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范文10篇

每個朝代都有主流學術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時代性的，就有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要研究這個過程，首先要弄清楚這個過程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之間的前因后果，其次對這些變化進行理論說明，闡明其中的邏輯性，并用它去解釋其它歷史時期的同類現象。這樣，我們得到的結論就能達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用以上思維來研究經學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到什么結論呢?

一、經學的產生過程

經書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從孔子就已經開始傳授經書的知識和思想。我們說那是古籍傳授，不能算經學思潮。經學成為社會思潮應是漢代的事情。

經學思潮可以說直接產生于獨尊儒術。儒家獨尊以后，儒家的教科書才成為有權威性的經典。儒家學說為什么會升到獨尊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過程。

春秋時期，周天子衰微，各諸侯國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這時出現霸主，來維持天下局勢。開始都是以尊周天子為號令，以誠信作為結盟的基礎，實際上實力是關鍵。后來，實力成為唯一的根據，講誠信，被認為是蠢豬式的幼稚天真。韓非子說得好，這時是“爭于氣力”。在“爭于氣力”的時代，什么仁義道德都束之高閣。因此，孔子周游列國，宣傳仁義，沒有諸侯王愿意接受。戰國時代的孟子也是這樣，曲高和寡。他們都只好著書立說，將自己的理論通過文字流傳下來。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中，有許多思想家研究社會的動亂，探討治理的方案，企圖救庶民于水火。這些思想家治理社會的方案，都有一些擁護者，形成各自的學派。各學派之間進行爭論，形成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許多學者認為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思想的春天。有人懷疑說：亂世還是春天嗎?我認為亂世雖然在許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艱難。但是，壞不是絕對的壞。由于亂，統治者難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較自由。另外，現實的苦難逼著人們思考。許多思想家就在憂患中產生出來。憤怒出詩人，憂患出哲學家。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亂世逼著人們去思考天下治理的問題，它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任憑各種思想自由馳騁。這對于造就思想家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是，亂世時間長了，各種思想任意自由發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會沒有統一的價值觀、是非觀，使百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亂與社會混亂互動，安定不下來。因此，亂世時間一長，不論百姓還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統一的思想觀念。這是社會的需要。戰國中后期，許多思想家開始提出統一思想的要求。莊子認為以一家思想作為天下人的是非標準是片面的，要以道作為公共的標準。荀子寫了《非十二子》，認為各個學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實際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也是為了將正確的思想匯編在一起，形成能流傳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沒有統一的時候，想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無義戰”的情況下，戰爭的勝負決定于實力，因此“爭于氣力”成為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秦國采納商鞅的變法，以獎勵耕戰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最后吞并山東六國，統一天下。秦政府實行從商鞅到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前期有成功的經驗。但是，時代變了，形勢變了，政策也應該有所變化，否則，就不能適應新社會。固守老規矩，是刻舟求劍。要與時俱進，逆取與順守應該有別。逆取須憑實力，有時可以暫時不顧道義。而取得政權以后，就要馬上改變方針，采取順守的政策對待人民。攻守的形勢變了，在守的時候仍然不施仁義，是秦政權敗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發展實力，卻不能維持社會的長久安定。雖適用于亂世，卻非治世長治久安的法寶。很明顯，法家思想在亂世，有快刀斬亂麻迅速解決問題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補。總之，在亂世，需要用實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義穩定人心。法家理論適合于發展實力，儒家理論有利于維護道義。

摘要：兩漢時期，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即所謂小學得到進一步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是與儒家經學的獨尊和繁盛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滲透，相互促動，相得益彰。特別是經學，在漢武帝獨尊儒術、表彰六經之后，迅速躍居統治思想和正統學術的地位，成為各種學術門類建設、發展的理論依據和至上權威，語言文字學更是如此。漢代語言文字學的內容非常豐富，經書訓詁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由于它們與經學的關系極其明顯，筆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幾部專門的語言文字學著作為考察線索和研究對象，展開分析、論述。

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教正。

一

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里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系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系起來。這盡管是一種傳說，但并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断冗M》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則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盵1]正是本著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鬃釉隰攪f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蟾趴鬃拥恼f，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并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著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于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于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繼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廣泛流傳?？上Ы褚淹鲐?，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后，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為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里，就文字而言，“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边@就是說，為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占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后，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系。曾以《洪范》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盵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啟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于為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盵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立于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臺。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賢并進，博士先生?！盵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

兩漢是我國古代經學全面確立時期，在經學上的成就斐然。而漢代經學并非孤芳自賞的孔雀，它還以其獨特的魅力，從多個層面對漢代文學進行著影響和滲透。

一、經學的全面確立和繁榮

“經”是對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經學”則是以諸經為對象的闡釋、考辨、研究之學。經學的濫觴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而其全面確立亦在于兩漢時期?！肚f子•天運》載“孔子”之語：“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雖出自莊派學人之口，卻表明戰國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經”之說。《荀子•勸學》云“：(學)其數則始乎誦經”。在春秋戰國時，儒家把《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一批古籍列為經，隨后對這些典籍進行傳習與研究?？鬃?、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門弟子，都曾于此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實已啟經學之發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傳經、治經，卻局限于儒家學派內部，無“經學”之名。秦火焚書，給儒家典籍的流傳帶來了挫折。直至漢建國以后，經學才得到真正的確立和全面的發展。漢代立國之初，與民休息、黃老之學因無為而治大行其道。隨著漢朝的逐漸恢復，“無為而治”的統治策略無法滿足漢代統治者的進取雄心。而經學適用于漢代早期的順治守成，“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對健全和完善社會、倫理、政治等級秩序有規范作用。賈誼稱“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苯泴W在漢代初期強化宗法制度、鞏固專制政權、維護皇家尊嚴方面有著明顯的優勢和作用。統治者們已經注意到儒家經學的政治功能和社會作用，并開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西漢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為儒家所極力尊崇的《易》、《詩》、《書》、《禮》、《春秋》等，遂由本門學派之經，一變而成為王朝治國的要典，成為天下之經，并且被正式賦予“經”名?！稘h書•公孫弘卜式兄寬傳》：“(寬)見上(武帝)，語經學，上悅之?！笔恰敖泴W”之名見于現存文獻記載之始。事實上，漢代文、景之際，已設經學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祿利之途”的誘導下，對于諸經的研究更形成規?？涨?、“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之勢，內容則廣泛涉及于經籍本身的考證，諸經傳授源流及其派別的梳理，以及大量經文的訓詁、闡釋、評說，甚至包括一定的附會、演繹等等。這樣，漢代的經學就不僅具有了特殊的社會地位，而且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相當龐大的學術體系。

二、經學與兩漢文學

儒家的經典，不僅肩負著將如“詩言志”之類根源性的中國文學觀念延續下去，還為文學創作的流傳提供母題、素材和典范形式。漢代，經學的創造性詮釋，為保持文學創作的活力積極的努力著。漢代初年，在社會意識領域黃老刑名之學占優勢地位，儒家經學從秦火與戰亂的慘痛中掙脫出來，處在恢復期，但已開始為進入意識形態領域探索通道與方式。同時，文學創作上多承襲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經學的價值規范來評判文學價值。這一時期，雖然知識階層還沒能創作出與漢代精神風貌相當的文學體類與品格，但已經開始致力于“把文學創作與個人的關系發展成一種個人與社會、個體命運與政治生活的緊密結合體”，文學創作的基點已經開始向儒家經學轉移，在政論散文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漢初，政論散文以儒家經學為創作的思想根基，通過對前朝興亡教訓的總結，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價值“仁”、“禮”與政治實踐之間企圖建立起某種密切關系，經學向文學的滲透促使作品風格也相應地發生了轉變。

漢武帝開始，儒家經學開始全面進入政治文教制度，進而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經學與文學的關聯也表現出多個特點，而今古文與經學的爭論已超出經學本身，這樣對漢代文學的嬗變起到了直接影響。政論散文方面，“炳焉與三代同風”的“大漢之文章”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真正確立，文章風格也從漢初的縱橫馳說開始轉變為典雅醇厚的坐而論道，這以董仲舒的散文創作可見。在史傳散文的創作方面，從司馬遷開始，史家們也開始自覺運用經學來組織史料，結構文章。而班固創作的《漢書》不僅以維護劉漢王朝治統的正當性為己任，宣揚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原褒貶人物依經學倫理，而且結構整齊詳密，語言典雅凝重，標志著經學對史傳文學的融合的最終完成。更具代表性的是漢賦。雖然“枚乘摘艷，首制《七發》”，初步具備了漢大賦的基本特征，但是司馬相如賦作的出現才標志著大賦的真正成型。而《上林賦》的創制，以大一統政治服務為主旨，不僅標志著藩國地域文學的終結與宮廷統一文學的定型，也標志著漢代文人終于找到了將個體命運與社會、個人情感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的文學活動方式。經學對漢大賦的融合表現在多個方面：賦家的創作是基于內心渴望賦作能夠如《詩經》的美刺諷諫一樣對社會政治有功效，大賦創作的基本主題則是通過文學的虛構來詮釋君權神授等經學理論，而漢賦創作的基本方式則是文學話語表達的博采。

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里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系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系起來。這盡管是一種傳說，但并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先進》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于“德行”的一科?！蹲勇贰穭t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盵1]正是本著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鬃釉隰攪f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蟾趴鬃拥恼f，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并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著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于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于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繼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廣泛流傳?？上Ы褚淹鲐?，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后，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為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里，就文字而言，“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边@就是說，為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占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后，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系。曾以《洪范》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啟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于為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立于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臺。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賢并進，博士先生?！盵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

漢代語言文字學的進步，主要應歸功于古文經學的興起，歸功于古文經典的陸續發現。相對于今文經典，這些古文經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傳于民間，處于在野地位，未設博士，不列學官，但卻引起一些好學深思之士的興趣。為了研習、宣傳這些經典，他們隨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義。應當承認，此舉對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是一個有力的促動。劉向、劉歆父子在其間占有重要地位。劉向雖在總體上屬今文學派，但卻對古文經典很感興趣，并有所研究?；缸T《新論?識通》提到：“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盵6]劉向、劉歆父子先后領校群書，曾用古文經?？苯裎慕?，尤其重視二者在文字上的相異之處。傾心于古文經的劉歆則建議哀帝將《左傳》及《毛詩》、《古文尚書》、《逸禮》立于學官。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他特別強調：“古文舊書，皆有征驗，外內相應，豈茍而已哉!”[4]（《漢書?楚元王傳》）作為一種經典詮釋學，古文經學的優勢突出表現在其對經典字義的關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對古文經學的宣傳就是對語言文字學的重視。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不僅正式拉開了經今古文學之爭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重要契機。劉向、劉歆還在《七略》中首次將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作“小學”。“小學”的定名，頗有利于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獨立發展，有利于語言文字學家隊伍的不斷擴大。在王莽專權的漢平帝時期，劉歆倡導的古文經學一度得勢?！霸贾?，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4]（《漢書?藝文志》）與劉向、劉歆父子大體處于同一時代而潛心研究語言文字學的古文學家確實不少，如張敞、桑欽、杜鄴、杜林等，只不過他們的著作今已亡佚。當時站在古文經學立場上考釋語言文字最有名的，當推與劉歆相知甚深的揚雄。據《漢書?藝文志》，揚雄曾“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4]。遺憾的是，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書則流傳至今。

揚雄是一位多有建樹、卓有成就的學者。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語言也有古今之異、雅俗之別，有口頭語和書面語的不同。這給研習經書造成諸多不便，連揚雄都感到“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7]（揚雄：《與劉歆書》）。于是，他以為“典莫正于《爾雅》，故作《方言》”[8]（卷10上）?！斗窖浴啡Q《??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周秦時期，常有官員奉命到各地調查方言?！??軒使者”就是古人對調查方言官員的稱呼，本于《尚書?夏書?胤征》之“遒人”、《周禮?秋官》之“行人”。揚雄收集了大量當代以及部分周秦時期的方言詞語，盡管沒有明標門類，但大致是按照《爾雅》的體例，采用分類編次的方法，分為13卷。在解釋詞語時，主要是將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語集中起來，先作一簡略的解釋，然后說明異地方言的不同，這明顯地是受到《爾雅》的影響。《方言》中也有不少詞語見于此前的經傳。如卷一：鞠，養也，汝潁梁宋之間或曰艾。悼，傷也[7]。按《爾雅?釋詁下》：艾，養也[9]?！对娊?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鞠，養?！庇帧缎⊙?南山有臺》“保艾爾后”，《鴛鴦》“福祿艾之”，毛傳皆曰：“艾，養。”《詩經?衛風?氓》“躬自悼矣”毛傳：“悼，傷也。”[10]這也反映出《方言》與經學著作之間的某種關聯，顯示出它在經學史上的意義。惟其如此，后世學者一方面推崇它在語言文字學特別是訓詁學方面的奠基作用，一方面又往往將它與經學著作聯系起來。王引之在《〈經籍纂詁〉序》中說：“訓詁之學，發端于《爾雅》，旁通于《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既略備于此矣，嗣則叔重《說文》、稚讓《廣雅》，探嘖索隱，厥誼可傳?！盵11]黃侃先生也指出：“揚子云纂集《方言》，實與《爾雅》同旨。今考其書，大抵可與《爾雅》相證明?！盵12]（P263）更為重要的是，《方言》的撰作，與否定漢大賦一樣，也進一步反映了揚雄在經學上的立場，即倡導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眾所周知，挾有官方之勢的今文經學到了西漢末年，已經弊端日顯。由于功名利祿的驅使，今文學者的學問變得更加浮躁、空疏、煩瑣，并與讖緯之學結歡，使經學出現日益嚴重的宗教化、神學化傾向。這也導致了對經典文本有意或無意的誤讀，既不利于經學的發展，也不利于語言文字學的進步。揚雄堅持古文經學嚴謹、樸實的學風，致力于進行活的語言調查，通過《方言》的撰著，以自然口語為本體，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了文獻語言，彰顯了被今文學者文飾、遮蔽和割裂的經典文本的原義，客觀上支持了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的斗爭。當年劉歆懷著急切心情致書揚雄，求取《方言》，也不能排除其中有這一方面的考慮。

進入東漢以后，今文經學雖然仍舊占據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地位，但已很難擺脫式微的基本走勢，而注意求真務實，尤其在語言文字學方面優勢明顯的古文經學，盡管一再受到打壓，但卻聲名大振、逐漸興盛，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好感和認同。漢章帝曾讓古文學者參與白虎觀會議，詔命傾向于古文的班固編集《白虎通》，并特別欣賞古文經學大師賈逵的學問，選拔優秀學生從其學習《左傳》、《古文尚書》、《毛詩》等古文經典。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許慎寫成著名的《說文解字》。許慎本人就是賈逵的弟子。除了《說文解字》，他還撰有《五經異義》(今佚，有輯本)，時謂“五經無雙許叔重”[13]（《后漢書?儒林傳》）。更好地把握、宣傳、弘揚儒家經義，是許慎撰成《說文解字》的內在動力。許慎之子許沖在《上〈說文解字〉表》中說道：“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智烧f邪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盵14]許慎自己在《說文解字敘》中也說過：“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d?！盵14]這說明，許慎作《說文》，主要目的并非分析文字訓詁本身，而是要用以闡發“五經之道”。在他看來，語言文字乃是研習、傳播儒家經義的重要載體和工具。

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史學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儒?Ы胂執雜錁車募笳習?BR>也許用發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儒學的創發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

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盵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灰歡蓯刮頤欽嬲氳角逖翁壞母叢勇雎韁小?BR>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展到極盛之時，正統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以經學考據為正統、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文獻考據之中，以文本、音符為道統，可以無關社會、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經生的安身立命之業，但于整個社會、蕓蕓大眾懸隔千里。這絕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譜系學一方面說明考據在清代學術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勢力是何等的強大；另一方面視野如此的狹限，似乎也把儒學納入到了沒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隨后激起的反彈，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學，而實質上則是“對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終導致了傳統儒學的解體。梁啟超在解釋“道咸以后，清學曷為而分裂耶”時，舉出了內、外各三因。內因一是考據之范圍“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實；二是成一“漢學專制”之局，其騶卒多為盛氣臨人的“學閥”；三是自身發展，不斷突創，必至異端涌現。外因一是“嘉道以還，積威日馳，人心已漸獲解放”，學問必由虛逐實；二是咸同間，清學的根據地江浙一帶“受禍最烈，文獻蕩然”，致“百學中落”；三是國難日重，西學漸輸，學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對舊學體系做根本的沖擊。[5]錢穆也指出，“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皆有“途窮將變”之跡。諸先進“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最后導出康南海的“盡變祖宗之法”，于是乎傳統徹底瓦解。[6]“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甲C學本已在落潮的時代，到這會更未絕如縷了”。[7]伴隨著漢學的衰落，是宋學復振的呼聲、今文經學的崛起和諸子學的興盛，正是在漢宋、今古文、經子三大爭論之中，一步一步迎來了經學時代的終結。

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下的經國大業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

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壓下的反彈,所謂“孤蹤違眾，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8]頗能道出作者心跡。對于江藩門戶森嚴的譜系學，來自漢學陣營的焦循等人只是委蜿商榷。而龔自珍則以考核名實（“十不安”）的方式提出異議。唯方東樹直接了當，以強大火力直攻漢學要塞，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羅列材料，攸舉事實，對漢學家中重頭人物的言論，逐條批駁。方氏之言，多能切中漢學弊端，且有很強的針對性。如斥漢學“六蔽”之四，“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9]是指當時漢學家“內苞污行，外飾雅言，身為倡優而欲高談伏鄭”的普遍情形。[10]《漢學商兌》后來因得到曾國藩的大力表彰而風行一時，從此對考據學的抨擊日起而日興，漢學威勢開始走向衰落。是不是因為方東樹的批判而使漢學之焰“遂漸熄”尚可考量，[11]但陳澧《與徐子遠書》中的一段話卻明白道出道、咸之間小學頹敗的消息?！敖窈却髱?，凋謝殆盡?！笊吅脤W者，則不過二三人耳。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12]由是，漢宋調和之風日盛，漢學陣營迅速分化，形成了以嶺南派為中堅的綜合漢學與宋學的運動，純漢學退居到次席，晚清學風隨之大變。

反漢學思潮的得勢，從表面來看似乎只是清代義理、考據、詞章三大學術板塊的力量比重發生了改變，考據學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宋學派的義理和以桐城派為代表的詞章借學術復古的面貌重又恢復了自身的價值，奪回了自己在儒學中應占有的份額。但實際上，打落漢學正統派權威的既不是義理也不是詞章，而是經世致用之學。反漢學的三大思想流派都強調經世致用，這正是乾嘉考據學的致命弱點，以此為利器，對壘之下，漢學焉能不?。康?，以經世思想批判漢學，同時也就面臨了脫軌的危險，傳統經學結構中的三個板塊可能一損俱損、一起打落，義理、詞章是不可能真正挽救經學的。如果說漢宋之爭尚能保持在傳統儒學體系之內而尚未出軌；那么，隨之而來的今古文之爭則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學，宣告了經學時代的完結。

【摘要】從某種程度上講，漢代的古文經學對于文學創作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漢代古文經學更多的是追求相對簡明的文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長篇大論，也使得文學創作逐漸向由繁趨簡發展。此外，漢代的古文經學更加講究兼通,可以博采眾長，文化創作過程中借鑒漢代古文經學能夠使文章的表現題材更加包羅萬象以及無所不至，增強文學創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漢代古文經學對文學創作的相關影響展開詳細論述。

【關鍵詞】漢代古文經學；文學創作；影響

從專業化角度出發，與今文經學表現出來的煩瑣以及迷信相比較,漢代的古文經學更多表現出了不同的解經取向。具體來說，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在于漢代古文經學的簡明性，一般情況下不會為章句之學。其次是講求兼通,而不重視家法師法,可以博采眾長。最后是通常會反對讖緯,而不會憑空臆說,具有相對較少的迷信成分。漢代古文經學引起自身的優點為當前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深遠影響。

一、漢代古文經學所具有的簡明文風有助于文學創作的發展

漢代的古文經學通常情況下不會是章句之學，也沒有廣征博引，而是盡量追求簡明文風，并以才學為勝,從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現出才氣橫溢。從歷史角度出發，古文經學得到廣泛重視是在東漢時期，影響深遠，其文學著作也逐漸向由繁趨簡方向進行發展。漢大賦所表現出來的鴻篇巨制也已經逐漸消解,短篇式小賦日益興盛。該種短篇式小賦內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寫過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卻可以把物、志趣、景、事與情感因素進行有機結合，形成虛實相襯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間,有效增強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蟬賦》、趙壹作品《窮鳥賦》以及阮!作品《紀征賦》都是短篇小賦[1]。此外，小賦由于其自身的體式相對簡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對集中、講究意趣，具有相對較強的個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彌精，在人物刻畫方面非常細致，章法趨嚴以及辭采日美。文章的氣韻相對生動，具有言短意長的特點，從而為之后的詩體創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比如張衡的《思玄賦》已經逐漸暗合了七言詩體。漢代的史傳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古文經學所具有的簡明特點,將《史記》以及《漢書》進行對比，能夠看出《漢書》在語言內容方面已經相當簡練[2]?！妒酚洝纷髡咚抉R遷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較少，且司馬遷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將自己的滿腔熱情也融入其中，以此發憤抒情，在相對客觀的史實敘述過程中，已經傾注了大量的正義評判。但是《漢書》作者班固則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統思想影響非常大，沒司馬遷深沉。《班固傳》中評價班固贍而不穢以及詳而有體，顯然與《史記》有著較大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講，司馬遷以及班固之間的分歧也是時代所盛行的風氣造成的。

二、漢代古文經學迷信色彩較輕有助于增強文學創作的理性思維

尊敬的領導：

您好！衷心的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翻閱我的自薦書！

我是××財經學院會計系200*屆專科畢業生，借此擇業之際，我懷著一顆赤誠的心和對事業的執著追求，真誠的推薦自己。在大學期間，我努力學習本專業的課程，掌握了基本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能熟練運用用友、金碟等財務軟件,將理論與實際很好地合,于**年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同時利用課余時間,我學習了計算機相關知識,掌握office辦公軟件的操作,并能靈活運用.此外我還參加公關員的學習,懂得了一些社交禮儀、協調各種人際關系等的公關知識,并拿到相關的資格證書.在大學里，豐富多彩的文體生活和濃厚的學習氣氛，使我得到多方面不同程度的鍛煉和考驗；在擔任班干期間，我以強烈的責任感和工作熱情，以及良好的人際關系，努力的做好本職工作；在生活中，我愛好廣泛，利用課余時間拓展自己的知識面；學習中，我勇于探索創新，能很快的掌握新知識、新技能。

“器必試而先知其利鈍，馬必騎而后知其良駑?！蔽疑钚胖灰鷤兘o我一片土壤，我將用我的全部去耕耘，您不僅能看到我的成功并將收獲整個果實。

我衷心希望您們能接納我，我將與您們同呼吸、共命運、同發展、共進步，為貴公司的發展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最后祝愿貴單位事業蒸蒸日上！

此致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訓詁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

[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贝撕笥栐b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

古代官德成為培訓的“必修課”，在我國干軍隊伍治理中可謂史無前例，這引來了社會各界的熱議。

無須置疑，當下中國社會呈現了品德滑坡。在這種景遇下，增強對引領社會品德風氣的干部進行德的教育，的確十分需要也十分主要。然則，要求干部進修古代官德能否為最佳選擇呢？

我感覺，增強對干部進行德的教育，主要的是學好《為人民效勞》。眾所周知，《為人民效勞》是1944年9月8日在中心戒備團悲悼張思德的會上所作的有名講演。它雖然很短，只要800多字，卻通篇閃爍著偉大的思維光輝。在講演中，高度地歸納綜合了黨和戎行的主旨：“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指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步隊。我們這個步隊完滿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好處任務的?！鄙钊氲仃U釋了共產黨人的死活觀：“人老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分歧。中國古時分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好處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負責，替盤剝人民和壓榨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明白地提出了看待批判所應有的立場和查驗任務質量的規范：“由于我們是為人民效勞的，所以，我們假如出缺點，就不怕他人批判指出。不論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需你說得對，我們就矯正。你說的方法對人民有益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這些睿智和精辟的闡述，組成了“為人民效勞”的高尚精力，將共產黨人的品德觀、價值觀提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從此，“為人民效勞”成為我們黨主旨的高度歸納綜合（1945年4月，在《論結合當局》一文中，又將其表述為“一心一意為人民效勞”），并成為發動和凝集廣闊人民與黨同心協力，英勇斗爭，推進革命不時走向成功的精力旌旗。新中國成立后，“為人民效勞”還成為各級黨政機關及其任務人員的舉動指南，成為查驗黨員干部言行及其任務的主要規范?？梢哉f，《為人民效勞》是共產黨人的“品德經”。固然，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有些關于官德的談吐，我們不否定它們的積極意義，但其內在的深度、思維的境界要遠遠減色于的《為人民效勞》。我們黨的主旨是為人民效勞，黨員干部的舉動指南也是為人民效勞，因而，德的教育培訓理應以《為人民效勞》為“必讀教材”。

增強對干部進行德的教育，還要學好共產黨人的榜樣。翻閱中國的封建社會史，的確有屈指可數的“清官”，他們曾帶給某一期間的庶民以微弱的但愿。但是，真正將人民解救出水火之中、使國度完畢支離破碎、為民族領上繁榮富強大路的，唯有中國共產黨人。這支由中華民族最優異的兒女構成的前鋒隊，自降生那天起，就一直把完全徹底為人民、代表最廣闊人民的好處作為目的追求。他們中有在仇敵屠刀下和革命戰爭中英勇獻身的夏明翰、、劉胡蘭、江竹筠、、等烈士，也有在普通崗亭與和平年月因公殉職或鞠躬盡瘁的張思德、雷鋒、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楊善洲等榜樣。他們的英雄豪舉和貢獻精力逾越了前人、逾越了前史，進而使得我們黨站在了時代的品德高地上，還博得了最普遍最堅實的道義支撐。在變革開放和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日，這些品德榜樣依然是黨員干部進修的典范。令人遺憾和憂慮的是，有些黨員干部降低了對本人的要求，做人干事僅僅知足于守住品德底線；有的甚至丟棄了黨的主旨，以機謀私、貪污腐化、墮落蛻化，成為人民的罪人。共產黨員是進步前輩分子，國度干部是公事人員，思維境界和品德水準理應高于古代的“清官”。因而，黨員干部要學好共產黨人的榜樣，像他們那樣，堅決幻想信心，對峙和踐行黨的基本主旨，對峙一心一意為人民效勞，永遠做人民的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