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興衰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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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朝代都有主流學術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時代性的，就有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要研究這個過程，首先要弄清楚這個過程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之間的前因后果，其次對這些變化進行理論說明，闡明其中的邏輯性，并用它去解釋其它歷史時期的同類現象。這樣，我們得到的結論就能達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用以上思維來研究經學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到什么結論呢?

一、經學的產生過程

經書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從孔子就已經開始傳授經書的知識和思想。我們說那是古籍傳授，不能算經學思潮。經學成為社會思潮應是漢代的事情。

經學思潮可以說直接產生于獨尊儒術。儒家獨尊以后，儒家的教科書才成為有權威性的經典。儒家學說為什么會升到獨尊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過程。

春秋時期，周天子衰微，各諸侯國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這時出現霸主，來維持天下局勢。開始都是以尊周天子為號令，以誠信作為結盟的基礎，實際上實力是關鍵。后來，實力成為唯一的根據，講誠信，被認為是蠢豬式的幼稚天真。韓非子說得好，這時是“爭于氣力”。在“爭于氣力”的時代，什么仁義道德都束之高閣。因此，孔子周游列國，宣傳仁義，沒有諸侯王愿意接受。戰國時代的孟子也是這樣，曲高和寡。他們都只好著書立說，將自己的理論通過文字流傳下來。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中，有許多思想家研究社會的動亂，探討治理的方案，企圖救庶民于水火。這些思想家治理社會的方案，都有一些擁護者，形成各自的學派。各學派之間進行爭論，形成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許多學者認為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思想的春天。有人懷疑說：亂世還是春天嗎?我認為亂世雖然在許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艱難。但是，壞不是絕對的壞。由于亂，統治者難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較自由。另外，現實的苦難逼著人們思考。許多思想家就在憂患中產生出來。憤怒出詩人，憂患出哲學家。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亂世逼著人們去思考天下治理的問題，它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任憑各種思想自由馳騁。這對于造就思想家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是，亂世時間長了，各種思想任意自由發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會沒有統一的價值觀、是非觀，使百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亂與社會混亂互動，安定不下來。因此，亂世時間一長，不論百姓還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統一的思想觀念。這是社會的需要。戰國中后期，許多思想家開始提出統一思想的要求。莊子認為以一家思想作為天下人的是非標準是片面的，要以道作為公共的標準。荀子寫了《非十二子》，認為各個學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實際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也是為了將正確的思想匯編在一起，形成能流傳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沒有統一的時候，想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無義戰”的情況下，戰爭的勝負決定于實力，因此“爭于氣力”成為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秦國采納商鞅的變法，以獎勵耕戰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最后吞并山東六國，統一天下。秦政府實行從商鞅到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前期有成功的經驗。但是，時代變了，形勢變了，政策也應該有所變化，否則，就不能適應新社會。固守老規矩，是刻舟求劍。要與時俱進，逆取與順守應該有別。逆取須憑實力，有時可以暫時不顧道義。而取得政權以后，就要馬上改變方針，采取順守的政策對待人民。攻守的形勢變了，在守的時候仍然不施仁義，是秦政權敗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發展實力，卻不能維持社會的長久安定。雖適用于亂世，卻非治世長治久安的法寶。很明顯，法家思想在亂世，有快刀斬亂麻迅速解決問題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補。總之，在亂世，需要用實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義穩定人心。法家理論適合于發展實力，儒家理論有利于維護道義。

秦朝在平定天下后仍然施行法家政策，形成暴政，逼得人民起來造反。秦亡后，劉邦與項羽經過五年激戰，最后，劉邦戰勝項羽，建立了漢朝。為了總結歷史教訓，漢初思想家比較深入地研究歷史上的治亂產生的原因，總結統治經驗。他們知道法家思想是片面的，認識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陸賈提出“下馬治天下”的建議，叔孫通根據儒家思想制訂一套朝廷禮儀，賈誼提出一整套治國方略，經過幾十年的思想斗爭，儒家思想逐漸占了上風。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實際上，這就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說法。后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儒家“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儒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就是仁義，所以儒學也稱“仁義之道”。孔子是創始者，孟子在戰國時代是儒家的突出代表，因此也稱“孔孟之道”。儒家尊崇并效法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以“六經”為主要教學內容，其中，樂經沒有文字，實際主要是五經：《易》、《禮》、《詩經》、《尚書》、《春秋》。這些本來只是教材，儒家獨尊以后，就都成為權威的經典著作。很明顯，漢初社會需要儒學，統治者也需要儒學，儒學就因此上升到獨尊的地位。但是，治理一個龐大的國家，只有一種理論，一種學說，總是不夠的。法家理論嚴重排斥其他學說，最后導致秦朝滅亡，也使自己的理論遭到嚴厲指責。漢初，能夠吸納其他思想的黃老之學受到重視，又因為它提倡無為，最適合戰亂之后需要休養生息的社會現實，得到當政者采納，風行一時。但它的基調是無為而治，不能長久，因為中央無為，地方卻會出現一些有為的野心家，覬覦中央政權。特別是在尾大不掉的形勢下，這種危險便成為現實，許多明智之士都已經發覺，而文、景兩帝對此總下不了決心，最終導致吳楚七國之亂。這一次動亂，冤殺了晁錯，驚醒了景帝，給漢朝統治者留下深刻的教訓。于是漢武帝又開始重視儒學。漢代的儒家以先秦儒學為基礎，盡量吸取其他各家的有助于長治久安的思想來豐富、補充儒學的不足，使漢代新儒學形成完善的系統的全面的政治哲學，以適應當時治理天下的需要。這既是維護統治的需要，也是人民能夠安居樂業的基本保證。在這里，儒學以仁愛為基礎，又有開放性，是它極為重要的優勢，也是它能夠傳之久遠的重要原因。

總之，社會發展、時代需要，是產生經學的客觀條件。儒學以仁愛為基礎適應人心，又能容納其他學派的各種合理思想，所以被選為獨尊的對象。從那時起，中國歷史上出現混亂時，儒學就被放在一邊，欺詐和暴力成為爭取勝利的重要法寶。混亂之后，進入穩定時代，儒學就開始吃香。因此儒學有善于守成的美名，也有過于保守的壞名。善于以仁愛為基本原則的將軍為儒將，善于以仁愛為經商規則的商人為儒商，善于以仁愛精神來行醫的醫生為儒醫。稱得上“儒”者，都應該比較了解經書中的內容所表現的精神實質即仁愛思想，并在各自的實踐中加以真正實施。

二、經學的衰落過程

經學鼎盛時期在西漢中后期和東漢中期以前，即西漢中期到東漢中期。漢武帝時代獨尊儒術，還是從實際出發的，許多決策還是符合實際需要的。例如用人，根據需要，選擇有適當才能的人。對于邊境國防，有的儒生以為只要有仁義就可以親近來遠，修仁義來服匈奴。漢武帝就沒有接受這種迂儒的幼稚想法。用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主持財政，實行鹽鐵官營，奪了富商巨賈的利益，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用漢宣帝的說法，可以概括為“雜霸王道而用之”。元帝以后，純用儒術，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實力減弱，政府就逐漸失控，無法控制朝廷的強臣和地方上的豪強勢力，這就可能導致各地霸主的出現。政府沒有強大的財政實力，沒有足以維護中央集權的法制威力，就很難維持統一的政治局面。政治局面不能統一，便出現亂世。“亂世英雄起四方”。漢惠帝時代，呂后掌握實權，幾危劉氏江山。平了諸呂之后，穩定了一段時間。到漢景帝時代，地方勢力出現了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議，準許諸侯分恩，削弱了地方的勢力。董仲舒強調大一統論，從理論上鞏固了中央集權。地方是穩定了，中央又出了大問題。王莽借助元后的勢力，加上自己的努力，逐漸奪取中央政權，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取代劉氏漢室江山，建立王氏的新朝。王莽在當時是人們心目中典型的儒家形象，借助獨尊儒術的社會思潮，也是王莽能夠實現奪權的重要原因。王莽奪權后，還是利用儒經中的內容進行各種改革，“專念稽古之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他就將所有過去封的王都改為侯。又將秦漢時代的官名都改成商周時代的官名，“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經常改變地名，有的郡名改了五次。王莽召集很多儒生，整天討論如何按儒家經典的說法，制訂一套禮樂制度，“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結果嚴重耽誤正常的政務。吏祿改革，貨幣改革，導致經濟失控，社會大亂。王莽的垮臺，使儒學的形象也大受影響。光武中興，做了撥亂反正的工作，恢復了儒家的聲譽。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漢朝政府失去政權，儒家經典也失去權威。在以后的魏晉時代，否定儒家經學的言論很多，經學也就明顯地衰落了。

儒家衰落的原因從理論上探討，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盛極而衰。獨尊儒術以后，經書地位極高，經學成為社會思潮，不許任何人提出懷疑，更不允許批評，就是對經書的解說也成為不許改變的家法與師法，形成僵化的思想體系。孟喜研究《周易》，頗有創見，“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學。”(《漢書·儒林傳》)眾人推薦孟喜，他所傳授的弟子后來也當了博士，可以說明孟喜的《易》學水平確實很高。僅僅因為他有所創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沒有完全按師法來講，就被取消了任博士的資格。由此可見，當時的師法是不容許改變的。

其次，合久必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思想也是合久必分的。任何一種學說在流傳的過程中，都會因社會的變遷，傳人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發展變化。開始可能變化很小，時間一長，變化漸顯。例如董仲舒傳《公羊學》給嬴公，嬴公傳眭孟，眭孟傳顏安樂與嚴彭祖。“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同上)董仲舒的《公羊學》傳了三代，就分成了兩大派。顏安樂的后學又分為筦路之學與冥都之學。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有人勸他靈活一點，他說：“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茍求富貴乎！”(同上)有的學者固守先師的說法，有的學者追求富貴，委曲從俗，就對先師的說法略加修改，以適應社會政治的需要。這樣，思路就不一樣了，就自然要分派了。分派原因可能有多種，治學態度不同，追求不同，可能也是分派的重要原因。一種學說成為意識形態，權威很重，許多人研究，理解有深淺之別，有為己為人的不同，也有尋道義與謀利祿的差別，理論思維還受到個人經歷、社會地位、周圍環境諸方面的影響而產生差異。同樣經書的一句話，可能有多種解釋。這就可能出現混亂。為了統一思想，漢代統治者多次召開經學研討會，最大的兩次就是西漢的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的白虎觀會議。即使這樣，由皇帝出面作裁判，經學的分歧仍然不能完全解決。一種權威思想體系總是相當龐大的，成分也復雜。后學各取所需，重心不同，方向不同，也自然會發展成不同的學派。學說內部特點與外部環境變化，都是導致分裂的重要原因。分裂產生內耗，導致自身的衰亡。

第三，政治原因。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思想被統治者選中，成為意識形態。有的思想受到統治者的排斥，成為異端。當社會穩定，國家強盛時，統治者控制思想的力量加強了，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就盛行于天下，成為思潮。而異端思想就受到壓抑，遭到嚴厲批判。在漢朝鼎盛的時候，儒學成為經學。到東漢末，政權衰落，經學一旦失去政治權力的支持，支撐和維系經學的社會力量就削弱了。經學由于失去靠山，也就衰落了。隋唐時代的佛教也是由于政治人物的支持而興盛。唐初達到極盛，接著就有了唐武宗滅佛之舉，導致佛教衰落。佛教興衰也是跟執政者的支持密切相關。而王充哲學則是異端思想，社會穩定，國家興盛時，王充《論衡》就受到嚴厲批評；到了亂世，王充《論衡》就受到讀者的推崇。

第四，社會動亂。經學需要和平環境。群眾在生活沒有保證的情況下，也就顧不得文化了。東漢末年的動亂就給經學衰落創造了社會條件。

從學術本身來講，還有一些原因值得探討。從西漢著重義理到后來注重訓詁，從今文經學轉古文經學，使經學沉溺于文字訓詁等小學功夫，失去儒學思想中的大道之學的精神活力；注經出現極端繁瑣現象，引起學術界不滿。總之，僵化、繁瑣、不注重精神，沒有活力，是經學衰落的必然過程，也是盛極而衰的自然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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