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研究與批判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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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代鐘聲的轟鳴中,裹挾在世界電影大潮中的中國電影邁進了21世紀百億元票房的里程。伴隨電影創作的強勢發展,中國電影研究與批評也以持續繁榮的姿態順利推進,批評文字數量激增、批評名家輩出、批評流派多樣、研究方法豐富,理論闡釋個性與操作規則也更為自主、獨立。總的來說,中國電影理論受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最為巨大,這其中既有在時間上直接對應的西方現代電影理論的橫向影響,亦有呈異時對應關系、時間跨度約數十年之隔的西方近代文藝理論的縱向影響。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商品經濟大潮而來的是又一次思想文化轉型。中國社會及其批評進入一個以主流意識形態為中心話語,以各種‘新潮’理論為邊緣話語的‘眾聲喧嘩’的雜語時代”。（1）隨著各種研究方法的紛紛亮相,中國電影批評的多元時代到來。一直以來,中國電影研究與批評均面對艱難選擇:它既要反思歷史,又要面向未來;既要民族化,又要現代化;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化和人文傳統。因此,從各個歷史時期看,我國的電影理論批評具有多樣的階段性特征,但在歷史文化延承發展的背景下、在國產電影發展的同步節奏中、在研究課題的共性特征作用下,中國電影理論批評在總體上還是沿著一定的坐標在行進、發展。

一、以社會價值判斷為主流傾向

具體且數量驚人的電影文本和大量記錄在檔但尚未被分析和整理的電影史料,是電影研究與批評者共同面對的客觀對象。這些電影研究的基本構成要素和客觀對象必須通過研究者有意識的審美和價值判斷才能得到篩選和甄別。在現代電影理論批評的觀念和內容上,對研究對象進行價值判斷是中國電影理論面對具體文本和電影史實時一貫保有的基本觀念和準則。在中西哲學思維交融中,中國當代藝術理論發生了深刻變化。它不同于古論強調人學的道德內涵和混淆美善或以善為美的觀念,而是充分肯定了個性張揚與情感渲泄的價值,在美善關系中強調個性被統一于社會性、審美價值被統一于社會功利價值中的和諧觀。這一美學思維與長期穩固的社會歷史批評相結合,形成了當前中國電影以社會價值判斷為主流傾向的理論原則。因此,新世紀后的中國電影批評很少單純地強調審美特性與藝術形式的獨立性,在價值取向上雖有強調藝術形式獨立性的觀點,但創作與研究的社會現實性及價值判斷仍是當下電影理論批評的中堅,《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的觀影及品評盛況即能管中窺豹。

在中國電影格局中,主流電影與藝術電影、商業電影已成三足鼎立之勢,但由于主流電影標舉社會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故其砥柱姿態不可撼動。這種態勢也延伸到研究領域,研究者對主流電影的創作及相關現象的分析主要圍繞其勸世、醒世、警世的社會功利性展開,研究文章不勝枚舉。此外如中國電影研究者對娛樂化、游戲性、低俗趣味趨附性等方面所保持的高度清醒,對《趙氏孤兒》、《山楂樹之戀》、《夜宴》等影片社會性價值意義層面的爭議,對《唐山大地震》、《風聲》、《集結號》等影片承載的“仁”與“德”等價值觀的討論……這些以個人思考引起的公共空間的爭論,極大程度上是以社會價值性的多少、高低來確定影片藝術價值的優劣。不論是源于主流宣傳的要求還是研究個體的自覺,這一電影本體價值認定態度傳達了一個鮮明傾向,即社會價值性承載與實現是影片被肯定的主要標準,亦是理論批評展開的主要方向。應該看到,電影世界中存在著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再現美學與表現美學、線性思維與空間思維、傳統主義與反傳統主義等多種對立元素,同時還有許多相互交叉、滲透、融合或轉換的“中間階段”和豐富多彩的交叉性表現形式、藝術風格和美學手段。因此,社會性價值判斷的一支獨秀也需引起足夠警惕,在一定條件下,必要的自我否定是必須的。當前的電影批評尚需從其他理論話語體系中攝取積極因素與合理成分,從本體角度進行多元審美,以最大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美學體系突破“單一化”誤區,這是中國電影研究未來的發現之路。

二、以理論形態與批評類型的主觀視域為主體特征

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現代電影理論——結構主義符號學、精神分析學、敘事學、意識形態理論、女權主義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第三世界理論、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等先后涌進中國,在中外學者的自覺推動下,翻譯、介紹和使用西方現代電影理論形成風潮。經過長期消化吸收,這些現代電影理論已被中國學者嫻熟運用,并在新世紀與西方理論研究并駕齊驅。羅藝軍主編的《20世紀中國電影理論文選》、鄧光輝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當代影視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黃式憲主編的《中國電影電視走向21世紀》等等專著均有較全面的總結。李道新的《中國電影批評史》作為這個時期電影批評研究的扛鼎之作,以新穎的歷史觀、電影觀、電影批評觀對中國百年電影批評進行梳理、分析。除此之外,一大批電影理論工作者運用西方現代電影理論和方法探討中國電影,如戴錦華的《新中國電影,第三世界批評的筆記》、姚曉濛的《中國新電影:意識形態的觀點》、胡克的《電影潛藏著意識形態神話》、李迅的《關于敘事語法》、張衛的《后結構主義與中國電影的闡釋沖突》、尹鴻的《告別了普羅米修斯后——后現代語境中的中國電影》、張頤武的《全球后殖民主義語境中的張藝謀電影》等等。

新世紀后,中國電影的批評實踐被簡化為一句廣為傳播的格言:“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說。”中國電影批評以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政治學、神學、哲學等等學科的理論原則或研究方法作為讀解文本的邏輯出發點,以理論的邏輯分析取代對作品的經驗感受和審美體認,批評目的不在于解釋作品本身,而注重于證明和闡釋自身所遵循的理論原則。因此,批評者主觀研究方法的選擇成為理論闡釋的先期階段。通過研究方法的主觀選擇,批評者以某種特定理論為批評立足點,研究姿態更為自信。相較而言,傳統的電影批評更像一個文本的釋義行為——通過對電影文本及現象的闡釋來傳達某種審美經驗,判斷其價值高低,純理論分析和抽象難懂的專門術語很少出現。新世紀后,中國電影理論研究與批評毫不掩飾方法選擇所造成的解釋傾向和興趣所在,以主觀性傾向和專業化細化立場肯定批評的使命在于認識電影本身而非從“外部”解釋作品、批評的重心在于意義生成原因的深層探討而非意義本身的闡釋。這一從傳統“實踐性”向現代“理論性”的轉移并非單純的研究策略問題,而是闡釋目標的重新設置和對批評思路與視野的調整,是轉移批評重心、深化闡釋的理論自覺。

三、以輻射性的批評視野為基本走向

作為一個舶來品,中國電影直至今日都未能改變對西方電影的追隨狀態。伴隨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中國電影被投入更大的舞臺接受賞鑒和批評,電影批評也自覺建立起世界性的比較視野,中西之間、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以及中國內部力量間的交互性研究成為當下中國電影理論研究和批評的總體態勢。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說:“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愈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世界文學”觀念作為理想作品形態的潛在價值尺度,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調節作用。在電影世界里,面對美國電影一支獨大的壓制、面對各國電影均在爭取生存空間最大化的努力,“世界電影”的大情懷成為必須達成的共識,這其中首先意味著電影創作與研究的國際化整合與合作。在人類生存日漸延伸的態勢下,國別文化的差異得以縮小和扼制,共同性的關注中心和表現母題才具備世界范圍內的主旋律品格,而跨文化跨語種跨民族的普遍性電影創作就是這一品格的表達。在電影的合拍趨勢下,中國電影的現狀研究呈現出某種輻射性特點,尤其新世紀后,中國電影研究的視域更為宏闊,以世界性電影文本的廣泛交流和互為價值參照,在最大限度地肯定各國電影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基礎上,將本國電影放在世界平臺上進行對比和闡釋。

輻射性批評視野很大程度上受影響研究和接受研究的啟發,它既清醒地避免了對好萊塢電影一支獨大的盲從和選擇傾斜,也激活了更為廣泛的橫向研究的生長動因。輻射格局內的中國電影理論研究既能夠調動本土電影創作與批評的熱情,也能有效阻隔好萊塢電影虛構的“極限化中心”強權。其中以魯曉鵬“華語電影”概念的提出為突出代表,他將中國電影擴展到華語電影研究平臺之上,將地域性研究調整為文化性研究,具有鮮明的國際性視野。此外還如胡中節的《國際電影研究新動向概述》、張英進的《全球化與中國電影的空間》、王宜文的《電影評論的多維度變革與重構》、陳林俠的《從普適到特殊:人性話語與國族政治的辯證》、彭吉象的《跨文化交流中華語電影的歷史與未來》等從總體角度進行輻射性研究。此外,凌燕的《全球化背景下國產商業大片的本土接受》、嚴前海的《歐美與中國電影中的“后屠殺”敘事》等等則從專題性角度進行世界范圍內的橫縱向比較研究,代表著當前研究的一個主體趨勢和走向。

輻射性的電影研究視野突破了中國電影日常現象的解讀,敏銳地捕捉到了世界文化移動與精神影響的當代景觀,并在此景觀中努力尋求中西方無差異的人類生存的共同旨趣和相同意向目標。與電影創作的普泛合作相呼應,輻射性批評為中國電影研究的未來圖譜的規劃與繪制提供了較為清晰的路徑。電影是技術的,是商業的,更是藝術的。伴隨電影理論的多學科、多角度的性質,電影研究與批評所涵蓋與容納的空間可謂無限深廣。面對新世紀、面對中國加入WTO所面臨的全球化挑戰,中國電影需要表現出積極主動回應市場化的姿態和能力。面對中國電影的市場化程度、觀眾的審美經驗,以及時代風尚與社會審美趣味等等因素,作為藝術良知的電影批評和電影藝術理想的表達還需更為強大的態勢,從而獲得理論與批評的更新與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