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論范文10篇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為自己確立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終極目標，奪取政權后，又將這一目標清晰化為建設社會主義，即在終極目標前設立中繼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認識的深化，我們逐步理解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間還會出現曲折乃至反復，于是在這一道路上又劃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筆者認為，初級階段理論為人民群眾認識階段性社會狀態，調整好價值標準，進而增強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很有必要。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初級階段的社會形態和屬性在一些群眾那里并不清楚，這就容易造成思想上的紊亂，比如一段時間里有人頗為困惑地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由此，作為執政黨要做到有效引領大眾思想，推動社會發展，必須從理論上廓清這個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正是基于這樣的內在動因，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應運而生。其一方面反映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特征，同時又將這一階段予以具象化。

確立這一建設目標的重要性是確信無疑的，尤其是將其放到黨的思想理論體系內，放到終極目標實現的整個過程中認識。具體來看，以往我們在信仰信念和思想理論領域常出現兩大困惑：一個是虛無，另一個是搖擺，二者都從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理想目標和創新理論應有的效力。從“虛無”來看，為什么一談共產主義理想，有人就覺得遙不可及，進而失去追求的熱情？其實，并不是共產主義理想本身出了問題，既然那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值得全人類共同追求，那么“天堂”再遠都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從“搖擺”來看，由于認識的誤區，急功近利色彩過濃，較少對創新理論與基本理論的內在聯系解釋好，導致一些人認識不到創新理論與根本理論之間的關系。今天我們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在到達遙遠的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再立一個真實可感的階段性目標，從理論上講其奠基于黨的根本理論之上，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

誠然，和諧社會是動態的，古今中外都在追求社會的和諧，因而不同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政治形態上的區別那么突出和明顯。但是，只要我們深入學習，認真領會，還是能夠弄清其具有的特定社會形態特征的。因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已經對和諧社會作出概括：“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這里還需要認識清楚的是，和諧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是目的與過程的關系，一個更多訴諸于理想和精神，一個更多訴諸于現實感和操作層面。一個成熟的社會，沒有終極性追求容易墮入功利與庸俗，無以獲得精神上的歸宿，而沒有現實可感的目標，也會走向虛無，甚至失去方向感。所以說，黨在終極追求不變的情況下，為大眾勾畫出一個近距離的，經過執政黨與人民群眾共同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這是很有意義的。

［內容摘要］新聞理論的健全依賴于述語模式的成熟，但我國學者從未有考量過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創新問題，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特定的述語形態不僅是現實生機勃勃的反映，而且是科學認識類型化的結晶，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新聞理論完善的程度。西方的新聞理論注重用現實的抽象話語演繹新聞現象的本質，達到思維邏輯的內化效果。科學的新聞理論述語形態，一要防止歷史話語的無效重復，二要以抽象的話語體系代替實踐性的經驗話語，其理論結構的闡釋有四種類型。

［關鍵詞］新聞理論；述語形態；理論科學化

述語形態作為一切學科的語言演繹模式，是學科界劃的區別之一，在理論思維中充當實體的表征。理論思維是新聞理論建構的基點，通過特有的述語再現抽象體系，是這門社會科學成立的前提。如果新聞理論是一門學術的話，必須有堅實的述語形式，否則新聞無學的戲說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戲說徹底破滅，最終有賴于新聞理論述語模式的成熟。

一、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大多數新聞理論論著的表述方式，呈現直白的通識性語言，新聞理論大眾化一方面可解讀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詮釋為淺嘗輒止、“白開水一杯”。由于新聞理論沒有形成特定的述語形態，難以使研究內容達到理論層面，許多新聞學論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綜合學術期刊上沒有它的地位。像《中華文摘》這類轉載學術成果的著名文獻性期刊不開辟新聞學欄目，在其篇幅中新聞學論文幾乎不見蹤影。我國翻譯出版了多本外國新聞理論著作，其中許多觀點常被引用，而我國這類著作連一本也沒有介紹出去。

多年前，許多學者就看到類似的問題，但并沒有從健全述語形態考量理論新聞學的創新問題。至今每年雖然大體有六七種新聞理論著作問世，論文數以千計地刊載出來，但表述形式的理論化并沒有明顯的升華，絕大多數新聞理論著述很少達到像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理論那樣抽象的高度。由于闡釋性述語停留在現象層面，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聞工作的任務、原則、要求、責任、效果這類淺層次的內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論要解決的“對象的本質與聯系”、“對象的關系范疇”、“對象的真理體系”、“對象的功能系統”以及由此推導出來的原理卻很少論及。新聞學不在理論層面上揭示研究對象的普遍規律，對新聞特征與屬性的概括五花八門：有的把新聞特征稱為新聞價值要素，有的把新聞價值稱為新聞規律，有的干脆把同一個范疇認定為特征、價值和規律，混亂的程度令人吃驚。更令讀者頭暈的是，對同一個概念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僅是述語問題，但述語的淺薄卻是“非理論化”的必然結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內涵的述語表達抽象思維，大量概念的界定就會長期無法統一，這正是學理膚淺、就事論事、坐井觀天的效應。

兩年來，我局理論學習中心組認認真真抓好學習，做到了省市要求的內容、時間、人員、成效的四落實。在連續兩次獲得全省區縣以上黨委（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先進集體表彰后，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自身存在的差距。更加注意增強學習的組織性，講究學習的實踐性，提高學習的有效性，突出做到以創新的精神實踐創新的理論，大力推進“服務型工商”建設。這一做法，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在富民強市、加快發展的進程中工商部門進一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人民群眾評議機關活動中，進一步經受了全面的考驗。現將我們的主要做法和初步體會匯報如下：

一、以創新的精神實踐創新的理論，必須重視學習、加強學習，努力成為“學習型組織”

學習是創新的源泉。當前工商工作遇到許多新課題，面臨許多新挑戰，而我們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管理方式還不適應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加強學習，特別是加強理論學習，以先進的理論指導實踐。市局黨組順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適時地把加強學習和教育干部的問題提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來。

1、領導帶頭，做好表率。中心組組長作為理論學習的第一責任人，認真履行職責，親自確定主題、主持集中學習，帶頭調研、帶頭發言、帶頭作輔導，通過黨組的表率作用，帶動機關全體黨員的學習，在全系統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在理論學習中，黨組成員帶頭先學一步。一是積極思考問題。每當中央和省市召開重大會議，都及時安排專門時間進行學習，先后學習了同志在建黨八十周年的重要講話，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大家帶頭撰寫心得體會，近兩年共有讀書筆記100多篇。通過對改進機關作風建設的深入思考，撰寫了《在工作創新上下功夫，不斷增強機關思想作風建設的活力》，該論文在市級機關思想作風建設十年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獲一等獎；通過對監管執法中存在問題的理性思考，撰寫了《整頓規范市場的幾個哲學關系》，在國家級刊物上發表；通過對工商工作的超前思考，在市級刊物上發表了《建設服務型工商，切實改進投資發展環境》等6篇論文。二是做好中心發言。每次中心組學習，黨組成員都能率先發言，積極引導，拋磚引玉，帶動其他中心組成員談觀點、談想法、談措施，推進了中心組學習的順利展開。在江總書記發表“5.31”重要講話以來，我們組織了3次學習會，在學習會上，我們結合工商實際，要樹立“六個第一”的觀念，要求把與時俱進做為工商系統思想解放、觀念更新的第一要求，把促進“富民強市、加快發展”做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務，把市場取向做為加快改革、職能轉變的第一理念，把群眾的滿意度做為評價工商工作的第一標準，把提高干部素質做為正確履行職責的第一保證，把基層工商所做為樹立工商形象的第一窗口。中心組其他成員對這一觀念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如何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落實六個新的觀念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意見和有效的措施。通過集中討論，交流體會，相互啟發，互教互學，共同提高，有力地促進了工作。三是抓好學習輔導。黨組成員在抓好學習的基礎上，開展學習輔導，提高學習的針對性，增強學習的效果。通過黨組成員的學習輔導，全系統理論學習的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2、強化約束，完善措施。為了落實學習制度，提高學習的質量，我們逐漸建立了一套嚴格而有效的學習管理制度。一是理論學習培訓制度。中心組每年都要詳細地制定年度學習計劃，明確學習目的、學習重點、學習專題、主要閱讀書目和參考書目，以及學習提示、思考題和有關的參考研究課題。規定中心組全年學習時間不得少于12天，每個季度集中學習研討一次。每次集中學習、交流，中心組都提前通知，使成員相應做好發言準備。中心組成員因公外出等特殊情況不能參加集中學習的要求主動補課。積極開展讀書自學活動，提倡充分利用8小時以外的時間認真看書學習。同時，中心組成員嚴格執行學習考勤制度、檔案制度、通報制度、經驗交流制度和考核制度，確保各項學習任務落到實處。中心組成員需上交學習筆記本、心得體會文章、個人學習小結，填寫個人學習登記表等。每年年底前中心組各成員都要進行一次全面的自查自評。自查的內容包括：完成學習計劃、寫讀書筆記、個人學結、撰寫心得體會、自評打分等情況。中心組成員還經常了解下屬部門和單位的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情況，分析存在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指導。二是理論研討制度。中心組成立了理論研討小組，不定期開展理論研討活動。今年以來，理論學習中心組又確定了研討專題，分別就“WTO與工商行政管理”、“5.31”重要講話學習輔導等舉行5次專題研討。結合對在中紀委第七次全會上的講話和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學習研討，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權力觀，加強和改進了作風建設；結合對馬克思主義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論述的學習研討，堅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工作創新，提出建設服務型工商的目標；結合對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七一”重要講話的學習研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提出了監管執法的五嚴十寬原則；結合對鄧小平、關于時代和形勢的論述的研討學習，正確把握時代特征和當前形勢，提出了要以促進“富民強市、加快發展”作為工商工作的第一要務；結合對外開放理論的學習研討，熟悉和掌握世貿組織規則，在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上進一步拓寬發展領域與空間。三是理論學習考核制度。我們把定性與定量、考試與考核結合起來，形成科學的干部理論學習考核標準體系。著重考核學以致用、推進工作、改造頭腦的實際成效，把理論學習納入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目標管理體系，納入文明單位達標要求，納入年終考評和選拔任用干部的程序，有效地促進理論學習的下斷強化。

3、改進方式，注重實效。我們從工商部門的工作和思想實際出發，不拘一格，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學習形式。在學習內容上求“新”。中心組的學習內容，既體現提高理論功底，又結合時事政治；既適度安排和精選馬列主義、思想的有關原著，重點學習鄧小平理論、同志重要論述，又注意學習時事政治，學習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既注意系統性，又突出每個階段的重點。同時，堅持把學習政治理論與學習各種新知識結合起來，拓寬知識面，努力提高綜合素質和能力，組織學習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領導干部金融知識讀本》、《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等多種書籍，舉辦了三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講座，七次領導干部法制知識講座，豐富了領導干部的知識，開闊了視野，啟發了思想，激發了活力，增強了綜合素質。在學習方式上求“活”。跳出“一人念、大家聽”的老模式，堅持以個人自學為主，個人自學與集體討論相結合，舉辦讀書會、報告會和專題講座相結合，采取交流式、研討式、輔導式等多種學習形式，開展生動活潑的理論學習，使中心組學習適應形勢、富有成效。我們圍繞“三個代表”學教活動，共舉辦了5次座談會、12次報告會，深入地開展了理論學習。在學習效果上求“實”。中心組每年還圍繞工作中的突出問題確定一批調研課題，每位成員結合自己分管工作的實際到基層開展調研活動，每年至少寫出一篇高質量的調研報告或體會文章。通過對廣東、上海等地的學習考察，我們在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個私經濟發展、壯大郊縣經濟等方面進一步放開、放寬、放徹底，推動了政策創新。目前，我局正在探索注冊登記承諾告知的新方式，努力對接世貿規則。通過調研、考察等現場學習，開闊了視野，拓寬了思路，使理論學習取得了實效。

【摘要題】文化與市場

【正文】

在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文化產業方針的指引下，我國電視事業和電視產業的發展很快。據2004年年底統計，已有廣播電視播出機構1966個，電視頻道2300多個，其中衛星頻道60個。數字付費電視頻道已批準94套，其中36套已開播。全國擁有電視機3.7億臺，VCD、DVD機4億多臺，手機4億多部。電視節目呈多樣化傳播：地面電視、衛星電視、有線電視，還有手機電視、網絡電視、移動電視、樓宇電視等都在發展。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已發105家，互聯網用戶達1.3億戶。全國電視節目年播出量1101萬小時。全國電視劇年播出量462萬多小時，占播出節目總量的42％。

電視節目制作量不斷增加。各級電視臺和電視制作企業年制作節目212萬小時。全國已注冊廣播電視節目制作公司1304家，其中有甲級電視劇制作許可證的144家，有經營許可證的1160家。

全國電視臺廣告收入不斷提高。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全國電視廣告309億，增幅15.3％。中央臺80億，31個省級電視臺156億，增幅18.6％。省會市臺和計劃單列市臺50億，增幅43％。其他城市電視臺廣告收入也有所增加。

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電視廣告增幅不小，省會市臺和計劃單列市臺增幅最大。從這些數據還可以看出，由于中央出臺了一系列發展廣電事業的政策，大大推動了中國電視的迅速發展，我國電視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的機遇期，形勢很好，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問題是：

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萬維網（www）面世，十數年光陰倏忽而過，點擊經濟（thedotcomeconomy）、信息的內爆以及網民的與日俱增表明，如今硅谷超級資本主義與虛擬世界的擴張及其后果日益清晰地凸顯出來。賽博空間不僅是一個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間，而且也是一種以數碼的方式重構我們日常現實性的空間。我們的離線生活不可避免地糅合了在線體驗的眾多特征，笛卡爾哲學的“我思故我在”正在演化成為“我在線故我在”。賽博空間借助多種顯現方式（譬如電腦游戲、超媒體、超文本、超鏈接、信息技術、虛擬現實、人腦—電腦界面、數字成像等）“對我們的日常生活開始了龐大的殖民化”[2]，尼葛洛龐蒂所謂的“數字化生存”正日益成為后現代的日常生活狀態，人們熟悉的生活和體制正在產生極為深刻的變化。

一、從后現代空間到賽博空間

空間觀念在后現代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和重要性。視覺文化的增殖與后現代的“空間轉向”成為整個社會從傳統、現代到后現代轉型的一個重要維度。法國學者多斯在其有著“法國文化革命的百科全書”之譽的巨著《從結構到解構》（2004）中指出了這種空間轉向的特質：在后現代，“歷史意識受到了星際意識、地型學意識的壓制。時間性移向了空間性”，“后歷史帶來了歷史與‘膨脹的現在’的一種新關系”[3]。列斐伏爾提出了作為社會生產的空間理論，福柯將空間與統治技術聯系起來，而杰姆遜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空間觀念滲透其中。學者們開始把以前給予時間、歷史和社會的關注紛紛轉移到空間上來，傳統的地理空間與線性歷史的觀念遭到瓦解。愛德華·索雅在《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其他真實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提出的“第三空間”理論已成為近年來后現代學術中的一個熱門話題。麥克·克朗等主編的《思考空間》（2000）一書，其學術框架涵括本雅明的城市空間批判、巴赫金的空間對話、德勒茲之后的空間科學、德·賽都和布迪厄的空間觀念、拉康的主體性空間、法農的問題空間、愛德華·賽義德的想象性地理空間和地理政治空間，等等[4]。空間存在與日俱增地呈現出相互交叉滲透的趨勢。

后現代空間是一種“混雜的”空間。德·穆爾在《賽博空間的奧德賽》（2004）中討論了牛頓、康德、愛因斯坦、海德格爾等人的空間觀念，認為傳統文學（觀）與時間、地理空間、歷史空間的關聯性更為密切，但是在后現代，由于精神載體的變化、技術政治的發展以及虛擬現實日益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時空互相纏繞，一種具有后地理、后歷史特征的迷宮式的后現代空間正在形成，而且意義日益顯豁。“由于人類的空間總是互相纏繞，因而就出現了這些‘混雜的空間’（mixedspaces）。異質空間以多種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各種各樣迷宮式的聯系，這些異質空間互相強化、削弱和轉化。主導空間能夠征服其他的空間，并根據自身的配價從內部重新配置這種空間”[5]。人類航行大海發現了地理空間，由天文學和太空航行發現了宇宙空間，借助（電子）顯微鏡發現了（亞）原子空間，我們憑借法律、建筑和機構的幫助創造了社會空間，而魔術與儀式則呈現出神圣空間。這些空間一旦被發現，它們就反過來構建起我們自己的行動。空間總是在不斷地膨脹、收縮與消失，甚或可以被其他的空間所轉化。赫爾曼·閔可夫斯基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經典闡釋，導致了物理學家們在談論空間—時間時，通常把時間視為附加于空間三維之上的第四維。由于這些空間在眾多方面互相干擾，因此人類在其日常生活中發現自身處于一種多維的超空間[6]。賽博空間就是當代超空間中的主導空間，它以瞬息同步、多元互動為特征，急遽地改變著我們的文化。賽博空間呈現出一種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所關注的無結構的結構或“無器官的身體”的后結構主義哲學美學旨趣，吻合于其“千高原”式的理論空間或“塊莖”圖式。我們可以把賽博空間比作萬花筒，它每一次轉動都是對文化的總體關系的重新構型。賽博空間不僅重構了我們的政治、藝術、宗教和科學領域，而且還動態地設置了那些互相迥異的空間。

人類世界的一部分轉變成為虛擬環境，而且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時也日益與虛擬時空交織在一起。網民“移居賽博空間”與一種（通常是難以覺察的）“賽博空間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攜手并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光顧超級市場的人，用銀行卡付費購物，不僅僅是在某個實際的超級市場連鎖店進行了交易，而且也是在賽博空間的后地理領域實施了交易。人們可以用收音機聽到歌手艾瑞卡·巴度新近與已故的鮑伯·馬雷合作的二重唱——聽眾在欣賞這首必須借助數碼編輯才能完成的新歌時，他不僅發現自己身處歷史時間內，同時也體驗了一種后歷史的審美感受。甚至電腦超級高速公路的隱喻也不是恰如其分的隱喻，因為它遮蔽了互聯網交流的后地理和后歷史的本質。迥異于公路交通網絡，鏈接電腦網絡上的兩個節點之間的距離，耗時極短[7]。在中國點擊鼠標，瞬間就可以拜訪歐洲大陸德·穆爾教授的網址www.demul.nl，并且可以通過網頁上面的轉碼器閱讀網站上的荷蘭文與英文的電子數字文本。通過這種方式，還可以閱讀一切二進制的未來文學。計算機革命迫使人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全球網絡鏈接的電腦作為一種環境在不斷地發揮著作用，其中沉潛著“秘響旁通、伏采潛發”的無限可能性。數字化的后現代社會更像一個匯聚了各種生活方式的超級市場。作為一種文化政治隱喻，賽博空間不僅是希臘式的民主廣場，也是各種話語權力競相逐鹿的羅馬式競技場

賽博空間這一術語是由加籍美國裔科幻作家威廉·吉伯森在他的科幻小說《神經漫游者》中提出的。小說描寫一個網絡黑客凱斯受命于某跨國公司，被派往全球電腦網絡構成的空間之中，執行一項極其危險的任務。進入這一空間既不需乘坐飛機火箭，也無需進入時空隧道，只要在大腦神經中植入插座，接通電極，當網絡與人的思維意識合為一體后，即可遨游其中。吉伯森將這一虛擬空間稱為“賽博空間”。該術語糅合了“控制論”（cybernetics）與“空間”（space）的蘊涵，此后這個詞語得到廣泛認同，“賽博”也衍生出電腦和數字網絡的含義。

中國共產黨在艱難曲折中走過了80年，跨入了新世紀。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史、探索史、發展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斷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在中國得到極大豐富和發展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思想作為歷史的源頭，占有極其重要的一頁。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起點。但這并不是說，適合中國情況、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就由此產生了。從這時起，中國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就在探索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并試圖從理論上闡發遇到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書本上的，也不是理論推導出來的，而是從中國革命的現實實踐中提出來的。中國革命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統一戰線問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致力于工人運動，興起了1922-1923年的中國工人運動高潮。這場運動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中國革命只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次合作，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特殊的力量，并且同國民黨左派一度掌握了統一戰線的主導權。然而，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既不懂得抓領導權，也不懂得抓軍權，而是一味地埋頭發動民眾，結果在強大的右派勢力舉起殺人屠刀的時候，無力挽回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血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刻骨銘心。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遇到的又一個問題。首先提出的是舉什么旗幟、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但打的是國民黨的旗子。八七會議后，響亮地提出要打共產黨的旗子[1]，并在攻打瀏陽失利后，開創了向井岡山進軍、建立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道路。從此，始終站在了對中國革命特殊規律的偉大探索的最前列，站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前列。到農村實行武裝割據，是一種臨時的退卻行為，還是一條新的革命發展道路？中國革命到底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武裝斗爭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開辟的道路，一開始并沒有被中央所承認，他還為此受到過處分。但他沒有氣餒，而是認真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先后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從理論上初步闡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探索中國革命特殊規律，就不能照搬書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膽進行理論創新。然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對中國革命危害很大。1930年5月，為了糾正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傾向，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他后來回憶說：“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斗爭寫出來的”。[2]文章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3]這篇文章篇幅不長，卻是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包含著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和群眾路線的思想，成為后來被概括為思想活的靈魂的雛形。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在農村，斗爭的主要形式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戰爭，主力軍和同盟者是農民階級，這就提出一個的課題：如何在小生產者的大海里建設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尤其強調從思想上建黨，黨員不但要從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從思想上入黨，注意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糾正黨內的各種錯誤思想，把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戰士。他還強調保證黨對革命軍隊的絕對領導，絕對不允許槍指揮黨。在長期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這都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獨創。土地革命后期，中國的社會矛盾面臨一場大變動。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歷史再一次提出了統一戰線這個中國革命的根本性課題。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中國式的統一戰線理論的成功實踐。中國共產黨不但有了堅持統一戰線內部的獨立自主和領導權的總方針，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方針。抗日戰爭時期，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主要是通過實行什么樣的抗戰路線來實現的。抗日戰爭爆發不久，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隨后，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闡明持久戰的總方針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科學地預測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軍事路線的解決和政治路線的確立總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這兩篇文章，和土地革命后期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起，成為最重要的軍事著作，標志著軍事思想的成熟。這樣，在土地革命后期特別是抗日戰爭前期，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基本成熟，解決了這三個基本問題，就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標志著思想從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第一次從理論上對這三大法寶作出科學的概括和總結的，是作于1939年10月的《〈共產黨人〉發刊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是不斷克服“左”、右傾錯誤特別是教條主義錯誤的過程。在從土地革命向抗日戰爭的轉變時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這兩篇重要著作，奠定了哲學思想的基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中國共產黨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又接連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演講，從端正思想路線入手，達到整頓作風、提高領導水平的目的。通過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深入人心。1945年中共七大，確定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24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至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一次飛躍，產生了第一個理論成果。二、建國后思想的理論創新思想在建國后究竟有沒有發展？有。不僅有發展，而且有重大發展。建國以后，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就是如何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傳統的道路是蘇聯式的，就是通過工廠和土地的國有化，一舉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出發，開創了通過農業合作化和國家資本主義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道路。不是一舉過渡，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是單一國有制，而是形成國營經濟、公私合營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1956年起，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時，蘇聯的道路暴露出不少弊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探索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論十大關系》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講話的核心是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前幾年的初步經驗，從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帶普遍性的問題中概括出十大關系，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它為科學制定八大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社會，但大量的已經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當時黨內許多人還不懂得這個道理，習慣用戰爭年代對付敵我矛盾的辦法來處理社會矛盾，結果造成矛盾的激化。1957年2月，提出了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突出地提了出來。這一新學說，從理論上提出和回答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主要問題，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寶庫，對中共八大路線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這些都是思想在建國后的新發展。此外，在執政黨建設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在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方面，在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等，也有一些新的建樹。思想在建國以后的理論創新，主要有哪些呢？第一，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鞏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創造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經濟條件。中國共產黨制定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辟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道路。這條新道路是：通過以國家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社會主義改造奠定物質基礎。對個體農業，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走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樣逐步過渡的道路。對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采取類似的方法。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終實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強調，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與此同時，開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建設。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任務。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從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要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使中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社會主義社會，要善于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認識和處理各種復雜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社會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的矛盾。在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調動國內國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始終把農民和農業問題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在經濟建設上，要堅持以農業為基礎，正確處理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工業化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還要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漢族和少數民族等各種關系，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在政治建設上，要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加強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克服官僚主義；實行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科學文化建設上，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三，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中國共產黨繼續同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派結成統一戰線，吸收他們參加人民民主政權。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堅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的同時，鼓勵和幫助他們過好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關，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的勞動者。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具有廣泛的政治基礎。政治協商會議是統一戰線的主要組織形式。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全國各民族、各階層、各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組成廣泛的統一戰線。爭取用和平方式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第四，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又要反對不問政治的傾向。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是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要牢固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文化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中國共產黨領導科學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是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化建設，要面向現實，繼承中國優秀文化遺產，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中的長處，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要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知識分子要在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逐步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第五，關于執政黨建設。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執政黨建設成為黨的建設的中心內容。告誡全黨，在革命勝利以后，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要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嚴懲貪污腐敗分子。同時，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中國實行“和平演變”的圖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優良的傳統和作風，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實行自我批評等三大作風。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具有長遠的和普遍的意義。第六，關于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戰爭與和平問題，作過精辟的論述。他根據對國際局勢的觀察，先后提出關于“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他認為，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和爭奪，是戰后國際局勢的基本格局，真正決定世界發展方向的是亞非拉廣大不發達國家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這是制止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不在任何地方謀求霸權，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獨立自主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維護世界和平，為中國國內建設創造和平的外部環境，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要把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統一起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都要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不能附加任何損害別國主權的政治條件。同時，又要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中國共產黨主張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平等互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的霸權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也尊重別國人民獨立自主地選擇本國道路的權利；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人，也決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自己。在國際斗爭中，既要保持原則的堅定性，又要注意策略的靈活性；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帝國主義的兩手；要妥善處理國際上的各種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敵對勢力要注意中立、分化和利用。要打開國門，盡可能地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政治、經濟、文化關系。毋庸諱言，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后的探索中有過失誤，本人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概括起來，就是用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代替了實事求是，以階級斗爭為綱代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錯當成敵我矛盾，用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代替了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最終釀成了“”十年動亂。這些都是嚴重偏離和違背思想科學軌道的后果。回顧思想形成發展的過程可以看出：第一，它的創始人并沒有追求百科全書式的理論體系，更沒有作書齋式的邏輯推導。理論創造的起點，不是從書齋里得來的，而是從實踐中得來的；不是理論推導決定著理論發生、發展的全過程，起這種決定作用的力量始終是實踐，是黨和人民大眾的革命實踐。第二，理論完善的標志，不僅僅在于它是否具有完備的理論形態，歸根結底取決于理論同實踐的結合，取決于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能否制定出一整套比較完善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實踐的深入與發展，推動著理論不斷完善。第三，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必須同時具有理論的和實踐的雙重品格，必須同時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教條主義的傾向，偏重于理論品格而輕視實踐品格，甚至用僵化了的理論來束縛實踐。另一種是實用主義，偏重于實踐的眼前的直接結果，而輕視長遠的影響和理論指導，甚至用對物質文明和近期利益的追求來取代對理想、道德、信念的美好追求。這些，正是等老一代革命家在進行理論創新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重要特征，對于我們今天進行理論創新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三、思想與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中國已經進入21世紀。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已經出現過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即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新的世紀，中國共產黨還需要繼續進行理論創新。不進行理論創新，黨就沒有了活力，就會喪失生命力。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會喪失根本。理論創新和不能喪失根本，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那么，在新世紀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中，思想還有哪些重要的指導意義呢？第一，思想的活的靈魂，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哲學基礎。有人問：鄧小平理論有沒有哲學基礎？有。這就是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實際上，對“活的靈魂”，生前并沒有作出這樣的概括。對思想的核心內核作出這樣高度概括的，正是鄧小平。我們在談到鄧小平理論和思想一脈相承的關系的時候，除了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這個主脈以外，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哲學基礎，就是思想的活的靈魂。這一概括的提出，集中地表明了鄧小平理論和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高度統一，一脈相承。鄧小平理論不但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思想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學說，而且還直接繼承并堅持了思想的哲學思想，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它更加深刻的內涵。第二，思想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實踐基礎。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仍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盡管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現代化的內涵，無論從深度還是廣度來說，都已經取得了認識上的飛躍，但是最早提出這個歷史性課題，開創了這個振興中華的事業，并為此奠定了工業化基礎的，是以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思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作出了哪些開創性貢獻呢？(1)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了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并作出了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2)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開始了大規模工業化建設，通過四個五年計劃，為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了工業化基礎。應當說，四個現代化的第一步設想，即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是在這個時期基本完成的。(3)初步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并作了初步的總結。我們沒有像蘇聯那樣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來集中發展重工業，更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服從于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分工”，而是摸索出發展重工業同發展農業、輕工業同時并舉的道路，把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首要的發展目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繼承和發展思想的結果。我們既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來苛求前人，更不能對今天的巨大進步和成就妄自菲薄。第三，思想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從事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是提出來的。實踐證明，它是防止和反對教條主義的銳利武器，也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是多層面的。(1)從實現形式來說，要有中國氣派。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且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同時又吸收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思想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作風、氣派和智慧。(2)從實際內容來說，一定要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要著眼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決不能拘泥于本本，更不能從本本出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應當以什么為中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論斷為中心，還是以實際問題為中心？主張：“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4]黨的十五大報告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5]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經驗的科學總結。(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要完成改造傳統文化、創造和發展先進文化的歷史任務。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科學指導，系統地批判繼承中國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要實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創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這方面，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民族文化優秀遺產相結合的典范，是理論創新同發揚民族傳統的典范，有許多內容值得深入研究，很好地加以總結。80年過去了。繼思想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又出現了一次新的飛躍，產生了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五大以后，同志又提出了“三個代表”等重要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指導思想。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能力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是一個具有在國內外復雜形勢下駕馭局勢、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她的身上，肩負著民族振興的希望！［收稿日期］2001-06-04【參考文獻】[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年譜(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1-212．[2]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3]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4]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一、理解學習方式及轉變的內涵是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學習方式指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過程時基本的行為和認知的取向，而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

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轉變他主性、被動性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變成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不斷生成、張揚、發展、提升的過程。從實踐的角度講，這種學習觀的變革意味著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責任感，并使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講，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接受和發現兩種。在接受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定論的形式直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同化，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在發現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問題間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順應，學生是知識的發現者。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冷落發現和探究，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被動地接受、記憶的過程。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把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從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說，轉變學習方式，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換句話說，要構建旨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方式及其對應的教學方式。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和懷疑意識，鼓勵學生對書本的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的理解和表達。要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樂于動手、勤于實踐的意識和習慣，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從思想上更新觀念，對學習方式的變革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會積極投入到教學改革之中。

二、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基礎

一、理解學習方式及轉變的內涵是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學習方式指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過程時基本的行為和認知的取向，而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

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轉變他主性、被動性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變成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不斷生成、張揚、發展、提升的過程。從實踐的角度講，這種學習觀的變革意味著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責任感，并使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講，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接受和發現兩種。在接受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定論的形式直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同化，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在發現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問題間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順應，學生是知識的發現者。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冷落發現和探究，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被動地接受、記憶的過程。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把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從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說，轉變學習方式，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換句話說，要構建旨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方式及其對應的教學方式。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和懷疑意識，鼓勵學生對書本的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的理解和表達。要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樂于動手、勤于實踐的意識和習慣，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從思想上更新觀念，對學習方式的變革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會積極投入到教學改革之中。

二、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基礎

一、主流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專門分支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其《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的概念，后經李嘉圖修正，形成了比較成本理論。比較成本理論提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以及貿易利益的來源。繼而俄林在其《區域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解釋，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即H—0模型）。這一理論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至此，奠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的核心。

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此后，雷布津斯基、薩繆爾森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流行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邏輯嚴密，形式完美。但這也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現實的世界畢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實上，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嚴峻的挑戰。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對它關于國際貿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預測提出了疑問。戰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發達國家間（即要素稟賦相似國家間）的貿易以及相似產品之間（即生產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等。對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籌莫展。8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致力于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相異產品等概念及思想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魯格曼、格羅斯曼以及赫爾普曼為主要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諸多貿易理論的合理因素，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因其理論的新穎、分析方法的獨到和解釋現實的能力逐步為大家所贊同，其地位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格羅斯曼、克魯格曼為此先后獲得了克拉克獎。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

二、新貿易理論的特點

（一）全新的理論假設前提

一、引言

有關政府在一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定位一直是國際貿易理論中頗具爭議的問題。重商主義認為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嚴格管制，主張政府實行獎出限入政策。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則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對外貿易，主張通過自由貿易來增進各國的福利。這種自由貿易觀點后來又受到以李斯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以及凱恩斯超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對。

20世紀80年代產生的國際貿易新理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StrategicTradePolicy)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通過適當運用關稅、補貼等戰略性貿易政策措施，將有助于提高一國經濟福利水平。該理論將政府的作用內生化，主張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干預國際貿易。與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差不多同時產生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CompetitiveAdvantagesofNations)卻認為政府不應直接干預國際貿易。該理論認為政府在創造和保持一國競爭優勢上僅起輔助作用。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作為新貿易理論主要代表，在有關政府作用的定位上雖有一些相似的觀點，但基本觀點卻是不同的。本文將環繞這兩種理論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開論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

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和政府的定位

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認為規模經濟會帶來競爭優勢，而實現規模經濟的最佳途徑是進行政府干預，政府應該對具有規模經濟的“戰略性”部門進行扶持。所謂“戰略性”部門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存在“經濟租”的部門，通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個國內部門能夠從國外競爭者手中獲得更多的“經濟租”，亦即是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超額壟斷利潤，這樣的部門可以被認為是戰略性部門(BranderandSpencer,1981,1985)；另一種情況是存在較大的“外部經濟”的部門，通過對該部門的政策扶持，可以發揮其巨大的外部性，這樣的部門也可認為是戰略性部門(Ethier,1982)。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認為政府干預對形成靜態和動態規模經濟具有積極作用(Krugma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