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患者范文10篇

摘要:目的：探討對抑郁癥患者給予小組心理護理干預后對其健康教育效果以及個人情緒產生的影響。方法：收治抑郁癥患者72例，采用隨機數表法進行抑郁癥護理模式的研究。對照組(36例)：選擇普通護理模式完成臨床護理；觀察組(36例)：選擇普通護理+小組心理護理模式完成臨床護理。最終就兩組抑郁癥患者健康知曉評分以及抑郁程度展開對比。結果：同對照組抑郁癥患者健康知曉評分對比，觀察組獲得明顯提升(P＜0.05)；同對照組抑郁癥患者抑郁程度對比，觀察組獲得明顯改善(P＜0.05)。結論：護理人員選擇小組心理護理方式對抑郁癥患者進行護理，對于健康教育效果的提高以及個人情緒的改善可以作出充分保證，從而促進抑郁癥患者的病情改善。

關鍵詞:小組心理護理模式；抑郁癥；情緒；健康教育；臨床效果

對于抑郁癥患者而言，諸多會呈現出自我封閉以及興趣缺乏等系列特點，因此對于此類患者給予心理干預意義顯著[1]。本次研究將確定對抑郁癥患者進行護理干預的最佳方法，以此通過小組心理護理模式將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以及個人情緒加以改善。

資料與方法

2016年2月-2018年3月收治抑郁癥患者72例，采用隨機數表法進行抑郁癥護理模式的研究。對照組36例，其中男20例，女16例；年齡19～66歲，平均(39.52±2.39)歲。觀察組36例，其中男22例，女14例；年齡21～69歲，平均(39.59±2.42)歲。倫理委員會對于此次研究均同意批準，所有抑郁癥患者以及家屬共同完成知情同意書簽署。觀察對比兩組抑郁癥患者性別、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方法：兩組抑郁癥患者在進入醫院后，采用隨機數表法進行抑郁癥護理模式的研究。對照組：選擇普通護理模式完成臨床護理；觀察組：選擇普通護理+小組心理護理模式完成臨床護理。對于對照組，護理人員在對患者進行護理期間，需要保證態度親切和藹并且具有責任感，溝通期間需要具有耐心，在進行心理疏導以及心理支持方面需要確保具有耐心[2]。對于觀察組，具體：①合理創建心理護理小組：醫院依據抑郁癥患者的基本表現，合理創建心理護理小組，之后依據抑郁癥患者的心理表現，準備對其展開心理護理干預[3]。②對患者展開小組心理護理干預：要求小組組長以及副組長一對一同患者展開交流，對于系列活動規則要求患者認真遵守，例如嚴守秘密、相互尊重以及準時參加等。之后依據具體計劃展開護理干預，護理人員將健康教育力度以及心理護理力度有效加強，最終確保鼓勵以及安慰，將抑郁癥患者的系列心理問題加以充分解決，以對抑郁癥的綜合改善做出充分保證[4]。觀察指標：觀察對比兩組抑郁癥患者健康知曉評分以及抑郁程度。判斷標準：臨床對于兩組抑郁癥患者健康知曉情況以及抑郁程度，主要選擇健康教育效果評價表以及抑郁自評量表展開評定。前者評價結果同健康知曉情況成正比，后者成反比[5]。統計學方法：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20.0對兩組抑郁癥患者護理結果展開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健康知曉評分以及抑郁程度)以(x±s)形式表示，行t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1病因及發病機制

老年期抑郁癥的主要病因和發病機制:（1）社會心理因素：老年人身體疾病及精神挫折的耐受能力日趨下降，再加上遭受各種心理應激的機會越來越多,配偶亡故、子女分居、社會地位改變、經濟困頓和疾病纏身等諸多因素都會造成或加重老年人的孤獨、寂寞、無用、無助感，成為心情沮喪、抑郁的誘因。老年人在生理“老化”的同時，心理功能也隨之老化。心理防御和心理適應的能力減退，一旦遭遇生活事件便不易重建內環境的穩定，如果又缺乏社會支持，心理活動的平衡更難維持，從而促發包括抑郁癥在內的各種精神疾病。（2）病前人格特征：老年人人格特征的改變，如內向、孤僻、被動、依賴、固執、情緒不穩、神經過敏和剛愎自用等。（3）生物學異常：①神經遞質5-HT和去甲腎上腺素功能不平衡。②抑郁癥時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系統的功能異常。③生物節律紊亂，如快速動眼睡眠潛伏期縮短。（4）生理學退化：老年人大腦發生退行性變,學習及工作能力、思考能力減退，使得興趣狹窄，主動性不夠，不愿改變現狀，性情固執，行動緩慢，以致對社會各種要求逐漸不適應，故各種心理、社會因素常成為老年性抑郁癥的誘發因素。

2臨床表現

2.1臨床類型老年期抑郁癥包括3種類型：（1）老年期前發病持續到老年期或老年期復發的抑郁癥。（2）老年期繼發于其他疾病成為老年期繼發性抑郁癥。（3）老年期首發的抑郁癥。

2.2精神癥狀

2.2.1抑郁發作的一般臨床表現抑郁發作臨床上以心境低落、思維遲緩、意志活動減退和軀體癥狀為主。（1）心境低落臨床主要表現為顯著而持久的情緒低落，抑郁悲觀。（2）思維遲緩表現為患者思維聯想速度緩慢，反應遲鈍，思路閉塞。臨床表現為主動語言減少，語速明顯減慢，聲音低沉，對答困難，嚴重者交流無法順利進行。（3）意志活動減退表現為呈顯著持久的抑制。臨床表現為行動緩慢，生活被動，疏懶，不愿與人接觸，不愿參加平常喜歡的活動及業余愛好，回避社交。嚴重抑郁發作的患者常伴有消極自殺的觀念及行為，這是抑郁癥最危險的癥狀，應引起醫務人員及家屬的高度重視。

摘要:目的探討出院后藥學干預對抑郁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及社會功能的影響。方法選擇接受抗抑郁治療的出院患者88例，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4例。對照組患者給予常規治療，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實施藥學干預。結果干預前，兩組患者漢密頓抑郁量表(HAMD)、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及用藥依從性評分均分無顯著性差異(t=0．5266，0．3271，0．0499，P＞0．05)。干預6個月后，兩組患者HAMD，SDSS評分均較干預前明顯降低，且觀察組較對照組顯著降低(t=4．4994，14．7405，P＜0．01)，觀察組患者的用藥依從性明顯高于對照組(t=6．9337，P＜0．01)。結論藥學干預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藥依從性，有效改善患者的病情，有利于患者社會功能恢復，值得臨床推廣。

關鍵詞:藥學干預;抑郁癥;用藥依從性;社會功能

抑郁癥主要表現為情緒低落、興趣減低、悲觀、思維遲緩等，嚴重者可出現自殺念頭和行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壓力的增大，抑郁癥的發病率逐年升高，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抑郁癥反復發病，復發率高，用藥依從性低，不利于提高治療效果和自身生活質量等[1]。抑郁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與病情穩定、康復及社會適應能力明顯相關，故提高服藥依從性可顯著改善抑郁癥狀，減少復發率，降低疾病負擔[2]。本研究中探討了出院后藥學干預對抑郁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和社會功能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納入標準: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及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中抑郁癥的診斷標準[3];急性期治療后病情緩解的患者且漢密頓抑郁量表(HAMD)評分≤17分[3];無嚴重軀體疾患或腦器質性疾病;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受試者或第一監護人簽署知情同意書。病例選擇與分組:選擇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出院的抑郁癥患者88例，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4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詳見表1。1．2方法。兩組患者均常規予以抗抑郁藥氫溴酸西酞普蘭片(江蘇恩華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1923，規格為每片20mg)，初始劑量每日20mg，視病情可增加至每日60mg，如遇煩躁、失眠等可加用苯二氮類藥物對癥治療;如上述治療措施不能控制病情則退出對照研究。對照組患者出院時給予常規藥物治療。觀察組患者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藥學干預。每周對患者進行1次藥學干預，分院內或院外兩種情況，面對面宣教或電話宣教，每次30～60min。兩組患者均持續治療，觀察組干預6個月。藥學干預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用藥指導:講解疾病及服用藥品的相關知識，包括藥品的藥理作用、適應證、服用方法、不良反應等;告知患者遵醫囑按時服藥的重要性，只有堅持長期、規律服藥才能進一步改善臨床癥狀和取得好的療效，降低復發率，不可間斷用藥或隨意減少劑量或停藥。治療指導:對患者實際病情評估，并進行癥狀自我監控和藥物自我處置相關技能的指導和訓練，使患者能主動按時按量服藥，對藥物自行管理，能識別自己的病情變化并及時與醫生溝通，積極配合治療，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心理支持:根據患者的不良情緒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鼓勵患者積極面對疾病，樹立自信心。聯合患者家屬及朋友做好鼓勵和支持工作，給予患者關愛，營造良好的環境氛圍，緩解患者的心理壓力。加強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密切關注患者的用藥反應，加強患者用藥監控，以對藥物用量做出準確判斷。1．3觀察指標與療效評價標準。兩組干預前后采用HAMD量表[4]評價患者情緒變化，評分越高，表示患者抑郁程度越重;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4]評價患者社會功能的變化，包括父母職能、婚姻職能、家庭職能、家內活動等10項指標，得分越高，說明患者的社會功能越差。用藥依從性的評定根據Morisky推薦標準[5]，設計4個問題的調查問卷來調查患者用藥:是否按照醫囑要求的服藥次數服藥;是否按照醫囑要求的服藥時間按時服藥;是否按照醫囑要求的服藥劑量服藥:是否按照醫囑要求長期堅持服藥。計分標準:回答“是”為1分，回答“否”為0分，總分為4分，得分越高，依從性越好。1．4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分析。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關鍵詞】利培酮；軀體化癥狀；抑郁癥；神經癥；聯合用藥

【摘要】目的探討利培酮治療抑郁癥與神經癥患者軀體化癥狀的臨床療效。方法將37例有明顯軀體化癥狀的抑郁癥和神經癥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兩組均進行抗抑郁及抗焦慮治療的同時，研究組聯合小劑量利培酮治療，療程6w。治療前及治療2w、4w、6w末采用癥狀自評量表進行臨床療效評定與分析。結果研究組治療4w、6w末軀體化因子評分較治療前均有顯著下降，與對照組同期評分比較差異有顯著或極顯著性（P<0.05或0.01）。結論利培酮聯合抗抑郁及抗焦慮藥物治療軀體化癥狀療效較好。

【關鍵詞】利培酮；軀體化癥狀；抑郁癥；神經癥；聯合用藥

Clinicalstudiesofrisperdoneinsomatizationsymptomsofpatientswithdepressionandneurosis

ZhangShufang,MaChuangsheng

(TheEighthPeoples′HospitalofZhengzhou,450006,Henan,China)

【摘要】目的探討不同性別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及防御方式的差異性。方法對164例抑郁癥患者以不同性別進行分組，其中男性組71例，女性組93例。采用半定式檢查法，嚴格按照遺傳學研究用診斷檢查問卷內容詢問入組患者臨床癥狀，應用防御方式問卷、漢密頓抑郁量表、抑郁自評量表進行評定分析。結果漢密頓抑郁量表評分男女患者總分及各因子分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但女性患者早醒、軀體性焦慮、胃腸道癥狀因子分均高于男性。抑郁自評量表評分女性患者哭泣因子分顯著高于男性，焦慮不安、體重減輕因子分顯著低于男性（P＜0.01），總分及其他因子分差異均無顯著性（P＞0.05）。防御方式問卷評分男性患者被動攻擊、退縮、假性利他等因子分顯著高于女性，而抱怨、軀體化、制止等因子分均顯著低于女性，兩組比較差異均有極顯著性（P＜0.01）。結論不同性別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存在差異性，其防御方式有一定的性別差異性。

【關鍵詞】抑郁癥；臨床特征；防御方式；性別

探討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和防御方式是否存在性別的差異性，對研究其發病機制以及臨床醫生的識別和進行心理康復治療均有一定的借鑒作用。近年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并不多見，且不同的文獻有不同的報道。Young［1］，陳宏［2］研究均顯示不同性別抑郁癥的臨床特征存在一定的差異性。BruderMattson［3］﹑Hanninen［4］研究顯示男女抑郁癥患者的應付方式存在差異性，Spinhoven［5］，郭文斌［6］研究則顯示男女抑郁癥患者的應付方式無差異性。為了進一步探討不同性別抑郁癥患者的臨床特征和防御方式，我們進行了相關對照研究，現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選取2004年5月～2005年3月分別在湖南省腦科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株洲市中心醫院就診的抑郁癥患者。入組標準：（1）符合DSMⅣ抑郁癥診斷標準；（2）漢密頓抑郁量表（HAMD）（17項版本）總分≥17分；（3）單相抑郁，既往無躁狂史，無精神病性癥狀；（4）年齡18a～60a。（5）排除嚴重的腦器質性疾病及軀體疾病，妊娠與哺乳期婦女。男性共入組71例，平均年齡（32.8±12.0）a，平均病程（18.0±12.4）mo；女性共入組93例，平均年齡（34.5±12.5）a，平均病程（15.2±13.1）mo。男女性一般資料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

【關鍵詞】depression;thyroidhormones;personalitycharacteristics

據統計，18%～25%抑郁癥患者有不同程度的甲狀腺功能減退，9%～20%抑郁癥患者抗甲狀腺抗體水平提高［1］，提示抑郁癥與甲狀腺功能異常可能存在某種聯系。為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筆者做此方向的初步研究，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哈爾濱市第一專科醫院住院及門診患者30例，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Ⅱ-R）中抑郁癥診斷標準。由兩名主治醫師同時診斷。排除嚴重軀體疾病及內分泌疾病。入院前兩周未服抗精神病藥物和抗抑郁藥，男13例，女17例，年齡21～64歲，平均（39.36±12.7）歲，平均受教育年限（11.5±2.82）年；對照組為我院健康志愿者，男14例，女16例，平均年齡（38.8±9.40）歲，教育年限（12.40±2.58）年。兩組之間年齡、性別及受教育年限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1.2.1血液制備及檢測住院患者于入院次日清晨6∶30～7∶00采靜脈血3ml；門診患者于晨8∶30～9∶30采靜脈血3ml，離心（3000r/min）取血清，置于-20℃冰箱待測。由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同位素科，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四碘甲狀腺原氨酸（T4）、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及促甲狀腺激素（TSH）。

摘要：目的調查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癥的患病率及心理護理效果。方法調查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間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采用Hamilton抑郁量表進行評估。結果85例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癥患病率為18.82%，而女性更為常見；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對部分糖尿病合并抑郁癥患者進行心理護理后，抑郁量表評分明顯降低。結論應注意糖尿病患者中抑郁癥患病情況，并進行及時的心理護理。

關鍵詞：糖尿病；抑郁癥；心理護理

近年來，內科軀體疾病并發抑郁癥的報道越來越多。內科軀體疾病與抑郁癥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且內科住院患者中抑郁癥的漏診現象十分普遍，從一定程度上延誤了對這些患者的積極治療。糖尿病與抑郁癥的關系非常密切。

本文調查了從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間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以了解抑郁癥患病率以及心理護理效果，現報告如下。

一、對象與方法

1.1對象選擇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間我科收治的85例糖尿病患者，既往從未被診斷出患有抑郁癥。

[摘要]目的探究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學相關因素。方法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癥患者，隨機分為抑郁組及共病組，每組40例。對兩組患者實施艾森克人格問卷、應對方式問卷、防御機制問卷、功能失調性認知問卷等評估方式。比較兩組患者總分及各因子評分之間的差異，結合其總分及因子評分分析影響因素。結果共病組患者的各項調查得分與抑郁組患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脆弱性、強制性及幻想等對抑郁共病焦慮障礙具有解釋作用。結論較之單純的抑郁癥患者，共病焦慮患者的各項臨床癥狀更為顯著，且隨著共病焦慮障礙的發生，患者的功能性失調認知及消極防御機制隨之出現。

[關鍵詞]抑郁癥；焦慮障礙；病理心理學；相關因素

隨著社會競爭力的不斷加大，抑郁癥患者的發病年齡逐漸趨于年輕化，尤其是近幾年，國內抑郁癥患者數量激增，由此足以證明事態發展的嚴重性。抑郁癥又稱抑郁障礙，是臨床常見的精神類疾病，主要癥狀表現為心境低落、思維遲緩、意志活動減退、認知功能損害及其他軀體癥狀等[1]。抑郁癥患者臨床表現具備持續且顯著的特征，是心理障礙的常見類型。通常情況下，抑郁癥患者在任何環境中均無法改善自身心境，常以消極、沉悶的狀態示人，表現出自卑抑郁、悲觀、厭世等情緒，嚴重時受到不良環境的影響，會產生自殘或自殺等行為。結合國內多年的精神科臨床經驗，部分抑郁癥患者常伴明顯的焦慮及運動性激越，病情發作時甚至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征兆[2]。本研究旨在全面且深入地探究抑郁癥共病焦慮障礙患者病理中的心理學相關因素，以期有效遏制抑郁癥發病率不斷增長。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抽取本院2019年6月～2019年9月收治的80例抑郁癥患者，隨機分為抑郁組及共病組，每組40例。抑郁組男20例，女20例；平均年齡（32.46±2.37）歲；共病組男29例，女11例；平均年齡（33.15±1.85）歲。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對被試進行問卷調查。其中采用《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HAMD-17）》包括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depressionscale，HAMD）及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AnxietyScale，HAMA），分別測評兩組患者的焦慮、抑郁程度[3]。采用《艾森克個性問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評測包括性格、精神質、神經質及掩飾4個方面的內容[4]。采用《功能失調性狀況評定量表（Dysfunctionalattitudesscales，DAS）》評測患者潛在的認知結構，主要分為脆弱性、排斥、吸引、完美化、強制性、尋求贊許、依賴性、自主性及認知哲學[5]。采用防御方式問卷（Defensestylequestionnaire，DSQ）評測患者個體在面對內心沖突時的心理反應方式，主要分為不成熟防御機制、成熟防御機制、中間型防御機制及掩飾4個方面[6]。應對問卷方式應對方式問卷（Copingstylequestionnaire，CSQ）包括解決問題、自責、求助、幻想、退避及合理化6個應付因子，主要測定抑郁、焦慮患者在面對壓力時所表現出的行為方式[7]。除較為全面的分析兩組患者的HAMD、HAMA、CSQ、EPQ、DSQ評分外，還需采用Logistic回歸法深入探究兩組心理學相關因素的影響作用[8]。結合HAMD、HAMA、CSQ、EPQ、DSQ評分量表及問卷中的所有心理學相關因素，主要表現為脆弱性、完美化、強制性、尋求贊許、依賴性、解決問題、退避、自責、抱怨、幻想、退縮、隔離、否認及期望等[9]。根據以上描述，本研究中對抑郁焦慮患者的心理學因素研究主要針對14個方面。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表示，采用x2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摘要：抑郁癥（Depression）是一種長期困擾人類健康的精神、心理疾患。近年來其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抑郁癥是最早被人所知的精神科疾病，它折磨著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稱為精神疾病中的“感冒”。抑郁癥是一種嚴重的、威脅生命的疾病，15%的情感障礙患者（絕大多數為抑郁性心理障礙）采取自殺行為。有研究顯示，我國綜合性醫院的內科醫生對抑郁癥的識別率僅為21%，非專科醫生對抑郁癥的識別、診斷和治療技能明顯缺乏或不足。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對抑郁癥的識別率多在80%以上。

關鍵詞：抑郁癥；中醫藥；治療進展

1概念

抑郁癥是一種以情緒低落、思維緩慢以及言語動作減少、遲緩為主要特點的情志障礙性精神疾患。

一個人持續兩周以上情緒低落，無法自行調節，就可視為病理性抑郁癥狀態。如果持續1～3個月情緒低落，不論何種原因，都可視為抑郁癥。抑郁癥屬中醫“郁證”范疇，屬陰證，涉及心、肺、肝、脾、腎。抑郁癥，類似中醫郁癥、臟躁、百合病、梅核氣等病證。其發病機理常以肝氣郁結為核心，多數醫家從肝而論，認為七情所傷是抑郁癥的病因，肝氣郁滯是抑郁癥發病的始動環節［1］。

2病因病機

【關鍵詞】焦慮抑郁

焦慮障礙和抑郁障礙共病(簡稱焦慮、抑郁共病)，據WHO和美國Michingan大學流行病學調查,共病率達50%［1］,C.LindsayDevane報道85%的抑郁患者伴有焦慮癥狀，58%的患者一生有焦慮癥的診斷。廣泛性焦慮（GAD）在社區的患病率可高達60%～90%［2］。國內報道抑郁癥出現焦慮癥狀67.5%,符合焦慮障礙診斷標準的患者50%［3］。由于焦慮、抑郁共病的臨床表現常不典型,癥狀易反復、多變,醫師之間診斷一致性低,診斷和醫療處理的難度增加。因此,焦慮抑郁共病已成為當前全球精神病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也引起了國內許多同道的重視［4、5］，現將進展情況作一介紹。

1概述

共病(comorbidity)是指一個患者符合＞1種綜合征的診斷標準,有多個診斷。并涉及到患者的全部癥狀、體征和病程。焦慮和抑郁障礙共病(comorbidanxietyanddepression,CAD)是指患者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障礙,且兩組癥狀分別考慮時均符合相應的診斷標準。

當焦慮障礙和抑郁障礙（下文均簡稱：焦慮抑郁障礙）同時發生，他們分別能否當作原發性診斷，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目前，關于焦慮和抑郁障礙的關系有3種觀點：(1)一元論:即連續譜論,認為焦慮和抑郁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現形式；(2)二分論：認為焦慮障礙和抑郁障礙是二種不同性質的疾病；(3)共病論：認為焦慮和抑郁共存時，是一種不同于焦慮障礙或抑郁障礙的獨特的疾病實體。

2焦慮和抑郁障礙共病的流行病學研究［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