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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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問題不僅是貨幣政策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據。本文在對國內外有關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成果進行系統述評的基礎上指出，由于中國二元經濟特征及資本市場的不成熟，僅僅簡單地按照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我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估算存在較多的局限性，因此，必須根據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框架與實證研究。

[關鍵詞]貨幣；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述評

2007年我國居民CPI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8年1季度CPI上漲高達8%，漲幅比上年同期高5.3個百分點，創11年來的新高。通脹的襲來給全社會民眾都帶來了福利的損失，實際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資產的縮水，尤其是對中低收入者帶來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對通脹，政府不僅要控制物價的上漲，還要制定適當的政策緩解通貨膨脹對社會公眾造成的福利損失。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正確計量是政策制定的一個主要依據，是一項極具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述評

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貨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它也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通貨膨脹的成本較為隱蔽，經濟學家將其歸納為鞋跟成本、菜單成本、相對價格變動的加劇、稅收負擔的不合意變動、混亂，以及任意的財富再分配等，這些成本在理解上雖比較直觀，但是在總量上如何衡量卻是一個難于回答的問題。那么，究竟什么意義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認為由于持有貨幣能夠產生直接效用，而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貨幣余額的下降，故通貨膨脹必然會對個體造成福利損失，這種個體的福利損失就稱之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定義意味著，無論通貨膨脹是預期還是未預期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當然，關鍵問題是合理地度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確的依據。對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進行了開創性研究至今，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其展開了深入的理論探討，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計方法。

1.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優貨幣數量法則認為，在一個貨幣經濟中，為保證完全競爭的均衡達到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名義利率必須等于零，此時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優通貨膨脹率是使得名義利率等于零時的通脹水平。當經濟中通脹率高于最優通脹水平，即名義利率大于零時，貨幣均衡配置不再是一個帕累托最優配置，此時社會福利下降從而產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認為通貨膨脹就像是對貨幣征稅，貨幣征稅(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就是位于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上方之間的面積。當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為零時，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的面積，即名義利率從i減少到0時所能獲得的“消費者剩余”，這一推論與Friedman的最優貨幣數量法則相符。

隨后，很多學者在Bailey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產出增長和考慮貨幣流通速度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結果。Barro(1972)認為通貨膨脹提高了人們的交易成本，人們會加快支付的頻率，也會減少使用貨幣來進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貨幣需求曲線，重估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過log-log型貨幣需求函數和semi-log型貨幣需求函數計量了在傳統方法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實際上是一個假設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應(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應(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個重要的隱含假設是實物資產的報酬率與通貨膨脹無關。

消費者剩余方法雖然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種簡單、便捷的計算方法，并開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因而無法對個體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行為進行研究和分析，也無法對形成宏觀的加總的個體進行推測和判斷。與此同時，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一些學者認為即使通脹率為零，名義利率仍可能為正，這樣持有實際貨幣余額仍然可能有正的機會成本，無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貨膨脹率為縱軸計算貨幣需求曲線下方位于零通脹率和另一通脹率之間面積的計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實際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計算了完全預期為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成本小于產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成本為國民收入的0.3%。這些估值遠小于其他經濟學家的估計。Laidler(1990)認為消費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條件是當名義利率改變時，貨幣需求曲線的位置不變，只是沿著貨幣需求曲線移動。這就需要假定實際余額的邊際效用獨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這一假設條件事實上限定了這種計算方法是一種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這種錯誤的根源在于Bailey認為在穩定價格時的福利成本就是為零，但是，這種認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卻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額有時竟可以高達50%。基于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對問題進行分析時，這一方法主要用來進行補充性說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礎上應用了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Sidrauski模型將貨幣直接進入效用函數，由于這種內含貨幣效用函數方法允許我們根據一個符合經濟人最優行為的貨幣需求模型來計算通貨膨脹的成本，從而使通貨膨脹升高所引起的實際貨幣持有額下降直接表現為個人效用和福利的變化。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認為，市場價格的變動肯定會影響人們的福利狀況，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損，另一些人受益，多數情況下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此時關鍵是如何對受損者補償，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改進。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補償變量法認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貨膨脹水平下，應補償給家庭多少額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給定利率的均衡狀態所獲得的效用水平與名義利率等于零時的效用水平相等。這一方法考察了通脹給社會中每個人所帶來的獲益或損失，從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觀基礎，為我們從個體效用函數出發，分析在預算約束和資源約束下計算通貨膨脹的穩態福利成本提供了一個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補償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為框架，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給出了估計方程。Lucas定義在名義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義利率為i和0時達到福利水平無差別的收入差額，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在實證方面，Lucas利用美國1900-1994年的數據，估計得到：對于美國經濟，10%的通貨膨脹率對于消費者的福利損失僅相當于消費者總消費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證在通貨膨脹率10%和通貨膨脹率為0時消費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樣的，那么必須增加消費者約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貨幣總量理論(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從而建立了一個包含現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彌補了前人研究中將M1層次貨幣全部視為無息資產的缺陷。他們發現，由于個體持有現金(無息的)的份額與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穩態下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是不隨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從這個一般均衡模型中計量得出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結論小得多。

雖然補償變量法并沒有說明為什么貨幣、尤其是沒有實物資產支持的紙幣會產生效用，但這一方法將貨幣直接進入效用函數，而且該模型具有的貨幣超級中性性質表面、效用函數的另一個變量——實際消費不隨通貨膨脹率變動而變動，從而使福利成本計算得以簡化。不過利用這種方法研究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時，在選擇適當函數以及對模型中的參數進行賦值時，常常需要主觀事先判斷和利用經驗來為參數設定不同的值，這勢必會導致因參數賦值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測算結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這種方法通過引入交易技術方程將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間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個購買——時間(shopping-time)模型，這一模型假設時間和貨幣共同為購買消費品提供交易服務，并且時間和金錢在實現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務技術決定了在既定的消費和貨幣持有水平下所必須花費在購買上的時間。購買時間模型從時間的角度來理解和度量通脹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貨幣數量一定的條件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貨幣貶值，降低了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家庭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獲取同樣數量的消費品，從而減少了勞動時間或休閑時間，因此，造成了福利損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購買-時間模型中包括有息資產的情形，并從理論上給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連續時間下的購物時間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達式，他還從理論上討論了引入家庭異質性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個比較代表性的方法外，經濟學家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計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將貨幣和其他資產同等看待，把貨幣看作是資源跨期轉移的載體，建立了一個稟賦經濟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貨幣尋介理論，估計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畫了在一個收入波動且沒有保險經濟環境里，經濟個體為平滑自己的消費而持有貨幣的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模式。

二、對目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啟迪

反觀國內，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對策等定性方面，而專門針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則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國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估算。如歐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了估算；陳彥斌、馬莉莉(2007)分別使用消費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計算了中國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謝赤(2002)則在購買-時間模型下討論了金融創新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理論上的影響；陳利平(2003)在一個引入消費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討論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龔六堂、鄒恒甫和葉海云(2005)利用他們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礎上，應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費者的財富引入效用函數，給出了貨幣供給的改變對經濟不確定影響的分析。

但問題是這種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較多的局限性，因為縱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方法的發展，盡管不同經濟學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貨幣對于公眾的有用性或者貨幣能提供給公眾便利為出發點，進而考慮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如何影響公眾的貨幣持有，并引起公眾效用的變化，從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計量。由于公眾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現實情況的復雜性，已有的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計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此外，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美國有許多不同的特殊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著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的準確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貨幣的效用函數模型框架，加上各種外部約束來推導貨幣需求，進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計量。但從各種模型的計量結果來看，各種模型間不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結論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穩態下得出的比較結果，而當通貨膨脹率劇烈波動或迅速上升(下降)時，實際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會與穩態下的計量結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差距。這使得已有模型的結果其實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設名義變量對真實變量不產生影響，即貨幣和通貨膨脹是中性的。這與很多現存的研究結果相悖。尤其在中國，由于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貨幣沖擊對經濟實體的影響與貨幣主義的前提假設不符，貨幣中性依然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

4.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發展走出了一條相對獨特的中國式發展之路。如中國至今還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城市和農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時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這意味著貨幣層次的選擇上M0和M1都不準確。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將名義利率作為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函數的自變量，從名義利率的角度來計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其隱含假設為名義利率的水平和變化，可以反映出通貨膨脹的水平和變化。但在中國，由于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利率市場化的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應比發達國家相對更遲緩，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據名義利率計算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有時無法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在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研究時必須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對我國采用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以來的各期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確計量和評價，并對中國通貨膨脹率的確定給出一個社會福利的考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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