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產業時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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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文化與市場

【正文】

回顧中國電影百年以來的歷史，不難發現，每一次輝煌的潮起潮落都會伴隨著一次產業發展時期的到來。眾所公認，中國電影黃金歲月的上世紀三十年代、1949年建國后十年的“難忘的一九五九年”及新時期改革開放后又一次的電影復興，共同構成了歷史上中國電影三次的輝煌。

“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

中國電影第一個產業時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電影誕生的第二年，1896年電影現身于上海開始，中國本土的電影業便從商業放映起步了。在經過蹣跚學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紀20年代，已經開始向私營化的產業發展，當時社會的資本環境與行業內的準備日漸成熟，民族工商業獲得了空前的機遇得以迅猛發展，個人/社會資本，更準確地說是“游資”的逐漸充盈，使得很多資本家們投資的目標開始瞄準電影這一新興行業。在這個行業里，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正在豐滿，張石川、鄭正秋、羅明佑、黎民偉和后來的邵氏兄弟等一批電影人都是從搖籃期走過來的先驅者，他們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獵了電影行當中創作、制片甚至發行、放映幾個方面，所積攢下來的經驗使之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電影中堅。在技術上，初期設備使用和攝制過程都要依靠外國技術人員，但有了像羅永祥、董克毅、吳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術人才的加盟，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備了上述條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為標志，電影公司迅速增長，到1924—1926年達到了高峰，據統計全國共開設有175家電影公司，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在這個大浪淘沙過程中，“明星”、“聯華”、“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構成了三足鼎立。老字號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電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終當仁不讓占據著第一把交椅，將個人資本的運營方式發揮到了極致；1930年成立的“聯華”擁有院線的先天條件，形成“影院業與制片業之最初的聯合陣線”。羅明佑率先在一家私營公司里實現了制—發—放一條龍，他的經營思想在今天看來都是先進的，他試圖結束中國電影的個人資本經營時代，進入壟斷金融資本的高級階段。然而當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戰爭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體系時，只能是被描繪在紙上的美好前景，羅明佑成了一位悲劇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數量取勝的作風固然可圈可點，但它成功地開發了東南亞市場，發展到今天的“邵氏”已近80年，其生命線之長足以獨立支撐起一部私營公司發展脈絡的活歷史。與此同時，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為中國電影奉獻了不同的藝術形態，“明星”是“長篇正劇”的鼻祖、“聯華”是“文藝片”的源頭，而“天一”則把“稗史/神怪片”一脈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些影片的類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三大公司是電影產業鏈中上游制片業的代表，而與之同步發展的中、下游發行放映業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經營的，西班牙人雷瑪斯的青蓮閣是第一個電影固定放映點，隨后建起了屬于自己的一條“院線”。到1926年雷瑪斯離滬回國時，他的動產與不動產相加總計不下百萬，足以號稱“電影大王”。雷瑪斯告老還鄉時，張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經理張長福終于等到時機，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電影院，組成中央影戲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戲院為領銜戲院，又吸收了“中華”、“平安”，中央影戲公司直轄7家影院。這條國片院線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業的標志，同時中國電影的院線開始了新的劃分。在北方，1918年開始經營北京真光電影公司的羅明佑將其屬下3家影院，于1927年與經營西片的發行業務的英籍華人、平安電影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根屬下的3家電影院合營，定名為華北電影公司。1929年華北電影公司進入全盛時期。羅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輪、二輪中外影片上映外，還以平津為中心，在石家莊、太原、鄭州、濟南、青島，乃至沈陽、哈爾濱擁有直接或間接管轄的院線，同時開展國內外影片的發行的業務，短短幾年時間控制了北方地區的電影發行放映，經營的影院達二十多家，把曾壟斷經營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為影院業名副其實的“華北王”。

面對中國龐大的市場和豐厚的回報，好萊塢八大公司紛至沓來，在上海和華北地區分別設有辦事機構。關于當時電影的放映數量，有數字顯示，美國電影以每年占進口影片數量平均80％以上的絕對優勢控制著中國電影的放映市場，甚至決定著影院業的生計。盡管國產片的總生產量只是進口影片輸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全國的放映率和受眾人群來說，國產片的影響力并不遜色于以美國片為主的外國電影。

1937年后，上海電影業因時局波動而變化，以“明星”消亡、“聯華”解體、“天一”南遷為標志，老影業逐步消亡。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黃金歲月和產業蓬勃時期在抗戰炮火聲中戛然而止。

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制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

1949年2月，經過短期的籌備，在建國前夕的4月上旬，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隸屬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袁牧之任局長。電影局成立后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國家電影制片廠。

這個時期先后建立的東北電影制片廠、北平電影制片廠、上海電影制片廠三大國營電影企業在歷史轉折之際，為新中國電影事業走出了第一步。在新中國電影事業的規劃中，發行、放映同樣位置顯著，實現國有化的一體制既是最初方案，又是最終目標。因而，各地影片經理公司的建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關外推進到中原，在時間表上，與國營制片廠的創建可以說做到了兩翼并進。據統計，舊中國有678家電影院，半數以上集中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武漢、沈陽等大城市，中、小城市數量很少。

1954年6月至9月，電影局及所屬各制片廠的領導干部共9人組成赴蘇訪問團，經過長達3個月的考察，回國后向中共中央上報了《電影工作者赴蘇訪問團工作報告》。1955年中央批準了該《報告》，各電影廠(部門)便相繼開始了大規模體制建設和調整，以前蘇聯為模式，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獨立、完整的制片生產基地”為主要目標的體制建設任務。1959年共完成82部故事片，產量下降而藝術質量上升，優秀和比較優秀的影片達到近30部，占全年總數的1/3強，這一年在新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上被稱之為“難忘的一九五九年”。

新中國電影的17年歷程有多種劃分的方法，就電影事業的發展而言，可分為兩大重要時期：從1949年開國到1957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為起步、初創、建設的階段；1957年以后，經過1959年的“十年獻禮”高潮，到1965年“文化部整風”及1966年的“”，為穩定、發展、轉變的階段。中國電影在經歷了這17年的打造后，已經擁有了一份龐大的產業，家底堅實而雄厚。

“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于嘗試著下了海，并且開始學習游泳。

中國電影第三次產業時期在時間和形式上與前兩次有所不同。“”后百廢待興，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不久挽救了瀕于崩潰的電影經濟，也使中國電影迎來又一次復興。但幾十年來形成的產業痼疾困擾著電影的發展，電視及多種娛樂方式的沖擊更使電影業的經營每況愈下，改革勢在必行。隨著全國性改革的不斷深化，電影業開始重新審視市場的作用和力量。上世紀90年代的一連串的“突破”如同多米諾骨牌效應，促成了體制的變遷，這一切都是在推動市場化進程的力量下進行的。因此，這一次產業期的到來較前兩次而言，在意識上體現出了更多自覺。

進入21世紀后，對于電影業市場化的確定和認知，已經在全行業達成了思想的統一，但客觀上講這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1993年，10部“分賬大片”的引進和1999年中美談判結束，中國加入WTO開始進入倒計時，這兩大事件都著實給尚處于懵懂之中的中國電影業上了“市場”的一課。與狼共舞，是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在與國際接軌的不斷磨合中，才能漸漸地觸摸到市場的脈搏。“打破橫向的區域界限，打破行業割裂狀態，在大市場、大規模、全方位和全行業的基礎上，進行縱向資產聯營，進而重組市場，實現符合電影發展規律的新格局。”2001年，隨著市場觀念的深入人心，“院線制”的建設規劃被提上議程，12月18日出臺了《關于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經過2002、2003兩年的強力推動，到了2004年，“中國已建成的36條電影院線，加入影院已經達到1188家，銀幕數為2396塊，比院線成立初期增加了316家影院和815塊銀幕。票房收入超過2000萬元的影院有5家，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達到了15家以上。”

中國電影業市場化的方向確定以后，計劃經濟時代所形成的產、供、銷關系亟待重新“洗牌”。而在電影行業本身，打破了國有企業的單一主體，民營資本和境外資金開始進入，從制片業逐步擴展到發行放映業，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2001年，華語電影《臥虎藏龍》沖進奧斯卡，斬獲多個獎項，這給了中國人制作華語大片以前所未有的機會和信心。2001年到2003年，有著海外、本土雙重投資背景的《大腕》《英雄》《天地英雄》《手機》相繼問世，《英雄》贏得了2.5億的票房。2004年，具有同樣資金組合方式的《十面埋伏》《可可西里》《天下無賊》及《功夫》，在票房榜上分別占據了前三名，《功夫》是1.7億，《十面埋伏》是1.6億，《天下無賊》為1.2億。“借水行舟”使中國電影終于嘗試著下了海，并且開始學習游泳。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發展不均衡的國家，國企、民營和境外資金構成了電影產業發展的三股力量，各有優劣，互為補充。它們之間的有機結合將使電影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布局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