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范文10篇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純粹民主政體是馬克思主義的早期理想，早年也追求和實踐這種理想。但是，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他轉向了一種混合政體，也就是“三三制”政體。它包括階級混合與制度混合兩部分，具有很強的政治容納力和理論解釋空間，并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混合政體，混合政體思想

的理想政體是純粹民主，也就是群眾普遍參與的大民主。他青年時期發動農民運動，晚年時期發動都是這種理想的某種反映?；旌险w思想是他在抗日戰爭中的策略性選擇，但這種選擇意味著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突破，至少在政體上是如此。這種突破一方面是實際斗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對孫中山混合政體思想的繼承。其理論上的表述主要在《新民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兩文當中，在實踐上主要體現為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

一、階級混合

階級混合作為政體混合的基礎是西方古典混合政體思想的核心原則，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繼承了西方的古典傳統，通過馬克思主義將這種傳統移植到了中國。亞里士多德最理想的混合政體是中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政體，次理想的混合政體是混合了中產階級因素的平民政體或貴族政體。的的混合政體類似于亞里士多德的次理想的混合政體，因為這種政體是以平民階級（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為主體，結合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等），甚至容納上層階級因素（開明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官僚）的一種政體。

這種變化盡管被界定為階段性的或策略性的，其理想目標仍然是社會主義純粹政體，但將原來的斗爭對象變為政體的構成要素，這對馬克思主義政體思想無疑是重大的突破和挑戰。

1中國新的時代，新的國情、民情、黨情下，進行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對政治科學提出了迫切而重大的要求?；貞@個要求，當今中國的政治學要有清醒的自我認識，對政治學的研究主題，它的理論與方法，它在中國人民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事業中所能起的作用，進行反思。

2新的情勢需要政治科學深刻地理解和繼承既有的理論成果，并進行創造性的發展和應用。首要的是，政治科學要回到它曾經達到過的高度，它曾經擁有的廣闊視野，即以政體為中心研究對象。即面向古典政治學的志向性，而不是面向當代美國主流政治學的志向性。主要任務是探究政體興衰的一般原因，發現維持和改進一個政體的一般原理以幫助公民和政治家的政治實踐，以有助于一個政體向良好的方向變化，在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做到深思熟慮和選擇，而不為機遇和強力來控制人類的政治命運。政體是在近代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社會學興起前的古典政治學的意義上來使用的，政體是古典政治學最主要的研究對象。政體一詞的原初含義來自古希臘語中的"波里德亞"（politeia），英文中對應的詞是"regime"，有時也用"constitution"來翻譯（這個詞比漢語中的憲法有更豐富的含義，不僅指文字意義上的最高法律，也指一個社會實際的政制）。大致上，我們可以用政府的形式（formsofgovernment），和政治秩序――即一個政治社會運轉的一般模式，來解釋政體的含義。在古典意義上的政治科學家看來，政體具有政治上的根本重要性，它型塑著一個社會的特征。政體比社會更重要，它是一個政治社會的形式。我們說是政體論的政治科學而不是國家論的政治科學，是因為政體是以內在視角，即公民和政治家的視角出發的一個觀念事實。國家更多地是一個社會學思考方式下的概念，經常被理解為從外在視角出發的似乎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物質事實。政體的構成包含著價值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因素。對政體論的政治科學來說，政治科學的主要內容不是對制度的解釋，從歷史、社會等因素解釋國家政權形成的原因，而是對制度的選擇和憲法建構（constitutionframing）。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政治社會學忽略了至關重要的實在，其知識更不能稱為客觀的，也不具有幫助人們的政治實踐的意義。

3政體的價值構成用亞理士多德的語言來說，政體的目的是實現最高的善。對于政體的價值構成的哲學論辯意味著政治建設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它意味著政體建設要有對正義本身或最高的善的承諾。

4對政體的價值構成的探討我們需要區分人類對于理想和價值追求的意向本身和具體時空中的諸價值，善與諸善。不能因為具體時空中價值的不完善性而根本否認普遍價值的存在，否認做正確的事的意向本身，從而滑入虛無主義。政體的價值層面的含義意味著我們只能以正義之名要求正義，將價值當作價值，理想只能建立在人們對理想的真誠追求之上，建立在信仰之上，而不能建立在虛無主義之上。建立在將一切人類的價值化約為生物學或社會學解釋的所謂的政治科學，其邏輯的最終結論是這種政治科學或無助于人類的政治實踐，或導致摧毀一切人類價值的瘋狂實踐。因此一個良好政體的實現在一個方面是人類對理想之真誠追求的副產品，

5正義是難以發現的，伴隨著價值追求的承諾，需要將正義規則的發現內在于制度設計之中，這是對正義實現的非直接的解決辦法，因此政體的制度構成體現為一系列程序。需要仔細研究制度，特別是基本的政治制度的工作原理和性質，或者說在制度下人們行為的一般后果和模式是什么。這是狹義的政治科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認真探討政體的制度構成的一般原理，意味著一個良好政體在另一方面也是人們理性地深思熟慮和選擇的結果。

6政體的價值構成含義要求，政治哲學是政體論的政治科學的前提。奠定一個良好政體的構成基礎需要我們對如何進行規范推理，如何在政治事物中發現一般原理進行哲學層面的辯論。這種辯論本身不導致具體規范和具體科學原理的發現，卻是適當的科學和規范推理的理論辯護。理論上追求徹底，真正徹底的理論總是伴隨著判斷上的中庸和政治實踐上的審慎。鑒于時代的精神狀況，這種辯護今天尤其必要。它告訴我們對價值的真正承諾意味著我們決不能拋棄傳統，只有在固有價值體系內部進行內在一致性批評，才有道德進步的可能。對當代中國人來說，要維持我們的政體并且改進我們的政體，需要對當代的道德論辯形式進行深刻的反思，特別是五四以來對傳統的全面批評和拋棄的立場，以恢復我們固有的、主流的道德論述傳統。人們不容易陷入虛無主義，但是容易從只有部分正確的原理出發以演繹推導出一切價值來，但非?？赡芷渌罁脑肀旧聿o堅實的基礎，從而導致錯誤的實踐。

當今世界，政治體制紛繁復雜，形式多樣，王滬寧先生稱之為“政治形式博覽會”。如何對之進行科學的分類，顯得尤為重要。

一歷史上的政體分類學說

學者做文章，往往從歷史說開去，這似乎已成為“牢固的成見”，成為定勢的東西固有僵化思維之嫌，但必然有其存在的意義。我亦放慢腳步，以史為鑒，對歷史上各位先哲的政體分類學說作一考究。

歷史上的政體分類學說必然包括兩部分：中國和西方。從奴隸制國家建立到鴉片戰爭，中國的政體較為單一，中國的政治思想家對統治者如何統治進行不厭其煩的論證，對政體學說很少涉及，對政體進行分類更是無從查考，對政體分類的貢獻似可忽略不計。而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分類學說卻林林總總，綿綿不絕。

政治學的鼻祖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有兩大標準：一位統治者人數的多少；二為施政之目的。把二者加以組合，產生了六種政體：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僭主制、寡頭制、平民制。與柏拉圖相比，他更注重現實政制，對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他一語驚人：“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的主要分別不在人數的多少，兩者在原則上的區別應該為貧富的區別。任何政體，其統治者無論人數多少，如以財富為憑，則一定是寡頭政體；同樣，如以窮人為主體，則一定是平民政體?！雹偎@里的劃分似乎已涉及到國體與政體的關系，只是少了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的直接性。

亞氏的分類法為政體分類提供了一個大體的框架，以后的思想家如阿奎那、馬基雅弗利等都以此為標準。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政體思想繼承了西方傳統中既強調政治制度，又強調社會結構的大政體現，其政體實踐徘徊于巴黎公社式平民政體與蘇聯式精英政體之間。總結長期的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在平民與精英之間尋找平衡，構造一種能夠容納合理等級和有限斗爭的混合政體。合理等級是用來保護人類的好勝心，是有利于精英的一種安排；有限斗爭是要抑制人類的弱肉強食，是有利于平民的一種安排。當今中國政體正朝著這個方向演進。

【摘要題】政體與政制

【關鍵詞】政體/平民/精英/混合政體

【正文】

西方政體傳統中，有強調政治制度的小政體觀，也有強調社會結構的大政體觀。馬克思繼承了后一種觀念，主張實現某種集體自由和社會民主，讓那種從社會中產生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回歸于社會。巴黎公社是這種理想化實驗的第一次嘗試，它的失敗顯露了強調平民化的社會民主的弱點。后來的十月革命走上了與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專政的道路，從而重構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再現了馬克思所抨擊的壓迫性權力的諸多特征。蘇聯模式的失敗提醒馬克思主義者在繼承集體自由和社會民主這一大政體觀的同時，需要認真對待政體傳統中所強調的中庸與和諧價值，也就是要從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兩方面來維持大眾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間的均衡。對于當前的現實來說，也就是要考慮尋找一種既容納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級，又容納有利于大眾的有限斗爭的政體安排。

一、大政體觀

穩定狀態是任何一個系統存在與發展的前提，維持穩定是每個系統必須具備的內部功能。政治系統（國家是其外在的法律表現形式）也不例外。追求穩定是當今世界各國政權的主要政治目標之一，而如何在社會發展中保持政治穩定則是各國政權在不斷探索、尋求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漲的今天，各個民族國家的外部環境與內部結構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動，面臨諸多挑戰與考驗，政治穩定問題自然倍受關注。政治民主是政治穩定的直接的、重要的相關因素，圍繞二者關系學術界有諸多討論。本文擬從民主，作為一種政治權力的結構形式及運行機制

──即從政治體制的層面上，梳理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的關系，旨在探討民主的政治體制是否具備政治穩定的功能、能否產生政治穩定的效應。

一、制度民主與體制民主

在傳統的政治思維之中，有關民主的認識主要是在政治制度的層面上展崐開的。對于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提出了古崐希臘城邦國家民主制度的標準

──“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治崐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雹?/p>

一、權力制衡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財富

中國封建時代有些皇帝也搞過“分權制衡”。西漢初年，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大體上有一個分工，皇帝是國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腦，皇宮相府各司其職。[2]隋朝創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分權”。因為，雖然行政、軍事、監察三權分掌而治，但行政權（相權）仍嫌過重，有威懾君權之虞。[3]因此，歷史上中國的不少皇帝都極力對相權進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書省職權擴大，同樞密院分掌文武大權，門下、尚書省遂廢。另設參知政事為副相分管行政，設三司使管財政。分散中央各職能部門的權力，互相牽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制約政府濫用權力，從秦朝開始設立了監察機關，到明代運用到了極致。監察制度是中國貢獻給世界政治文明的寶貴遺產，其體現了以權制權的政治理念。盡管那只是皇權對臣權的制約，預防臣權危及皇權，其分權的目的是極權，但作為一種制度形式其價值不可低估。

作為一種政治實踐，三權分立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城邦國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經濟的發展、貿易往來的頻仍，形成了各種經濟群體和利益階層，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當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區政治組織形態多為小公國，規模不大且較為分散，即使最為強大的古羅馬帝國也沒有形成東方一樣的政治官僚體制。因此，很難產生長期穩定的中央集權政治。作為一種理論思潮，西方分權思想溯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權力分為討論、執行、司法三要素。至羅馬時代，波利比奧斯倡導“混合政府論”，認為羅馬政體應為代表君主的執政官、代表貴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眾的人民代表會議互相牽制和均衡（從這個意義上，將分權制衡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也不恰當）。分權制衡原則作為一種學說，最先由英國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權和執行權（行政權）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權高于行政權。孟德斯鳩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權學說，主張必須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組成國家。他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焙髞淼馁Y產者及其國家法的其他大哲學家們以極其虔誠的心情把這種分權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4]這一原則已經為很多國家的政治實踐所普遍奉行。國家權力分立，在各個憲政國家已經成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趨勢。當然，三權分立不是僵死的，總會因時而變?？梢哉f，時至今日，資本主義國家傳統意義上的三權分立格局已經不復存在，行政權的強勢打破了三權均衡。但不變的是精神：控權與平衡。[5]無論如何，分權制衡的歷史意義與現實作用不能否定。凱爾森在談及分權時指出，分權原則的歷史意義在于：它與其說致力于贊成分權，倒不如說是反對集權。[6]

人類從專制走向民主，實現多數人的統治，強調人民的主權。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人民將權利授予國家，國家即是公益的體現，因此，人民權利作為一個整體是不可分的。盧梭的理論并不是要保護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而是在一種主權性的集體“公意”的至高無上性中探尋社會生活的終極規范。他并未主張三權分立，而認為立法權高于行政權、司法權，它屬于全體人民，而不屬于像議會那樣的代表機構。盧梭的理論極易走向專制民主制即托克維爾所謂的“多數人的專制”。[7]這一國家主權不可分的理論已經被很多晚近國家的憲政實踐所摒棄。但社會主義國家議行合一的政治體制恰恰是在國家主權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導下設立的，而盧梭理論所蘊含的專制危險性卻果然不幸被社會主義國家所證實。前蘇聯斯大林的專制統治，以蘇維埃的名義實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給社會主義國家樹立一個極權的惡劣典范。前蘇聯法學家從血的教訓中覺悟，要建設法治國家必須具有符合憲法屬性的一些前提條件：憲法明確規定權力分立原則，依據這一原則，行政權不得僭越立法權，而獨立于政府的司法權能夠自主地解決社會上發生的一切沖突。[8]對于斯大林的極權和暴政，曾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雖然意識到了，但可惜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卻未能幸免。中國的不正是政治極權的結果嗎？

近幾年，我們才不能不接受一個現實：曾經被視為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東西，我們現在也采納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機制、企業破產機制等等。從排斥到接受經歷了一個思想轉變的艱辛歷程。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思想解放是從經濟到政治的逐漸開放，政治上的逐漸開化卻是一個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價的過程。清末洋務運動尊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學一些“奇技淫巧”，無傷國體，無涉祖制，因此可以為當權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對祖制構成了一定的威脅，引起滿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學為本，對西方憲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臨亡國滅種深重危機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維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時，當權者仍不免痛下殺手。激進的辛亥革命，政治體制上實現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傳統思想的禁錮，國民黨一黨之治[9]是儒家一教獨尊思想在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這其實還是繼承了中國長期封建主義政治專制的衣缽。后來的國民政府雖然頒布憲法性文件確立五權憲法政治體制，但從未真正實行過西方式的“分權”。[10]“五權憲法”可謂中西合璧，將西方的三權與中國傳統政治精華監察、考試兩權熔于一爐。這一獨創顯現了孫中山不照搬西方憲政體制的創新精神。但“五權憲法”設計處于東方與西方、古代和現代的思想交匯和制度沖突中，其是對傳統的借鑒，還是向傳統的妥協？其是否破壞了三權分立的合理架構？[11]新中國的憲政體制因受前蘇聯的影響，既不是三權分立，更不是五權憲法，而是議行合一。[12]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本質就是議行合一，這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義時提出來的，后來被蘇聯演變成了蘇維埃政體，到中國表現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其組織原則為“民主集中制”。這一制度假定國家的權力是統一的，國家權力為了實際的需要形成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但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這一體制強調國家機關權力之間的合作性、統一性、協調性，而不是對立性、牽制性。

人們曾經甚至現在仍普遍認為，制衡型憲政體制產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國長期的專制傳統不適合搞制衡型憲政體制。但與中國同樣具有長期專制傳統的日本、韓國分權制衡卻比較成功。日、韓兩國的政治實踐特別是日本首相頻繁更迭與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彈劾案，最有力地批駁了分權制衡學說不適用于有著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東方國家的論調。與法人治理結構一樣，分權制衡作為國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極大地克服個人專斷。因此，權力制衡體制也具有普適性。如果權力制衡在中國的適用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也不是權力制衡體制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現有體制對其浸淫或排異的結果。因此，認為分權制衡體制不適合中國的觀點是否經過深入的論證，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維定勢或政治立場的對外宣稱？正像過去雖否定公司制，但中國已經出臺了公司法，普遍設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這是否預示著權力制衡型憲政體制在中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命運呢？

摘要：東亞“威權政治加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東亞威權主義國家的共同特征，在東亞國家內部威權的合法性逐漸削弱，經濟發展和市民社會壯大的內在民主化動力和外在國際民主化趨勢的影響下，東亞威權政體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應該推動經濟與政治的適當分離，推動市民社會健康發展，政治社會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威權政體政治社會化民主政治

一、對東亞威權政體的分析。

對“威權主義”這一概念，中外學者有過不少論述。美國學者珀爾馬特將其稱之為“現代威權主義”，阿根廷學者奧唐奈爾稱其為“官僚威權主義”。中國學者有的稱是“精英威權主義”，有的稱為“過渡性威權主義”，還有的稱之為“新威權主義”。根據亨廷頓的解釋，威權主義是“幾乎沒有政治爭論和競爭，但政府對社會中其他群眾經濟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國著名學者羅榮渠教授認為，所謂威權主義政權是指二次大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的軍人政權或由非軍人統治（一般是一黨執政）的具有高度壓制性的政權。按現代政治學的說法，威權主義是指統治者將他們的意愿強加給社會成員并不顧及后者意愿的一種權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規則之上和人們法定權力之上的權威，包括專制主義（個人能夠不受限制地進行專制統治）和官僚權威主義（政治領導的自由裁量權）?！巴嘀髁x”是對傳統專制主義的揚棄，其所以在當前中國有較大的市場，原因之一是東亞道路的誘惑，特別是威權主義者對東亞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給人一種感覺，認為東亞道路對中國來說是一條現實可行的現代化道路，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下面是對東亞威權政體的簡單分析：

1，威權加發展的政體形式。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具有舊傳統極權政治體制的特征，如權力高度集中、一黨政治、軍人干政，又實行一系列具有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權的某些政策，如議會民主政權形式、專家治國、重視法治、反對腐敗等。因此，東亞威權主義政權，既不同于封建傳統的專制極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也不同于西方議會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獨立的特征。這種政體實際上是一種過渡政治形式，是一種威權加發展的模式。它由一個集權的行政機構強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濃厚的實用主義取向和發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稱其為發展型專制。在東亞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吸收西方工業文明和自由經濟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發展民族經濟，不斷改善國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從各自文化傳統中攝取凝聚國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上，開始了晚工業化的過程。這種既不放棄自己的傳統體制，又不排斥現代工業文明的社會發展模式，意味著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相互結合。在政治上模仿現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權威，以對付各種形式的外部干擾；在經濟上則采取有限的自由經濟的方式，確保國家資本大于民間資本的前提下，建構市場體制，并逐漸步入大眾參與和社會福利普及的環境。

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威權加發展”模式反應了東亞國家要求改變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推動下取得的經濟成就異常顯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過多地介入經濟發展過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金權政治”等惡劣現象，其消極后果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威權政治和政府的干預，駕馭市場，加速經濟發展，雖可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效果，但始終存在一些干預過度的風險和放松某些方面監管的問題。政府干預一旦過度，極易滑向專制統治的誤區，尤其在當代民主形式影響下，這種過度干預極易使人們產生反感。

一、鄉鎮政府改革之基石：找準政府職能定位和認清現況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

“政府增加或減少任務，這種事變的發生與政府抱有的特定哲學無關，從長遠來看，政府承擔的職責是由變化的環境來支配的”。的確，正如里格斯所說的：政府的角色和行為方式是不能脫離本國的國情來確定的，即取決于一定的社會與經濟文化發展狀況。因而，鄉鎮政府的職能定位也應根據當前的新變化來轉型。由于，城鄉二元化模式差距趨微，農村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受到第一代農民工的影響，新生代的農民工有著與傳統農民工顯而易見的區別。首先，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意識方面存在著顯著的特點，有學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求職期望值較高，在工作中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其次，在維權意識方面，從被動接受向追求權利平等轉變。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受過初、高中教育，對農村的辛苦勞作并沒有太多的切身體會，他們的參照系多是城市的同齡人，權利意識明顯增強，因此他們敢于主動追求勞動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的權利。此外在發展取向上，從關注工資待遇向更多關注自身發展和前途轉變。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強烈的自我發展的愿望，不僅僅只是從事父輩的農業勞作生產，更分化出了多種勞動角色。如：個體經營戶、集體企業管理者、農村公共事務管理者等等。新生代農民工有著較為進步的科學文化知識和道德水平逐步提高的趨勢。民主、法治、公平、競爭、權利的觀念正日趨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在鄉鎮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如何積極回應新情況、新變化，有效應對新生代農民工出現的典型特點，是鄉鎮政府改革的導向。

（二）鄉鎮政府職能“：統治、管理”抑或“服務”

我國正處于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F階段，傳統農業社會的矛盾如：自然災害、傳染病等依然對人民生活和社會安全穩定構成威脅。然而在工業社會和信息化時代的今天，還不斷涌現出和加劇了一些需要面對的失業、貧富分化、生產事故、勞資沖突和刑事犯罪等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和矛盾使得政府社會管理的矛盾加大。面對這些新問題新挑戰，政府開始重視社會管理方面的改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把政府職能定位為“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經濟調節”。從中可以看出，防范和治理社會問題已經上升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選擇。這要求我們的政府職能從原來的“統治”轉變為“管理”。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政府的作用將更多的地是“掌舵而非劃槳”，即政府應對提供公共服務進行控制，但不是常規性地通過官僚手段提供服務。”未來的“公共服務建立在公民對話和公共利益的基礎上，并且可以將其與公民對話和公共利益充分結合在一起”，這無疑對處于雙轉型時期的中國具有深遠的借鑒意義。作為中央、省、市、縣政府與基層群眾溝通橋梁的鄉一級政府必須順應社會改革的潮流，及時改變陳舊觀念，著眼于建立一個“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新政府。要摒棄改革開放以前，“全能”政府模式，政府無所不能、無所不會、無所不用。因為這會導致政府職能的缺位、錯位和失位。因此鄉一級政府要實現從行政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由人治專斷向民主法治的轉軌，由統治集權向服務分權的轉軌，由僵化呆滯向迅捷回應的轉軌，由效能低下向廉潔高效的轉軌，克服“政府失靈”，達到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最佳狀態。

（三）鄉鎮政府財政情況的現實困境

西方政體傳統中，有強調政治制度的小政體觀，也有強調社會結構的大政體觀。馬克思繼承了后一種觀念，主張實現某種集體自由和社會民主，讓那種從社會中產生又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回歸于社會。巴黎公社是這種理想化實驗的第一次嘗試，它的失敗顯露了強調平民化的社會民主的弱點。后來的十月革命走上了與巴黎公社不同的精英化專政的道路，從而重構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再現了馬克思所抨擊的壓迫性權力的諸多特征。蘇聯模式的失敗提醒馬克思主義者在繼承集體自由和社會民主這一大政體觀的同時，需要認真對待政體傳統中所強調的中庸與和諧價值，也就是要從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兩方面來維持大眾力量和精英力量之間的均衡。對于當前的現實來說，也就是要考慮尋找一種既容納有利于精英的合理等級，又容納有利于大眾的有限斗爭的政體安排。

一、大政體觀

就政體所指的對象來說，有兩種關于政體的定義：一種僅僅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另一種則不僅僅包括政權組織形式，還包括社會結構，乃至公民生活。我們稱前一種為小政體觀，后一種為大政體觀。它們都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亞氏較為狹義的說法有：政體（憲法）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權利的體系”；“政體為城邦一切政治組織的依據，其中尤其著重于政治所由以決定的最高治權的組織”；“政體可以說是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以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也由以訂立城邦及其全體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第109,129,178頁）。從這幾種表述來看，亞氏的小政體觀包括政治權利、政治組織、政治職能和政治目的幾個方面的內容。亞氏較為廣義的說法是將社會結構和公民生活包括在政體含義之中。他說，“跟城邦［公民團體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惡標準也適用于政體，政體原來就是公民［團體和個人］生活的規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階級）——極富、極貧和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第204-205頁）。“政體之所以會分成若干不同類型的原因，在于每一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組成的”（第191頁）。因此，亞氏的大政體觀可以概括為由政治制度（狹義政體）、社會制度（社會結構）和精神制度（公民文化）構成的一個整體。這種大政體觀以一種整體論的思路傳承下來，在黑格爾那兒得到最系統的表述。他認為，作為一個復雜共同體的國家，既包括“嚴格的政治國家”，也包括由所有部分組成的統一體，它是公民的生活方式或者“（他們的）自我意識的性質及其發展”——特別包括他們的教育、意志、權力、他們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和他們的目標（第264-265節，第273-274節）。而且，黑格爾還說，首要的和終極的政體劃分在于劃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最重要的政體調和是協調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第131頁）。

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大政體觀，只是將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地位顛倒了過來，認為并不是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因此，市民社會中根本性的關系是政體的首要內容，而政治國家中的關系或狹義政體中的關系只是一種形式或者只是一張皮，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說資產階級議會制只是讓人民定期地決定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在大政體觀前提下，馬克思很容易在分析資產階級社會時從經濟學轉到政治學，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政治關系。法蘭西內戰之后，馬克思更加遠離了狹義政體觀，他以“社會共和國”替代了一般政治意義上的“共和國”，“在法國和在歐洲，共和國只有作為‘社會共和國’才有可能存在”（第142-143頁）。

這種社會共和國的萌芽形式是當時的巴黎公社，它不僅改造了人壓迫人的政治關系，而且改造了人壓迫人的社會關系，這兩者是聯為一體的。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沒有社會關系的改造，政治關系的改造就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小政體觀就是這種幻想的一個來源。于是，亞里士多德的兩種政體觀到現代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痕，甚至形成了兩種對立的觀點：西方主流觀念接受了小政體觀，著重于政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馬克思主義則繼承了大政體觀，強調社會力量與政治權力的合一。在大政體觀下，就比較容易地將社會階級的力量與政治機構的權力對應起來，讓政體免于表面形式。

二、公社式平民政體

一、為什么郵政儲蓄必須與郵政體制聯動改革

1.郵政儲蓄和郵政體制都需要改革

中國郵政金融業務自1986年恢復開辦以來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至2002年末，郵政儲蓄存款余額達到7369億元，市場占有率為8.48％，僅次于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居第五位；郵政儲蓄機構網點31704個，僅次于農行居第二位；代辦保險、發放工資、代收稅費等各項業務合計達到1600多億元。

但是隨著郵政金融業務的發展，一些過去沒有暴露出來的問題和矛盾逐漸突出。目前郵政儲蓄的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現行郵政儲蓄機構吸收儲蓄存款再轉存中央銀行、獲取高額轉存款利息（目前郵政儲蓄的轉存款利率為4.131％，而在中央銀行連續降低利率之后，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利率已降為1.89％，兩者相差近2.24個百分點）的做法，使郵政儲蓄享受了“超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不公平競爭，并引發了一些基層機構的違規操作；

第二，因郵政儲蓄未納入金融監管體系，有關監管部門對基層郵儲機構的違規行為難以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