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澧經學觀形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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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陳澧是晚清漢宋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漢學，中年以后論學不分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對陳澧會通漢宋、回歸孔孟的經學觀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影響。

[關鍵詞]陳澧；漢宋；王懋竑；顧炎武

陳澧(1810—1882)，廣東番禺人，字蘭甫，一字蘭浦，人稱東塾先生。陳澧早年受業于廣東學海堂，秉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所著《切韻考》和《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為士林推重。中年以后走出漢學舊轍，融合漢宋門戶，強調通經致用。晚年所著《東塾讀書記》，闡發孔孟要義和五經大旨，考索經學源流正變，通論古今儒學得失，為其代表作。

在陳澧經學觀的演變過程中，王懋竑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但王氏的影響，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視。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使陳澧契接朱子學，這是他會通漢學和宋學的關鍵；而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則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以下詳述之。

被稱為“漢學護法”的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大倡乾嘉漢學之風。道光四年創建學海堂，仿撫浙時的詁經精舍例，以經史小學課士。阮元在《學海堂集序》中說：“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此后訓詁考據學在廣東興起，而學海堂則成為漢學重鎮。

1826年，時年十七歲的陳澧應學海堂季課，開始接受乾嘉樸學教育。從1826年至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陳澧尊奉漢學，撰寫了《切韻考》、《說文聲統》等音韻學專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等天文、輿地、歷算類考據專著。散篇的考據文章也不少，如《明堂圖說》、《深衣說》、《校毛傳也字說》、《月令考》等。

1844年，是陳澧治學的轉折點。會試南歸途中與友人李碧舲的爭辯，促使陳澧反思漢學，正視宋學。他說：“中年以前，為近時之學所錮蔽，全賴甲辰出都，途中與李碧艙爭辯，歸而悔之，乃有此廿年學問?！睂W術視野的拓寬，使他擺脫了乾嘉漢學的束縛，陳澧說：“少時只知近人之學，中年以后，知南宋朱子之學，北宋司馬溫公之學，胡安定之學，唐韓文公之學，晉陶淵明之學，漢鄭康成之學。再努力讀書，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學歟?”

1844年到1850年，是陳澧治學的第二階段，是其經學觀的醞釀時期。走出訓詁考據學的舊轍之后，內憂外患的時局使他迅速融入到經世致用的時代思潮中。他認真研讀了魏源的《海國圖志》，稱贊他是有志之士，但對“以夷攻夷”說并不贊同。陳澧認為，合縱連橫的外交手段并非治本之術，根本之道在于強國強兵：“為今之計，中國貴乎崇廉恥，核名實，刑政嚴明，賞罰公當，則可戰可守，外夷自不敢欺。不循其本，而效縱橫家言，為遠交近攻，近交遠攻之說，譬如人有虛贏之疾，不務服藥培補，而但求助己者出與人斗，可乎?……國威已振，大患即除，何必復攻之海外，以成奇烈哉?海外奇烈，語見《圣武記》。”從埋首考據到關注現實，這一轉變促進了陳澧通經致用觀點的形成，強調正人心、崇廉恥、清吏治乃務本之策，表明陳澧開始認同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學要義。

1850年起，陳澧研讀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對朱子學有了真切體悟，以此為契機，遠紹顧炎武的經學思想，確立了兼采漢宋、通經致用和回歸孔孟的經學觀。這是陳澧治學的第三階段。此后三十余年的讀書治經，是這一經學觀的逐步深化和具體展開的過程，《漢儒通義》的編纂和《東塾讀書記》的撰寫都貫穿著這一經學觀。

1850年陳澧寫信給徐灝說：“近得王白田《朱子年譜》，其附錄《朱子要語》一卷尤精，亦欲付玉生刻之。澧于此書，微有所得，不敢告人，但可為老弟道之耳……吾兩人讀書皆同，惟宋儒書弟未讀。此不可少，又不宜再遲，盍及今讀之。百年以來，專門漢學者多不讀此，亭林、百詩則熟讀之矣?！毙鞛c陳澧同齡，精研訓詁小學、樂律和算學，和陳澧的為學興趣相仿。此前陳澧與徐灝的來往書信中，多談及訓詁小學方面，從未勸他讀宋儒書。可見從1850年起陳澧對朱子學有了重要體悟，故而勸徐灝必讀宋儒著作。信中舉顧炎武和閻若璩的治學為例，有兩個重要意義：第一，陳澧擺脫了乾嘉學術的束縛，能從今至古，由近及遠地考察經學源流正變。超越聞見之知，突破時代的學術風氣，這是陳澧最終成為通儒而非專門家的重要原因。第二，清初漢學下開乾嘉考據思潮，但與乾嘉學者不同的是，他們面臨著“走出理學”這一課題。顧炎武尊崇程朱理學，兼融漢宋；閻若璩雖崇漢抑宋，但對程朱理學也未輕易貶損。顧、閻對理學的態度固然有不同，但他們都熟讀朱子書。陳澧指出這一點，說明他的漢宋藩籬趨于消解。

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對陳澧的經學觀有怎樣的影響，分析他寫給徐灝的另一封信，可以約略得到答案：“來示云，百余年后，士不復區分漢宋，到此自是勝境，其流弊則有淺嘗之病，過此以往，又不知作何補救之法。澧則謂此病已見，不待百余年后矣……夫以百年來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盡時文之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學一段功夫。我輩既無勢力以振之，又不尚聲華標榜，惟有著書專明小學一段工夫，以教學者，使其易人，或學者漸多，有可望也。以朱子之覃精著述，博極群書，而末流之弊，至入于空疏固陋，豈非欠小學工夫之故。朱子本重道問學，而后儒學之，反成偏重尊德性矣。近儒號為明小學，然其書豈學僮所能讀?則雖謂之欠小學工夫可也。初學欠小學工夫，豈能讀近儒奧博之書，此其所以易衰歇也……如能補小學工夫，則漢學宋學皆有基址，然后可以義理考證合為一矣……然門戶之爭，總不出孔門四科……德行、文學，即宋學、漢學兩派也。此兩派者，其末流之弊，皆人于無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爭而偏廢，則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談理學，埋頭而治章句，皆大有益于世，無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從之，則或為空疏，或為繁碎，不但無用且有害矣?！?/p>

第一，認為朱子主道問學。王懋竑作《朱子年譜》的宗旨之一即是辨明朱陸異同，駁朱陸早異晚同之說。王懋竑認為朱子早年偏于尊德性，晚年則主道問學，與陸象山早同晚異?；诖擞^點，王懋竑選錄了朱子1173年以后的論學要語158則，成《朱子論學切要語》二卷，附錄于《朱子年譜》。實際上在朱子思想體系中，尊德性和道問學，涵養用敬和進學致知，下學和上達是統一的。朱子與門人弟子論學，往往因人說法，以糾其偏，故而或言尊德性為本，或曰道問學為先。但王懋竑基本上只選錄朱子強調道問學的相關論述。朱子在《答許中應》中說：“夫道之體用，盈于天地之間，古先圣人既深得之，而慮后世之不能以達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于后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于己矣。來論乃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為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朱子因駁許說之偏，故而強調由讀書以窮理。王懋竑選錄了此信，認為這充分證明朱子是主道問學的，并加以考辨發揮：“《答許中應》：‘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為學，未有為學而不自于讀書者。讀書不離于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标愬⑼耆邮芡蹴f對朱子學的定位，在上封信說“其附錄《朱子要語》一卷尤精”，在本封信則明言“朱子本重道問學”，這是陳澧讀此書最關鍵的心得。

此前陳澧研讀朱子書是從《文集》人手，而《文集》和《語類》卷帙浩繁，且其中相當部分是談理學義理的，陳澧對之難以契合。而王懋竑的《朱子年譜》于不大的篇幅中，對朱子的為學次第、學術思想綱目并舉，論述簡明，考核精當。細讀此書者，必然折服于朱子的研精經史，博學多識。對沉浸漢學多年的陳澧而言，此點尤易引發共鳴，所以他推崇朱子是“覃精著述，博極群書”，當然，這也加深了陳澧的“朱子本重道問學”的觀點。由此，宋學和漢學，理學和經學就找到了相通處，陳澧會通漢宋，尊鄭亦尊朱的經學觀實由此發其端緒。

第二，漢學自乾嘉以來，興盛了百余年，此時已顯衰象；而宋學在宋、元、明七百年問盛極，有清以來依然衰而不歇。陳澧認為，朱子講下學才能上達，(《朱子年譜》及附錄《切要語》中此類表述極多)即從灑掃、應對、進退的小學工夫達至修齊治平的大學之道，這種由易到難、從淺到深的為學次第使宋學有了綿長的生命力。他由此得到啟發而反思漢學衰歇之由，原因之一是欠缺“朱子所云小學一段工夫”，所以僅僅百年就風氣漸衰。朱子所說的小學工夫，主要是指灑掃、應對、進退和愛親、敬長、隆師、親友的道德啟蒙教育。陳澧所言，則是指訓詁、音韻、天文、算術、地理等方面的啟蒙讀物。編寫啟蒙讀物，并非讀《朱子年譜》之后才有的想法，但把缺乏入門讀物作為漢學衰落的重要原因，則是讀《朱子年譜》的心得。陳澧晚年所作《東塾讀書記》貫穿了引導初學的宗旨，是這一思路的進一步展開。

第三，考據的重要性，先前陳澧屢言之，而拱手談理學也有益于世，則是他的新見解，可見陳澧已把義理提到與考據同等重要的位置。以道問學的維度推尊朱子學，一方面突出了義理的重要，另一方面則強調讀書為先，由此，讀書與窮理應當并重，考據和義理必須統一。陳澧提出，以小學工夫打下治學的基礎，并兼采漢學的考據和宋學的義理。這些都以“朱子重道問學”為其前提，王懋竑的經學觀在陳澧經學思想的演變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陳澧指導門人王峻之讀朱注《論語》，每日一章，陳澧說：“又知，看《朱子年譜》覺有著手處，此已得其門而入，將來不可限量，愿更勉之。”可見陳澧認為《朱子年譜》是朱子學最好的入門書，他本人受益于此，并指點后學也看此書。顧炎武尊朱子，排陸王，而且對朱子學亦取其道問學一面，這和王懋竑《朱子年譜》的綱領是一致的。王懋竑是陳澧尊朱的引導者，研讀《朱子年譜》，接受“朱子重道問學”這一基本看法，并由此契接顧炎武博大精深的經學思想，這是陳澧經學觀形成過程中最關鍵的環節。顧炎武的經學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陳澧，其犖犖之大者有三，以下分述之。

其一，治經兼采漢宋，以義理為本。顧炎武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小學考據只是解經的工具，闡發經典中的義理才是治經的根本?！度罩洝肪硪粚Ｕ摗吨芤住罚耘e數例，可見顧炎武以義理為本的解經宗旨。比如“朱子周易本義”條，考察《周易》經傳的卷次和經傳分合的流變之后，顧炎武說：“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春秋》尤為繆戾。以《彖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經者為拾沉之書，而《易》亡矣?！苯狻兑住芬詫だ[大義為要務，主張以義理解《易》，反對象數派學說，表彰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頤的《伊川易傳》：“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圣人立言取譬，固與后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雖涉于玄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顧炎武認為，《周易》大旨切于人事，解《易》、用《易》，要落實在崇德寡過，修身治世的人倫日用上：“孔子論《易》，見于《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弧先擞醒栽唬骸叭硕鵁o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薄莿t圣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蜃铀运嫉?，見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無大過矣。

乾嘉漢學家發揚光大了顧炎武倡導的考據實證方法，卻無視其尋求六經大義的治學宗旨。陳澧說：“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K風且暴’訓為‘既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何必日利’，義理愈紬繹，愈深愈博，真無窮矣!”漢學最大的弊病在于只重考據不講義理，陳澧獨具慧眼地指出顧炎武等人熟讀宋儒書，就是強調義理的重要性，以重義理糾漢學之偏。他說：

國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葉以來，拾漢儒之遺，于微言大義，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學思錄》，求微言大義于漢儒宋儒，必有考據，庶幾可示后世耳。

陳澧仿《日知錄》體例作《東塾讀書記》?！稏|塾讀書記》卷四專論《易》，陳澧認為《周易》切于人事，其大旨是教人崇德、寡過、修身，解《易》要以義理為本，推崇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頤的《易傳》，駁斥象數派易學。這和顧炎武的易學觀完全一致。陳澧解《書》、《詩》、《春秋》諸經也同樣遵循顧炎武兼融漢宋、考據為工具、義理為根本的治經宗旨。

第二，通經致用，經世濟民。顧炎武博極群書，研精經史，但他治學的歸宿在于明道救世。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篤志經史，其于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睆埶椿障壬J為：“顧氏研究經學的宗旨，歸于致用，努力探求先民制作原意，想把幾部經典中的主要理論，運用到修己治人的實際方面去。”顧氏門人潘耒指出，《日知錄》的著述宗旨是明體達用，匡時救世：“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采用其說，見諸施行，于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陳澧說：“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卑杨櫻孜浔茸雒献?，推尊之意無以復加。而振綱紀、正人心、美風俗，這正是顧炎武經學思想的核心之義。

陳澧說：“仆近年為《學思錄》……今以論著之大旨告足下：仆之為此書也，以擬《日知錄》，足下所素知也?！度罩洝飞相泴W，中帙治法，下帙博聞。仆之書但論學術而已。仆之才萬不及亭林，且明人學問寡陋，故亭林振之于博聞。近儒則博聞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后者也。”《日知錄》于經學、史學、吏治、風俗以至博聞掌故無不賅備，《東塾讀書記》則專論學術。陳澧在《與黃理壓書》中說：“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于世?！劣趯W術衰壞，關系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于書，名曰《學思錄》?！泵鲗W術，才能正人心、興教化、致太平，此可謂得顧炎武經世致用觀之精義。

第三，“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經學觀?！安W于文”和“行己有恥”出自《論語》，顧炎武獨具匠心地拈出這兩句，以此倡導學與道的統一，為學與為人的統一，這是顧炎武學術思想的總綱領。他說：“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慷幌妊詯u，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鳖櫻孜浒咽ト酥栏爬椤安W于文，行己有恥”，以經驗主義方法重新詮釋孔子學說，消解了本體論形態的宋明心性之學。這和他的“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這一命題所體現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理學消融于經學中。

陳澧深受顧炎武的影響，也以樸實的經驗論闡釋孔孟之道：“后儒見佛書高妙簡易之說而心羨之，乃于《五經》、孔孟之書求高妙之說以敵之。而不知《五經》、孔孟之書無高妙之說也。如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衷唬骸u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者’，如此而已。豈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之巍巍蕩蕩乎?”宋明理學家普遍認為，孔子的“一貫之道”只有曾子得其傳，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明確指出孔子的“一貫之道”就是“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門弟子皆得其傳，反對理學家對孔子之道所作的形而上解讀，這和顧炎武的觀點完全一致。陳澧說：

澧謂必以一貫為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為受道無疑矣，此即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所聞，故重載之?！比粍t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

“約之以禮”也就是“行己有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觀點可謂深得圣人之意。陳澧還指出，“約之以禮”就是“忠恕”之道：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度罩洝肪砥叽苏f最明白?！对姟啡僬?，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八紵o邪”者，忠恕也，禮也。

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以“一以貫之”詮釋孔子之論《詩》，陳澧又以顧氏的“博學于文，行己有恥”，引申闡發《日知錄》之說。陳澧以顧炎武之說教其長子宗誼：“吾不敢望爾讀萬卷書，但望爾讀《論語》、《孟子》，且望爾讀《論語》第一句，《孟子》第一句九字而已，誦而行之，便是士人。若天下士人皆誦此、行此二句，天下太平矣?！薄皩W而時習之”即“博學于文”，“何必日利”即“行己有恥”，遵顧氏之教，即遵孔子之教，士人以此為法，太平之世可期。陳澧也以此教導菊坡精舍門人：“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己有恥，博學于文’二語揭于前軒?！币灶櫻孜渲螌W綱領著書、教子、課士，顧炎武可謂陳澧治學之宗主。

顧炎武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闡發孔子之道，顯現出超越漢宋、回歸孔子的治學趨向。他在《與人書》中說：“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敝洚悾瑫渫C貫歷代經學，兼采眾說，《日知錄》的寫作貫穿著這一治學方法。張舜徽先生指出：“他的治經，本不滿足于拘守一個時代、一個經師的說法以自畫，特別強調了融會貫通的重要……他一方面尊信漢唐舊說，提倡人們讀《十三經注疏》；而另一方面，也不鄙薄宋、元、明人的經學著作。”顧炎武考辨經學源流，博采歷代經說，最后折衷于孔子，這也深刻影響了陳澧。

陳澧說：“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為解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論贊之?！彼祷厝鍖W的源頭，以孔門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科之分合考察、總結歷代經學之流變得失。他說：“自宋以來，學術迭變，固由風氣之轉移，亦由門戶之爭競。有爭競，故有興衰。然門戶之爭，總不出孔門之四科。德行，道學傳也，言語，文苑傳也，文學，儒林傳也，政事則大而將相、小而循吏傳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無，故孔門兼收而不偏廢，尤不交爭，爭則有勝負，有勝負則必偏廢，偏廢則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論》一篇，以明此意。欲學者各因所長，以成其學?！彼目平y合，則經學的完整性得以體現，學術與治道歸于統一。分而言之，則為經學、理學、經濟之學、辭章之學。陳澧認為，歷代儒學或得四科之全，或得四科之偏，都是孔學支脈，皆有可采之處?！度罩洝凡┎蓺v代經說，《東塾讀書記》也如此，不僅采漢注、唐疏，也采宋元經說。“宋儒經說，正當擇而取之，以為漢注唐疏之箋，豈可分門戶而一概棄之乎?”比如，《易》卷采程頤的《易傳》，《詩》卷采朱子的《詩集傳》，《尚書》卷采蔡沉的《書集傳》。顧炎武之學是通儒之學，陳澧之學亦然。

嘉道之際的今文學和理學經世思潮對陳澧的通經致用觀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限于篇幅，不在此詳論。

綜觀陳澧的經學思想，解經而兼采漢宋，讀經以明道致用，最后會通漢宋，回歸孔孟，倡導學術與治道的統一。陳澧遠紹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得其經學觀之精義。他推尊顧炎武為明末之孟子，某種意義上，陳澧亦可謂晚清之顧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