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樂范文10篇

一、高句麗樂

高句麗是歲貊族的一支。高句麗自公元前37年立國，于公元668年被唐帝國攻滅，歷經705年，28世。高句麗政權存在期間，正是我國歷史上封建經濟文化空前大發展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潮流推動下，高句麗也取得了自身經濟、文化的繁榮容。高句麗全盛時期，占據了遼河以東和朝鮮半島三分之二的領域。由于始終同中原王朝保持臣屬關系，不斷吸收中原文化，所以創造出燦爛的高句麗文化，對后世朝鮮半島的文化發展有著深遠影響。高句麗“其民喜歌舞”，歌舞是他們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暮夜輒男女群聚為倡樂”，是歷代史書常見的記載。他們每年十月祭天，祭祀時“晝夜飲酒歌舞”，稱之為“舞天”。高句麗的喪葬也離不開歌舞，即“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3高句麗的宮廷音樂頗為講究且場面壯觀。從史書的記載和吉林集安高句麗壁畫中的舞樂來看，高句麗的宮廷音樂是在民間音樂基礎上，吸收中原宮廷音樂的內容和形式而形成的。早在漢武帝時，高句麗是漢朝的一個縣，為了讓高句麗更好的臣服于漢朝，故投其所好“賜鼓吹伎人”。后高句麗建立政權，不斷與中原乃至西域進行文化交流，使其宮廷音樂得到完善。高句麗的宮廷音樂集歌、舞、樂于一堂。樂舞中以舞蹈為主體，分單人舞、雙人舞和群舞，表演的同時有男女歌伎伴唱和伴奏的樂隊。伴奏的樂器有琴、箏、阮咸、腰鼓、排簫、笛、竽、胡角、長角、簫等。高句麗人平時就擅裝扮，演員就更加講究化妝、服飾。身著彩色綢緞，飾以鳥羽、飄帶的演員，濃妝艷抹，呈現出一派五彩繽紛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象，高句麗的宮廷音樂具有較強的藝術魅力。高句麗的宮廷音樂除了較大的歌舞形式外，還有琴與舞蹈樂器合奏，琴獨奏等形式。從高句麗宮廷音樂的演出組合形式和樂器的使用來看，中原的樂器、樂曲已廣泛傳入東北，成為高句麗宮廷中主要的音樂表演形式；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句麗人已能自如的運用中原的樂器與樂曲了。

二、扶余國樂

“扶余國……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明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扶余是歲貊族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立國較早（公元前108年－公元494年），發展較快。扶余國立國的600年間，開拓了松嫩平原，創立了比較發達的文化。平時，扶余人不分老幼，不論白天勞動，還是晚上休息，經常“晝夜老幼皆個，通日聲不絕”。如逢祭祀之日，更是接連數日盡情歌舞，歌舞中大約有鼓助興，所以稱“迎鼓”。

三、三韓樂

位于朝鮮半島南部有馬韓、辰韓、弁韓三個族系，統稱三韓。三韓喜歌愛舞，馬韓“常以五月下種迄，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聚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響應，節奏有似‘鐸舞’。”他們不僅在5月農忙以后飲酒歌舞，便是10月莊稼活完畢，也是這樣。辰韓“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可見，辰韓人不僅酷愛歌舞，并且善彈瑟。他們的瑟既為歌舞伴奏，也用來獨奏。

摘要：文章試圖從民族審美心理的視角，考察中國古代音樂發生、發展的流程，并揭示其內在審美機制：以“中和美”來展示內心體驗的世界；以特有的“音色美”作為藝術品位的價值尺度；以“空靈美”作為心靈追求的最高境界。

關鍵詞：審美心理；情感體驗；天人合一；音樂品位；心靈境界

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音樂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處于“百家爭鳴”境況之中的古代藝術，在相對寬松的環境下，形成了中國古代音樂發展的成熟期。以《詩經》為代表的春秋時期的音樂，引領著中國古代音樂的審美趨向，展示著決定民族藝術的民族審美心理世界。

一、民族審美心理流變的歷程

在音樂領域美學所涉及的問題是音樂的價值問題。春秋時期，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部體系完備的音樂理論著述——《樂記》；進而，樂律理論方面的“三分損益法”問世，加之孔子所編纂的歌辭集《詩經》，標志著古代音樂藝術從自發走向了自覺階段，為此后中國的音樂發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石和創作的物質借鑒。中國近現代學界趨向一致地認為：“中國古代最早形成自覺并真正走向成熟的藝術是音樂。”它為華夏藝術的民族化，即民族審美心理的對象化，其中包括欣賞的習慣、口味、評價的標準等勾勒了草蛇灰線。

《詩經》中，以“風”為綱目的庶民百姓音樂，流麗婉轉，多繁音促節，直率地表達了下層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純真美和濃郁生活氣息的樸實美。以“雅”為綱目的奴隸主階級享用的音樂，其節奏舒緩，旋律平穩，呈現出一派莊嚴、肅穆的氛圍。其樂舞陣容浩大，樂器穿透力強勁，給人以崇高、壯麗、恬靜美的感受，顯示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呂氏春秋》)的統治者心目中的社會現實。以“頌”為綱目的宗廟祭祀的樂舞，節奏沉郁，聲調悠長，彰顯了遠古圖騰崇拜的遺風和神秘的宗教象征美的特征。

摘要：文章試圖從民族審美心理的視角，考察中國古代音樂發生、發展的流程，并揭示其內在審美機制：以“中和美”來展示內心體驗的世界；以特有的“音色美”作為藝術品位的價值尺度；以“空靈美”作為心靈追求的最高境界。

關鍵詞：審美心理；情感體驗；天人合一；音樂品位；心靈境界

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音樂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處于“百家爭鳴”境況之中的古代藝術，在相對寬松的環境下，形成了中國古代音樂發展的成熟期。以《詩經》為代表的春秋時期的音樂，引領著中國古代音樂的審美趨向，展示著決定民族藝術的民族審美心理世界。

一、民族審美心理流變的歷程

在音樂領域美學所涉及的問題是音樂的價值問題。春秋時期，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部體系完備的音樂理論著述——《樂記》；進而，樂律理論方面的“三分損益法”問世，加之孔子所編纂的歌辭集《詩經》，標志著古代音樂藝術從自發走向了自覺階段，為此后中國的音樂發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石和創作的物質借鑒。中國近現代學界趨向一致地認為：“中國古代最早形成自覺并真正走向成熟的藝術是音樂。”它為華夏藝術的民族化，即民族審美心理的對象化，其中包括欣賞的習慣、口味、評價的標準等勾勒了草蛇灰線。

《詩經》中，以“風”為綱目的庶民百姓音樂，流麗婉轉，多繁音促節，直率地表達了下層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純真美和濃郁生活氣息的樸實美。以“雅”為綱目的奴隸主階級享用的音樂，其節奏舒緩，旋律平穩，呈現出一派莊嚴、肅穆的氛圍。其樂舞陣容浩大，樂器穿透力強勁，給人以崇高、壯麗、恬靜美的感受，顯示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呂氏春秋》)的統治者心目中的社會現實。以“頌”為綱目的宗廟祭祀的樂舞，節奏沉郁，聲調悠長，彰顯了遠古圖騰崇拜的遺風和神秘的宗教象征美的特征。

寫在前面的話：古典詩詞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所在，而我們作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更肩負著發揚和光大這一博大情懷的歷史使命。作為教育者的我們不能僅僅成天撐著喉嚨高聲對學生們喊：你們要學古典詩詞，這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你們自身的修養是很有幫助的。眾所周知，學習的最好老師就是興趣。將音樂引入古典詩詞教育，用興趣這把鑰匙打開學生們在心里鑄造多年的恐懼的大門，既達到了古典詩詞的教育作用，又有休閑放松的樂趣，真可謂是一舉多得。本文試圖以中國古典詩詞為切入點，逐漸找到其與音樂的共同之處，繼而提出符合現代社會特點的“詩歌大眾化和音樂通俗化”的觀點。然，鄙人雖是音樂教育專業出身，又在中文系旁聽兩年課程，但究竟非中文科班出生，難免有些疏漏。在此一并感謝我校文學院徐湘霖教授和劉德煊教授，正因為他們兩年來孜孜不倦的教誨，才有了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夢想。我一直記著徐湘霖老師對我鼓勵的話語“什么時候才能看到你所鑄就的玉呢？”。這篇文章就是學生最好的回答。

一、古典詩詞——民族的寶庫

中華民族有著數千年璀璨的文化，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那些優美的風情，那些動人的傳說伴隨著文人高風亮節的身影，形成了千古流傳的偉大詩篇。而古典詩詞就是這浩瀚文化海洋中的一輪巨浪。中國古典詩詞以其發展歷史悠久，語言純粹精練，文化內涵豐富，意境優美，意趣深遠而堪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瑰寶。

詩歌是具有多重審美功效的。首先，它是人類情感的需求。我們人類自降臨在這片土地之后就辛勤的耕耘著。但是物質生活逐漸的豐富并不能滿足他們情感宣泄的需要。于是從單純的吼叫和簡單的文字記載，到后來童謠的出現，一直到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問世。從此，詩歌作為一種人類內心情感的外在體現方式綿延數千年而常勝不衰。在得到無數文人親睞的同時，開創了一個國度詩的文化。《詩經.毛詩序》中講“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史記.滑稽列傳》也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話說：“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所謂的意就含有近代語所謂‘情感’，所謂‘言’就是近代語所謂‘表現’”（朱光潛《詩論》）可見，詩歌是人類情感得以寄托的重要的方式，它表達了人類普遍的情感。說到人的情感，真的是很奇怪，也很奇妙。從古至今，千年一概。《詩經》中的情感是最為樸質的，簡單的。它主要抒發了作為人最為基本的喜怒哀樂。《桃夭》通過描寫桃花的美麗鮮艷，表達了作者對于婚嫁的喜悅。而《碩鼠》則是勞動者對奴隸主的痛斥與怒罵。

其次，節奏是詩歌的靈魂。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離不開節奏。每個人時時刻刻都生活在節奏之中。我們朗誦那是語言的節奏；我們走路，我們跳舞，那是運動的節奏。就連吃飯的速度也是有快有慢的。“節奏是宇宙間萬物發展變化運動速度的規律。只要有時間存在，無處不產生節奏。準確的時間，構成準確的節奏。因此，節奏本身就是時間的藝術。”（黃柏莊《基本樂理四十通》）我們知道，詩與音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可以說，詩歌作為一種獨立的體裁是從音樂中逐漸分離出來的。所以，詩歌本身具有節奏的因素也不足為奇。節奏的快與慢恰恰又能反映人的一個情緒。我們還是拿走路打比方。河岸邊是一對白發蒼蒼的老人，他們挽著手拄著拐杖，緩步的行走著，盡情的欣賞著最后一片血紅的楓葉。由于他們的年齡和此刻欣賞風景的緣故，他們行走的速度節奏很緩慢的。他們經過了幾十年的人生體驗，靜靜的欣賞著最后的晚景。他們的心情是平靜的，是安寧的。而我們再來看一組畫面。一個青年人，手里揣了一個文件包，一邊跑，一邊看著手腕上的手表，估計是上班快遲到了吧。看著他跑得滿頭大汗連擦拭一下汗水的功夫也是沒有的。他跑動的速度是飛快的，他的心情也是焦急的。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能看出速度與心情的關系。人在快樂時候，心情舒暢的時候，他做事也好，干活也好都是充滿干勁的，效率也高，速度也快。而人呢，在心情抑郁的時候，干什么事情都是無精打采的，效率又低，速度又慢。你看杜甫在家喜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遂歌詠出了“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詩句。創作出了平生的第一首“快詩”。

第三，詩歌富有意境之美。詩詞的基本的要素是意象。意，是作者主觀上的情感。而象，則是客觀的，事實上存在的一些外化的事物。當主客觀高度融合統一之后，便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意象，而意象的呈現、組合、銜接、發展、轉換就構成了詩詞。再打一個比方，形象的解釋一下意境的概念。意境，就像一個盛裝半杯茶水的杯子。我們要細品的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半杯香茗，而是盛裝在杯中的半杯清香之氣。我們用手無法觸摸它，用眼睛也無法去識別，但是淡淡的清香總環繞著自己的身旁。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就談到“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比如李中主李璟的《浣溪沙》“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干。”王國維就評說道：“南唐中主詞：‘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閑。’大有眾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菡萏，就是荷花，荷花就是菡萏。但是作者偏又不說是荷花。“香銷”，就是凋零，可是作者也不言凋零。而“翠葉殘”，作者也不作荷葉殘。如果這句寫成了荷花凋零荷葉殘，那么這樣的句子就太過于直白，給予人感受的空間就狹窄了，完全沒有了意境。再如，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忘明月，低頭思故鄉。”意象一句一個，一共四個意象，分別是月光，霜，月亮，故鄉。而這四個意象組合成了一幅美麗的思鄉圖。這又是一年的中秋，一片銀白色的月光撒在大地，更是撒在了詩人的心里。詩人思念家鄉，思念親人，思念老家門口的那棵老槐樹。時值佳節，但是卻與親人天隔一方，不禁滴落幾滴情淚。朦朧中見那月光像冰冷的霜雪般的冷酷，無情。無奈，感傷之情通過這一組意象表達的淋漓盡致，力透紙背。

［摘要］歷史音樂學下的音樂考古學，雖然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的交叉學科，但在整個音樂學學科體系中，其作用和意義卻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在以下兩個方面:對于拓寬和延展音樂美學的研究對象，豐富音樂美學的研究內容;對于改變民族音樂學在研究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時文獻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闡釋音樂背后的文化意蘊。

［關鍵詞］音樂考古學;考古學;音樂學;音樂學學科體系

一、音樂考古學在中國

雖然中國音樂考古學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來的“金石學”，但近代學科意義上的音樂考古學當始于劉復在1930—1931年間，對故宮和天壇所藏清宮古樂器的測音研究，正是劉復將“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理想付諸于研究中國古代音樂的實踐，并在此基礎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開了中國音樂考古學新的篇章，中國音樂考古學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學之堂，入音樂學之室”。譬如:楊蔭瀏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中國音樂史綱》一書中，援引了當時許多有關出土文物的發掘資料和研究成果;李純一搜集了大量考古發掘的古代樂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將這些成果運用到《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一分冊•夏商)一書中，這兩位學者對考古資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運用改變了自葉伯和以來的中國音樂史研究“從文獻到文獻”的舊傳統，音樂考古學的作用也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二、音樂考古學作用于他種音樂學分支學科

音樂考古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是在考古學和音樂學的羽翼下逐漸形成的。于音樂學而言，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分支，這也得到國內外學者一致的認識，例如，德國學者德列格將音樂學分為歷史音樂學、體系音樂學、音樂民族學(民俗學)、音樂社會學和應用音樂學五大類，其中，音樂考古學是作為歷史音樂學的一個部門而存在的;音樂史學家李純一認為:“它(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雖然音樂考古學是歷史音樂學的一個分支，但其在整個音樂學體系中的地位卻并非僅僅只作用于音樂史學的研究，其對中國古代音樂美學史，以及當下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依然有著促進作用。

摘要：古琴藝術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中始終占有位尊價高之地位，古琴音樂所表現出的含蓄、淡和、移情之美，代表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發展的主流，是中國古典音樂文化的象征。對古代中國的文人來說，“琴”言志是他們畢生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傳統音樂審美范疇的重要標準之一。

關鍵詞：古琴藝術傳統音樂文人琴志

中國傳統音樂在中國整體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導致了中國古代哲學與中國音樂思想有著一體化傾向。宗白華先生說：“就象我們研究西洋哲學必須理解數學、幾何學那樣，研究中國古代哲學，也要理解中國音樂思想。如果說西方人習慣用數理分析世界的話。中國人則習慣于用音樂詮釋世界。

一、儒、道思想對傳統音樂的重大影響

儒家音樂美學思想奠基于孔子，發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標志是提出“中和”，“禮樂”兩個范疇。我國自古就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亂興衰的高度，故有“聽一國之音樂，知一國之盛衰”的古訓。儒家歷來看重音樂的“治世”功能，《呂氏春秋·適音》曰：“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禮記·樂記》亦云：“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其實，中國的大一統秩序一開始就依賴“禮樂”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個極愛音樂的人，也是最懂得音樂的人《論語》中記載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不僅重視音樂的美，更重視音樂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將三百篇詩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頌之音，作為教化內容之一推向社會。說明他重視音樂的心理教育功能。漢代儒學崇尚天人合一，而音樂的產生正是源自人心對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由此，中國的先民認為：“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歡欣側愴可以察于聲。此外。人們還發現：“夫樂作于人心，成聲于物。聲氣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謂的音樂不但是由人心對大干世界感悟而產生，而且還能反過來以和之聲氣調理人心。人們借助音樂的調理功能，完善著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歐陽文忠全集》卷七五《國學試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禮為規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樂的內容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溫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無過無不及，也就是說，在重視道德的宗法社會里，中國人尋找到了以音樂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進而，便有了“夫樂者，治之本也”的結論。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古箏協奏曲《嬋歌》，論述此類以中國古典文學人物形象為題材的現代箏曲及中國古典文學與古箏藝術的關系。筆者在研讀了一系列關于古箏協奏曲《嬋歌》的論著后，將從文學取材、整體框架、樂曲材料等方面，解析現代箏曲與古典文學之間的層層關系，幫助演奏者及聽眾深入了解此類箏樂作品的文化根源及精神內涵。

【關鍵詞】古箏協奏曲；中國古典文學；《嬋歌》

一、《嬋歌》音樂分析

（一）作品背景概述

《嬋歌》是以中國四大美女中的“貂蟬”為主題的現代箏樂作品，并以古詩詞中的《蝶戀花》詞牌命名，描繪了古代宮廷的奢華場面，也表現了古代佳人“春花秋月隨風逝、多情自古空遺恨”的傷感情緒。該曲原是由著名作曲家王建民先生為古箏、簫與打擊樂創作而成，并選自于上海民族樂團“滿庭芳”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主題音樂會，2003年由上海民族樂團古箏演奏家羅小慈首演于上海國際藝術節，2008年改編為箏與鋼琴版。古代四大美女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極富人文歷史色彩，作曲家用民族器樂特有的音色、演奏技法等對人物形象進行了細致刻畫，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歷史人物與民族音樂的古樸美展現得淋漓盡致，可謂“諧靜幽遠、滿庭芳香”，并以傳統音樂素材為基礎結合現代創作手法，用唯美的旋律詮釋了中國古代歷史人物與民族音樂之美。

（二）曲式結構分析

一、亞洲音樂的史料及其性質

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朝鮮在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竽、瑟，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塤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資料。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在中國的音樂理論書籍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即音律、音階論占據了大量的篇幅，這同中國儒教的學風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對古事件的解釋存在著反復論述的傾向。這一現象從春秋戰國時期就初見端倪，像從《管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漢書·律歷志》的五聲、十二律、三分損益法開始，后由西漢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錢樂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寶年間的俗樂二十八調、南宋蔡元定的燕樂調與十八律，到明朱載@①的新法密律，他們對三分損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還宮的理論進行了近兩千年的求索、換算。到了16世紀下半葉，當這個千年不解的轉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時，卻又被束之高閣、沉睡于書齋樓閣之中。這些理論幾乎都沒有真正得到實踐。

一、亞洲音樂的史料及其性質

東西方音樂的歷史記載，在其形態的表述中有著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于音樂本身的性質與敘述音樂史料的性質的不同而形成的，實際上也是構成音樂史特征的重要依據。樂譜、傳記、手稿等在歐洲的音樂史研究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它們在亞洲音樂史中卻并非如此，樂譜在音樂演奏和實踐中并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與西方音樂相比可以說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其數量也十分微少(相對來說中國和日本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論書籍、美術、戲劇卻相當豐富。以中國為中心，日本、朝鮮在一般的史書中以音樂制度、樂律理論、歷史沿革以及音樂美學等的記錄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敘述。它與音樂家的傳記不同，音樂史敘述的整體與音樂的本身同時得到記錄。在亞洲，除文獻史籍外，考古資料也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竽、瑟，三號墓出土的筑等樂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編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骨笛、陶塤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術上的壁畫、浮雕等也十分豐厚多量，我國新疆地區的庫車、吐魯番，甘肅的敦煌、麥積山，以及柬埔寨的吳哥(Angkor)、印尼爪哇島中部的婆羅浮屠(Borobudur)遺址等都記錄了豐富的音樂歷史資料。這里值得注意的還有，現藏于日本奈良正倉院的大量隋唐時期傳入日本的絲綢之路樂器實物，從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歷史，它們都是現在世界上極其寶貴的歷史資料。

(一)中國古代的音樂文獻史料

在亞洲的歷史文獻中，中國的史料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中國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甲骨文，春秋戰國便有了大量記載音樂的文獻著作。另外，從漢朝開始，在中國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書可以視為正統的、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在這一類史書中以西漢司馬遷首創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為開端，形成了后來的“二十五史”，被稱作正史。它以紀傳體編輯，體例上分為三大類：①以天子、國家大事的編年記錄為中心的“本紀”；②記錄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傳記，其身份從皇后到奴隸兼有的“列傳”。各項的分類之中有數卷“樂志”(“音樂志”或“禮樂志”)。書中對各王朝的音樂(主要是宮廷、國家、貴族、官僚等上層階級所享用的音樂)從歷史沿革、音樂制度，到律學、歌詞等進行詳細分述，但沒有樂譜。除此之外，敕撰書中還有專門記載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樂典)、《通志》(卷49、50、64為樂志)、《文獻通考》(卷128-148樂考)的“三通”與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六書，再加上1921年成書的劉錦藻編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現了集歷代政治、經濟、藝術等之大成并進行分門別類敘述的會要體樣式——北宋王溥的《唐會要》(樂類共16個條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會要輯稿》(樂類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會要體屬典志斷代史的體裁，在分類上比正史更為細致，史料也甚豐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獻通考》(元)、《唐會要》(五代)等與“二十五史”樂志構成了古代音樂史料的主體。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戰國以來還出現了各種關于音樂的論著。以內容來劃分，思想、美學方面的有公孫尼子的《樂記》、荀子的《樂論》、呂不韋所輯的《呂氏春秋》(戰國)、阮籍的《樂論》(三國)；樂律學方面有《管子·地員》、元萬頃等奉武則天之命所作的《樂書要錄》(唐)、蔡元定的《律呂新書》(宋)、朱載@①的《樂律全書》(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呂正義》(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東漢)、朱長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說》(南宋)、朱權的《神奇秘譜》(明)等；另外從斷代史來看，除正史外，隨筆、筆記、詩詞以及小說等都是記載當時歷史現狀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如有關唐代音樂有崔令欽《教坊記》、段安節《樂府雜錄》、南卓《羯鼓錄》、(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有關宋代音樂有沈括《夢溪筆談》、陳@②《樂書》、郭茂倩《樂府詩集》等。有關宋代音樂的除上述文獻外，還有王灼的《碧雞漫志》、陳元靚的《事林廣記》、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張源的《詞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時期音樂不能缺少的文獻。另有元朝的戲曲曲藝專著、明代以后的大量樂譜等都是構成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像這樣全面系統的文獻史料在印度、西亞伊斯蘭教地區以及在歐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這樣詳盡、系統的史料書籍，為中國惟有的史料資源。

亞洲的音樂史料及其歷史研究狀況

唐代以后，中國的學術、歷史書籍得到了系統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現了稱之為“類書”的體例樣式，相當于今之百科全書。這類書籍大致有《初學記》(唐)、《玉海》《太平御覽》(宋)、《荊州稗編》《三才圖會》(明)、《古今圖書集成》(清)等。上述書籍不管是敕撰的還是非敕撰的，它們都是從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羅列出來，分門別類地進行排列說明的書籍。因此，作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編輯過程中有訛傳、誤抄的可能，使用中應以批判的眼光去對待這些史料。

摘要中國古典音樂最能彰顯中國藝術的生命意蘊，從古代樂論中可以看出：音樂是古代樂家吸納天地創化之元氣，高揚主體之生命情趣的結晶；圓和、清寒、古雅等音樂審美境界，體現出一種大化流衍的生命精神。

關鍵詞元氣樂論境界宇宙意識生命精神

在中國傳統藝術中，音樂最能體現中國藝術的生命意蘊。中國的古典音樂，一直是聲樂占據主導地位，古代音樂推重“自然”，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也”。[1]58器樂的發展也以近乎自然為旨歸，歐陽修《贈無為軍李道士》詩說“音如石上瀉流水”，所謂“音如流水”，就是說琴聲要近于自然之音，即“天籟”。“天籟”是音樂家追求返樸歸真的藝術境界。音樂推崇自然之音，即強調生命蓬勃的情調和生機盎然的化境。

音樂能表現人類生生不息和無限關聯的生命精神,在古代樂家的視野里，“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徜徉天人之際，游心物我之間，手奏五弦之曲，耳聞山水之音。音樂表現為時間的一維性（線性）和空間的無限性，無處不盈，生生流轉。古代樂論中所涉及的音樂創作和音樂審美問題，均體現出中國藝術活潑燦爛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識。

一、樂與宇宙元氣

中國古典哲學認為，宇宙天地是一個大化流衍、生機浩蕩的生命整體。中國哲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以生命為本體的哲學。[2]1中國生生哲學認為，只要是生命，就具有孳生化育之能力，萬物一流轉，天地一無限，新新不停，生生無盡。中國藝術也追求這種生生無盡之趣。中國藝術美學強調，一切藝術生命都是整體中的生命，必自一物之生命表現宇宙全體之生命，“一花一天國，一沙一世界”，從一花一草可洞盡宇宙之奧妙。在微塵中顯大千、有限中見永恒，這是中國藝術的創造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