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問題范文10篇

社區是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元，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加強社區黨建，不斷擴大黨在社區建設和管理中的工作、打牢黨在城市的群眾基礎，對構建和諧社會尤為重要。同志強調：要加強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建設，從建設和諧社區入手，使社區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上發揮服務作用，在密切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上發揮橋梁作用，在維護社會穩定、為群眾創造安居樂業的良好環境上發揮促進作用。去年以來，我們龍虎塘街道以推進城市化建設為契機，以社區建設為重點，堅持把和諧社區建設擺上重要位置，通過整合社區資源、協調部門利益、化解基層矛盾、為群眾排憂解難，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組織在社區建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戰斗堡壘作用、凝聚人心作用得到明顯加強。

一、龍虎塘街道建設和諧社區的基本情況

去年以來，我們街道緊緊抓住城市化推進的契機，結合征地拆遷居民安置情況，充分考慮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將七個村委和老鎮區整合成了二個社區。兩年來，街道投放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推進社區建設升級，使和諧社區建設展現出了良好的態勢。

1、加大投入解決社區硬件設施。近年來，街道財政先后投入900余萬元，全面解決社區服務場所的硬件設施問題。目前，兩個社區的辦公用房面積都在1200平米以上，其中社區集中辦公大廳都在150平米左右。同時，按照社區必須具備“五室三站二欄一場所”的要求，兩個社區已全部布置到位。此外，各社區還設置了老年活動室、棋牌室、書畫室等，為社區居民提供茶語飯后休閑活動場所。

2、組織社區開展三個文明建設。去年以來，各社區分別組建了中老年健身隊、夕陽紅文藝隊、周末大家唱、腰鼓隊、書畫協會等若干支群眾性文體隊伍。社區秧歌隊、合唱團遍地開花；社區廣場文化、公園文化、街頭文化蓬勃發展。社區居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文明程度日益提升，一個和睦相處、充滿活力的和諧社區氛圍基本形成。

3、充分發揮社區黨組織的作用。目前，社區普遍建立了以助困、助學、助老、助就業等為活動網絡的黨、團員志愿者服務隊伍16支，長期活動在社區開展各種扶貧幫困活動。今年來，社區黨組織積極引導社區黨員“帶頭再就業、帶領再就業”，結對幫扶困難家庭77戶、幫助特困生56名、幫教失足青年23名。黨群、干群關系得到了進一步密切。

摘要：在公共政策的體系中，政策問題的構建在政策過程中居于關鍵性地位，直接影響著政策的性質和質量。政策問題構建的環節上結構性地缺失公眾議程，將導致現行決策機制改革的眾多措施失效，形式上的“專家參與決策”面臨著被異化為“隱性內部輸入”的危險。這一結構性缺陷嚴重阻礙中國政府改變政策制定“內部輸入”模式的努力，進而影響政策品質，制約中國政府整合社會利益的能力。

關鍵詞：政策問題構建;內部輸入;公眾議程

1內部輸入：政策問題構建的傳統模式

政策始于問題，之所以需要某項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為需要解決某種特定的實際問題。與政策問題構建相關的社會問題有著巨大的復雜性，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和判斷受著諸多非統一的個體性因素制約（如社會地位、倫理道德、經驗知識等）。如何認識社會問題，如何篩選問題，誰參與篩選問題，不同的方式將導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徑庭。一個事實是否構成問題，一個問題是否構成政策問題，會面臨著很大的異議。誰能在問題構建上把握主導權，就能自然的在這之后的系列環節中占據主動權，就有可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價值分配格局。反之，一項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順利地通過政策輸入途徑到達政策制定系統，那么它們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滿足。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政策問題構建上一直存在著“內部輸入”的問題。“內部輸入”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美國學者羅杰•W•科布。在他的《比較政治過程的議程制定》一書中，將政策議程的模型劃分為三種類型：內在提出模型、動員模型和外在提出模型。這里的內在提出模型即是“內部輸入”。

根據張小明在《內部輸入：解讀當代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輸入機制》一文的定義，“內部輸入”是指“來自于系統內部的對政策制定系統的要求和支持”張文指出，在“內部輸入”模式中，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制定系統外部的社會利益群體輸入到系統中去，而是以黨組織和政府官員主動進行利益要求的認證和利益綜合的輸入。這一決策方式，在計劃經濟時代是與大一統的集權體制相匹配的，因而運行平穩。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決策方式又與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強政府”）相匹配，因而長時間延續下來。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運行，政府范圍的逐步收縮和人們價值取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內部輸入”的機制從公正性和實效性這兩個方面受到了挑戰。

1鋼結構建筑管理存在的問題

1.1鋼結構建筑設計存在的問題

首先，設計項目層層轉包造成設計質量下降。這種問題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大設計院的設計任務繁重，不能面面俱到，那么一些設計任務就不能兼顧，鋼結構設計本身的利潤少，這樣就促使設計任務進行轉包，轉包就會使一些沒有資質的設計機構乘虛而入，最后使得設計質量下降。其次，設計深度不夠。設計院與生產企業溝通不良，使得一些設計并不能達到應有的生產要求，同時很多設計單位的設計水平也不高，對關鍵技術掌握不足這都為鋼結構建筑管理埋下了隱患。除了上述兩種情況之外，照搬照抄國外設計方案，對不合理的方案沒有認真解決。不結合國內現狀，使得建筑結構方案不合理，為充分考慮施工，最終出現用鋼量大，造價驚人的局面。

1.2鋼結構建筑成本管理存在的問題

1.2.1成本管理意識不強在進行鋼結構施工時，很多的管理人員受傳統觀念的影響，成本管理意識不強，缺乏相應的法律、責任意識，對于合同觀念、經濟意識不足。由于沒有完整的成本控制體系，最終導致的成本與預算不符，可能會造成損失。1.2.2員工素質不高，沒有足夠的責任心目前，具有全面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欠缺，管理人員的成本管理知識有限，專業文化水平并不能完全滿足需求。1.2.3材料管理不全面材料的管理不全面，浪費現象也比較嚴重。

1.3鋼結構建筑施工管理存在的問題

1內部輸入：政策問題構建的傳統模式

政策始于問題，之所以需要某項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為需要解決某種特定的實際問題。與政策問題構建相關的社會問題有著巨大的復雜性，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和判斷受著諸多非統一的個體性因素制約（如社會地位、倫理道德、經驗知識等）。如何認識社會問題，如何篩選問題，誰參與篩選問題，不同的方式將導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徑庭。一個事實是否構成問題，一個問題是否構成政策問題，會面臨著很大的異議。誰能在問題構建上把握主導權，就能自然的在這之后的系列環節中占據主動權，就有可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價值分配格局。反之，一項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順利地通過政策輸入途徑到達政策制定系統，那么它們永遠也不可能得到滿足。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政策問題構建上一直存在著“內部輸入”的問題。“內部輸入”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美國學者羅杰•W•科布。在他的《比較政治過程的議程制定》一書中，將政策議程的模型劃分為三種類型：內在提出模型、動員模型和外在提出模型。這里的內在提出模型即是“內部輸入”。

根據張小明在《內部輸入：解讀當代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輸入機制》一文的定義，“內部輸入”是指“來自于系統內部的對政策制定系統的要求和支持”張文指出，在“內部輸入”模式中，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制定系統外部的社會利益群體輸入到系統中去，而是以黨組織和政府官員主動進行利益要求的認證和利益綜合的輸入。這一決策方式，在計劃經濟時代是與大一統的集權體制相匹配的，因而運行平穩。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決策方式又與政府主導型制度變遷（“強政府”）相匹配，因而長時間延續下來。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運行，政府范圍的逐步收縮和人們價值取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內部輸入”的機制從公正性和實效性這兩個方面受到了挑戰。

從公正性方面，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將政策問題的構建權壟斷在一個群體內，容易使政策的目標方向和公共性質根據系統內部成員的偏好發生偏移，成為謀取利益的工具。從實效性方面，在現代背景（主要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內部輸入”模式存在著兩大弊端：一是政策對社會反應極慢，許多公共問題存在已久，直到危機爆發，才被提上議事日程（“非典危機”即是一例證）；二是更多地呈現“單方案決策”，社會公眾無法輸入其它有效的方案，不能多方案的擇優，從而影響了政策質量。

2公眾議程：政策問題構建的結構性缺失

摘要：政策的制定是為了解決問題，因此，制定政策的前提是先要認清問題，然后再根據問題來作出相應的對策。一個政府如果能夠及時確定和認清所有重要的問題，并采取適當的辦法予以解決，那么，這個國家就能達到一個和諧、安定的境界。本文主要從公共政策問題的內涵、特點、標準等方面來闡述如何構建公共政策問題。

關鍵詞：公共政策；問題；構建

一、公共政策問題的內涵

關于公共政策問題，國內外學者中有以下四種代表性的定義：[1]

第一，張金馬認為，公共政策問題與個人、集團、政府部門、政府行為和政府議程有關。公共政策問題是通過個人和團體所提出來的，屬于政府的職權范圍之內的，能夠被政府列入政策議程的，并且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的社會問題。

第二，臺灣學者林水波認為，公共政策問題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覺察到的，與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目標相沖突的，必須向權威當局提出來的，并且當局認為在其權限范圍之內可采取行動來解決的社會問題。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公共政策問題的內涵；問題、社會問題、公共問題與公共政策問題；公共政策問題的特點；判定公共政策問題的標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問題與個人、集團、政府部門、政府行為和政府議程有關、公共政策問題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覺察到的、公共政策問題與社會環境、人的需求和補償要求有關、所謂問題，是指社會期望和社會現狀之間的差距、所謂社會問題，是問題這個大范疇中的一種，可以定義為一種社會期望和社會現狀之間的差距、公共問題，即公眾性、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公共政策問題是一種客觀狀態，是已經發生或存在的社會問題、公共政策問題通常是被人們有選擇地加以限定、分類和評價的、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策問題必須在政府的職權范圍以內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政策的制定是為了解決問題，因此，制定政策的前提是先要認清問題，然后再根據問題來作出相應的對策。一個政府如果能夠及時確定和認清所有重要的問題，并采取適當的辦法予以解決，那么，這個國家就能達到一個和諧、安定的境界。本文主要從公共政策問題的內涵、特點、標準等方面來闡述如何構建公共政策問題。

關鍵詞:公共政策；問題；構建

一、公共政策問題的內涵

關于公共政策問題，國內外學者中有以下四種代表性的定義：[1]

第一，張金馬認為，公共政策問題與個人、集團、政府部門、政府行為和政府議程有關。公共政策問題是通過個人和團體所提出來的，屬于政府的職權范圍之內的，能夠被政府列入政策議程的，并且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的社會問題。

離岸金融市場是全球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產物，它突破了傳統金融市場的國民屬性，可謂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早在1989年，我國就開始試辦離岸金融業務。雖然在隨后的20年中，離岸金融市場的建設一直在進行，但是還未發展到一定規模。與世界上成熟的離岸金融中心相比，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建設還有很大差距。針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應積極尋找解決方案，加以改進，以促進我國離岸金融市場快速發展。

1我國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歷程回顧

1.1離岸金融業務的初創階段（1989—1994年）

這一階段，主要只有招商銀行一家銀行經營離岸金融業務，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1989—1991年招商銀行的離岸總資產從3073萬美元迅速上升到21012萬美元，離岸存款、貸款、業務利潤等指標都上升較快，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獲得了良好的開端。1994年該行的離岸存款達到32283萬美元，比1991年上升312.52%，離岸貸款達到43766萬美元，比1991年上升222.56%，離岸業務利潤達到1346萬美元，比1991年上升395.88%。離岸業務占全行業務的比重在10%~15%。這一階段，離岸業務各種管理規章制度逐步健全起來，業務發展良好。

1.2離岸金融業務的迅猛增長階段（1995—1998年）

1994年以后，中國工商銀行深圳市分行與中國農業銀行深圳市分行相繼獲準開辦離岸金融業務，1996年5月，深圳發展銀行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市分行也獲準成為辦理離岸金融業務的規范試點銀行。至此，共有5家銀行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經營離岸金融業務。1997年我國的離岸總資產、存款、貸款、利潤分別為26.85億美元、23.2億美元、20.6億美元、5747萬美元，其中招商銀行的離岸存款、貸款、利潤分別為13.5億美元、12.1億美元、3999萬美元，分別占全國離岸存款、貸款、利潤總額的58.19%、58.74%和69.58%。1998年我國的離岸金融業務保持慣性，離岸存款、貸款、利潤分別達到23.21億美元、21.32億美元和5157萬美元。我國的離岸金融業務初具規模。

中國共產黨第**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全面分析了形勢和任務，研究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如下決定。

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會和諧是我們黨不懈奮斗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取得了重要進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積極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不懈努力。黨的**大以來，我們黨對社會和諧的認識不斷深化，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取得新的成效。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擁有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各種有利條件。

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和平、發展、合作成為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同時，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我們仍將長期面對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占優勢的壓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完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政治長期保持穩定。同時，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而繁重。特別要看到，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我們黨要帶領人民抓住機遇、應對挑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醫療、住房、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體制機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還不健全；一些社會成員誠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領導干部的素質、能力和作風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適應；一些領域的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中原經濟區特殊的歷史原因造成了農民素質較低、生活條件艱苦、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原經濟區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三農”問題的關鍵和核心在于經濟問題的解決，即快速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只有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因此，農村教育的發展對于“三農”問題的解決將起到關鍵作用，農村教育是解決中原經濟區“三農”問題的突破口。

一、農村教育：中原經濟區建設中“三農”問題解決的突破口

農村教育對農村經濟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早在19世紀，經濟學家就將人力資源即教育看成是經濟發展的資本。他們認為在所有的投資中，對人的投資是最有價值和意義的。日本和印度在農業生產方面的巨大差距并不是土地是否適合于耕作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印度情況要好得多，印度也不吝嗇對灌溉設施的投資。在考慮到所有因素后，事實是，日本耕作者把有用的知識運用于生產方面的技能比印度的耕作者高得多。縱觀世界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源充裕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水平明顯快于其他國家，正是人力資源的差異才導致了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同。只有擁有雄厚的人力資源，經濟才能獲得持續的增長，并最終實現經濟騰飛。而人力資源的積累的途徑主要依靠教育。人力資源的特性在于它具有自我增值性，尤其在人力資源積累的初期，對于人力資源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表現為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形成初始人力資本后,人力資本在生產活動中使用時,通過經驗的積累和對已有知識的運用熟練程度的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只有將農村基礎教育抓好，人力資源才能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目前，我國教育資源并不充裕，怎樣才能使有限的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呢？筆者認為，只有將有限的資源分配到農村，通過向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傾斜，借助農村這個寬闊的平臺，才能培養出各行各業需要的專門人才。農村教育對農村總體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國農村經濟要發展首先在于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靠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以此來適應農業現代化大生產的需要；二靠農民一定知識和技能的掌握，以便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從農業產業中轉移到非農產業中。農村發展離不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則意味著從事農業的農民具有較高的科學素質，以便于應用和操作機械化生產。另外，非農產業對農民科學文化素質也有較高的要求。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都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而勞動者的素質成為競爭中的核心。目前我國農民的科學素質不高，已成為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非農產業轉移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剩余勞動力忙時回到農村，閑時到城市打工，而是讓他們離開土地、離開農村、離開傳統農業，加入到非農產業中。我國許多的勞動者之所以出現從城市回流農村，其主要原因是他們本身受教育程度較差，無法適應現代化的工作要求。非農產業對于勞動者素質要求較高，但其回報通常也要高于農業，因而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者通常能獲得較高的待遇。同時，教育還能提高勞動者在非農產業中的參與度。因此，只有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才能實現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真正轉移。農村教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對“三農”問題的解決具有關鍵作用。我國已經步入工業化時代，城市開始反哺農村，工業開始反哺農業。為提高農民收入，各種優惠政策、補貼不斷出現，這對于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三農”問題的解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卻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如經濟學家林毅夫所言：“要補貼只有多數人補貼少數人，要少數人補貼多數人是補貼不起，到最后造成巨大的財政赤字，再最后一定增發貨幣，那就通貨膨脹了。用財政補貼沒有辦法真正解決貧窮的問題。”確實如此，對于人口龐大的農村來講，各種補貼均攤到每一個人身上時，再大的數目也是微小的。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城市現代化，可行之路就在減少農民數量。德國經濟學家舒馬赫認為：“全部歷史以及當前的全部經驗說明這樣一個事實：最基本的資源是人而不是自然提供的。一切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都是從人頭腦中產生的。”人是社會發展的推動者，教育則為人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所以教育就成為農村剩余勞動者轉移的關鍵。農村教育在“三農”問題的解決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發展農村教育不僅能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還能將農村人口的壓力轉化成人力資源優勢，為我國農村、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所以，必須將農村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二、當前中原經濟區農村教育發展現狀的理性分析

農村教育不僅指農村基礎教育、成人教育，還包括農業教育、農民教育等一系列旨在提高農民文化素質的培訓和教育活動。一方面，中原經濟區農村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各級政府對于農村教育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中央明確指出：要“加快發展農村教育、技能培訓和文化事業，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培養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迫切需要”。同時，對于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國家還實施了資助上學等一系列教育補貼政策，農村義務教育成為教育史上的里程碑。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在我國實行學費全免，而且對于在校生還實行生活補貼，有效地減輕了學生的負擔，調動了學生上學的積極性，真正實現了從“有學上”到“上好學”的政策轉變。另外，我國農村掃盲活動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全國青壯年文盲的比例進一步降低；農村實用技術培訓碩果累累。近年來，隨著農民進城務工和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民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發展。針對這種情況，“農村實用技術培訓”、“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惠及民生的活動相繼開展，培訓累計達數億人次。另一方面，雖然中原經濟區農村教育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首先，輕視農村教育的觀念依然存在。對于農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不能積極主動給予其應有的關注。其次，“重量輕質”的現象更為普遍。一些政府部門和學校為完成“兩基”任務，采用“對策”，蒙混過關，嚴重地阻礙了農村教育的普及。這些問題充分說明，我們的政府和學校還未認識到農村教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此外，農村培訓受益者有限。從數量上來看，培訓的人次還不足農民總人數的一半，遠未達到國家的要求；從效果上來看，許多農民反映，培訓的內容“不實用”、“學到的只是一些皮毛”、培訓的“時間太長”等，農民參加培訓學習的興趣不高，無法達到應有的效果。最后，農村教育經費嚴重缺乏。農村教育經費的不足嚴重影響了農村教育發展的條件和教育質量，農村教育的教育設施、師資等無法適應現代教學要求。

“學校之魂是教師，教師之魂是師德”，教師作為人類文明的傳播者和建設者，在教育教學中起著主導作用。一名優秀的教師可以塑造學生美好的心靈、培養學生高尚的品格，給學生帶來良好的影響。良好的師德是成為一名優秀教師的核心。近年來，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國的民辦高校獲得了飛速發展，《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等相關法律相繼出臺，使得民辦高校成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輸送了大量有用之才。民辦高校的迅速擴張，要求相應的師資力量也能與之同步，但是由于民辦高校的特殊性，其教師隊伍往往是高校畢業生和社會人員，他們大多數沒有經過師范專業的教育，而且，相對來說民辦高校教師福利待遇較低，這就導致部分教師工作責任心不強，缺乏作為一名合格教師所應有的道德，它不僅損害了教師隊伍的整體形象，也危害了學生的身心健康，給民辦高校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阻礙。因此，加強民辦高校師德建設，大力提高教師的道德水平，是新形勢下民辦高等學校建設的一項緊迫性任務。

一、我國民辦高校師德建設現狀

從總體來看，當前民辦高校的大多數教師能夠做到愛崗敬業，無私奉獻，師德主流是好的，積極向上的。但是由于民辦高校的生源素質、辦學條件以及教師自身素質等問題，導致了當前民辦高校教師的師德狀況仍然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育人意識淡薄，關愛學生力度不夠

教育事業是愛的事業，教師在傳授理論知識的同時，必須要尊重和關愛每一名學生，關心每一名學生的身心健康，努力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成為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的師德和業務水平。”可見，尊重關愛學生是黨和國家對教師的基本要求，是教師師德的核心。但是，目前部分民辦高校的教師在其教學實踐中，只注重課堂知識的傳授，片面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教書，忽略了育人的職責。部分教師能夠做到按時上下課，不出教學事故，但是與學生接觸交流的時間卻非常少，沒有用心去關愛學生，對學生心理障礙的排除、個性的發展等問題都漠不關心[1]。不能給學生以積極的引導和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學生與老師的距離疏遠，很難接受和認同教師的一些要求和行為[2]。

（二）缺乏敬業精神，功利思想嚴重