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網絡時代公眾場所偷拍偷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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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場所偷拍偷錄本是新聞界爭論的舊有話題，但是網絡時代的發展，使得公眾場所的偷拍偷錄更加泛濫，主體不再局限為新聞記者，網絡時代公眾場所偷拍偷拍顯示出新的特點，也威脅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

關鍵詞：偷拍偷錄隱私權網絡

一、公共場所偷拍偷錄的傳統問題

所謂偷拍偷錄，就是不征得當事人的許可而自由地拍攝錄音，在估計當事人不會許可的情況下則采取秘密方式自行攝錄。由于拍攝、錄音是把人們的形象、聲音“下載”到媒體上并且予以公開傳播，勢必會涉及社會、他人的合法權益問題。[1]而街拍，廣義理解就是公共場所的偷拍偷錄，這一問題要更加復雜。

這一問題早已有之，卻在網絡日益發達的今天表現出更嚴峻的形勢。在新聞界，偷拍偷錄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一直是人們爭論的問題，實質是公眾知情權與隱私權的碰撞，這是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平衡的新聞倫理與法律問題。眾所周知，在私人場合偷拍偷錄是被絕對禁止的。我國《民法通則》雖然未在立法上肯定隱私權的地位，但對私人場合也是給予了充分的權利與保證。人們普遍認為，將偷拍偷錄的方式用于公共場所是比較穩妥的選擇。因為被采訪者出現在公共場所，表明他本人對別人了解他的行為舉止持默許態度。記者的偷拍不過是化身為公眾的眼睛，替公眾“看”到了。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問題在于很多人面對鏡頭的行為表現與平時相差甚遠。人們總是希望在鏡頭前展示自己最好的形象。偷拍偷錄到的畫面經常會在一定程度上違背被采訪者的本意。[2]

毫無疑問，如果一個人在公眾場所公開發表言論時，不論他是公眾人物還是草根階層，這時候無論是記者還是普通人忠實記錄當時的場景都是合情合理的，畢竟主動公開的行為本身就意味著默許了人們對其公開信息和行為的傳播。

而對于公開場合的私人活動是否可以偷拍偷錄呢？一個例子可以很好的說明問題。一位美國檢察官曾經舉過一個例子：在一個會議廳內兩個人正在交談。此時是明拍還是偷拍都不是問題。因為兩人共同出現在公共場所，可以推斷其不忌諱社會知曉二人的交往。但此時偷錄就有問題了，因為二人一對一地談話，表明他們的交談是私人性質的，不論是什么內容，偷錄下來，播放出去，都構成對二人隱私權的侵害。[3]可見，公共場合的私人交往、私人活動理應受到保護，涉及新聞事件的除外。經過多年討論，一些傳統媒體領域的偷拍偷錄問題基本上已在學界和業內形成了共識。

二、網絡時代草根階層的偷拍偷錄

網絡時代提供了足夠的意見表達平臺，使得每個人都能成為信息的第一者。隨著經濟的發展，一大批民間DV愛好者出現，手機與照相機的普及，幾乎人人都能成為一個拍客，隨時隨地拍下生活中的場景，拍遍生活中的新鮮事兒、要緊事兒。網絡無疑又為這些拍客提供了最好的展示平臺，人們可以將自己的“得意之作”上傳，傳上微博，貼至博客，上傳到視頻網站。這樣的現實就很可能帶來對隱私權的肆意侵犯與踐踏。如果說幾年前關于偷拍偷錄的大討論主要是針對新聞記者而言的，那么如今的偷拍偷錄呈現出新特點，對它的思考與研究是針對我們每個人而言的。既然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信息者，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他人隱私的侵權者。

如河南電視臺的DV觀察欄目，欄目的節目內容全部來自河南各地的DV愛好者，報道對象多是農民工、婦女、老人、未成年人等，一定程度上給草根階層提供了在電視媒體上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是關于隱私權的問題是其不能回避的。這里面涉及到隱私權與肖像權的雙重權利。由于DV拍攝者投稿到電視臺，并獲取一定的稿費酬勞，可以看成具有了一定的經濟目的，又是未經他人許可的拍攝，那么就具備了對肖像權侵犯的構成要件。

三、網絡時代偷拍偷錄新特點

與傳統意義上新聞記者的偷拍偷錄相比，網絡時代的偷拍偷錄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有著其自身特點。

1、主體非專業性、內部差異大

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的發展使得各種具有攝影攝像功能的電子產品走進了千家萬戶，手機、數碼照相機、DV等等給人們的偷拍偷錄提供了物質基礎，偷拍偷錄的主體突破了原有的職業局限，偷拍偷錄也不再是只有記者才能做到的事情。偷拍偷錄主體的擴大就等于隱私權的潛在侵犯主體范圍的擴大。與過去相比，目前偷拍偷錄的主體呈現出非專業性特點，拍者職業各異，身份各異，他們與新聞工作者相比，在媒介素養、專業性程度和法律意識方面都相對欠缺。而這種隱私權意識的淡薄，很可能帶來侵權的結果。在這一群體中，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由于每個個體的教育背景與職業經歷不同，拍者的格調也大不相同。不同于傳統記者的訓練有素，有明確的職業理念和職業道德，他們大多數人是由興趣引導拍攝，很可能只求新奇，不顧社會公益。不能否認，拍者中的很多人都有著強烈正義感或是渴望成為一名記者的職業理想，但是他們與真正的從業人員相比更容易漠視隱私權，這個群體內部的差異也十分明顯。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每個拍者關注的不同對象中就可以看出。

2、隱私權保護難度更大

拍客拍好之后，上傳到網上是最快捷最直接的傳播方式。而網絡的發展也確實最大限度給人們提供了這種便利。現如今，我國未實行網絡實名制，網絡的虛擬性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網絡維權難度大。與傳統新聞記者偷拍偷錄侵犯隱私權不同，記者侵犯隱私權有名可查，有相關媒體機構可查。但拍客用網名上傳作品，一旦發生侵權，侵權主體身份認證難度大，即使現有條件可以進行認證，但是其認證的經濟成本與訴訟成本都相對較高，這也就導致了網絡侵犯隱私非到萬不得已、忍無可忍的地步，普通人不會依法維權。

另一方面，拍客偷拍偷錄侵犯隱私權的程度可能普遍較輕，大多數時候不至于造成極大、極惡劣的影響。拍客人數眾多，存在于社會的各處，很多時候很多拍客并不能拍到極具震撼力的事情或場景，他們大多數都是拍拍眾生百態，有相當一部分人將目光投向了普通人，更多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如夫妻吵架，街頭吵架，這類發生在公共場所的普通人的事情往往成為拍客偷拍偷錄的主要內容。

拍客數量眾多，拍出的作品更是紛繁復雜，多如牛毛，這當中不同程度侵犯隱私權的情況時有發生，但這是這種普遍性無形中降低了公眾對于隱私權侵犯的辨別度，提高了“免疫力”，直接導致人們對隱私權受侵犯的標準的放寬。一些事情中，明明已經侵權，但人們可能都已經習慣了這類事件的存在，使得當事人或旁觀者不能清醒地意識到侵權事實已經發生。

3、傳播平臺多樣性

從前記者們偷拍偷錄，其傳播平臺比較單一，就是報紙、電視臺等傳統媒體，甚至更局限為該記者供職的某家新聞機構。而今，除了可以通過傳統方式為報紙、電視臺投稿外，網絡平臺的出現讓拍客的作品可以在網上快速傳播，微博、博客和各種視頻分享網站是傳播平臺多樣化的具體表現。各種視頻網站正是靠著網友們的上傳的各種作品才獲得了網民持續的關注。雖然網站對于網民上傳的內容承擔一定的審核責任，但對侵犯隱私權的視頻，網站也并不一定具備甄別能力。

博客、微博等實際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我”媒體，成為了一種主流信息來源途徑。“我”媒體是一個以“我”為中心的個人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可以形成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個人信息中心，我制造信息、我、我產生影響并擴散到盡可能多的其他個體。[4]對于“我”媒體尤其應給予更多關注、提高警惕，2010年風靡中國的微博，微博更加淡化把關人作用，其網絡直播的功能、草根階層的廣泛參與無疑帶來了隱私權侵犯的潛在風險。

4、傳播范圍更大

由于記者的傳播平臺有限，其傳播范圍也就相對有限，而網絡不同，網絡傳播平臺的多樣就帶來了傳播范圍的急速擴大，而且這種擴大是非線性的，一個視頻可以從優酷分享到人人、QQ空間，這樣一次分享就帶來了受眾群體的增大，其傳播力遠非傳統媒體可比，最后導致的傳播效果恐怕連最初的拍者也沒有想到。另外，網絡傳播過程中議題具有擴散現象，一則視頻、一張照片都可能引起人們對事件主人公的關注，從近幾年的網絡群體事件中我們可以輕松地看出，“拔出蘿卜帶出泥”，網絡時代很多時候都是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使得傳播不局限于最初的視頻、照片本身，演化成最后無人能夠預見的結果。

如一度走紅網絡的“犀利哥”，起初只因網友偷拍其照片并上傳到網絡，犀利哥從沒想過走紅，而最初的拍攝者也沒想過自己的偷拍會引起眾人的關注，這種關注帶給“犀利哥”的恐怕并非他想要的，而這個過程中，犀利哥的隱私被眾人挖出，唯一一次對眾人開口，不過是他在被眾多攝像機和閃光燈嚇到以后帶淚的仰天長嘯和一句“我害怕”。這里面涉及的隱私權問題值得所有人思考。

四、網絡時代新對策

面對目前公共場所偷拍偷錄的現狀，應當采取相應的對策，來保證公眾的隱私安全，因為隱私安全直接關系到人之為人的尊嚴。

1、提高民眾的媒介素養與隱私保護意識

（1）媒介素養：民眾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5]

信息時代民眾的媒介素養構建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特別是當媒介化社會已經來臨之際，民眾已經從媒介信息的接受者變為了兼有傳播與接受雙重身份的積極參與者。媒介化社會的來臨一方面讓人們享受到便利地獲取、利用和傳播信息的福音，一方面又因個體媒介素養的缺失而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6]如何讓民眾正確使用媒體特別是新媒體是當前的緊迫任務，也是解決網絡時代隱私問題的重要方式，人們只有深刻理解了媒介的意義及功能，才不會濫用媒體行使“媒體暴力”，無論是誰，濫用媒體的結果必然導致對人權的踐踏。

（2）隱私保護意識

隱私保護意識歸根到底是民眾的法律意識高低決定的。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間，法制建設逐步發展，民眾的隱私權意識相對比較淡薄，淡薄的保護意識遇上網絡帶來的強大沖擊，在我國呼吁隱私權保護就顯得尤為重要和關鍵。民眾隱私保護意識的提高，將使以拍者為代表的侵權者明確自身行為的違法性，而被侵害人也才能積極維權，這不僅會降低隱私權保護的難度，更會從根本上減少侵犯隱私權行為的發生。

（3）道德意識

新時代無論是互聯網倫理體系還是媒介倫理體系都離不開中國傳統道德，都是對傳統道德的繼承、發展，加強對民眾的傳統道德教育，一方面可以“使得民眾更清晰地辨別網絡中的美丑善惡”[7]，另一方面“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使民眾換位思考，寬厚待人，自覺規避以網絡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用自律形式構建網絡倫理體系。

2、完善立法明確保護隱私權

目前我國隱私權保護尚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在我國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比較零散，沒有一個比較系統全面保護隱私權的立法。民法未能全面正確貫徹憲法中保護公民隱私權的原則性規定。[8]我國《民法通則》未將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保護，這種情況對我國隱私權的保護十分不利。法律規定尚不夠清晰明了，無疑加大了隱私權保護的難度。

雖然網絡時代廣泛存在于網絡的隱私侵權主體大都是普通人，但公民隱私權保護，除了民眾自律外，尚需他律輔助推進，無論是從保護隱私的角度還是整治互聯網環境的角度，政府都是義不容辭的重要力量。

3、媒體引導輿論，同時媒體人以身作則

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力量依舊不容忽視。公共場所偷拍偷錄等隱私權問題最初只涉及媒體、媒體人與公眾，如今隨著偷拍偷錄現象的普遍化，成為網絡傳播中的潛在隱患。傳統媒體想要保持優勢，增強自身的可信度和媒介認同感、歸屬感，就必須在網絡時代充分體現自己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在隱私權保護問題上傳統媒體可以大有作為。

一方面，媒體具有引導輿論的社會責任，其宣傳隱私權保護、引導民眾認識隱私權的重要性，都是其職能的體現，是媒體作為社會良心應當有的作為。另一方面，偷拍偷錄問題本源自媒體，只有媒體人以身作則，充分尊重他人隱私，才能為民眾作出表率。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告訴民眾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尊重隱私的實質就是尊重人權，尊重一個人體面地生活的尊嚴。

參考文獻：

[1]《偷拍偷錄合法與非法的幾條界限》，魏永征，《廣播電視研究》，2000年第8期

[2]《中國新聞侵權糾紛的第四次浪潮》，徐迅，P265

[3]《隱私權：美國社會共同的話題》，和育東，1998年5月8日《檢察日報》

[4]《突發事件報道》，謝耘耕，曹慎慎，王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5]《重視民眾的媒介素養教育》，古明惠

[6]《媒介化社會的來臨與媒介素養教育的三個維度》，蔡騏

[7]《從谷歌街景侵權看互聯網個人隱私保護》，陳小雯，鄧開發，《東南傳播》，2010年第9期

[8]《我國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與立法完善》，林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