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原因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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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美貿易摩擦貿易逆差出口產品結構

【摘要】本文根據西方主流的經典國際貿易理論分析了中美雙邊貿易的走向趨勢，指出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國違背國際貿易的理論，限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就中國而言，解決中美雙邊貿易摩擦不應該主要通過派政府代表團赴美進行集中采購，而應采取繼續深化市場經濟導向的體制改革，遵守和利用WTO規則，在充分了解美國政治、經濟運作機制的基礎上，采取更有效的諸如自動出口限制，對外直接投資等對策。

一、引言

從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與貿易關系取得長足的進展。不論是貿易金額，還是商品結構的涵蓋面都有了巨大的增長與擴大.中美貿易額從1977年的2.9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200億美元，中美貿易商品結構也由為數有限的產品種類擴大到幾乎覆蓋所有產品種類。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商品結構由當時的完全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到目前的以初加工，甚至精加工產品為主。這種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同中國經濟發展的總狀況相吻合，即第一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下降，第二產業以及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2003年，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于日本。展望未來，在WTO的框架下，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有著很強的互補性，存在著廣泛的互利互惠的經濟貿易利益；因此，可以預料中美貿易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

綜觀過去25年中美貿易的發展歷程，同其他重要或主要的貿易關系一樣，中美貿易關系在發展中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甚至是一波三折。新近的一輪貿易摩擦首先發生在美國對中國某些紡織品進行進口限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國法院裁決了中國彩電企業對美國傾銷。而后又對從中國進口的家具產品進行反傾銷。中美貿易摩擦接二連三地發生，引起了中美兩國政界與經濟界的不安。

我們從中美貿易發展的過程看，紡織品與彩電出口的爭端，并不是一個偶然的、獨立的或突發的事件，而是中美貿易長期持續不平衡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中美兩國政治經濟關系深層次矛盾與沖突一個表象。而且，如果目前的中美政治經濟關系框架在未來5～10年不變(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中美政治經濟關系會在將來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會繼續存在并擴大，目前的這類貿易摩擦也會隨之不斷加劇與升級，甚至會愈演愈烈。根據1977-2003年中美貿易的統計數據，我們使用時間序列回歸分析方法，就中國對美國出口、中國從美國進口以及中美貿易平衡狀況進行了擬合與趨勢預測。

趨勢預測的理論公式如下：Y=α+βX。

這里，Y1代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X代表以年為單位的時間序列；Y2代表中國從美國的進口；α為截距；β作為時間序列的系數，表示變化的方向與數量。

根據1993~2002年中美貿易數據，我們就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進行了線性回歸擬合。所得結果如下：

上述兩個回歸模型的重要統計檢驗指標見表1。兩個回歸模型的β值均為正數，表明今后中美貿易將會持續發展。每年的遞增數量分別為542197.5與169131.6。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檢驗的結果，即F檢驗和t檢驗，都表明X和Y之間存在著線性關系。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分別是95%和94%。

運用上述兩個回歸模型，我們對今后10年中美貿易的走向進行了趨勢預測，并在預測的基礎上，計算出中美貿易差額的變化趨勢(見表2)。如表2所示，今后中美貿易將會持續增長，不僅如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在今后的10年中將繼續存在，其數量將從2004年的433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06億美元。

鑒于中美貿易逆差會長期存在和繼續擴大，這種貿易逆差給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的健康發展帶來重大的、持續的不利影響。在某種特定的背景下，它會成為中美政治經濟惡化的觸媒。因此，探究中美貿易逆差存在的原因，找出相應的解決對策，將成為維持良好的中美政治經濟關系，改善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中地位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本文擬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從中美兩個方面，從政治和經濟聯動的角度進行分析和探究，并對解決的辦法提出看法。

二、文獻綜述：視角的差異與觀點的爭執

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中國和美國雙方的統計數據不同，認識的角度及所持的觀點，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較大的分歧。

美國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看法是：

1.中國實行新重商主義政策。中國長期實行的鼓勵出口(補貼)，限制進口的政策，導致了中國對美國貿易的長期不平衡。具體地說，美國認為中國通過出口退稅政策鼓勵中國企業擴大出口。

2.按照中國加入WTO協議的規定，包括銀行、保險、電信等服務業的開放程度不夠，使美國的公司沒有獲得對等的國民待遇。

3.人民幣匯率不是完全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偏低。由于匯率原因造成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價格偏低，從而促進了中國產品對美國出口的增加，并且限制了美國產品對中國市場的出口。其結果，直接與間接地造成了美中貿易的逆差。

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及由此產生的貿易摩擦，中方認為：

1.中美貿易逆差是由于美國實行限制高技術產品對中國出口的結果。美國可以從對中國的貿易中買到物美價廉的產品，而中國則不能從美國買到技術資本密集性的資本類產品，從而使貿易產生不平衡，進而引發貿易糾紛。

2.中美貿易中，中國不存在美國指責的所謂的“傾銷”、“通貨緊縮輸出”、“搶了美國工人的工作”等問題。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并非全部或大部分產品的價值都是在中國創造的。據統計，中國出口的產品，65%是中外合資或者外國獨資企業生產的，50%以上的貿易屬于來料加工，或OEM。其結果是：一方面，出口產品中的許多利潤落人了外商的腰包；另一方面，在美中貿易逆差擴大的同時，中國對亞洲許多國家的逆差也在擴大，美中貿易逆差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其他國家轉移過來的。

3.中國不追求長期的過大的貿易順差，中國的貿易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保持進出口的基本平衡。在貿易摩擦發生時，中國是本著積極的態度來解決爭端的。

4.中國認為中美貿易是互利互惠的。不僅中國受益，而且美國同樣受益。據摩根斯坦利調查，大量優質低價的中國產品使得美國的消費者每年可節省支出200億美元。

三、中美貿易流動合理與否的理論依據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西方傳統的、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對于國際貿易的運作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和指導意義，中美貿易也不例外?？疾熘忻蕾Q易流動的合理性，也自然而然地必須依據西方的經典貿易理論。本文擬就3種在西方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貿易理論對中美貿易流動的適應性和指導意義進行評述。這3種理論分別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DavidRichardo’sTheoryofComparativeAdvantage)，萊蒙德·弗儂的產品生命周期假說(RaymondVernon’sProductLifeCycleHypothesis)和赫克歇爾一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

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一國應該生產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通過自由貿易出口這種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同時，進口其沒有比較優勢或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在這種自由貿易的框架下，按照比較利益學說進行的國際貿易會使所有參與國得到貿易利益最大化。在中美貿易中，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labor-intensiveproduct)的生產中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而美國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capital-intensiveandtechnology-intensiveproducts)的生產中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根據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學說，中國向美國的出口產品應該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美國向中國的出口產品應該以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通過中美兩國的貿易，可以使中美兩國都能得到大于本國各自生產兩種產品所得的利益。所以，在現有的自然秉賦條件下，中美的分工格局應該是中國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紡織品，而美國則生產并出口資本與密集型產品，如大型高速計算機。

1964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萊蒙德·弗儂率先提出產品生命周期假說，根據這個理論，一件新型的工業產品，要走過新產品(Newproduct)，成熟產品(Maturingproduct)以及標準化產品(Standardized)3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階段對生產、消費以及國際貿易有著不同的影響。以彩電為例，在新產品階段，也就是圖1上的第一階段，該產品的主要開發國的生產僅能滿足它的國內消費，因此，出口幾乎為零。在該產品發展的第二階段，即成熟階段，也就是圖1上的第二階段。由于學習曲線的作用(learningcurveeffect)使得生產的效率大幅提高，產品的產量大大增加，其結果是國內的生產產量大大超過國內的消費量，其余額部分銷往國際市場。在該產品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標準化階段，即圖1的第三階段。產品的生產達到了高度的標準化及流程化。從而使產品的生產地由發達國家轉移到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在標準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電生產國，而美國則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電進口國。根據產品生命周期假說不難看出，中國生產并出口如彩電類已經是標準化的產品，而美國作為該種產品的主要開發國家之一，出口該類生產技術與專利，并進口該產品成為一種可以預計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至于傾銷與否，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與沖擊。至于同美國企業在海外生產的同類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公平競爭問題，是更多地取決于公司對利潤率的決定傾向，而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不會產生失業性的沖擊。各公司的利潤率策略是公司市場競爭的需要和結果，只要原產地的產品銷售價格不低于產品銷售目的地的價格，就不構成傾銷之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赫克歇爾與俄林對國際貿易的起因提出了新的解釋。這就是著名的國際貿易的自然要素秉賦學說。這一理論指出，國際貿易的起因取決于貿易雙方的自然秉賦。一個資本和技術相對豐富，而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在國際生產分工與國際貿易中自然而然地利用出口其所秉賦的豐富資源生產的產品，同時進口對本國而言稀缺資源生產的外國產品。舉例而言，美國的資本供給與勞動供給的比例大于中國的資本供給和勞動供給的比例，因此，中國應該向美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品，因為勞動力是中國的豐富資源.相應地美國應該向中國出口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因為資本與技術是美國的豐富資源。

綜上所述，不論根據以上任何一種西方傳統的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來分析，在中美貿易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都應該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和彩電；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都應該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如高科技產品。只有這樣，兩國才能達到經濟利益的最優化。

四、中美雙邊貿易的現行走向

綜觀過去中美貿易的走向和商品結構，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出口產品結構與西方建立的傳統的經典的主流國際貿易理論相吻合。如圖2所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

相反地，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產品結構卻同西方傳統的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不完全吻合，甚至是相悖的。如圖2所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理論上應該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現實是美國并沒有向中國出口與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數量相匹配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虛線框部分說明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美國對中國應該增加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正是由于這種貿易走向以及貿易產品結構的不匹配性，甚至是不合理性，導致了中美貿易中持續性的巨額貿易逆差。而新近一輪的在彩電和紡織品行業中的貿易摩擦僅僅是這種中美貿易中持續性的巨額貿易逆差的表象與反映。

造成目前中美貿易爭端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政治運作機制，即美國選舉年效應；根本原因則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美國的選舉制度包括總統、參眾兩院、州、縣、市的選舉，是一種定期重復的政治運作機制的一部分。選舉制度以及這種選舉過程的本身就是各種政治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達到新的均衡的基本手段和過程。在這種定期重復的選舉過程中，特別是在總統的定期選舉過程中，為了實現當選的目的，參選的各種政治力量對當選與否有重要影響的國內的各種利益集團、利益階層會做出均衡和保護。美國是目前事實上的唯一超級大國，對全球的政治經濟軍事事務的決定有著重要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所處的這種特殊地位，使得美國有能力采取對外政治經濟政策服從于其國內的政治經濟運作體系的做法。而其他各國由于實力的原因，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對此無可奈何，而且還要適當調整自身的政治經濟政策，以維持與美國對外政策的協調性和一致性，從而維系與美國的良好的、持續的運作關系。

目前美國對中國實行的紡織品、彩電和家具制裁也是這種對外政策受制于國內政治運作的具體表現。不論用上述包括李嘉圖、弗儂或赫克歇爾一俄林在內的何種經濟理論來分析，美國的紡織業都應該算作一個夕陽產業，已經完成了在美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歷史作用，到了被淘汰出局的時候。這不僅同傳統的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相吻合，而且也符合美國的整體經濟利益。但是面對著美國近年來由于經濟低迷而不斷攀高的國內失業率，面對著美國的大選在即，面對著與日俱增的包括紡織品在內的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強勢競爭，美國現政府不得不采取相適應的政治經濟措施，即便是如限制部分中國紡織品進口等對美國經濟來說更具象征性意義的措施，以安民心，爭取選票，均衡國內的各種政治經濟利益。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紡織品出口的限制，是這種美國國內民主政治，具體地說這種選舉機制的一個副產品。

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裁決也不例外。近年來，由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逐年增加，特別是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出超國之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問題就成為美國經濟界，甚至政治界所關注的突出問題。在這種政治經濟氣候下，美國彩電同業公會起訴中國的彩電企業，美國法院裁定中國彩電企業傾銷是預料之中的事情。對此，美國政府不僅愛莫能助，而且，事實上美國政府與司法界有著同樣的觀點。雖然，由于經濟原因，美國多年前已經停止在本國生產彩電產品，對中國彩電出口的制裁不會為美國帶來多少實際利益，但是在大選之際，利用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因素爭奪選民，仍然是合乎邏輯的。

事實上，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諸如紡織品、彩電及以家具等，進行反傾銷裁定，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給美國的政治經濟等諸方面造成了壓力。而產生這種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中美貿易中美國無法按照傳統貿易理論出口高技術的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的產品。這種情況的存在，使橫跨太平洋的中美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雙向貿易流動變成了單向貿易流動。即中國可以向美國出口美國需要的勞動密集性產品，而美國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向中國出口中國需要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從而造成了中美貿易出現了巨額貿易失衡。

美國的這種對中國在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限制的原因是美國與中國在意識形態的不同以及建立在這種意形態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差異。由于這種差異的存在，使得美國朝野無法將中國視為長久的可信賴的政治伙伴。在中國經濟日益快速發展的今天，這種不信任感就也自然而然地有意無意地演變成為“中國威脅論”。其結果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實行的對中國的出口資本特別是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限制或管制。在具體做法上，由冷戰時期的對共產國家限制的巴黎委員會(COCOM：the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1ExportControls)下設置的中國委員會(ChinaCommittee)負責管制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管制事務。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同其他發達國家重新簽訂了華森納協議(WassenaarArrangement)，以此來取代巴黎委員會，繼續對中國等國家實行出口管制。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得具有互補性很強的兩個貿易主體的雙向貿易流動變成了目前的失衡的單向貿易流，其結果是在巨額的貿易逆差下貿易摩擦不斷。

五、結論與政策

中國在處理中美貿易逆差問題時，經常采用的是安撫政策。具體做法是，當貿易摩擦出現時，政府立即派出高級別的政府采購團，大筆購買美國的以飛機為代表的少數幾種產品。這種應對政策有3大不利之處：第一，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對美國的巨額的貿易逆差，而這種逆差又是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同所造成的不信任，以及由于這種不信任所造成的美國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管制。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派出采購團只能暫時減緩矛盾。從發展的角度來說，由于這種摩擦的存在與升級，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對從中國的進口進行限制或制裁，這種限制或制裁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業及社會穩定將會產生比較嚴重的負效應。

第二，這種安撫政策也不是一種對癥下藥的政策。具體而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度增長所受負面影響較大的地區或利益集團，沒有從這種安撫中獲利，從而摩擦沒有通過這種安撫政策得以解決。比如紡織品貿易摩擦，中國的采購團購買的是美國波音的飛機，這并沒有使挑起貿易爭端的美國紡織業受益。反而采購激發了他們向美國政界施加了更大的壓力，這就是為什么中國采購團一離開美國，美國政府就做出了對紡織品出口限制的決定。很快美國法院又做出了對中國彩電的傾銷一審裁決。這種“頭痛治腳”的安撫政策，并沒起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往往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以最近最大的兩項安撫采購項目，飛機與汽車來說，中國不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國際汽車市場上都不是美國汽車制造業的競爭對手，美國汽車制造業也從來沒有對中國的汽車貿易提出任何實質性的抱怨，中國大規模的汽車采購從長遠和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是在直接或間接地緩減美國汽車制造業同日本汽車制造業之間的矛盾，給以日本為主的國外汽車制造業在國際汽車銷售市場上提供一個緩減競爭矛盾的機會。同理，中國在美國的大規模的飛機采購，也沒有解決中美紡織品貿易方面的矛盾，它所起到的作用無非是減緩了美國飛機制造業同歐洲飛機制造業之間競爭的矛盾。這種“頭痛醫腳”的安撫政策是中國對美國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結構認識偏差所造成的。美國經濟的運作是以利益獨立的私營經濟與不同行業為主體的，美國政府是不能通過跨企業與行業的利益轉移來進行利益的再分配，從而使得由于中國大規模的飛機與汽車采購的利益轉移到紡織品和彩電行業上。，因此，購買飛機和汽車不能解決紡織品和彩電貿易糾紛。

第三，這種以大規模的政府采購為主體的安撫政策，往往還會起到很強的負面作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25年，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進行了比較成功的轉軌，民營企業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事實上的新興市場經濟主體。然而，這種大規模的政府采購企業所用的設備，會給美國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一種中國還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的錯誤印象，這會影響中國作為一個WTO成員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形象，從而給美國和其他國家在處理貿易事務時對中國施加不利的條件提供了借口。

改善中美貿易關系，消除貿易摩擦，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此舉的意義和目的在于，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由于這種差異的縮小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從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這種控制范圍的縮小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中國得到了經濟發展中所需要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二是減緩和消除中國對美國貿易的出超，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其次，中國應該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美國進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中國必須學會站在美國人的角度認識與思考中美之間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美貿易政策和運作技巧。通過這種了解的增進，可以避免在對美國交往的過程中和處理貿易糾紛的過程中實行上述的不對癥下藥的問題。以使對美貿易政策與對策更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

再次，在處理中美貿易逆差與具體的貿易摩擦中，中國有必要采取國際上常用的貿易政策，諸如自動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ictions)等貿易政策措施。這種貿易政策的意義在于它可以起到對逆差國和進口國產生有效的安撫作用。同時，又把限制出口的主動權掌握在出口國手中。這樣一來，中國可以有選擇地對那些對中國經濟造成損害較小的出口產品進行限制，這樣既起到了安撫的作用，又減少了貿易摩擦的代價，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中國在時機成熟的前提下，可以積極籌劃、組織、實施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大大減少貿易摩擦，而且通過投資設廠可以更有效地引進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提高中國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能力。海爾成功地在美國投資設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廠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榜樣。

第五，遵守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中國與其貿易伙伴的關系現在是建立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基礎之上的。在中國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只要中國嚴格遵守了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就應該積極尋求世界貿易組織裁決和保護，將兩國的貿易爭端置于統一公平的規則下進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