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規制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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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場規制法是市場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本文在對當前我國有關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考察之后，著重論述了作者所界定的市場規制法三大基本原則，即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保護公平競爭原則以及社會公益原則。

關鍵詞：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國家干預適度保護公平競爭社會公益

引論

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決不僅僅是市場機制獨自運作的結果，只有靠法律保駕護航的市場才能無“悖論”、才能不“失靈”。政府一方面要給予人們最大限度進行經濟活動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須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確保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構，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運作；而后還必須建構另外一種法律規范體系以彌補民商法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發揮。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實踐表明，這種法律規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國稱之為反托拉斯法；德國稱之為反對不正當競爭法、反對限制競爭法；日本稱之為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禁止壟斷法；英國稱之為限制性商業行為法、公平貿易法；歐洲聯盟稱之為競爭法；我國臺灣地區稱之為公平交易法。我們稱之為市場規制法②。

市場規制法是調整在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市場，調節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市場規制法就是調整市場規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們認為，市場規制法是經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①，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研究也必將為進一步研究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提供強有力的支持②。

一、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問題概說

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是該部門法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③，是該部門法的靈魂。當前研究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是有其現實意義的。其一，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是我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重新整合④、市場規制法律體系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重要標志；其二，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確立，能夠彌補市場規制法律規范和條文的缺陷⑤，指導市場規制法的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過程以及市場規制法學的教學與研究。

（一）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問題的研究概況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市場規制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由于學者們多是從具體的法律制度研究著手，因而在市場規制法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就略顯不足，專門討論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文章就更加寥寥。目前，關于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問題，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1、“李說”①，該說認為，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有四，即誠實信用原則，保障公平合理競爭原則，保護消費者利益原則以及維護市場秩序原則。

2、“楊說”②，該說認為，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是合法原則、中立原則、社會利益原則、安全與效率原則、授權與限制并舉原則。

3、“劉、崔說”③，根據該說，各國市場規制法基本都遵尋相同的原則，即保護競爭主體平等競爭地位的原則，促進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保護中小型企業的原則以及保護國家利益的原則。

4、“徐說”④，該說認為，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包括自治（自愿）原則、實質公平原則、整體效率優先原則。

（二）研究概況簡析

筆者認為，上述對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表述中，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也有些是可采信的。摘要分析如下：

1、值得商榷者。如“誠實信用原則”、“自治（自愿）原則”有將民法的基本原則錯位為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之嫌。按照該原則，市場關系中的當事人在進行市場交易活動時必須具有誠實、善意的內心狀況，講求信用、不欺詐對方等，這是對民法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及與財產有關的人身關系的基本要求，用于市場規制法對市場規制關系的調整似有不當。再如，“中立原則”、“安全與效率原則”、“授權與限制并舉原則”等有將非法律原則認定為法律原則之嫌。又如，“保護消費者利益原則”和“保護中小型企業的原則”有將具體法律規范的原則擴大使用之嫌，因為單就上述兩原則而言，無一能涵蓋市場規制法之全部和整體。還有如，“維護市場秩序”應是市場規制法的一個具體任務，雖然法的原則應該體現法的任務，但二者畢竟不能等同。最后如，“保護國家利益”則是所有法的一般性共同價值目標，并不能確切體現市場規制法的特殊性。作為經濟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市場規制法，也當然具有社會本位的性質，它保護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而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絕非同一概念（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大多數情況下其國家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是相一致的）。

2、可以采信者，如“保障公平合理競爭原則”、“保護競爭主體平等競爭地位的原則”、“促進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社會利益原則”、“整體效率優先原則”等，它們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市場規制法的本質特征，體現了市場規制法的任務，因而是可以采信的。

二、市場規制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標準

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有密切的聯系，是法律規則的基礎或來源①。法律原則也是一種價值觀念，體現法律追求的價值目標②。

任何法律部門的基本原則的確立都應遵尋一定的標準，市場規制法也不例外，依筆者之見，這些標準應該包括：

1、法律性標準。即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應該具有法律規范的特性，可以作為執法和司法的依據。

2、抽象性標準。即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必須是從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歸納和演繹出來的一般的具有抽象性的可以普遍適用的規則，而不是僅顧及那些特殊的、具體的情形和細節。這也就說明了法的基本原則作為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只作類的調整而不作個別調整，只作高度概括而不作具體規定。

3、表征性標準。即作為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要體現該法律部門的基本內容，反映該部門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征。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其基本內容的集中體現，也是構建部門法體系的基礎。不同的社會關系由不同的法律部門來調整，而不同的社會關系的特質決定了調整該社會關系的法的基本原則的獨特性，也是與其它部門法基本原則的區別所在。

4、統率性標準。即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應該統率該部門法的具體制度，是其具體法律制度的淵源，它們是綱與目、源與流的關系。市場規制法各具體法律制度只不過是其基本原則的展開。

此外，作為部門法的基本原則不宜過多，否則紛繁復雜的表述只能損害基本原則的權威性，使之在實踐運用中難以真正奏效。基于上述標準，筆者認為，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有三：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保護公平競爭原則以及社會公益原則。

三、市場規制法三大基本原則解讀

（一）國家干預適度原則①

1、含義。國家干預適度原則，就是要求國家干預經濟生活要從社會公益的角度出發，把握適度、得當②。在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中，“適度”是一個高度抽象的、彈性的標準。“市場失靈”要產生效率損失，國家干預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挽回這種效率損失。但是，由于國家也是一個有限理性的經濟主體，它在干預經濟活動挽回一部分效率損失的時候，也可能會導致效率損失。當國家干預能以最低的效率損失挽回最大的效率損失時，就是最佳的、最理想的國家干預，即國家干預的適度。

2、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之解讀。③

首先，自亞當·斯密后世界經濟理論的發展蘊育了國家干預適度原則的經濟理念。斯密時代，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尚未充分發揮作用，因而其經濟理論核心是解除對“看不見的手”的禁錮，將國家干預經濟的職能限制在極小的范圍內。其后，李斯特經濟理論充分注意到了國家干預職能的積極作用，但他的國家干預思想實際上主要是貿易保護主義。再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全面干預，這種極力推崇國家干預優越性的理論在北美和西歐二戰后經濟恢復中得到各發達國家的認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當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后，再推行這種政府意志主導的經濟政策，就顯然不符合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發展的本質要求了。因此，從70年代開始凱思斯主義遭到了廣泛的批評。供給學派正是在抨擊凱恩斯主義的浪潮中誕生的，它主張削弱國家干預，重視市場自發調節機制，迎合了回歸自由主義的思潮。總之，這種態勢體現出一種彈性變化：反對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宣揚國家干預（李斯特）→鼓吹國家干預（凱恩斯）→削弱國家干預（供給學派）。與之相應，各國經濟政策總是圍繞著國家干預這根軸心線上下波動，始終在尋找一個最佳的平衡點，試圖實現對國家干預經濟的適度把握。

其次，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社會經濟變遷史暗示了國家干預適度原則的形成。國民經濟一體化形成以后，客觀上要求市場自發調節機制和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機制同時發揮作用。然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時可能會出現“市場失靈”，這使得國家必須干預市場機制，維護市場自發調節。因此，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國家干預經濟運行已成為時代的必然。民法調節經濟活動游刃有余的歲月一去不復返了，國家干預成為經濟運行的時代特征。各發達國家調整經濟運行的經濟法律無一例外地圍繞著是削弱國家干預還是加強國家干預而有所不同。從市場規制法來看，因時代不同，國家不同，各國對壟斷組織或采用打擊、限制或采取扶持、縱容的兩手作法；因國家所處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各國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界定與打擊方式也有所區別。然而，不論是反壟斷立場上的左右搖擺，還是反不正當競爭的大同小異，國家干預經濟都必須掌握一定的“度”，“適度”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不適度”（干預過度或干預力度不夠）則會影響經濟前景，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社會經濟變遷暗示人們：國家干預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國家干預適度則是經濟長盛不衰的秘密。

再次，發達國家的經濟立法昭示了國家干預適度原則的成功運用。以市場經濟發達的美、德為例，其經濟立法的發端都是市場規制法，雖然兩國的立法實踐軌跡不同，但對國家干預適度的把握均較為得當，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績效。美國干預市場自發調節的初衷是反對托拉斯，而對不正當競爭行為似乎關注并不很多，或將不正當競爭行為列入反托拉斯法中調整①，并且其市場規制法的反壟斷立場基本上一直未變。德國干預市場自發調節的最早動機是反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對卡特爾基本采取放任態度，后來甚至轉向扶植。二戰后才回歸世界反壟斷的潮流，現在基本形成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并存的立法態勢。總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從來沒有忽視過國家干預的作用，只是干預的出發點和目的因各國國情、所處時代、國際國內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最終目標都是試圖通過對國家干預適度的把握，以保障市場機制調節功能的充分實現。

（二）保護公平競爭原則

1、含義。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是指，國家要為當事人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競爭條件，使他們能夠在相同的條件和外部環境中參與競爭，促進競爭機制在市場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此原則中，我們對公平競爭加上“保護”之修飾，表明國家在維護市場經濟及其競爭秩序中的積極能動作用，表明市場規制法所保護的公平競爭決不是法對市場主體的一般性要求②，而是從宏觀層次追求充分、適度的市場競爭，通過抑制微觀之正當、公平的競爭以實現宏觀的公平競爭①。同時，“保護”公平競爭也表明了政府在這方面的積極性義務，表明政府在追求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時的政策性和強制性，以及法律對國家或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限制。

2、保護公平競爭原則之解讀。②

首先，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是在市場規制法受命于危難，彌補市場的缺陷、克服民法調整市場經濟關系的局限性的過程中確立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和不正當競爭的不斷加劇，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化為泡影，經濟關系走出了民法所維護的秩序范圍，時代呼喚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現。市場規制法作為一種嶄新的法律形式，從創設之初就以創造市場平等競爭條件和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為己任，它超越了國家不干預私人經濟生活的民法傳統，改變了民法對社會關系采取的自由放任的態度，在民法肯定自由競爭的基礎上運用國家之手，強調對公平競爭的保護。世界各國大都以國家干預的方式制定了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這些立法雖然由于各國政治、經濟和歷史背景不同而相異，但其精神實質卻是相同的。從美國的《謝爾曼法》至今，公平競爭法已途百年，其間也歷經修改，但其立法宗旨中滲透的保護公平競爭理念卻始終如一。法律原則是對法律價值的反映和提煉，正是由于保護公平競爭這一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價值目標在人們的觀念層次及整個市場規制法的運轉機制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它將被作為市場規制法的一項基本原則。

其次，保護公平競爭原則作為市場規制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當然具有國家干預性和社會本位性特征。國家干預性是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最明顯的特征。市場規制法在本質上就是國家為彌補民商法調整的不足而自覺地干預市場的產物。國家干預性特征使該原則與民法的平等互利原則區別開來，兩者分別代表了社會整體調節機制和社會個體調節機制。社會本位性是保護公平競爭原則的另一大特征。市場規制法保護的既不是單純的國家利益，也不是完全的市場個體利益，而是同這兩者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明顯區別的社會公共利益。市場規制法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是通過對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來實現的，無論是對壟斷結構和壟斷行為的規范，還是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制止，以及對消費者權益的特別保護，都是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的。保護公平競爭原則的這一特征實際上是對國家和市場主體行為的引導和限制，要求國家和市場主體都必須對社會共同盡責。

再次，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在現代經濟繁榮過程中有了新的發展。隨著市場競爭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保護公平競爭不再是要完全消除壟斷，而是要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也就是說，對公平競爭的保護一方面表現為對國內市場上非法壟斷的抵制，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要利用規模經濟等合法性壟斷來克服國內市場上過度競爭的無效性以及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相得益彰。由此可見，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在內容上有了新的發展，如果說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初期，這種新變化已初露端倪的話，那么在自二戰以來直到當今的現代市場經濟時期，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所蘊含的這一新信息正逐步得到全面體現。

（三）社會公益原則

1、含義。社會公益原則是指，國家規制市場經濟生活要以社會公益為基本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就是說，在國家干預市場，調整市場結構，規范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和促進公平競爭的過程中要始終以社會公益為基本尺度。在此原則中，我們所強調的“社會”是嚴格區分于“國家”的①，而“公益”則涵蓋了政治、經濟以及道德等社會各方面的諸多利益②。具體說來，社會公益原則應當包括“社會公共利益至上”和“社會整體效益優先”兩層涵義。

2、社會公益原則之解讀。

首先，社會公共利益至上。在市場規制法領域，一切價值判斷都應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最高標準，這個標準應當貫穿于整個市場規制法的法制建設過程中，并且是各種市場規制法的法律規范不得違反的。不論是反壟斷法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雖然原則上都要依據供求規律、市場競爭規律等經濟規律，來實現保障市場機制有效運作，維護有效競爭，但對符合經濟規律卻有損于社會公共利益，釀成弊害的壟斷和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法律必須加以限制，以保護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而對于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的有違經濟規律卻能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必要壟斷和限制競爭行為，法律則必須予以保護和鼓勵，如危機卡特爾、不景氣卡特爾、出口卡特爾等。從而實現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穩定，最終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的目標。同樣，在判定一個行為究竟是不是壟斷、是不是不正當競爭，應不應該進行規制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就是看該行為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這一點，世界各國也都是這樣規定的。①

其次，社會整體效益優先。保證社會整體效益的不斷取得，始終都是市場規制法所要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自市場規制法誕生以來，它就以鮮明的整體效益價值傾向與傳統法律部門相區別，并在協調市場經濟中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的矛盾時，以維護社會整體效益為根本指導準則。傳統民法理念認為，個體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會最終實現社會的整體效益，但其調整經濟關系的歷程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無限制的個體效益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導致壟斷的出現，市場失靈，扼殺了其他個體的效益追求，最終犧牲了社會整體效益。因而，市場規制法只有在國家干預適度的前提下，以社會整體效益優先為宗旨，才能補充民法調整的不足，真正協調個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之矛盾，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凡是制定了市場規制相關法律的國家，其立法的首要政策目標無一例外的是要通過禁止壟斷、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從而排除市場競爭的障礙，維護自由、公正、民主的市場經濟秩序，以獲得最大的社會整體效益②。

當然，社會公共利益與社會整體效益不會永遠協調一致，這兩個標準在實踐的適用過程中必然會并且經常會產生沖突，那么“社會公共利益至上”與“社會整體效益優先”何者更為先呢？筆者認為，要以社會公共利益為先，由社會整體效益做出一些讓步或犧牲。因為，從根本上說，只有滿足了社會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夠實現社會的穩定，只有實現了社會的穩定才能促進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所以，從更長遠一點的角度看，當社會公共利益標準優于社會整體效益標準時，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③

結論

國家干預適度原則、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和社會公益原則是市場規制法的三大基本原則。首先，它們揭示了從簡單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過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形式的變遷；其次，它們反映了市場規制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體現了市場規制法的價值取向；最后，它們蘊含著豐富的法哲學、經濟學信息，是極富有彈性的、具指導意義的法律原則。

總之，國家干預適度原則是市場規制法存在與運行的基礎和前提；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反映了市場規制法調整經濟關系的手段和過程；社會公益原則是市場規制法立法、執法與司法的最高標準與最終歸宿。市場規制法的這三大基本原則是有機統一的，它們共同支撐起市場規制法的規范體系，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三者都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AbstractThemarketregulationlaw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themarketeconomy.Afterthereviewingoftheseveralrepresentativedomesticviewpoints,theauthormakesastatementonthethreebasicprinciplesofthemarketregulationlaw──the"properstate''''sadjustmentprinciple",the"equalcompetitionprotectingprinciple"andthe"socialbenefitsprinciple".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法學院]

①民法自身的特性決定了它在調整市場交易關系過程中必然產生諸多缺陷，例如，它是確權法，不是限權法，因而不能通過對行為人權利的限制來均衡各方利益；它是以個人而不是以社會為立法本位，因而不能拋棄個人利益而從全局的高度直接考慮社會利益；它是私法，不是公法，因而當交易行為有直接負外部性（即強烈的社會危害性）時，由于該交易不直接涉及特定的第三人，既無法依據合同責任也無法依據侵權責任對其起訴，此時的民法調整或者力不從心或者成本過高，等等。

②即便是國內，“市場規制法”在學術界也并不是一個公認的、統一的稱謂。有學者認為這部分法律規范應稱為“市場調控法”，即調整市場調控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參見李昌麒：《經濟法學（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頁。也有學者認為這部分法律規范應稱為“市場管理法”，參見王保樹主編：《經濟法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頁。還有學者認為這部分法律規范應稱作“競爭法”，參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條法司：《現代競爭法的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劉劍文、崔正軍：《競爭法要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鐘明釗：《競爭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雖然這部分法律規范被學者們冠以不同的名稱，但其內涵大都指與市場機制的維護和完善有關的法律法規。筆者認為，“規制”之義并不等同于“管理、調控和調整”，它包含有“規整、制約和使有條理”的含義，表明外部力量對某一事物企圖達到一定狀態的矯正設計。規制的發生是以規制對象的偏頗為前提的，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市場自身以及民法調整市場的偏離，新的法律規范才應運而生，所以“市場規制法”這個稱謂更能精確地反映其所包含的具體法律制度的調整對象、手段及本質。實際上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規制（Regulate）”一詞就已反復出現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法令和學者著作中。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在論述過程中統一使用“市場規制法”這個稱謂。

①市場規制法與宏觀調控法共同構成了經濟法。參見王繼軍、李建人：《經濟法是市場規制法與宏觀調控法的有機結合》，《法律科學》1999年第1期。

②一直以來，我國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討論與研究從未間斷過，也取得了諸多成果。例如漆多俊先生的“一原則說”、邱本先生的“二原則說”、史際春和鄧峰先生的“三原則說”、李昌麒先生的“七原則說”等先期的早已為人所共知的成果；再如“國家適當干預與合理競爭二原則說”（參見魯籬：《經濟法基本原則新論》，《現代法學》2000年10月）、“維護社會整體效益與維護社會公平二原則說”（參見劉桂清、佘勝勇：《論經濟法基本原則》，《當代法學》2000年第5期）等最近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是，大多數研究都是直接從經濟法總論下手，采用演繹法得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不免流于空泛，說服力不強。

筆者認為法律原則的討論還有另外一種進路，即采用歸納法，先分別對經濟法的下位概念法的基本原則進行研究，之后再將所有下位法的基本原則進行歸納總結和升華，最終提煉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例如，民法的“誠信原則”，起初就只是合同法所遵尋的基本原則，進而成為債權法的基本原則，直至上升為整個民法的基本原則，并最終被奉為民法的“帝王條款”。這樣得到的部門法的基本原則更具有說服力，因而這種研究進路也應當被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所借鑒。

③孫國華：《法學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頁。

④法律是典型的上層建筑，因而它必然決定于經濟基礎，并不斷調整自己以與之相適應，在此過程中為之服務。因而建國初期，我國的法律被打上了深深的計劃經濟的烙印。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與深化，我們必然要對已有的法律規范做大幅度調整，對應有而又沒有的法律規范做新的立法嘗試，整個社會主義經濟法律體系都要進行重新整合以適應經濟的快速發展。

⑤法應當是確定的和精確的，但在一定時期內，人們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作為法律載體的語言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立法者即使制訂再多的法律，也必然會有遺漏；即使采用再準確的語言，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立法意圖與法律文字表現的背離。在實踐中，對于成文法而言，其自身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原則來彌補的。

①參見李昌麒：《經濟法學（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頁。

②參見楊紫火亙主編：《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頁

③參見劉劍文、崔正軍：《競爭法要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

④參見徐士英：《競爭法論》，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頁。

①美國法學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則是超級規則，是制造其他規則的規則，換句話說，是規則模式或模型。……‘原則’起標準作用，即是人們用來衡量比它次要的規則的價值或效力的規則。‘原則’還有一個意思是指歸納出的抽象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則是總結許多更小的具體規則的廣泛的和一般的規則。”參見[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

②在法律英語中，“原則”（Principle）有下列含義：1、法律的諸多規則或學說的根本的真理或學說，是法律的其他規則或學說的基礎或來源；2、確定的行為規則、程序或法律判決、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對之證明或反駁，它們構成一個整體或整體的構成部分的實質，從屬于一門科學的理論部分。《布萊克法律辭典》“原則”條，西方出版公司，1979年版。轉引自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

①應當認為，這里我們將“國家適度干預”這個學界常用的提法置換為“國家干預適度”不是簡單的文字游戲，而是有深刻意義的。與英語相反，漢語的表達方式通常是將所要強調的部分放在句子的末尾，而將所有的修飾語往前提。例如，“保護公平”強調的是“公平”，是保護“公平”，而不是保護別的什么；相反的，“公平保護”強調的是“保護”，是以公平的方式進行“保護”，而不是以其他方式進行“保護”。具體到該原則中，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適度”，而不是“干預”，國家“干預”經濟是早已為經濟法學界所共同認可的，當前的任務只是要論證國家干預的“適度”性問題，而不是強調“干預”性問題，因而，應該將“干預”放前，“適度”放后，這種語序上的差別是不應當被忽視的。所以，本著嚴謹的治學態度，我們認為將該原則稱為“國家干預適度原則”更能精確表達其深刻內涵。

②此外，也有學者對該原則進行過另外的解釋，認為國家或經濟自治團體應當在充分尊重經濟自主的前提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一種有效但又合理謹慎的干預。其作為經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確切內涵有二，即正當干預和謹慎干預。魯籬：《經濟法基本原則新論》，《現代法學》2000年10月。

③相關資料可參見李建人：《國家適度干預原則——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山西大學2000屆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①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12——14條，對虛假廣告的規定。

②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則，它只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地位和權利義務之形式平等，在微觀層次上略微實現某種實質的平等。

①如微軟收購Intuit軟件公司，雙方企業和股東皆大歡喜，Intuit的股東希望通過其企業被收購而由微軟對Intuit注資，并由微軟龐大的國際分銷網獲得好處；微軟則希望獲得Intuit公司開發的已占有個人財務軟件市場近70%份額的Quicken軟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謂平等互利、公平絕倫，然而美國政府擔心收購完后微軟會獨霸全美個人財務軟件市場，執意向法院起訴，最終挫敗了此項交易。參見：《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收購Intuit之舉提交法院》，《國際電子報》1995年8月7日，第39版。

②相關資料可參見趙劍飛：《試論保護公平競爭原則》，山西大學2001屆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

①過去只講國家利益，而將社會利益包含于國家利益之中，這是過去“國家——社會”一體化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反映。只知有國家，不知在國家之外或之上，還有與之并存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和社會利益，社會的一切由國家代表或包辦，社會淹沒于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之中。雖則社會主義國家本質上是人民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社會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畢竟二者利益不能等同。象自然資源與生態的保護，環境的保護，城鄉公共設施的興建與維護，社會醫療衛生、社會保險與社會救濟、社會福利與社會優撫安置以及社會互助等，都是相對于國家和集體、個人的特殊的獨立的利益形態，即公共福利。確認社會利益形態的相對獨立性，并在立法上予以單獨保障，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國家過多負擔社會事務，或過多干預乃至侵犯社會利益；一方面也可防止或遏制某些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非法侵犯社會公共利益。參見郭道暉：《法的時代呼喚》，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頁。

②比如，我們在具體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或反不正當競爭法律規范的過程中，有時是純粹出于經濟發展的考慮，但有時也必須考慮到國際關系、對外政策或者國內各地區間、各民族間利益協調等諸多政治因素的影響，甚至要考慮到此種立法將對社會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產生何種影響等道德上利益的得失問題，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得失問題。

①英國法官麥克奈頓勛爵在1984年的一個判例中對貿易限制問題的闡述就表明了這一點：“一切貿易限制就其本身來說都是無效的，這是基本原則。但也有例外，在某些具體案例的特殊情形中，貿易限制和對個人行動自由的干擾被認為是正當的。其前提是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貿易限制是正當的，如果它既對締約各方有益，也對公共利益有益，事實上這也是唯一的理由。”這個判例確立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公共利益的概念已成為控制貿易限制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參見陳有西：《反不正當競爭法律適用概論》，1994年版，第150頁。

②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是德國1989年戴姆勒—奔馳和MBB的合并案。德國聯邦經濟部長以合并改善整體經濟和社會公共利益為由批準了一個大象聯姻。其理由是，合并將使戴姆勒—奔馳承擔對MBB研制空中客車的財政資助，促進MBB公司的私有化，將國家在研制空中客車中所承擔的風險和費用逐步轉移給企業界，從而減輕聯邦財政在這項常年支出中的沉重負擔。據估計，到2000年，聯邦政府因此可減少50億馬克的財政支出。此外，該合并還可加強德國企業在航空航天領域，特別是在空中客車的生產和研制以及在軍備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案例引自王曉曄：《企業合并中的反壟斷問題》，1996年版，第115頁。

③例如德國的Thyssen/Hueller合并案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Hueller是一家出口外向型的有限責任公司。從1973年以來，這家公司出現了嚴重資不抵債的情況，甚至不能按時交付職工的社會保險費和企業所得稅。因此，它急迫想接受一個有潛力的康采恩的兼并。1975年，Thyssen股份公司取得了Hueller有表決權的全部股份。因為Hueller有限責任公司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Thyssen康采恩又有著雄厚的財力，聯邦卡特爾局認為，這個合并將會顯著加強Thyssen集團在相關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從而禁止了這個合并，1977年，這兩個企業向聯邦經濟部長提出了合并申請，聯邦經濟部長對此給予附條件的批準。所附的條件是，Thyssen股份公司最多只能取得Hueller有限責任公司的45%有表決權的股份。聯邦經濟部長解釋其批準理由時指出，這一合并不僅可以保住Hueller有限責任公司職工的就業機會（典型的社會公共利益問題，筆者注），可以使這個有著不尋常技術潛力的且以高技術的專業隊伍裝備起來的企業繼續生存下去，而且從整體經濟的角度，考慮到聯邦德國對出口有著很高的依賴性，也不能放棄這個高效益的企業。在這個案例中，保證職工的就業機會被看成是維護整體經濟利益的重要因素，因為根據德國的經濟穩定增長法第1條，高就業率是德國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案例引自同上王曉曄書，第1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