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戰爭與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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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隨筆暴力行為軍事學研究思想史研究東西方戰爭觀

一

按研究一門學科的規矩，必須首先解釋這門學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對象、范圍、方法和意義等等，似乎不如此，你所研究的東西就談不上成體系、成氣候。我不敢斷言戰爭與文化研究是一門學科，但至少是一門學問，而且是一門重要的學問。這門學問在中國學術界涇渭分明、壁壘森嚴的條塊劃分中屬“孤鬼游魂”，不知歸屬哪個學術“山頭”。這種流浪者狀態亦有其便利之處，可以獨往獨來，不受拘束，所以也就省去了許多概念游戲。盡管如此，現既已匯集成冊，便還是要硬著頭皮不得不對“戰爭”和“文化”這兩個歷來難以界定的概念斗膽作一番探討。

象征派詩人瓦雷里（PaulValery）說過，任何詞匯都是經不起推敲的，語言就象兩座懸崖之間勉強擱置的一塊木板，你只能輕輕地快步走過，如果你在中間跳起來蹬幾下，想試試有多牢靠，那么你將連同木板一塊掉進萬丈深淵。瓦雷里豈止是詩人？簡直是一位真正窺破人類語言奧秘的大師。確確實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科學研究中存在著語義和概念經不起認真推敲的現象。像“戰爭”、“文化”這類概念的定義，近代以來到底有多少種恐怕難以統計，也無從判斷哪一種定義比其他的更準確。這一現像本身就表明：語言是不可靠的、建立在抽像語言基礎上的概念更是靠不住的。

語言、概念不可靠是因為人們以追求終極真理的態度對待它們，另一方面，語言、概念又是可靠的、有用的，君不見整個世界不是依賴它們在運作？所以一旦用追求永恒真理的執著精神對待概念時，我們立刻會在定義的密林里迷路，并且在研究一開始就陷入無法擺脫的困境。當我們用“有用”作尋找定義的引路人時，一切會變得簡單而明朗。一切與人類有關的事物、包括界定概念的工作在內，只有對人類“有用”才具有意義。我們必須用我們所不信任的語言來表達我們對語言的不信任，這句話是語言、概念不可靠性同有用性高度統一的最精煉的表述。

所以，對一個概念下定義時的思維定位，與其放在追求永恒的真理上，不如放在如何有利于我們論述的展開上更為明智。這樣，我們便可從容不迫面對“戰爭”、“文化”等概念的無數種定義，并且開始自己的工作。

人類的暴力行為是指人們為了利益，以直接危害他人生命體為手段，迫使他人無條件屈從于自己意志的一種行為。戰爭涵義同暴力的涵義不完全重疊，戰爭是人類共同體之間圍繞生存為核心的各種具體利益，有目的、有組織、動用一切共同體社會內外資源，以暴力方式堅持自己意志，并將這種意志強加于沖突對方的行為，因此可以說：戰爭是人類暴力行為的最高表現形式。

盡管“文化”一詞已有了許許多多種定義，但我這里想從兩個角度考慮問題：從動態的歷史而論，“文化”可以理解為文明化過程，即指人類擺脫原始野蠻的生活狀況的過程；從靜態的歷史來，“文化”是人類的創造物，即人類在擺脫原始野蠻生活狀態的過程所創造的一切東西。

因此，我對“文化”的定義表述為：人類不斷擺脫原始野蠻狀態的進化過程及在這一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

按這樣的定義，文化研究的范圍將包括人類的精神和物質兩大領域。我在這里無意對此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只想指出的是，那些將文化研究只限于精神領域的觀點是不妥的，精神領域只是文化研究關注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因為人類的物質產品雖是人類精神的物化，但也是精神證明自己存在的唯一場所，即便是在“形而上”的哲學層次，黑格爾之流的客觀精神論者，亦將自然界看作是“絕對精神”能夠顯現自身的所在。可以說凡是人為的物質中，無一不存在人的精神，人類的物質世界是人類精神的表現形式。廣義文化和狹義文化可以社會生活范圍的大小進行劃分，不可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劃分。

人類的暴力行為完全繼承了動物社會暴力行為的一切本質和特征。因此人類的戰爭現象中，有相當部分排斥在文化之外。但是，暴力現象始終伴隨人類的文明化進程，并且在形式上發生著變化，所以人類戰爭現像中亦有相當部分內容屬于文化的范圍。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有史以來，戰爭在任何時候都是文明與野蠻的混合體。歷史的直覺告訴我們，戰爭是人類的本能之一，是人類歷史舞臺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戰爭與文化研究的任務就是要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不同的具體問題出發，解釋人類的戰爭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文明的進程，而文明進程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類的戰爭本能及其表現形式。

歷史的單位是人類共同體，國家是人類共同體發展到現今為止的最高的形式。無論何種形式的人類共同體，從氏族到今天的國家都把“強盛”看作唯一的目標，東西方歷史上有過許多哲人大師，他們的思想至今、并將繼續放射著光輝，然而恕后生不恭，他們中有許多人不免書生氣太重，都一廂情愿地將國家理想化，希望或主張國家的目的是伸張正義。無論是柏拉圖（Plato）還是孟子（Mentius）都書生氣十足地為國家設計著最終的道德目標，然而國家自古卻是按照自身的邏輯追逐自己的終極目標走向強盛，根本不按實踐道義的邏輯行事。盡管國家對內也積極提倡道德理想、建設道德秩序，但那是為了提高社會管理運作的效率，服務于“強盛”目標的手段而已，決不是國家的終極目標。

因此，德國的特萊希克（Treitschke，Heinrichvon）教授有驚人之語：戰爭不僅是人類現實的需要，也是邏輯的要求，因為國家這一概念就意味著戰爭。我們大可不必對特萊希克的坦率表示不滿，事實上，他從邏輯上論證了戰爭必然是歷史的主角。我們的先人也早已悟到這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不僅是歷史主題，也是國家的主題。所以，精通歷史的一個重要前提之一是對人類戰爭現象的把握。研究歷史必須研究戰爭，將歷史等同于戰爭史是幼稚的，不研究戰爭現象的歷史研究同樣是膚淺的。要徹底了解一種文明、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須深入考察其中的戰爭行為，考察其中一切與戰爭有著直接、間接關系的事物。因為一種文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許多重要的特征和秘密隱藏在戰爭行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戰爭狀態下才顯現出來。

例如，古代希臘民族和文明的最偉大之處，就在于在波斯文明的威脅下，迅速領悟到海權和海軍的重要意義，果斷地掙脫傳統陸權主義的束縛，毅然走向海權主義。雅典人把勞雷恩（Laureion）銀礦的財富全部用于國防的選擇，體現了作為一個優秀民族必然具備的高尚境界，而把銀礦全部用于史無前例的海軍創建則表明，希臘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對險惡復雜環境迅速的應變能力。由于薩拉米斯（TheSeabattleofSalamis）海戰的勝利，古希臘文明獲得發展壯大的機會。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由于軍事上不能迅速適應外部之變化，都早早地消失在歷史深處。

再如，中華文明之所以偉大，也充分體現于軍事上能夠迅速領悟、適應外部戰爭形式之變化。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4年甲午戰爭，一個現代海權意識及其薄弱的傳統農業大國，一個沉湎于陸權主義軍事傳統幾千年的文明，能夠在極短的50多年里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北洋海軍，并同日本展開一場現代化海戰。失敗固然令人痛心，但中華民族在軍事上具有迅速適應世界環境之變化的能力，卻得到充分證明。這點至關重要，因為決定民族命運的不是一場具體的會戰成敗，而是通過具體會戰所反映的該民族軍事應變力的質量，而軍事應變力的質量將決定一個民族的能否繼續生存和發展。

“戰爭的精華，卻不是在勝利，而是在于文化命運的展開。”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Spengler，Oswald）這句話可謂道出了戰爭與文化、與人類命運關系的實質，稱得上至理名言。不過斯賓格勒只說對一半，在我看來，戰爭也是判別文化優劣的試金石，是文化選擇時必須優先考慮的因素。

二

戰爭與文化研究雖然游離、穿梭于各傳統學科之間，但畢竟有自己的關注范圍。盡管它同軍事學研究有重疊部分，但針對戰爭現象而言，兩者之間主要區別在于各自切入點的不同，為說明戰爭與文化研究的特點，有必要將它和軍事學作一詳細的比較。

軍事學主要在自己的范圍解釋戰爭現象，對戰略、戰術、戰役、武器、編制、軍種、兵種、戰斗隊形、后勤供應等等的考察一般不越出純軍事層面。戰爭與文化研究一般從文明特征、大歷史、大社會背景出發，考察軍事領域包括以上列舉的一切現象。

軍事學僅僅注意到古希臘以“方陣”作為步兵作戰單位，并對其起源時間、戰斗力的強弱進行考證和評估。戰爭與文化研究關心的是古希臘“方陣”貧富階層的隊列安排，解釋何以最富有、最顯赫的公民階層站在“方陣”的最前列，最先接敵作戰；而最貧困的公民階層被安排在最后一列，還將指出這種兵力最佳化配置的社會文化因素，從而找到古希臘“方陣”戰斗力之強的最終根源。以此類推，同樣可解釋早期古羅馬軍隊戰斗力強大以及后來羅馬軍隊戰斗力衰退的原因。

軍事學常常羅列一些戰例，來驗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如何了得。戰爭與文化研究則要解釋為何古代西方文明將合圍殲滅戰看作戰爭的最高境界，漢尼拔（Hannibal）創造的“坎尼戰”（CannaeBattle）何以成為西方的戰爭經典；同時還要解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何以是中國古代東方文明追求的最高戰爭境界？

軍事學研究不一定要解釋某種軍事思想為何產生于特定的文明圈內。然而，戰爭與文化研究一定要回答：“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為何產生于東方而不是西方？”“為何馬漢的海權論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在東方？”“中國的現代海權意識為何發育遲緩？”等等，而且，還要盡可能地將研究過程中的每一個邏輯環節論證清楚。

軍事學研究對奧林匹克運動同古希臘民族的尚武精神不會感興趣，戰爭與文化研究則要指出古代奧林匹克大會的比賽項目幾乎都是冷兵器時代的作戰技能，并且提醒人們注意：一個把戰斗技能作為日常生活娛樂消遣的民族，其尚武精神達到如何程度可想而知，其能夠最終戰勝強大的波斯帝國的秘密由此可窺一斑。所以，僅僅從戰略、戰術等軍事學層面解釋希波戰爭的勝負顯然是比較淺顯的。只有從戰爭與文化關系切入，才能獲得較為深刻的結論。

軍事學研究一般不關心文學現像，對于“荷馬史詩”中把阿喀琉斯（Achilles）等英雄塑造成具有嗜血本能的英雄以及贊美蒼蠅的現像沒有興趣。戰爭與文化研究則對《伊利亞特》中贊美蒼蠅的天然攻擊精神給予特別的關注。因為至少在東方文明的藝術創作中是極為罕見的，這無疑可作為判別一個民族、一種文明對戰爭態度的標志。一個曾在古代僅僅因為天然的攻擊精神就把蒼蠅視為藝術審美對象，使之成為一種詩歌意象的民族，今天的表現與過去必然存在著某種繼承性。魯迅曾指出西方民族這一乖戾，但純文學研究因看不出解釋的意義，從來沒有對此作過解釋。似乎也只有從戰爭與文化的關系角度，才能作出較為深入的解釋。

軍事學一般不研究作戰技巧的非軍事化的社會功能，但戰爭與文化研究要說明作為軍事作戰技能的射箭派生而來的“射禮”，如何在中國古代社會成為“禮制”的重要內容，成為統治階層政治生活中的一項規范；戰爭與文化研究還要關注奧林匹克運動各種項目競賽的冠軍是戰時當然的指揮官現象，那些競賽項目基本都屬當時的作戰技能，從而解釋人們的社會道德、政治規范、包括具體的人材選拔制度曾經從軍事領域獲取資源的現象。不同的文明為管理和規范社會生活，從軍事領域汲取資源的方式和對象都是不同的，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有助于加深對各種文明的深刻理解。

軍事學研究只對“甲午海戰”作出軍事范圍的技術性解釋，即從戰略戰術，艦船的數量、噸位、航速、裝甲厚度，火炮的數量、口徑、射速，作戰人員的素質，后勤保障等等方面進行分析并作出結論。戰爭與文化研究則要從大河流域灌溉型農業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指令性社會管理模式、內陸農耕文明強烈的土地意識、沿襲了幾千年的陸權主義傳統等等文明的主要因素出發，探討這些文明因素同現代海權意識和現代海軍在根本上的沖突，從而說明我們現代化軍事建設在起步階段和社會其它領域一樣，只限于表層而無法進入深層的歷史必然性。這樣就能全面而公正地評價這場戰爭的得失，不會苛刻地把所有失敗的責任強加于當時的軍事領導人。海軍與國家共命運是西方現代化重要特征，甲午海戰的失敗固然是我民族的一大恥辱，但也應看到這是我民族已不得不卷進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標志。

戰爭與文化研究也能幫助解釋軍事領域中的一些現象。自拿破侖以來，法國軍事上就一直處于長期弱勢。法國地理上東臨歐洲內陸、西向大海面對英國的海上挑戰，一方面要全力發展陸軍，以對付歐洲內陸的普魯斯、俄國等強大的陸權主義國家；另一方面，18世紀以后，海權優于陸權的情況日益明顯，法國有著漫長的海岸線，這就迫使它發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國的海權。這樣一來，法國財力和資源捉襟見肘，國防投資上，被迫兼顧陸、海兩個方面，結果海陸軍均不能達到世界一流程度。而英國、德國和俄國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傾其國力于海權或陸權，法國則因所處的獨特地理，必須同時擔負海權和陸權兩副擔子，這就注定了法國無力成為世界一流軍事強國。在東方，中國西臨亞洲內陸，承受俄國強大的陸權壓力，東向大海面對日本的海上挑戰，所處地理位置酷似法國。所以近代以來，中國軍事狀況與法國相似，因內外戰爭的需要，既不能放棄傳統的陸軍建設，又必須發展自己的海軍以應付來自海上的威脅，也就說必須同時承擔陸權和海權兩副重擔，加上近代化進步晚，這就注定近代以來中國軍事力量難以振作的命運，而在古代，亞洲文明都屬農業性質，在陸權主義占軍事主導地位的時代，中國可以置漫長海岸線于不顧，因而能發揮自身優勢，并常常成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軍事強國。近代以來，中國的地理條件和法國一樣，成為實現一流軍事強國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素。

三

讓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一下，戰爭與文化研究的意義所在。誠然，我們要避免重蹈過去某些歷史學家的覆轍，把人類歷史僅僅看成一部戰爭史，但上述分析表明，從觀察歷史、解釋歷史而言，戰爭與文化的關系研究的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角度，我們視野中出現了新奇的景觀。不僅對歷史研究而言，即使對當代和未來社會的觀察而言，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審視點。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即是一種不錯的嘗試，盡管其某些結論有待商榷，但他從戰爭與文化關系的新角度，歷史地分析國際關系未來趨勢的新嘗試，無疑值得肯定。從戰爭與文化的角度還可發現儒家思想對于當代世界的新價值，例如，孔子主張“禮制”，以及對戰爭看法，使他成為東西方歷史上最早主張對戰爭暴力進行理性制約、用社會規范來約束戰爭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關于“仁義之師”的論述，使他們成為歷史上最早系統地考慮戰爭與道義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戰爭應該成為道義工具的觀點至今尚未過時。尤其孟子，面對當今國際政治復雜之現象和眾多理論學派，我們更感其學說慎密、深刻之偉力所在，他不僅在歷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義軍事干預，同時也是歷史上最早提倡對人道主義軍事干預。

戰爭與文化研究使我們重新發現歷史，發現文明遺產的價值。就象過去人們發現《蒹葭》、《采葛》是表現遠古愛情的千古絕唱，《氓》、《我行其野》是棄婦詠嘆的永恒經典，從戰爭與文化角度看《詩經》，同樣會發掘出其中長期被人所忽略的重要意義。古典文學研究側重比、興、賦的藝術技巧的運用，關注社會生活諸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發，然而，運用《詩經》提供的古代社會的生活信息，尋找漢民族對戰爭的基本態度，古典文學研究即不能勝任、也沒有這方面的義務。戰爭與文化研究發現，《采薇》、《伯兮》是表現古代漢民族對戰爭暴力基本態度和感受的經典作品，它們反映了漢民族在現實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認知三個層面對戰爭暴力的矛盾沖突，對于把握漢民族個性特征和社會特征來說，這兩首詩的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軍事學和心理學的價值遠遠超過其藝術價值。

同樣，在“荷馬史詩”中，我們發現阿迦門農（Agamemnen）的聯軍在特羅伊（Troy）城外海灘登陸后，把船只拖上陸地，構成幾道連環防御工事。這表明當時的航海民族不僅把船只當作海上運輸工具，也把它當作軍事防御設施，從而提供了遠古地中海軍事藝術和軍事技術的寶貴信息。這使人想起西漢霍去病遠征匈奴時，用運輸工具武剛車在草原上“環接連城”，組成防御工事以對付匈奴騎兵的沖擊。這表明各民族的人們在從事軍事活動時，都遵循將日常生活條件與軍事作戰條件盡可能結合的原則，這是人類社會追求效率時的規律，只是不同生活環境表現為各種具體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馬史詩”在軍事學、社會學方面的價值與藝術學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戰爭與文化關系的視野里，我們發現明末清初東南沿海的鄭氏集團是中國古代資本主義發育程度較高的典型事例。歷史學一般只是將鄭氏集團看成中國古代海商集團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趨利、殺人越貨、通則為商、不通則為盜的一群海上亡命之輩，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撫后成為合法之地方豪強。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觀之，鄭氏集團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經濟成份。軍事學則將鄭氏集團的武裝力量看成是中國古代海軍的一個部分。戰爭與文化研究在經過東西方比較后認為：鄭氏水師與以前歷代水師有著本質的差異，它是中國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質的海軍，即西方意義上的海軍，因而，鄭氏水師是近現代海權意識在古代中國的真正代表。而近現代海權意識在本土自發產生、旋即消失的現像，對于深入理解我們古代社會性質、儒家文明性質提供了重要依據。順藤摸瓜，我們還會發現，鄭氏集團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會，其內部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的內容和運作于內陸王朝的傳統社會具有本質的不同，前者以“商業軍事復合體”為核心結構，后者以“農業軍事復合體”為核心結構，又因為在社會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場原則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則發起強有利的挑戰，因而鄭氏集團所代表的東南海商社會比江南絲織業更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態，更能代表中國古代資本主義的萌芽。傳統史學概括地認為：中國近代與西方較量失敗的原因在于西方在軍事上的優勢-“船堅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戰爭與文化研究的結果概括為：近代中西兩大文明的較量是“工業軍事復合體社會”同古老的“農業軍事復合體社會”之間力量懸殊的抗衡。由于“商業軍事復合體社會”是“工業軍事復合體社會”的前奏，從歷史的邏輯出發，鄭氏海上商業軍事集團的毀滅很可能是中國近代化乃至現代化文明進程的一次令人遺憾的中斷，我們民族和我們的文明在17世紀中葉，也許喪失過一次千載難逢的自我更新的歷史良機！

也許，這樣的機會至少在西漢和北宋時期還曾有過。傳統史學中，人們一直把西漢的劉濞看成是一個不光采的主張分裂的地方叛逆者，但戰爭與文化研究的結果是：劉濞所代表的私營性質的煮鹽、鑄錢、冶鐵工商業和他的“叛軍”即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商業軍事復合體”，劉濞是經濟自由主義、即古代市場經濟的代表，削番和反削番的斗爭在經濟方面是古代“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社會性質方面是“商業軍事復合體”同“農業軍事復合體”的對抗；社會整合方向上表現為市場原則同指令性原則的沖突。宋代的工商業已經相當的發達，華北的冶煉業在技術和產量上都相當或超過了17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代，中央王朝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市場原則所左右，社會生活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市場化了，原始的指令性社會結構已處于瓦解的邊緣，歷史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但是由于偶然的因素元朝的入侵，打破了歷史的進程并改變了歷史的方向。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唐、宋時期是開放式的，明、清是收斂式的，顯然他的直覺已經也已經感受到這點。

把東西方戰爭對各自文明的影響加以比較，會產生一些很有意義的問題。作為西方文明的嬰兒古希臘文明，其狹小的生存空間和海上貿易占重要地位的生存方式形成了特有的社會各方面的互動和協作，商業利潤、殖民地開拓、軍事征服相互配合，形成這一文明內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價值觀念的良性循環，相互支撐，相互擴張。希波戰爭素來認為是波斯人入侵所致，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從文明性質而論，這場戰爭是由古希臘文明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引起的，具體地說，希臘城邦向小亞細亞地區的商業擴張是這場戰爭的主要原因。因為商業利潤的追求具有無限性，所以商業擴張和殖民擴張也具備了無限的特征，波斯帝國的政治家們明顯感到這種擴張的威脅，于是采取了主動進攻的姿態，企圖一勞永逸解決問題。后來主客形勢倒轉，亞力山大大帝向東方掀起了遠征狂潮，這就證明了當初波斯帝國對希臘半島發動戰爭是具有遠見的。在“叢林原則”主宰的世界里，是不能用道義來評價希波戰爭的。西方一些史學家極力把這場戰爭中的希臘人打扮成正義的一方，純粹出于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偏見。

但這場戰爭卻顯示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持續至今的特征，那就是對外戰爭與市場原則為核心的商業經濟互為因果，保持一致。反觀中國，盡管西漢時期商業經濟占據社會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認為西漢初期，統一的中國第一次面臨歷史的十字路口，但為應付匈奴的長期戰爭，中央政府為有效調動中原農耕區域的一切人力、物力，實行了一系列大規模摧毀以市場原則為主導的商業勢力的政策，并配合以相應的蔑視商業社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對匈奴的百年戰爭中，從鎮壓代表商業勢力的“吳楚七國叛亂”到漢武帝時期的“平準”、“均輸”、“算緡令”、“告緡令”及“鹽鐵專營”，再輔之以儒家意識形態，強大的商業勢力在政府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全方位掃蕩下枝落葉敗，一蹶不振。這和古希臘社會形成極其鮮明的對照，對外戰爭與市場原則為核心的商業經濟嚴重對立，而與原始的指令性原則為核心的“古典式”計劃經濟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認為：西漢時期因匈奴戰爭而被迫采取的鏟除商業勢力的做法，加強了指令性原則對于統一后的中國社會生活的干預，是對古老卻并不凝固的指令性社會結構的第一次“淬火”。西方一位學者曾極有見地的指出：西方文明近四百年來之所以遠遠超越東方文明，就在于市場原則最終突破了指令性社會結構并成為社會管理的主宰。中國現代化滯后的關鍵不在于歷史上不曾有過市場經濟，而在于市場原則始終沒有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并凌駕于后者之上。反思歷史，當發現一種曾使我們輝煌無比的社會管理原則、一個曾使我們贏得歷史上那場最偉大的戰爭勝利的社會整合之法寶，在近代魔術般地變成了衰敗的根源。

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認為，先秦儒家提倡的“仁”涵蓋孔、孟、荀三家，其中無太多的分歧，但把他們對戰爭暴力的基本態度進行比較后會發現，孔子（Confucius）的“仁”同孟子、荀子的“仁”有著極大的分歧甚至對立，孔子僅僅把戰爭暴力的合理性定位、局限于“禮制”，并不主張突破現實政治規范而進入屬于理想境界的道德領域。在屬于理想境界的“仁”的范圍內，孔子反對一切戰爭與暴力現象。簡言之，孔子在現實世界積極主張為“禮”而戰，在“仁”的理想境界排斥一切暴力現象。孟子和荀子則不然，主張戰爭暴力不僅要為現實的“仁政”服務，而且還要進一步為實現理想境界服務。他們提出了“仁義之師”的思想，實際上突破了現實政治的范圍，將戰爭暴力的功能擴展至孔子一直拒絕其進入的道理理想境界。這樣，通過戰爭與文化研究，我們認識到孔子的“仁”并不接納暴力，而孟、荀的“仁”卻包含著暴力。所以，先秦儒家對“仁”的理解、以及道德理想與戰爭暴力之間關系的認識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

有學者論及法國革命的影響時認為；“法蘭西革命已進入中國文化的血液。”并認為現代中國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國大革命帶動起來的。我對“”后中國摒棄西方種種現代化學說，偏偏選擇了馬克思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學說曾感困惑，而對歷來的解釋又不敢茍同，通過戰爭與文化研究發現，將接受主義美學某些原理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較為滿意的解釋。接受主義美學認為：“文本”的意義是接受者賦予的，接受者知識結構的差異產生一種接受定勢，這一定勢將決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種意義而排斥其它意義。馬克思要求窮人以暴力推翻殘酷壓榨他們的統治者，正如所簡煉概括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句，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而傳統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聲疾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荀子亦主張用戰爭來“禁暴除亂”。可以說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條萬句，歸根結底也是一句話：統治者殘酷壓迫窮人，窮人造反有理，加上歷史上數不清的造反實踐，我們的傳統決定了我們對西方的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情有獨鐘，我們千年文化結構中的暴力傾向早已決定了我們必然選擇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變革社會的途徑。所以，與其說中國現代暴力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滲透到中國文化血液的結果，不如說是中國文化中古老的暴力革命傳統因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現代版”再次問世。

通過戰爭與文化關系的研究，可以發現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給人類造成史無前例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并沒有發生在黑暗的中世紀，而是產生于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深入人心的時代，產生于民主主義制度走向全面勝利的時代，這使得包括湯因比（ArnoldJ.Toynbee）在內的一些西方學者大為困惑：民主的原動力是愛，它所產生的巨大活力不僅不能阻止戰爭，反而全部轉化成戰爭熱情？湯因比的困惑在于不了解人類尚未擺脫國家的羈絆，在國家的范圍內，民主的僅僅是調動一切成員、形成一致對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歷史的局限，民主所產生的“愛”在現實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說出了那句驚世駭俗的話：“民主的原動力不是對他人的愛，而是狠。”這也許就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民主主義時代爆發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類戰爭恢復了原始野蠻時期的總體戰狀況。

歷史學的使命在于總結過去，避免曾經有過的災難，以便在未來的歷史十字路口幫助人們作出明智的選擇，從而把握人類自身的命運。戰爭與文化研究不僅為了更好地解釋過去發生事件，同時還分擔著歷史學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說軍事學研究更多地是為將來的戰爭作準備，那么戰爭與文化研究除了具有軍事學同樣的功能外，還將義不容辭地、更多地考慮如何營造人類永久和平的問題。

誠然，如果我們不深入地研究戰爭，我們又怎能去贏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談到戰爭與和平，所有的學者都持謹慎態度，富勒認為，戰爭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樣，有規律地起伏著。雖然這是一個天才的比喻，但細加品味卻令人沮喪不已。在我看來，戰爭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著人類，戰爭的可能性就存在。因為激發戰爭的諸多根源是絕對不會消失的。戰爭爆發是戰爭的可能性同戰爭現實性之間的閥門失控，和平則僅僅意味著戰爭閥門的暫時關閉，戰爭可能性暫時被壓抑著，而非永久性消失。戰爭閥門是由各種規則與不規則、可測和不可測、可控與不可控的、不斷變化著的各種社會因素臨時雜湊而成的，因此歷史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時代的戰爭閥門總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來，康德（Kant，Immanuelvon）所追求的“人類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種海市蜃樓的幻覺。公務員之家:

西方學者現在把人類永久和平的希望完全壓在“全球一體化”、建立“世界政府”的賭注上，仿佛康德那種“自由國家的聯盟”的世界政府一旦降臨，我們便可升入永久和平的天堂，這種觀點只能反映他們歷史知識的膚淺及對歷史觀察的淺薄，他們僅在西方有限的空間研究和總結歷史經驗，并且以這種有限的歷史經驗作依據來規劃世界的未來。只要認真研究一下東方文明史，便會發現“世界政府”曾在東方黃河流域的小范圍里建立過，夏、商、周三代都歷時400年以上，生活在三代太平盛世期間的人們，誰不認為已經進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已經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社會機制？然而哪一個朝代避免了內戰？既然東方歷史上的“世界政府”未能擺脫戰爭與和平的周期性循環，那么，我們有什么依據認為將來全球范圍的世界政府管轄下的社會就一定不發生戰爭？

最后談談人類面對戰爭時才會凸現出來的智力悖論現象。戰爭最能證明人類是智慧異常和愚蠢透頂的混合體。戰爭是把雙刃劍，它激發了人類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各種潛能，把他們發揮到極致，從指南車到火藥、雷達、聲納、原子能、計算機，無一不是戰爭刺激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即將來臨的人類電子計算機時代即為戰爭的產兒。盡管西方許多學者論證了戰爭在促進文明發展和人類許多高尚精神方面的種種益處，但正如卡爾·雅斯貝斯（Jaspers，Karl）所說，沒有任何事情比戰爭更能證明人類的愚蠢。核武器的發明實際上是人類在向地球上所有生命種類表明自己是最強大的生命種類的同時，自覺地、人為地、快速地逼近了歷史的盡頭，到達了毀滅自身的邊緣。這就是歷史對人嘲弄！這才是一幕經典的歷史悲喜劇！富勒在20世紀六十年代總結出這樣一句話：“今天，人類的敵人仍然是人類本身。”歷史表明：戰爭既是人類聰明才智的見證，也是人類愚蠢不化的見證。也許人類將永遠背負著這把“雙刃劍”走到歷史的盡頭。戰爭與文化研究也將在無可奈何之下，擔負起沉重的使命能否將人類帶出自我毀滅的危險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