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研究范文10篇

一、對斯大林商品經濟觀點的繼承與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不存在商品經濟，這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個復雜的實踐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經典理論認為，在未來社會中不存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在全社會公有制條件下，將由社會根據計劃調節來配置資源。當蘇維埃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指出，國民經濟在相當程度上必須“采用商業原則”，亦即市場原則，給企業在市場上從事自由貿易的自由。這是列寧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發展，但未能說明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否還會長期存在。斯大林晚年指出，只要存在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必然要存在商品交換，價值規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他還提出了“特種的商品生產”(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概念。這是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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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教育學院2005年度院級重點科研項目，項目批準號2005WK07。

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上，對斯大林既有繼承又有發展。首先，提出商品生產的命運與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這超越了斯大林把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僅僅歸結為兩種所有制存在的觀點。承認，“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盵3]但是，他認為斯大林“關于商品存在的條件，闡述得不完整。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4]從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產品經濟，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特征。至于社會主義能否廢除商品經濟實現產品經濟，在看來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國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二是社會產品經濟充分發展之后，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他說：“只有當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了，只有當社會產品大為豐富了，而中央組織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經濟不必要而消失?！盵4](p．976)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問題是從總體上把握社會進程，視物質豐富程度決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在與否。他還提出通過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提高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劉少奇認為，“只要按勞分配存在，商品仍會存在”，實現“按需分配的時候就沒有等價物了，保留商品就沒有必要了”。[5]這表明劉少奇從分配形式上分析問題，以實現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為標志來判定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存亡。其實，實行按勞分配抑或是按需分配的根本條件都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和劉少奇對同一事物的認識在表述上略有差異，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長期存在。

1958年，“”和化運動中出現了廢除商品生產的“左”傾思潮。對于群眾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和“苦干三年，進入社會共產主義”的口號表示支持，但對于中國立即進入共產主義，并且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則感到理論上還有未解決的問題。這時，他著手抓了兩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親自深入實地調查研究，還指派陳伯達、吳冷西等人分頭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針對問題召開一系列會議；另一方面號召讀理論著作，主要有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社會主義部分(以下簡稱《教科書》)，力求解決這一理論難題。1958年11月，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結合實際多次深入探討了商品經濟問題。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所以“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1](pp．435～436)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了集思廣益，11月13日，發電報給劉少奇和鄧小平，建議討論“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6]隨后，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在武昌召開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發展”。在糾“左”過程中，這個決議的正確性得到了人們的公認。與此同時，還探討了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斯大林認為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會產品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之一。對此十分感興趣，認為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他指出：“基本點是極大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問題是怎[樣]多快好省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盵6](p.596)一方面提出要發展商品生產，另一方面又要增加社會產品，盡快過渡到共產主義，其中的傾向性顯而易見。其根本原因何在呢?在斯大林模式影響下，人們通常把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相聯系，把產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相聯系。也不例外，但是，他畢竟從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出發，論證了社會主義“現階段”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將會長期存在。

摘要：傳統的計劃指國家計劃，而市場是眾多主體的自由交易，是先生產后交易。在成熟型現代市場中，更多的是按合同組織生產，甚至在期貨、期權市場中合同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交易，是預先交易再生產。市場在其發展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自下而上或平行的調節方式），它使得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演變成新型的訂貨市場經濟，其中，壟斷性大公司對市場起著控制作用。在此基礎上，國家計劃（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才真正成為一種高層次的戰略指導計劃。如果我們的理論研究跟上現實的變化，把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計劃經濟加以研究，將會發現許多有特殊意義的現象。

關鍵詞：合同市場內生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總的來看，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內容提要]卓炯在經濟研究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同時也主張全面深入地看待馬克思主義。他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有破有立，敢于在批判中闡明自己的見解。卓炯先生在許多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在我國經濟思想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關鍵詞]卓炯;經濟思想;商品;市場經濟

卓炯先生(1908一1987年)是我國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卓炯的經濟思想遠遠超出了他所處的時代，我們正在親身實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卓炯的經濟思想的體現，他的研究方法也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繼承。

一、卓炯經濟研究方法探析

卓炯在經濟研究中，堅持和發揚了馬克思唯物辯證的科學方法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科學方法論，是一個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的方法論體系，具體和抽象相結合、一般與特殊相結合、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等，都是唯物辯證法的體現。卓炯在經濟研究中，特別運用了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對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經濟范疇、經濟規律、經濟理論等方面，都做了一般與特殊的分析。卓炯認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人類認識互相聯結的兩個過程。在《試論商品經濟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這篇文章中，他兌：“在商品經濟問題的爭論上，目前有一個最主要的傾向就是強調矛盾的特殊性而忽視矛盾的普遍性，并且用矛盾的特殊性取消矛盾的普遍性，這就是矛盾得不到解決的一個根本原因?！笨梢哉f。卓炯在經濟理論上的重大成就得力于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辯證方法n我們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實際上也要歸功于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

不過，卓炯并不把馬克思文義當作不變的教條，他主張全面深入地看待馬克思主義，他強調恩格斯說道的一勺話：“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觀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28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彼又f：“我們要學習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而不是學習他的某些字句。這一點要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痹趯嶋H研究中，卓炯對此可謂身體力行。

一、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理論的發展與突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創建于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但是要探索中國改革開放路徑的選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經歷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間對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理論探索的歷史。

（一）改革開放以前

從20世紀50年代中葉到1978年底，我國的經濟體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反映到經濟理論上，就是以“蘇聯范式”為基礎。這種經濟理論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但是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其弊端逐步凸現出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忽視了對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研究。其二，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分析和設想作為惟一的理論來源，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排斥與市場經濟相關聯的經濟范疇、機制和規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會經濟運動的一般性，把一些本來是現代市場經濟共有的東西歸結為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進而在時間和空間上，割斷了社會經濟運動的連續性和相關性。這一點對近現代經濟史研究有直接影響。其四，它從生產關系出發研究生產關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論體系上從生產資料公有制出發，推論出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且引伸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發展規律和按勞分配規律，而這些推論和引伸，都是為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優越性這個宗旨服務的。這樣，在客觀上，它就難以對社會生產實踐產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導作用。（注：參見韓志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新中國50年經濟理論研究評述》（《光明日報》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開放以前，關于商品流通與市場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不是一種商品經濟？對此，理論界曾進行兩次大討論。第一次是1956年黨的八大前后在“以蘇為鑒”的思想指導下展開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總結“”歷史教訓的背景下，圍繞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等問題再次展開的。在粉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進行了第三次大討論。

前兩次討論中形成的主要觀點大致有三種：

【內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質的規定性，它規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量的規定性，它明確了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市場化的程度和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也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化程度的統一。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吨泄仓醒腙P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二戰以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隨著環境問題的突現，促使林業經濟學科在研究林業生產和貿易經濟的同時，發達國家開始把注意力逐步轉向森林生態系統與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如美國的《森林資源經濟學》(G•魯賓遜•格雷弋里著；許伍權等譯?！渡仲Y源經濟學》中國林業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的《現代林業經濟論》(鈴木尚夫編著；陳陸圻等譯《現代林業經濟論》中國林業出版社，1989年版)，并且一直延續到今天。

中國林業經濟管理學科起步相對較晚。20世紀40年代，朱江戶和王長富等老一輩林學家將國外林業經濟思想帶入國內，并在農林院校開設林業經濟及林政學等課程，使得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開始了中國發展之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林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對林業經濟研究及林業經濟管理人才的需求有所增長，推動了學科發展。早在1955年，蘇聯林業經濟專家（謝•瓦•馬雷歇夫）在我國東北林學院（現為東北林業大學）開辦了林業經濟研究生班和教師進修班，為我國培養出第一批本學科的教師，形成了本學科的骨干隊伍或創業者。由于教學改革的需要，當時我國成立的北京林學院（現為北京林業大學）、東北林學院和南京林學院（現為南京林業大學）都選拔了少量年輕教師到農業經濟學科方向進行學習，而后又都集中到東北林學院培訓學習（張建國，2004）。1957年，張建國先生試編了第一本林業經濟學教材。20世紀60年代，北京林學院和東北林學院相繼招收了林業經濟本科生。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以林業生產關系和林業計劃經濟管理作為核心，以林業生產組織作為主體內容，并受到計劃經濟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變革及林業發展催生了新一輪林業經濟研究高潮，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也得到較大發展。北京林學院、東北林學院、南京林學院和福建林學院（現為福建農林大學）相繼在本科生培養的基礎上，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張建國，2004）。1979年創辦《林業經濟》期刊，1980年中國林業經濟學會成立；1981年，中國林業經濟學會與福建林學院聯合主辦《林業經濟問題》期刊。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張建國先生主編出版《中國林業經濟問題》（1985），廖士義先生主編出版《林業經濟學導論》（1987），東北林業大學主編出版《林業經濟學》（1987）。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林業經濟管理學科得到進一步發展，出版了一批教材和論著等理論成果。就教材而言，包括謝家祜先生主編的《林業經濟管理學》（1995），張建國先生主編的《中國林業經濟學》（1996），邱俊齊主編的《林業經濟學》（1998）等。在諸多論著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包括張建國先生出版的《現代林業論》（1995），雍文濤先生出版的《林業分工論》（1992）等。20世紀90年代中期，通過教學改革，撤銷了林業經濟專業而設農林經濟管理專業。在研究生培養上，按新的學科劃分體制，新建了管理類“林業經濟管理”則作為“農林經濟管理”的二級學科（張建國，2004）。進入21世紀以來，學科領域中的研究成果得以進一步豐富。其中，高嵐教授于2005年出版了《林業經濟管理學》，祝列克先生于2006年出版了《林業經濟論》。上述學科成果繼承了以往林業經濟學精華，結合了我國林業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新形勢和新問題，對林業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體系結構等進行了創造性研究和探索，也推動了學科發展。目前，北京林業大學、東北林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福建農林大學等學校都設立了林業經濟管理學科，部分學校還獲準設立了農林經濟管理博士一級學科點，每年獲取林業經濟管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的畢業生數百人（謝屹等，2007）。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林業大學林業經濟管理學科于2007被列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隨著新世紀中國社會經濟及林業快速改革與發展，特別是現代林業建設的開啟，如何結合相關科學發展，特別是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構建和發展新的林業經濟學理論體系，指導中國現代林業發展已成為林業經濟學科發展的當務之急。

本文作者：高祥工作單位：汪清林業局

正在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主要議題之一是研究和審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盡管規劃的具體內容尚在討論和制定之中，但延續了50多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首次變成“規劃”，卻是耐人尋味的變化。這“一字之差”，傳遞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大信號。

信號一：“計劃”讓位于“規劃”，凸顯政府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十一五”規劃制定的大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目前，中國95％以上的商品資源由市場來配置。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耀說：“由計劃向規劃轉變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又一個歷史坐標。規劃的特點就是從具體、微觀、指標性的產業發展計劃向宏觀的國家空間規劃轉化?！?/p>

可以預見的是，對于大多數行業來說，規劃將主要運用市場機制，由企業自主決定投資方向。投資效益將成為引導資源流向的決定性因素。在發揮國家規劃對資源配置的指導作用的同時，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信號二：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將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把握和調控。

以往的五年計劃，各類指標的具體程度超出現在很多人的想象?！捌呶濉庇媱澲?，僅規定了產量指標的工業品就有28種。在“十一五”規劃制定的準備階段，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人就明確提出，不搞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

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從微觀向宏觀、從直接向間接、從項目管理向規劃管理的突出轉變。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遇到了資源和環境瓶頸約束，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專家預測，“十一五”規劃將凸顯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把握和調控，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強調考慮資源承載能力，為謀劃中國未來五年甚至更長遠的發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線圖”。

本文作者：蔡躍洲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一、（略）

1．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恢復被破壞的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到1962年，經濟調整工作已經取得了明顯效果。在中央實施國民經濟調整的同時，理論界也在進行反思。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前期建設156個蘇聯援建項目時，我國已經積累了一些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正面經驗?！皩Ρ戎拢罡猩a技術的發展必須考慮經濟規律，技術和經濟必須結合”（徐壽波，1988）。為此，當時擔任中央科學領導小組成員的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便提出，技術發展及其政策制定要講求經濟效果，技術與經濟要結合，并指定徐壽波等就國外專門研究技術與經濟結合的學科進行調研。可以說，“一五”時期（1953～1957年）比較注意技術與經濟結合積累的有益經驗和“二五”時期（1958～1962年）技術發展違反經濟規律的教訓，是“技術經濟”學科產生的根本原因和主要歷史背景（徐壽波，2009）。2．初創時期的學科定位及研究對象技術經濟學初創時期的學科定位同樣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關聯。學科的創建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克服計劃經濟條件下存在的，割裂技術規律與經濟規律關系、忽視經濟效率（效果）等傾向，更好地服務于當時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如徐壽波（1988）所總結的，技術經濟是“以馬克思主義和思想的經濟理論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和價值規律為依據；以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為目標；以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為手段；以結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具體實際為基礎；以認識和正確處理技術同經濟之間的實際矛盾關系為目的?！币浴岸嗫旌檬〗ㄔO社會主義的要求”為目標，本質上就是要追求經濟效率（效果）；而正確處理“技術同經濟之間的實際矛盾”，則意味著技術經濟學科的具體目的和主要內容就是“通過對技術方案經濟效果的計算、評價來確定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通過算經濟賬也可以反過來提出技術方案的修改意見和修改要求，從而達到技術與經濟的最佳結合與合理匹配”（李京文，1995）。從研究對象來講，初創時期的技術經濟，主要側重于國民經濟各部門、各領域中的實際技術經濟問題，具體包括“合理利用土地”、“農、林、牧、副、漁綜合經營”、“農業技術改革”、“食物營養構成”、“燃料動力”、“原料和材料選擇”、“采用新工藝、新裝備和發展產品品種”、“建筑工業”、“綜合運輸”、“工業生產力的結構、布局和生產規?！钡仁畟€方面的技術經濟研究（徐壽波，2009）。3．初創時期的技術經濟方法體系初創時期的學科目標定位和主要研究對象決定了這一階段技術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專門領域的具體工程項目技術方案經濟效果評價。圍繞項目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評價，在吸收蘇聯及東歐國家部門經濟學、投資經濟效果計算、技術經濟論證等相關方法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國民經濟評價為核心，以技術方案的社會純收入—社會全部消耗費用分析為評判標準，考慮時間價值因素的技術經濟方法體系。該方法體系適應了當時經濟社會體制的特征，較好解決了計劃體制下技術方案與經濟效果相互割裂的矛盾。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了客觀評價工程項目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必須著眼于國民經濟評價。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應對國內外壓力，實施趕超戰略，必須由國家主導加快推進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推進，在經濟體制上必然實行計劃經濟，以便在全國范圍內統一配置資源，因為如果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后發國家稟賦方面的比較優勢無法自發走上加快重工業發展的道路。但實施計劃經濟體制，意味著價格體系的扭曲，商品交換只是存在于形式上。同時，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其賬面盈虧并不能反映其真實的經濟效益狀況。在宏觀層面，國家實行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確保能從國家整體核算出總的經濟效益。這意味著，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核算單位，各地區和各部門都是在大核算單位下的“車間和班組”。只有在國家層面進行的核算才能真正反映經濟效益的真實情況，單個企業和項目僅從企業本身很難判斷其真實的經濟效益。因此，要對國民經濟各專門領域的具體工程項目進行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評價，從微觀層面并不能得出真實的結果，必須從國民經濟評價的角度，從技術方案能夠帶來的“社會收入”以及“社會全部消耗費用”的核算出發，才能得出客觀的經濟效果評價結果。以時間價值計算為基礎的國民經濟評價，從操作層面解決了計劃經濟條件下，價格信號扭曲，無法準確核實、評價工程項目經濟效果的難題。就時間價值而言，雖然早已成為現代公司財務分析的基礎性概念和基本原則，但在20世紀60年代應用其進行經濟效果評價則是一項創舉。因為一方面，計劃體制下的企業資金都來源于上級劃撥，時間價值、復利、資金融通等對于微觀層面的企業來說幾乎沒有現實意義；另一方面，蘇聯投資經濟效果計算方法中，采用的基本是投資回收期等方法，沒有考慮資金時間價值①。

二、改革開放初期至20世紀末方法體系的發展完善

1．外部環境變化與研究對象的調整改革開放初期至20世紀末，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從發展階段來看，這20多年正是中國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時期，發展經濟成為首要任務；在經濟體制方面，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最大限度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盡可能提高經濟效率成為經濟實踐中的核心問題；在基礎建設方面，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家財力的不斷增強，基礎設施和重大工程項目紛紛上馬，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在對外經貿往來方面，通過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等方式，加快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經濟發展實踐中出現的上述變化，大大拓展了技術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為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初創時期的技術方案經濟效果評價，而是更多地考慮技術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如何通過技術進步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技術本身的開發、應用、轉移等規律。這一階段技術經濟學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的拓展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第二，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第三，生產率測算；第四，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開發、應用、擴散、轉移等規律的研究；第五，超大型工程項目的技術經濟評價。2．技術經濟方法體系的拓展隨著研究范圍和研究對象的調整擴大，相應的技術經濟學方法體系也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拓展。調整后的技術經濟學，其研究對象和范疇開始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相關領域交叉，包括經濟增長理論、產業經濟學等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開始逐步引入到技術經濟研究中，為豐富完善技術經濟學方法體系提供了新的養分。在拓展后的技術經濟方法體系中，主流經濟學的定量分析工具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研究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涉及經濟增長理論，必然使用到最優化方法、最優控制理論等主流宏觀建模方法；進行生產率測算，需要使用經濟計量分析、數據包絡分析等實證工具；分析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變化時，投入—產出分析也是必不可少的數量分析工具；分析技術發展規律時，除了數理模型分析和計量實證外，還可能使用到數值模擬等方法。當然，學科初創時的技術方案經濟效果評價也因為超大型工程項目的出現而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在超大型工程項目評價中，除了原有的財務評價和國民經濟評價外，還增加了區域評價、社會評價、不確定性評價等方面的內容，相應的綜合指標評價、盈虧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方法對原有方法體系也是一種補充（鄭友敬等，1994）。事實上，完善和拓展后的技術經濟學方法體系所包含的定量分析方法已經遠遠超出了初期的經濟效果評價（財務評價和國民經濟評價）所采用的財務分析方法。這些方法大體可分為5大類，即數理分析類、運籌規劃類、概率統計類、均衡模擬類以及成本收益類。拓展對象與對應的分析方法如表1所示。

三、21世紀以來方法體系的拓展與完善

內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質的規定性，它規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量的規定性，它明確了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市場化的程度和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也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化程度的統一。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內容提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質的規定性，它規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量的規定性，它明確了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市場化的程度和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也是市場經濟體制與市場化程度的統一。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