇以31區作為他們的根據地，王十月在一次采訪中作出了解釋，“一方面寶安是打工文學的策源地，創作氛圍好；加上31區的房屋租金又相對便宜；一方面大家一邊打工，一邊搞創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難可以互相幫一幫。此外，大家文學志趣相投，生活經歷各異，在一起可以互相出出主意，提提建議，多寫出一些好作品”。王十月的表述清楚地告訴我們，經濟問題是這群打工作家群體選擇這里的一大原因。這群打工作家之前大多在工廠做工，沒有固定的工作，也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而他們要想專職于寫作，就必須考慮生計問題。而31區從地理環境來看，是寶安區的一個城中村，那里最大的好處就是租金便宜，因此成為把寫作當做自己事業的打工作家們的首選。

31區打工作家群因經濟原因而聚合，最終也因經濟原因而離散。與專業作家不同，他們大都是體制外作家，大多數靠自己多年打工的積蓄和稿費來支撐生活，收入的不穩定，使他們的生活捉襟見肘。

因此，為了生活，不少作家持“兩手寫作”——商業化的寫作和發乎內心的寫作。這種為生存而寫作的文學生產方式一方面使他們的內心時刻承受靈魂的拷問，開始懷疑自己所堅持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

其次，被“邊緣化”也是31區聚散離合的另一重要因素。如上文所述，在打工文學誕生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流文壇對打工作家身份的關注似乎遠大于文本，這讓打工作家承受著難以言說的隱痛，也使得打工文學和打工作家一步步地被邊緣化。

為了創造出更好的文學作品，打工作家聚集于此決定專業寫作，把文學當做自己的事業，就如徐東所說，寫作是他們自己的一項事業，他們是把它當作事業來經營。所以他們在某個特定的階段，是非常有必要拿出一整塊的時間來寫作。這樣更有利于寫出他們心中想要的那種文學的樣式。他們在這段時期確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邊緣化的狀況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又加上一部分作家也稍涉其他題材的寫作，因此導致了打工作家在定義自己的身份時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必然會加速這個群體的解散。

同時，我們還應清楚地意識到，它的存在并非意味著其是一個有統一的文學主張或組織形式的文學流派，它的出現是打工作家們出于對文學的熱忱和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而走到一起，可以說這僅是一個群體性的存在，是由個體組成的文學圈子，其成員也處于不斷的流動、變化之中，凝聚力并不強，彼此不同的經歷及不同的文學選擇決定了這個群體最終的去向。但不管怎樣，31區已經構成了深圳打工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這也是31區最主要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四、吶喊：迎流直上的拼搏主題早期的打工文學過多地停留于對苦難的傾訴，使讀者忽略了打工者們在為了能繼續留在這個大城市或能在這里站穩腳跟而努力的奮爭著。打工艱辛的生活磨礪出他們堅韌的意志，半城半鄉的身份尷尬促使了他們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對自我超越的追求。不少打工者清醒地意識到只有緊跟時代步伐，才能跟上城市快節奏的生活。盡管他們的生活是那樣的窘迫，“火柴盒似的廠房”、“轉進旁邊的一間鐵皮房，里面蒸籠似的，又熱有悶，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難聞的異味。房內排滿了上下層們有著對生活更為強烈的渴望和對未來更為實在的夢想。他們在艱難的處境中“對生活懷有信念，對世界有一份堅定和樂觀的抱負。他們相信憑自己艱苦的勞作和機敏的爭取，完全有可能為自己開創一個美好的未來。他們并不想絕望地走向社會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擊當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難中相互慰勉，在挑戰中從容面對”。

特別是安子“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的信念及她本身的事跡更是鼓舞了無數打工人，在打工文學中不管是詩歌還是小說、散文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打工者們那種敢于拼搏的精神。“在南方，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正是對未來懷著美好的憧憬，他們有了拼搏的勇氣和動力，也才能在深圳這個現代化的城市扎根，實現自己的價值。安子的《青春驛站——深圳打工妹寫真》中的康珍深信“深圳是一個讓你可以拼搏的世界，只要你能把握住自己”，她可以用三天時間學會運用電腦，把自己打扮成一個“似模似樣”的城市青年，利用業余時間上夜大，學會“多邊外交”，這樣抓住任何機遇，成為了美國公司駐深辦事處的主管。她說：“是深圳，使我尋找到自我，我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進一步實現自己的價值。”《來自女兒國的報告》中的趙露珍在深圳這復雜、艱險、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她排除種種困難，從一個農家女變成了“女兒國的國王”，成為第一個女廠長，這與其說是改革的大潮造就了她，不如說是她的那種奮斗拼搏的精神讓她成功。他們在打工現實中慢慢琢磨出在這個打工世界里，只有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步，才不會被激烈的競爭所淘汰。

打工者們的這種與時共進的拼搏精神使他們很快在眾人中出類拔萃，也敢跟老板叫板“老板，我先炒你魷魚，怎樣”，吹雨可以指著香港總管杜麗珠的鼻子一字一頓地說出：“告訴你，本少爺不叫馬仔，本少爺叫一九九七。”并毅然炒掉了老板而繼續走向下一站。

五、在場與親歷性的寫作風格打工作家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他們的寫作與生活呈膠著狀態，作品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都現場感極強，那種“親歷性”風格撲面而來，每讀一篇，猶如同他們到現場走了一趟。正是打工作家的這種現場親歷，才使其作品獨具特色，獨具細膩的情感和沉甸甸的份量。

打工作家把自己身體感官所感知的事物和細節寫在作品中，使人讀了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王十月作品《開涼床的人》中小廣西的手掌被沖床砸成肉泥時“李想當時在神游，并沒意識到濺在他臉上的是血、是肉，只感覺到有東西撲打在臉上。他納悶地看見小廣西跳起來，蹲下去，又跳起來，接著身子像陀螺一樣轉著圈子；小廣西的嘴不停地一張一合，像一條在岸上垂死的魚；他臉上的肌肉在抽搐、扭曲，直到把身子扭成了麻花狀”。這段操作事故場景的描寫，作者把事故者在失去手掌時那種劇烈的痛楚用極形象的比喻寫出來了，“身子扭成了麻花狀”，讓每一位讀者如臨其境，彷佛看到了扭成了麻花狀的小廣西在那里痛苦地嘶叫，立刻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種痛楚。打工仔在外遭遇治安隊的惶恐、打工妹在工廠的流水線生活……這些都是打工作家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只有真切地感知，才能獲得事物的原貌、原汁、原味，才能發現事物珍珠般的亮色。

打工文學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震撼力，這也正是打工文學親歷性風格的一個顯著特點。打工作家是真正從底層爬起來的，經歷了與他文本中打工者同樣的打工生涯，如王十月從15歲開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在工廠里摸爬打滾過多年，從最初的普通打工仔升到主管，這一番經歷讓他切身體會到打工者漂泊在外的苦與樂。因此，他們不僅是用用身體感官去感知事物，而且也是在用心去感知、去體驗、去思考打工者抑或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也由此而觸發了每一位讀者的心靈震撼，寫出的作品在可讀的基礎上尤具深度。《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中，當天佑既失戀又因工傷而被驅逐出廠成為又一個磨刀人時，作品的震撼力油然而生。天佑式的人物在當時大有人在，如小廣西走投無路挾制人質以謀求些許利益、追著經理砍的男工等……在打工世界里打工者們無安全感可言，他們的生存權利無數次地遭到踐踏，尤其是《戰栗》中沙和他女人揣著用兒子的命換來的三萬元在墓地里遇到鬼時，雙方都以為對方是鬼而彼此松了一口氣，這種只有在鬼的世界里才能獲得安全的生存狀態讓作品具有了深度，也震撼了每個讀者。

打工作家的親歷性使他們對打工者這個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有了理性反思，他們在作品中開始超越個人喜怒哀樂之情，把這種個人情感升華到了某種普遍性的情感，而這不僅使作品上升了一個高度，更主要的是喚起了打工群體的共鳴，觸發了整個社會對這個弱勢群體的心靈震撼和思考。林堅的《別人的城市》和張偉明的《下一站》之所以成為打工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在打工者中久傳不衰，就是因為說出了無數打工者的心聲，它反映了打工者整體的精神狀態，即使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會觸動打工者纖細的情感。打工作家通過親身經歷的敘述，獨特情懷的抒發，發人深思的見解，使打工文學有了社會性，充滿了濃烈的時代感。

六、意象營造：動物與土地細品打工作品，我們透過質樸的語言可以看到作者對意象的擇用和營造有其獨特的發現，那就是動物意象和土地意象的營造。動物意象和土地意象在打工詩歌、散文和小說中多次出現，構成了打工文學中獨特而鮮明的審美特色，并給讀者提供了許多遐想的空間。

打工文本中動物意象多為一些平凡得讓人熟視無睹抑或厭惡的動物，孤獨的蚊子、玻璃中的魚、在城市竄來竄去的老鼠、拼命挖洞的穿山甲、張牙舞爪的貓、忙著搬家的螞蟻等等。這些動物意象身上沒有了通常動物意象可能具有的原始強大的力量；相反，它們多數是弱小、卑賤的動物。以打工詩人謝湘南為例，他把打工者的生活境遇通過動物意象表達出來，如《呆著》：“我呆在深圳/這與一匹羊或一頭牛呆在深圳/沒有區別”；在《憂郁》中寫道：“我從農村流落到城市/多像一只喪家之犬”。《一條腐爛的死魚從風里游過》充分體現打工者在城市四處漂泊的處境：它自由自在/游得多么自豪/它把空氣當作了它前世的水/把空氣中漂浮的顆粒/當作自己的吃食/將那些好人一閃即逝的壞念頭/當作自己的玩伴/它繼續活著/在撲朔的風中活得滋潤//我想躲避它/就像躲避烈日的暴曬/躲避玻璃和城市的反光/躲避我自身/四處流竄的命運詩中的魚貌似自由自在，活得滋潤，但實際上是在把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種種極細小而又極沉重的嘲弄、擠壓、傷害和痛擊投以無奈的憤怒。（柳冬嫵《從知青詩人到打工詩人的境遇關懷》）談到這類弱小、低賤的動物為什么會進入作家的視野？這就涉及到作家對現實的理解、把握和評價。首先，打工文學的創作者本身就是打工者，他們更能切身體會到打工者在外四處漂泊、孤獨無助的生活境遇。打工者在城市沒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還要隨時應付著治安人員盤查暫住證。作者從動物身上發現自己以及千千萬萬的打工者們相似的命運，像被食物誘惑來的老鼠一樣在這個城市里尋求自己的生存空間，像到處搬家的螞蟻一樣只要一點風吹雨打就不得不另擇居所，像見不得光似的老鼠一樣遇到盤查證件時四處逃避。在這個城市里，他們如動物般低賤、渺小，遇到一點動靜就凄凄惶惶。

其次，作家對這群如動物般命運的打工者流露出強烈的道德正義的關懷，但又有著無能為力的無奈和憤怒。打工者遭遇的永遠是輕視和厭惡，即使遇到不公的對待，也無力反抗，這與人們對那些低賤的動物態度是多么地相似。如謝湘南的《呆著》：“一匹羊有可能是雜技團的一匹羊/一頭牛有可能是屠宰場的一頭牛/羊等待演出/牛等待黎明時刻，庖丁”。這些動物意象就把人和動物拉到同一層面，不僅體現了打工者對現實的無

奈，而且也表達出作者對這群待宰割的打工者強烈的道德正義的關懷。謝湘南等打工作家把有異于人類的低賤的動物去扮演人類生活中特別是打工者的各種角色，這種人如動物般命運使得他們的寫作中始終貫穿著悲傷的語境，對生活本質有著極強的穿透力。同時能讓社會更清醒地去審視打工者的生存困境，喚起人們對弱勢群體的同情。

土地意象也是打工文本中常用的一個重要的意象。土，是與人的關系最為密切關系的自然物質之一，中國神話中泥土造人神話就是確認人與土的本質關聯，即人的土地性。當土地由自然物質提升為文學領域審美觀照的意象后，逐漸成為中國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意象，進而演化為一種情結，用來寄托人們對家園的思戀。打工者包括打工作家背井離鄉，遠離故土，來到這個只重時間、金錢、效率的世界，他們茫然，找不到自己的坐標點。這時，打工者往往通過對土地的追懷來獲得心靈的安寧，重構精神家園，抒發對故土的依戀。在戴斌的《我長得丑，我容易嗎》中，胡七索曾為了錢而與哥哥在深圳海關當科長的阿寧結婚，但在婚姻中周轉一番之后無奈離婚而開始追懷起故鄉的土地：“好想聞一聞田野里的牛糞和泥巴的味道，穿一雙破鞋，到山上去砍一砍柴”、“青黛的山在鋼筋水泥的叢林外綿延起伏，不壯觀，也不雄偉，可以說是一點看頭都沒有，但我還是有滋有味地看著，不管怎么說那也是山呀!”戴斌另一短篇小說《地》中的黃衛星對土地的瘋狂占有，不惜傾其所有，并借債若干，也要買土地。在這里土地意象充當了源地與歸屬的角色，只要有土地，打工者們就有了歸屬感。土地還成為了打工者心靈療傷的最好良藥，“在城市遭受的不公，你為我撫平/在城市得的病，回來治療”。只有土地才能讓這群漂泊的或受傷的靈魂得到暫時的棲息和撫慰。

結語打工文學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它豐富了文學形態，為當代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它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擁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面對著一個龐大的讀者群，雖然它目前的文學地位還處于備受爭議階段，還不能與當年的知青文學、反思文學、傷痕文學相提并論，但它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殺的。它第一次徹底地把文學由知識分子或專業作家的事情變成了大眾的事情，打破了傳統的文學生產方式，成為所有文學樣式中參與創作者最多的一種文學活動，把文學從神圣的殿堂拉下來，成為普通打工者們情感宣泄的一種渠道，當然這種生產方式和過程也許缺乏深邃的思考和純熟的文學技巧導致給人以打工文學粗糙的印象。但從另一角度看反映了當代文壇文藝創作和諧寬松的創作氛圍。打工文學的出現還拓寬了底層文學的局面。打工文學以“底層寫”、“寫底層”的寫作姿態闖入文壇，這種從底層出身反映底層生活的寫作使底層文學寫作有著更加深刻的情感表述和底層生活展示，成為了底層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打工文學對實現農民工的文化權利有著很大的貢獻，它以文字的方式反映了農民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訴求，使中國內部階層的矛盾和沖突不再被遮蔽，他們靈魂深處的矛盾和現實問題的存在也讓任何人都不能回避。

因此，打工文學的發展成為目前大家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往多元化發展是當前關注打工文學的評論家和作家的一個共識，溫遠輝曾談到，文化是多元的，文學是講究特色的，打工文學同樣要講究特色，也要講究多元。鄢文江在他的《打工文學：一個未來的文學流派》中指出打工文學需要更多的打工元素，加班，白領藍領灰領，社保，工傷，跳槽，老板，等等，一切圍繞打工各元素來展現人物命運或生存狀態的書寫，都可以像軍旅文學那樣形成自己鮮明的個性特色。同時，打工文學還要把打工這一生態場景放置到社會背景中去，建立宏大的敘事背景，放大自身的特色，而不再停留在個體生命的體驗上，才能實現新的跨越。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打工作家應該拓展自己的精神，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放眼全世界的嘈雜與混沌，提煉出生活的精髓，從而顯現出打工文學與打工作家在這個時代存在的價值。此而榮，更多地是利用這樣一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